张 信 通

(安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安顺 561000)

秦国地处西北，从一个弱小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到春秋时期进入五霸行列。在五霸之中，秦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文化各方面并不占优势。战国时期位在七雄，战国初期其整体实力在晋国、齐国、楚国之后。商鞅变法确立战时军事化管理体制，这成为秦国后发赶超的转折点，之后不断超越各诸侯国，最终统一六国。秦国军事化管理模式加快了其统一六国的步伐，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做出了深入分析。部分学者指出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大限度调动了军队的战斗力，朱绍侯、林剑鸣、晁福林、张金光、蒋礼鸿、朱师辙、王彦辉等先生有深入探索[1-14]。耕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秦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是秦统一六国的第二条主要原因，秦国政府重视农耕，张金光、田延峰、高士荣等学者多有创见[15-19]，实际上军功爵制和土地改革是互相联系的。为适应耕战体制，秦国新型户籍制度产生，张金光、王子今、高敏、王彦辉、张荣强，台湾学者邢义田、杜正胜，日本学者池田温、关尾史郎等先生多有论述[20-32]。其他诸层面如文化专制、依法治国等相关论著不逐一列举。以上论著专业性强，针对秦国制度层面某一点进行理论分析，不过这很难看到秦国军事化成功管理的全貌，其实秦国军事化管理体制各制度层面是一个整体，彼此互相联系。为了给读者展示秦国转弱为强的基本原因概况，拙文撷取要义，从多角度分别探讨，作概括性阐述。

一、形成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体制

秦献公为恢复秦穆公的霸业地位穷兵黩武，耗尽国内财力、物力、人力，致使秦国军事防御力量薄弱，不堪一击。秦孝公继位后，为使秦国自身不断强大，应对其他诸侯国的入侵，秦国不得不实行改革，秦国战时管理体制应运而生。

秦献公在位期间已感到秦国的政治体制存在问题，为适应社会发展，他在政策法令上进行改革，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33]201献公立七年，改革户籍制度，“十年为户籍相伍。”[33]289后与晋国、魏国作战取胜，“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于少梁，掳其将公孙痤。”[33]201改革后秦国军事战斗力加强。但秦国和东方几个大国相比，政治军事力量有明显差距。秦孝公继位后，改革步伐更大，“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33]202其时强大的诸侯国主要有“战国七雄”，武力统一是历史大势，这就意味着六个强国必须灭亡，留下一个政权国家。完成统一大业取得军事战争的最后胜利，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超强的军事战斗力，其二，要有支持军事战争的足够物质基础。秦国欲承担统一六国重任，变法改革的主要内容正是围绕这两个基本条件展开的。

商鞅主要从三方面着手改革，以此建立战时军事管理体制。其一，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僚制度，以新兴的军功地主取代旧贵族，推行军功爵制，《史记·商君列传》：“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33]2230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立功，即可凭军功授田宅，《商君书·境内》载：“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34]34士兵战场立功，赐爵、授田。五大夫以上爵位，还赏赐税邑。汉初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35]176其精神实质来自秦国，秦国旧贵族渐次退出权利中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33]2230

推行郡县制官僚管理体制。经过商鞅改革，国家形成上下层层统辖的行政管理体系，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史记·秦本纪》：“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33]203秦国在全国推行军民合一制度，新县制由“乡聚”组成，乡是县的下级行政组织单位，聚是最小基层居民行政组织单位“里”的别称，聚建立户籍制度，设有什伍组织。新县制彻底改变秦国旧有血缘关系的封建宗法组织，形成了上下统属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秦国原有的世袭制被新型官僚制取代，这一举措把地方的实际统治权收归中央，实行官僚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郡的主要官吏由秦王任免，排除旧贵族干涉国政，促成全国大权集于秦王一人。

其二，拆分大户，统一户籍编制。《史记·秦本纪》：“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33]2230在基层农村实行十五连坐制，拆分大户成五口之家，打破昔日大家族关系，削减地方大族势力，弱化大族对抗政府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征收更多户赋，统一户籍编制，便于行政管理，这适应了战时管理体制的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国家的人、财、物，政府指令能做到迅速上传下达，收回旧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关于秦国建立的新型户籍制，高先生指出，“《分户令》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挖掘人力资源，增加国家租税收入，扩大徭役来源；有助于改变戎狄风俗，提高秦人的文化层次，使秦文化从戎狄文化圈中超越出来，达到或超越中原文化的水平。”[36]100-105秦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复杂，族源众多，功勋贵族多为地方首领，掌控一族部众，中央难以掌控地方政权。通过户籍改革，秦国把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徭役权和财政军事大权收归中央，地方贵族实权被政府架空，贵族制逐渐退出秦国历史舞台。

其三，依法治国。充分运用法制之长，利用战时秦国各阶层畏惧亡国灭种的心理，以法律约束吏民的思想行动，顺应秦国战时军事管理体制的需要，秦国形成法制性极强的法治社会。

商鞅法治思想形成于战国时期，并在秦国成功推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取得了一定发展，秦穆公曾独霸西戎。但国内阶级矛盾突出，旧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秦国面临周围诸侯国入侵的危险，它的整体发展比其他几个大诸侯国落后，相对积贫积弱，如何才能使秦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商鞅和秦孝公商谈，面对战国七雄，秦国欲超越大国，进而武力统一全境，就必须专任法治，摈弃其他意识形态，确立法家一元化指导思想。

依法治国，关键有两条，一是立法，商鞅说：“法制明则民畏刑，法治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明王之法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34]38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如何落实法律，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唯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34]24这儿讲明了法、信、权的关系。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由君臣共同执掌；信用由君臣共同树立；权力由君主独自控制。君主一旦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就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因此，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且不因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就会安定。二是赏罚分明。“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刑损；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34]3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罪必罚，有功必赏。商鞅强调赏罚分明的重要意义，“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34]28只有取信于民，秦法才能推行，为此商鞅“南门里木”，轰动秦国，其治国主张赢得百姓信任。

二、“农战”基本国策的实施

战国初期，秦国生产力发展迅速，铁器得到普遍推广使用，粮食亩产量大幅提高，农业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商鞅认识到秦国强大必备两个条件：充足的物质储备和军队战斗力，两者相互联系。秦国的农业地理环境优越，商鞅以此为契机推行重本抑末战时经济体制。

商鞅首次提出“农战”基本国策。商鞅深刻理解到农业和战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商君书·外内》：“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34]37《商君书·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34]5战场取胜的前提，必须有充足的战时物资储备，将士的吃穿问题是首要问题。为此，商鞅坚决废除贵族制下的土地国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33]2232汉人所言，证明商君确实大力改革秦国土地制度，《汉书·食货志》：“坏井田，开阡陌。”[37]1125贾谊亦云商君“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37]1137“阡陌”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指每一顷田的大田界，“开阡陌封疆”，就是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全部破除，把秦国旧亩制百步为亩扩大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彻底废除井田制。由于实行全国统一的赋税制度，国家只征收一定比例的农业税，剩余劳动产品归私人所有，这大大调动了民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落实“农战”方针，就必须事本抑末。农业的重要性道理明白，如果人民的温饱不能解决，饥寒至身，不顾廉耻，自然引发盗贼横生，破坏社会秩序。商鞅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34]13吃穿是人的最低级需求，如果民众的基本需要不能满足，无食之民可能成为“盗贼”。如何解决温饱问题，确保社会秩序稳定，“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34]7只有人民安心务农，群众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满足，社会不治拱手而安，“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34]18“盗贼”自灭，国家统治秩序稳定。据此，商鞅首次提出“事本”，把农业做为本业，“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34]14“事本”是圣人治国的基石，“事本”就是落实“农战”具体措施。

将士不但在战场上可以获得爵位，农民勤劳务农，在农场上亦可获得，推行“粟爵制”，《 商君书·靳令》：“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34]23民众勤力农耕粮食有余，可换取爵位。以粟换取爵位，此制秦代一直沿用，“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33]224《商君书·去强》：“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34]10“粟爵粟任”是说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获取多余的粮食可以捐给政府，政府根据粟爵制度授予其相应爵位，农民从而取得为官的资格。因勤劳可以提高政治经济地位，法律制订了旨在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奖励措施，这在最大限度上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地尽其利，人尽其用的目的，秦国物质财富迅速积累，这为秦国统一战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物质基础。户籍制将民众与土地紧密结合，人口、税收、兵役、徭役等与户籍制结为一体，符合战时管理体制的需要，实现中央集权有效控制。

“事本”的同时必须“抑末”，严厉打击私人工商业，由秦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发展国家工商业。“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34]4加重私人经营商品的出入关税比例，商人无利或少利，他们会转向农业。增加国家统制各类产品的能力，“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34]3由政府控制农产品，切断商人的经商途径，他们无法经商，自然回归农业。增加用农产品加工商品的价格，“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34]3以农业原料生产或加工制作的商品，十倍加大税收，人们消费能力降低，商人难以经营自然向农。限制经营范围，禁止旅馆营业。“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34]3这是减少流动人口的有力措施，法律规定停止经营旅馆，他们只有务农，五民无处住宿，大幅度减少流动。废除剥削雇佣制，“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34]3法律强制废除雇佣劳动制，好逸恶劳者无生活资料，只有务农。

为了“事本”，还必须同时严厉约束“五民”，《商君书·算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34]14“谈说之士”“处士”“技艺之士”“勇士”“商贾之士”，他们乐于空谈，对秦国的政治目标无积极意义，相反言多乱法，和依法治国背道而驰，必须严厉管制。

事本抑末之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经济，为战争提供充足的战略物资，为农耕经济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增加关税征收比例，限制商品流动，由国家统管工商业，确立官营工商业的统治地位。重本抑末的实施有利于充分发展农业，把私人工商业限制在政府掌控之内，经济生产结构由国家实现基本控制，兵、农、工、商全部被纳入战时军事管理体制。

三、严格执行厚赏重罚原则

商鞅认为农民积极从事农业劳动，农产品才能丰收有余，国家才能富裕，人民才能支持拥护战争。青壮年积极参军，国家才可能强大。耕战是秦国富强的根本，厚赏重罚是利用法律的强制作用约束人们的言行，引导民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动参与战争，战场立功或者多余粮食上交国家，获得军功爵位。

厚赏重罚的战时军事管理体制强调，“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34]92在政治上长期掌握获胜的战术，国家就一定能强大，直到称王天下。如果民众服从并听信君主的治理，那么国家就会富强，军队打胜仗，执行这一原则，就一定能长期称王天下。“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故强可立也。”[34]96军队生于社会得到治理，又因政策的不同而有差异，好的社会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社会风俗随法治的变化而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民心，胜利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

按照秦律精神，运用厚赏重罚的立法原则，奖惩严明，以收稳固军心，提升军队战斗力。同时，通过对军队编制进行肃整，职责分明，分工协作，做到行听军令，守在民心。秦人多为游牧民族，擅骑射，善武斗。《吴子·料敌》认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38]3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双方的经济、政治、人口数量和军事装备等，重在一国的民心思想状态。战时军事化管理模式更需要法制的规范引导，增强厚赏重罚的力度。

商鞅的厚赏重罚原则到秦国后期也一直在执行。官吏违法，秦法处罚突出“轻罪重罚”，官吏和民众犯一样的罪，各级官吏受判罚比普通民众重。“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39]150基层亭部的吏员害盗和求盗盗窃他人财物，法律重罪处罚。又“求盗盗，当刑为城旦，问罪当驾(加)如害盗不当？当。”[39]151-152求盗偷盗他人或国家财物，“刑为城旦”，这是四年刑重罚，这种“加罪”处罚同样适用于害盗。秩禄较高的基层官吏违法亦受重判，秦简《法律答问》：“有秩吏捕阑亡者，以畀乙，令诣，约分购，问吏及乙论可(何)□(也)？当赀各二甲，勿购。”[39]210部分基层小吏属有秩吏，这些有秩吏捕获逃亡出关的犯人，参与“份购”，政府不但不得奖赏，违法吏员还要受重罚，受罚交给国家两副铠甲。捕捉逃犯是官吏的本质工作，不奖励。如他们把逃犯交给其他人，约定分奖，这是欺骗政府，法律严禁。而一般民众不受此重罚。

里耶秦简亦见轻罪重判记录：“丗年□月丙申，迁陵丞昌，狱史堪【讯】。昌辞(辞)曰：上造，居平□，侍廷，为迁陵丞。□当诣贰春乡，乡【渠、史获误诣它乡，□失】Ⅰ道百六十七里。即与史义论赀渠、获各三甲，不智(知)劾云赀三甲不应律令。故皆毋它坐。它如官书。Ⅱ8-754+8-1007□堪手。8-754背+8-1007背”[40]216乡啬夫渠因走错了出差地点，本应该到贰春乡，结果到了“它乡”，结果他被罚三付铠甲，合计四千多钱。当时的官俸：“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41]3632-3633“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42]32汉承秦，官俸当不会有大的变化，其时的粮价，据岳麓书院秦简记载，“148/0839：米贾(价)石五十钱，今有廿七钱，欲籴米，得几可(何)？曰：五斗四升。152/0305：米贾(价)石六十四钱，今有粟四斗，问得钱几可(何)？曰：十五钱廿五分钱九。其述(术)以粟：(粟米)求之。”[43]74容量单位一斛等于一石，百石小吏年收入不到一千钱，一次罚款抵得上四年的俸禄，这样的判罚显然重了。

四、强化专制文化体制

秦国的战时专制文化体制，对除法家以外的其他百家思想文化进行严厉打击，焚书坑儒是其强力摧毁诸子百家文化的典型实证。商鞅极端排斥其他文化：“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无使战，必兴至王。”[44]45“国有十”指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国有十”必亡，“国无十”必兴，把法家文化绝对化，极力打压摧毁他家文化。

秦国主张愚民政策，“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44]155壹教是教化的核心内容，“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不劝”[34]28，“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依法治国，非法不用，用法律管理一切，教育吏民。用法制思想把民众导向耕战与绝对服从，构建了法制思想统领吏民的文化专制体制。秦人的游牧文化传统深厚，比其他诸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显得落后粗俗，草原游牧文化保留了人类早期原始部落的平等与野蛮、残暴与简单。商鞅变法推行的法家文化是用单一文明与秦国野蛮相结合，更加适合于战国国情。秦国顺理成章成为法家思想生根、发芽、生长的沃土，适应了秦统一六国的需要。秦国不仅在军事管理体制上强于东方六国，在战略位置上也处于有利形势。“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骆、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崡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45]78

秦国唯法独尊，认为各级官吏应当知晓掌控一切，“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34]10用法制力量实现基层民众的控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33]2230从秦孝公到秦统一六国，形成的战时军事管理模式，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治体制，重本抑末的战时经济管理体制，厚赏重罚的奖罚体制，罢黜百家、法家独尊的战时思想文化专制体制，构建了中国古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军事强国，这适应了以战争为主题的战争环境，开创了新型的封建统治模式。

商鞅通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把秦国训练成虎狼之国，整个国家变为一部极具攻击战斗力的机器。商鞅变法的终极目标在于创立不朽功业，统一六国，他挖空心思，专谋军事奇略，在军队中推行。他准确把握到秦人的思想需求，重物质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把军事化管理推向整个秦国。商鞅之大智，就是把军队的管理方法放大至秦国，兵不厌诈，商鞅用尽各种手段，改变了秦国民众的质朴天性，使每一位民众成为国家战斗机器的组成分子，这恰好顺应了战争的需要。商鞅建立的军事化战时管理体制精神被秦国后世所效仿、继承和发展，最终如愿以偿，成就帝王之业。商鞅确立的战时军事化管理体制显然有重大缺失，适合打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其负面效应很快暴露，秦代的速亡是战时军事化管理体制弊端的必然结果，这是另一个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