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启 祥

(汉中市档案馆， 陕西 汉中 723000)

唐乾元二年(759)，诗人杜甫离开生活陷于绝境的同谷(今甘肃成县)，挈妻携孥奔往成都。杜甫从同谷到成都的经行路线，学界一般认为即同谷—栗亭—青泥岭—兴州—飞仙岭—三泉(沿嘉陵江而下)—昭化—剑阁，只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看法。2018年《成都大学学报》发表张世明、董瑞《由杜甫入蜀诗所见杜甫自同谷入蜀路线考》[1](以下简称《入蜀考》)一文，另辟蹊径，经过一番“考证”，得出了“杜甫自同谷出发后，经过宝井堡，在栗亭小憩数天，向南翻过木皮岭，越河池东行至嘉陵江边，溯江而上至两当西坡乡寻吴郁不遇，遂经凤州凤岭连云栈道，南下汉中接金牛道，过益昌、江油，至蜀郡成都县”的结论，勾画出一条同谷—栗亭—青泥岭—两当—凤岭—连云栈道—五丁关—宁强—广元—昭化—剑阁的行进路线。其中“遂经凤州凤岭连云栈道，南下汉中接金牛道”发前人所未发，可谓“新发现”“新见解”，但此新发现、新见解却很难与历史情境吻合；经五丁关、宁强也不符合当时道路实际，有必要辨误纠谬。

一、自同谷入蜀绕行凤州不合情理

唐代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南翻越大散关，过凤州入蜀的道路有两条，一条自凤州西南越马岭关，行故道，经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南折，过兴州(今陕西略阳)入金牛道；一条自凤州南越凤岭，行褒斜道(即明清时的连云栈道)，经褒城(今陕西勉县东)入金牛道。而同谷还在河池之西南，位于秦汉至南北朝时的故道沿线，也就是说，同谷已经远离凤州，处于秦汉时的故道中段，杜甫入蜀，自半道折向凤州，属于逆行，不符合常规习惯。

退一步说，就算真像《入蜀考》所说，“杜甫一家应是从故道向东走连云栈道”，那他也会一开始即从同谷向东北行，经栗亭直接到两当，就近寻访吴郁古宅后前行(当然，杜甫也没有如此行进)，根本不会自栗亭向东南，翻越他自己在《泥功山》诗中所写的“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2]1755的青泥岭，艰难备尝后，再调回头向北，“二度逆行”，这岂非自讨苦吃，不合情理。那么，《入蜀考》为什么要让杜甫在“一家深陷青泥岭淤泥之苦，受尽步履之艰辛”之苦后才回头向连云栈道行，大概是杜甫入蜀经过青泥岭向无异议，故不得不如此“安排”。至于杜甫访吴郁古宅，作《两当县吴十御史江上宅》的时地，笔者赞同孙薇的考证，应为杜甫寓居同谷期间游历栗亭时顺路前往两当所作[3]，而不会在离开同谷前往成都途中绕道访友作诗，更不会翻越青泥岭后再折回头沿嘉陵江北上前往。

二、连云栈道路线不可行

从古至今，人们出行选择道路的特点是尽量选捷径，纵然在道路发达的今天驾车出行，非遇路况优劣悬殊或特殊原因，谁也不会绕道而行。那么，一千多年前食不裹腹、颠沛流离的杜甫，会不会近道不走绕远路，翻越青泥岭后溯嘉陵江而上，到连云栈道(当时称褒斜道)呢？回答是否定的。

按照《入蜀考》的论述，杜甫翻越青泥岭后方掉头北上。过了青泥岭，已经离唐代长举县(今陕西略阳县北白水江北)不远。如果以长举县和杜甫入蜀必经的金牛道上的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北阳平关西)作为参照点，比较一下杜甫直接南下与按《入蜀考》论述路线前行的里程和翻越的山峰，事实就很清楚了。

依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和宋代《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自长举县经兴州、飞仙岭抵达三泉，里程为四百二十里；(1)李吉甫撰，贺次君校点《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卷二二：“长举县……南至(兴)州一百里”(第570页)；[宋]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卷一三五：“(兴州)南沿江至兴元府三泉县一百五十里”(第2643页)；卷一三三：“(三泉县)北至兴州三百二十里”(第2619页)。一百五十里为自兴州循嘉陵江水路至三泉的里程，三百二十里为陆路(即杜甫可以选择的道路)的里程，再加上长举至兴州的一百里，为四百二十里。而自长举经两当、凤州、褒城至三泉，里程为八百四十七里，(2)李吉甫撰，贺次君校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兴州)北至凤州三百五十里”，“(凤州)东至(宜作南至——引者，参见《元和郡县图志》校勘记，第582-583页)兴元府三百八十里”(第576页)，“(三泉县)东北至(兴元)府二百五十里”(第560页)。从兴州至凤州的里程中减去兴州至长举的一百里，从凤州至兴元府的里程中减去褒城至兴元间的三十三里，长举-凤州-褒城-三泉间里程为八百四十七里。后者比前者整整远一倍。何况自长举经兴州抵三泉，按照学界基本认可的路线，杜甫只需翻越小八渡山(今陕西略阳县北大梁子老爷岭)、煎茶岭(今陕西略阳县东南)、飞仙岭(今陕西略阳县东南15公里)等3座山峰，而行《入蜀考》所述道路，须翻越马岭关、凤岭、柴关岭(今陕西留坝县西北)、五盘岭(又称鸡头关，今陕西勉县东)、黄梁垭(今陕西勉县西)5座山峰。如此多走一倍路程，多翻两座山峰的路线，想必谁都不会选择。此外，据凤县蜀道研究专家袁永冰先生讲，杜甫笔下吴郁古宅所在的今两当县西坡镇与凤县之间的灵官峡，山陡谷深，难以逾越，杜甫不可能由此迈上连云栈道。正如田雪《杜甫历徽入蜀行踪初探》所考：“杜甫当年是遵循官道而行的……诗人履徽的经行路线应该是进入栗亭西后，过木皮岭，渡白水渡(即白沙渡)，上青泥岭，经青泥驿，下虞关(即水会渡)，渡嘉陵江后入蜀的。这条道路不但有驿站官道可凭，而且也是同谷进入蜀道最理想的捷径。”[4]故曰，走连云栈道不可行。

三、《晓过凤岭》作为史据不可信

作为《入蜀考》中杜甫行经连云栈道的最有力(也可称唯一)史据是杜甫的《晓过凤岭二首》诗，但此证据靠不住，《晓过凤岭二首》系伪作。

据现有资料，《晓过凤岭》诗首见于清光绪年间《新修凤县志·艺文志卷十》，原书署朱子春纂修、段澍霖协修，[5]亦应即《入蜀考》所援引台北成文出版社朱子春《凤县志》，区别在于前者诗题为《晓过凤岭》，“二首”两字不在诗题内，正文则完全一致。《晓过凤岭》不见于各种杜甫诗集，不见于道光六年(1826)的《凤县志书》；凤县在南宋时归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元明清民国时属汉中府，与汉中长期为一体，但明清时纂修之《汉中府志》，也从来未见《晓过凤岭》诗。如果此诗属杜甫所作，清代的《汉中府志》应必收无疑，因为诗人声望甚隆，且府志资料来源于各县，不会凤县“发现”杜甫诗而《汉中府志》不录。杜甫入蜀诗中的《飞仙阁》《五盘》《龙门阁》作为“汉中诗”尽管存在争议(3)《飞仙阁》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15公里，而蔡梦弼以其在剑阁道；《五盘》中的五盘岭尽管在隶属汉中的三泉县与隶属广元的绵谷县交界地带，但主峰在广元境内；龙门阁在今四川广元市北龙门山上，《龙门阁》非“汉中诗”。，但仍被清代顺治、康熙、嘉庆时期的三部《汉中府志》收录；甚至把韦应物的《听嘉陵江水》误记在杜甫名下；特别是顺治《汉中府志》，还将杜甫《江汉》《武侯祠》《武侯庙》《八阵图》《骆谷》《子午谷》《石柜阁》等多篇基本与汉中无关的诗作收录，它们怎么可能独独遗漏地域无争议的“凤岭”诗！《晓过凤岭》不被早期的《凤县志》和几种《汉中府志》采录，很可能那时还没有炮制出来，或者说已经出现，但不被志书编纂者所认可。

陈尚君先生早年曾有论述：“宋代杜诗散佚的可能性极小，后代补辑的杜诗的可靠性便成了问题。”[6]“可靠性”问题是《晓过凤岭》必须面对的。当然，之所以认为《晓过凤岭》系伪作，更主要的原因是诗作本身的鄙陋。杜甫诗歌的造诣之高在此不必赘言。且不说他的写景诗如何出神入化，就连向人索物、劝人济贫之类琐事入诗都文采飞扬、妙趣横生，而《晓过凤岭》文辞粗糙。杜甫组诗的特色是“各首变化，绝无蹊径雷同”(4)顾嗣立《寒庭诗话》引俞玚评话，转引自萧涤非、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901页。，而《晓过凤岭》两首诗的选词用语、构思表达基本相同，僵滞呆板，没有变化，这在杜甫的组诗中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霜寒曙景动，戴月陟层巅。马足低临树，峰腰侧见天”“壁立当天半，雄奇非一名。疏烟时起灭，叠嶂幻阴晴”，语言生硬，含义浅陋，明显系初学者的“码字”之作。明清时期，模拟而托名之作很多，顺治《汉中府志》中题名苏轼的《赠牛头寺明上人》、嘉庆《直隶绵州志》中题名陆游的《游天池山》、清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中题名李白的《游石门》等皆属此类。之所以说它们系伪作，除了诗词总集、别集未收，或者时间、地理等诗作背景与实际不和等因素外，主要是作伪者之形象思维程度和遣词造句能力与大诗人差距太大，而这是无法掩盖的缺陷。李白、杜甫、苏轼、陆游之诗不是能随便模仿而又不露痕迹的。

四、史料引用、论述方法不可取

为了把一个本身未发生的事件坐实，《入蜀考》对一些史料作了曲解，在论述方法上也有不当。

《入蜀考》曰：“翻过青泥岭，杜甫一家来到嘉陵江和永宁河汇流的合河口。学界多认为杜甫是从水会渡顺嘉陵江而下，即从白水道直到略阳，再取道金牛道入蜀。”在这里，作者显然搞错了概念，误以自合河口顺嘉陵江而下为白水道。白水道与嘉陵江无关，它是自河池之南，经白水峡抵长举之道，是宋代为避开青泥岭之泥泞难行而新开之路[7]46-47，在唐代还未形成。因后来河池、长举废县设驿，故宋代雷简夫在《新开白水路记》中对白水路起始点的表述为：“从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8]436它与唐柳宗元《兴州江运记》文中“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9]299之路的长举至河池南段，为东西两条“平行”之路。而《入蜀考》未理清道路之间的关系，为给杜甫进入连云栈道做铺垫，却引用《兴州江运记》和《新开白水路记》论述道路之艰难，然后说：“杜甫一家深陷青泥岭淤泥之苦，受尽步履之艰辛，不会不顾全家老小性命之攸，冒险走白水峡江路。”其主观意思是，杜甫之所以选择连云栈道，理由之一就是要避开白水路。这是对史料的误读和对道路变化的误解。宋代形成的白水路，非杜甫前行须经之地，它与翻越青泥岭之路一样自北向南延伸，两者非南北接续关系。《宋会要辑稿》中对试图开通白水路、废弃青泥路而引起的矛盾有详细记载，其中“诏兴州青泥旧路依旧置驿馆，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10]946下，即反映了“青泥旧路”与“新开白水路”所经为相近地段的事实。也就是说，杜甫已经经过了青泥岭和白水路地段，刘禹锡、雷简夫文中的描写与杜甫向前行程无关，前路尽管可能依然艰难，但与“冒险”不冒险无涉。杜甫自青泥岭下到兴州，有两条道路可行，一条自长举西南顺嘉陵江而下，称嘉陵路；一条自长举南越小八渡山，经金池院、枸林驿，称金池院路。一般认为杜甫所行为后者(5)参见梁晓明《杜甫自秦州入蜀行迹补正考》，吕兴才主编《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页；孙启祥《蜀道三国史研究》，巴蜀书社，2017年，第46页。，因为嘉陵路在40年后的贞元年间方由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主持开通，而柳宗元在《兴州江运记》中转述严氏之语，谓此道“昔之人莫得而知也”[9]299。

《入蜀考》论述杜甫走向连云栈道的理由之一，是“以探访更安全的入蜀道路”。这是主观臆断，强古人之所难。衣食无着、处于异地他乡的杜甫，只能尽量选择别人都走的大道，怎么可能轻易去“探访”一条未知的道路，“探访”才是“冒险”。唐代，在穿越秦岭的几条栈道中故道最早被辟为驿路，故元和年间的《通典》独称其为“驿路”[11]4576，而在杜甫那个时代，当时的褒斜道亦即后来的连云栈道尽管已经有人经过，但还未经官方正式修筑(6)唐宋褒斜道、明清连云栈道于文宗开成四年(839)方由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奉诏修治。见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0页。，杜甫有什么理由不走官方开辟的大道故道，而要选择一条偏远的地方道路褒斜道前行呢！

《入蜀考》存在着明显的论点先行，抛开事实或常识，削足以适履的现象。文中说：“笔者认为杜甫行经连云栈道，绕开了从白水峡入蜀的路径，白沙和水会两渡便不在嘉陵江徽县段。二渡当在四川广元境内嘉陵江畔。”这是让事实服从于观点的表述。被作者作为依据的《方舆胜览》中白沙渡、水会渡在剑州的记载，早就被浦起龙驳难：“旧据《胜览》以白沙、水回(会)二渡俱属剑州，误也。剑州在剑门南。此去剑门尚远。当即成州渡嘉陵江处。”[12]83作者引《四川通志》的史料，先以白沙渡位于白水江流入昭化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界入嘉陵江处，随后又论述：“(桔柏渡)即嘉陵、白水二江合流处也。”这就产生了疑问，究竟作者认为白水江入嘉陵江处是白沙渡，还是桔柏渡？《水会渡》曰“山行有常程……陟巘仍万盘”[2]1840，昭化一带无高山，非“山行”。看来作者为了把几个渡口都定位在这一带，忽略了诸多明显的问题。当然，一个地方是可以有两个渡口的，但白沙渡、桔柏渡皆为杜甫所过之渡口，他不会在原地“打转”。实则白沙渡、水会渡都不可能“在四川广元境内嘉陵江畔”，因为杜甫自三泉县以南一直沿嘉陵江东岸行，不需要涉过其他渡口，只须过桔柏渡后到达江右，前往剑阁。而如果将二渡定在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普安镇)一带，更不可信，因为这里无杜诗中“畏途随长江”“大江动我前”之景色。

五、其他论述、引证错误

《入蜀考》对杜甫离开青泥岭后行进路线的论证不符合实际，对诗人在金牛道上的行踪论证、表述也有错误。

自唐代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西行入山，经昭化、剑阁到达成都的金牛道，其北段秦汉时、唐宋时、明清时路线不同，唐宋时自三泉县沿嘉陵江而下抵昭化，明清时越五丁关、过宁羌(今陕西宁强)到广元(7)参见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孙启祥《金牛古道演变考》，《历史地理》，第23辑(2008年)。。所以《入蜀考》曰：“杜甫东行至凤岭，过连云栈南栈道，经褒城、勉县、宁强，至四川省广元”“经过连云栈道后，杜甫一家踏上金牛道，翻越宁强五丁关，来到五盘岭”，其表述是不准确的，显示作者不了解道路的变迁，错以途经宁强之路为杜甫所行之道。在此错误“路线”引导下，《入蜀考》相关纪行诗的考证都出现了问题。

既然要使杜甫行连云栈道，必须将杜甫诗集之中《木皮岭》后，《五盘》前的《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地名都定位于《五盘》之后今四川广元市境内。“强扭的瓜不甜”，《白沙渡》《水会渡》定位错了，《飞仙阁》《五盘》也因为路线错误而失之于考。飞仙阁自《方舆胜览》将其定位“在(沔州)东三十里”[13]1207，即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十五公里飞仙岭上之后，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今人萧涤非、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都引用或采信此说，惟浦起龙《读杜心解》采朱鹤龄之说：“在今汉中府略阳县东南四十里”[12]84，方位相同，里程有差异，所指应为一地，其他异说并不多。但《入蜀考》却将飞仙阁定于今四川广元市北之羊摸，并引用了据说是来源于《全蜀艺文志》所载文同《利州绵谷县羊摸谷仙洞记》中的一大段文字作为依据：“又四十里至飞仙岭，一名威凤山，三面环江，峭壁千仞，上有祠宇名飞仙观，其下为飞仙阁，系经行大道，亦栈中之险要。”但是，无论是查检文同《丹渊集》卷二二中，还是杨慎《全蜀艺文志》卷三八中的文同《利州绵谷县羊摸谷仙洞记》(8)参见《丹渊集》，四部丛刊本；杨慎《全蜀艺文志》，线装书局，2003年，第1180-1181页。，均无作者所引之文，显系误录。文中所引文字，可能出自于明清时某位官宦学人的游记，因为其语气与这一时期的许多游记无异，且羊摸飞仙阁确也在明清金牛道附近。此外，作者所谓“清代陈奕禧《益州于役志》亦云……清代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和陶澍《蜀輶日记》也把飞仙岭定位在广元境，杨慎、王世祯、李调元、李化楠等诗人入蜀经广元飞仙阁时都留下大量的诗篇”，所举亦皆为清人。他们的纪行著作或诗篇中确实有飞仙阁，但这个飞仙阁为明清时行人所历，杜甫根本不可能经由明清人笔下的飞仙阁，因为它不在唐代金牛道旁。杜甫《五盘》诗中的五盘岭，亦非《入蜀考》认可的“位于川陕交界咽喉处(陕西宁强黄坝驿乡与四川广元转斗乡的分界线)的七盘岭上”。这是明清时金牛道、当代川陕公路上的同名关隘，杜诗中的五盘在今广元市北大滩镇嘉陵江东岸九井驿穆家坡一带[14]。明清时川陕交界处的七盘关，也无《入蜀考》所谓“号称西秦第一关”之说。七盘关在川陕交界地带四川境内，“西秦第一关”是民国时修筑川陕公路，对陕西境内新形成的一段险路的形象称呼，与七盘关非一地。明清金牛道陕西、四川间的五盘岭(又名七盘关)、飞仙阁，都属金牛道路线变化后，人们对原嘉陵江边地名的“移植”，开始属于附会，日久天长则取而代之。

《入蜀考》通篇还有一不合逻辑处，这就是将杜甫行进路线“搬到”连云栈道后，造成了过凤州后直至五盘岭，经过汉中境内几百里杜甫无有诗作，这实在有违杜甫“自秦州赴成都，所历皆作一诗”(9)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引苏轼语，转引自萧涤非、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第1898页。的纪行诗特点。亦因之形成经过五盘岭后，纪行诗“连篇累牍”，密度太大，以致找不到对应的地名，连将白沙渡、桔柏渡定于一地也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