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承

(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

叶圣陶这位现代著名作家，过往的文学史对其所作的“为人生”五四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定位，对于他不一样的革命人生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新探索，尤其是对他提供的现代“革命文学”发生期本体形态特殊性意义的学术价值有所遮蔽。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叶圣陶同样经历了五四前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巨大动荡，他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五四作家身上更为浓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乃至职业革命家的多重身份角色；即便与郁达夫、王统照、冰心等同属于五四新文学中有影响的小说作家相比，也不只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的简单差异。比如，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创作意义远不是浪漫主义可以涵盖的。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的创作看，郁达夫最早将外部社会政治、现实人生、意识形态的元素和思想资源内化为作品情感的潜流，或暗示于个体精神的呈现，同时还用虚构的文学叙述现实的故事，或以社会人生、政治丰富文学的想象，并且注意与其个人的言行、政治立场交织于一身，创造了现代作家独树一帜的“富丽悲壮的史诗”(1)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第34页。的革命传奇人生。叶圣陶同“五四”时代一大批作家一样，也不是唯一性解读的，他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家庭状况、人生履历。清光绪年间出生于平民之家的叶圣陶，因家境贫寒，中学毕业便进入一所小学担任教员。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的那一年，年仅17岁的叶绍钧找到学校先生说，皇帝已经被打倒，我不能再做“臣”了，并请先生改名“圣陶”(2)刘增人：《叶圣陶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页。。从此，现代文坛不断可以见到署名叶圣陶的文学作品问世。当然，这不只是因为一位作家的名字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五四现代作家许多读过大学，普遍有着留学东洋、西洋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叶圣陶都没有。他一做就是十年的小学教员工作阅历。从1921年到1930年，他先后在5个中学、3个大学教国文。然而，教书也只是他的“兼务”，1923年叶圣陶就应邀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31年起转入开明书店，从编辑做到新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作家叶圣陶在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五四文学之前就有文言小说刊于《小说丛报》《礼拜六》等报刊上；1919年在北京大学《新潮》有白话短篇小说发表；1921年成为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大学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之一；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1928年有长篇小说《倪焕之》在杂志上连载、第5部短篇小说集《未厌集》出版。叶圣陶自述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缘起，总是谦称自己怎样没有学问，“当当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而小说创作都是“偶然的机缘”，因在北京的朋友办杂志索稿，就“作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3)圣陶(叶圣陶)：《过去随谈》，《中学生》1930年第11期。。50岁时叶圣陶对自己的文字和为人写过的短文，用“平庸”(4)叶圣陶：《答复朋友们》，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两字概括，有着对自己的不满意。但是李健吾却说，“喜爱他的平庸”，正是融入作家文字和血肉的“平庸”，“成为我们的经验，好像一个亲人，不用烦(繁)文褥礼，就把温暖亲切的感觉给了我们”(5)刘西渭(李健吾)：《〈西川集〉》,《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3期。。自然，在五四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中，叶圣陶最吸引我们的不是他自我的言说，或朋友的唱和，而是他始终坚持脚踏实地、面向生活和自我、严谨又多产的创作。这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考察他的创作发生发展，探寻到作家最为本真的思想与精神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叶圣陶独特的个性和创作追求，在五四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演进中，非激进思想的先觉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政治革命，也非极端情绪的文学想象和夸张的自我反叛，甚至也不是对生活和社会的成熟、深刻解剖和批判。他面对自己的家庭和人格世界，相对熟悉的教育界生活经历和体验，以对生活和社会人生独有的细致观察、描摹和实录，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学中革命文学的发生，是如何在最平凡的社会人生中，在作家感知和认知、理想与现实之间，在个人无法抗拒的历史与时代涌动向前的潮流中，悄然而至，自觉不自觉地源于最普通人生活之必然。

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里，立足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考察，应该不限于已有现代中国文学史分类。创造社作家由独立个体的自我张扬，将革命的叛逆和反抗，在时代、环境影响下流淌着新青年极度变动的情绪和心理意识；文学研究会作家面向现实人生的社会，将革命的意识和行为，体现于封建奴役的非人的打破，人生相互同情理解的爱和美之生活追求，客观地谛视、书写真实的生活细节，自觉地担当文学者的责任和使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也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标签。比如，现实主义作家叶圣陶在文学创作中写实大于情感，就表现出一种文学史的特例。就其写实性的内容与表现方式而言，他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放大与缩小，也与五四新文学生成的革命文学核心理念现实的社会性、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演变有着关联。

一

叶圣陶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天然的接续，另一方面表现出自觉改造现实主义某些特质的诉求。例如，叶圣陶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创作实践过程的关联，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作家融入社会人生，在最平凡的平民市井中所体味、感受和理解的生活。尤其是在知识者与一般平民之间平静中的冷暖、哀苦、痛楚之爱恨与同情，或本能反应的激越、抗争与紧张冲突之革命意向，将五四以来域外译介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等思潮和写作方式一并予以接受与发展。

五四前后叶圣陶最初的创作实践，与侧重主观表现的创造社作家创作有明显不同，与同为主张文学反映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同仁也是有所区别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由冷静、严肃、执著于人生的写实，徐徐拉开了封建伦理的沉重铁幕和由人与人关系透视的社会改革的大门，从中表现出叶圣陶文学书写的独立姿态。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冰心、庐隐等现代作家，虽然创作伊始都关注社会现实，但是他们在思想和社会价值层面的思考更多于人生的实录考察。冰心以“问题小说”为内容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最后的安息》等小说，是以现实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为引子，激发人们对理想人生、爱的世界的憧憬；王统照的《沉思》《雪后》《微笑》等小说也有人生问题的反映，同样也是重于“爱与美”人道教化对现实的超越。庐隐的创作世界有对生活真切苦痛的描述，读她的《海滨故人》这样的早期小说，与其说是在直面不同女性的人生，倒不如说苏雪林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中所言，更多是在宣泄“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无一愜心”之情绪。这些作家大多早早冲出了自己封建的大家庭，在现代高等教育影响下率先接受了新思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迷茫的发问和美好的理想大于实际的行动，成为一代青年人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更倾向于文学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之寻找。“我们既然承认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批评。那么文学的本质便是人生。所以我说文学的本质应当是哲学。文学所表现所批评的便是某种人生观与世界观。”(6)瞿世英：《创作与哲学》，《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7号。现代作家正是以文学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传达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遥相呼应。叶圣陶与同期作家一样经历着时代的转折。所不同的是，他远离京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城市一隅的边缘乡镇里读私塾，入中小学，因出自平民之家而未能接受现代大学教育，为生计早早做了小学教员。为此，在五四一代先觉的知识分子中，叶圣陶没有像陈独秀等作家那样成为激进的政治思想家，也没有像王统照等作家那样成为直接经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青年学生，而是以自己城镇生活的真切体验和自幼偏爱的文学兴趣，由普通的平民之子无法回避地经历着历史变革和时代动荡。他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形成了平和、踏实和稳健的文化人格，及其严谨而冷静的写作文风，尤其务实地关注自己熟悉的市民生活，并且真诚地表现它们。

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学之前，叶圣陶用文言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刊于《小说丛报》《新闻报》《礼拜六》《妇女杂志》等报刊上。最初写作，他有拿文艺来敷衍生计的动机，自言投稿“为卖之文，凡可以得酬皆寄之”。但是，叶圣陶一开始所抱创作“宗旨：不做言情体，不打诳语……决非愿为文丐者也”，重在“写实，不在虚构。”(7)顾颉刚：《〈隔膜〉序》，《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像《穷愁》《贫女泪》《博徒之儿》《春琐谭》等小说，就作品标题即可见“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8)叶圣陶：《过去随谈》，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丝厂失业的贫穷工人阿松(《穷愁》)；受尽婆婆百般凌辱的贫女云娘(《贫女》)；嗜赌成癖、时常对儿子王根生大打出手的父亲(《博徒之儿》)。这些文言小说并不一味迎合市民的趣味，而是真实地描摹民国初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世相。五四前夕，叶圣陶经朋友介绍入北京大学“新潮社”开始了白话文的新文学创作。1919年2月，他的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刊于同年3月《新潮》第1卷第3期。小说写一个没有名字的农家女子，“伊”15岁出嫁受尽婆婆虐待，丈夫病逝后，婆婆认为“田不种了，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意义”。伊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没有人的尊严和地位，而且最终还如同牲口一样被随便买卖。这里所呈现的正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卑微女子非人的生活。作家在冷静的故事叙述中，将全部意蕴传达在小说结尾的这段话中。这既完成了故事的结局，又杂糅了作家怜悯与苦痛讥讽的复杂情感。这篇小说后来作为首篇被收入叶圣陶第一部短篇集《隔膜》，并改名为《一生》。短篇集里作为作家1922年之前早期创作的20余篇作品，大都是平民日常生活的人与事之冷静叙述，富有含蓄而不夸张的人道关怀和讽喻意味。如在小说《伊和他》《欢迎》《母》《萌芽》《潜隐的爱》等篇目里，借用小说中的话，作家侧重描摹和渲染着“世界的精魂，是爱，生趣、愉快”(《阿凤》)的一种理想美满的平民生活状态。作品所写的学生、低能的儿童、婆婆、媳妇这些普通人，他们的心底有着极深挚的慈爱和情趣。同时，小说中又有真诚目光注视着平民社会底层的人们，叶圣陶寥寥几笔叙述人事情境，或一个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介绍，更多是写与“爱和美”的生活相互映衬的不协调，不经意带出了生活中的血与泪，各色各样的人们心中不同的悲哀。如《阿菊》里家中做零工仆役的父亲、搓草绳的母亲；《恐怖的夜》里受到兵荒马乱战事困扰，在车站等待着外出多年的弟弟归来的哥哥；《阿凤》里佣妇杨家娘与12岁渔家孩子童养媳的阿凤；《寒晓的琴歌》里10余岁就拉琴卖唱的小女孩；《苦菜》里只有一个“还租”念头的种田、买菜的农人福堂；《绿衣》里总是“一种沉重而紧急的脚步”，“瘦削的两颐在灯光里显出苍白的颜色”的送信邮差；等等。叶圣陶最初的这些创作实践，他自己很清楚“文艺的本质是思想情绪”(9)叶圣陶：《文艺谈·二》，《晨报》(副刊)1921年3月6日。，“不应当把小说看得太容易太浅薄，专事探取人间庶事，辄为记录”(10)叶圣陶：《文艺谈·三》，《晨报》(副刊)1921年3月10日。。他的一篇小说和第一个小说集取名《隔膜》，与上述的大部分小说篇目名字、其中内容似乎有些突兀，恰恰体现了作家思想追求。1921年5月30日，叶圣陶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坦言：“我有一种空想，人与人是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我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有一种信念罢了。这一层膜，是有所为而遮盖着的；待到不必须的时候，大家自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以心不是相见以貌。我没有别的能力，单想从小说里略微将此义与人以暗示。”为此，叶圣陶早期小说看似叙事与情感分离、内容与标题相悖，恰如顾颉刚所言：“他所以表现这种微妙的爱，并不是求在象征主义中占一席地位，只是要把残酷的社会徐徐的转变。”(11)顾颉刚：《〈隔膜〉序》，《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

可见，叶圣陶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及其思想情绪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其旨意并不在于发现了社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隔膜”现象之思想的文化批评，甚至也不是五四初期一度流行的“问题小说”“哲理小诗”，许多作家探索人生的发问与哲学的思考，要急切地开出解决人生诸问题的“药方”。他将“隔膜”这一社会现象化为冷静平实的人与事的叙述，温和而有节制的感情表现，这与同期革命作家用政论杂感方式解析此社会病态有着相近似的认识。在清晰与不清晰之间的模糊姿态，倒是代表着当时较为普遍的作家思想的真实。可将上述叶圣陶在通信中的表述、小说《隔膜》的叙事，与李大钊同期《精神解放》短文作一对读。“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的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这种生活，我们岂能长此忍受！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12)孤松(李大钊)：《精神解放》，《新生活》1920年2月8日第25期。在《隔膜》中，叶圣陶描写茶馆里的茶客“每天聚集在这里”，“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藏着”，“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讪笑，诽谤，滑稽，疏远是这里的空气的性质”。小说创作者与政论革命家不约而同地解剖“隔膜”的社会怪象，李大钊“精神解放”的根源分析不无片面简单，叶圣陶认识社会的“信念”也有模糊茫然，这恰恰反映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和其限度。叶圣陶从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动中，触摸到五四时代跳动的“革命”脉搏，这样的面向人生的文学写实，较之冰心、王统照等作家只是发问人生究竟是为什么，人生有没有意义，或沉浸于哲学思索，要更为务实而客观地正视生活。叶圣陶新文学创作伊始就写他熟悉的普通人，唤起人的本性，同时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是他的简单也是他的成熟。为此，现代中国文学最初“革命”的书写，正是通过叶圣陶笔下温和、稳重的普通人思想的涌动，百态世象的人与人关系预示着社会变革的点滴先兆。这不同于陈独秀等思想社会活动家大张旗鼓的政论启蒙“革命”的呐喊，也区别于郁达夫等作家笔下宣泄情绪的叛逆夸张式的“革命”文学表现。

二

1922年以后，叶圣陶的个人生活、工作有了较大变动。“在民间”的“抗争”中，他从市井生活的身份认同到阶级冲突的零星片断场景，真诚的记录，或平实的叙事，勾勒了社会革命和个人变动互为交织的人生线路，最早将现代意识形态某些革命因素逐渐转化为文学想象。

这个时期，现代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迅速急变的时代。此时，叶圣陶在自己家乡城镇做了近10年小学教员的工作，自1921年秋季起，应朋友之邀请先后去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中学、杭州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期间，叶圣陶在“杭州一师”结识了后来的革命作家赵平福(即“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潘漠华、冯雪峰等，与他们组织成立浙江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晨光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成为该社团的文学创作最勤勉的中坚作家。在上海又与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等作家创办出版了第一个专门发表新诗、研究新诗理论的刊物《诗》。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创作丛书，其中包括他在内的8位诗人合集《雪朝》和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等。个人的生活总是与时代社会的大潮起落相生相伴的。当叶圣陶离开故土苏州城一隅的乡镇，走向更为开阔的社会人生之时，现代中国社会既是普通人经历着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又是悄然发生在每一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爱国运动在从高潮到落潮的过程中，1921年，孕育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发生“二七”惨案；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5年上海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遭杀害，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制造了民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初，在上海的后期创造社与中共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发起倡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叶圣陶由家乡做了近10年小学教员的职业，转向去中学大学教书和接手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并没有多少坎坷，而正在迅捷发生着的大时代社会的动荡突变之情势，对于每个生活的普通个体人生来说，这似乎有关又无关的影响着我们的作家。五四之后，叶圣陶小说创作的持续，普通市民生活也并没有什么困扰，正得益于相对平稳安静的教书编辑生活。后来他说：“大概还要写小说，当职业的工作清闲一点，而材料在我心头形成一个凝合体的时候。”(13)叶圣陶：《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41页。截止到1928年底，在大约五六年间，叶圣陶创作出版了《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四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部童话集，与俞平伯合集的一部散文集。这些正是作家所说的“清闲”状态下的创作收获。它们浓缩了作家这段实际生活的素材，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麟一爪的镜像。叶圣陶这样自述：“现在回头想一下，我似乎没有写什么自己不怎么清楚的事情。……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的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14)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作家如此严肃地面对生活，为我们探求五四之后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另一路向，尤其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边缘，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实例。叶圣陶避免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小说往往致力于普遍事实的主题思想、宏大叙事的传达，在娓娓道来的叙述和生活细节、人物心理的还原中，表现普通人的观察和触摸有体温的生活，寻踪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完整而丰满的来去路径。叶圣陶关于“现实”与“真实”的创作理念和其独立的践行，很值得重读和再思考。

1930年代，钱杏邨针对作家创作的取材，指出叶圣陶“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教育小说作家”(15)钱杏邨：《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80页。。19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评价：“以客观的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叶绍钧。”(1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1980年代，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叶圣陶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名手，是一个典型的人生派作家”(1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显然，过往文学史家笔下的叶圣陶小说创作的评判，更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思想内容之主题考量，特别看重外部世界与作家的关联，这应该不无是一种最迅捷提炼作家作品价值的途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寻觅叶圣陶小说创作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最容易理清的线路。但是，“现实主义小说永远的痛楚地挣扎，通过疏远主题说教，以摆脱语言教条式或推论式的运用”(18)[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重新解读叶圣陶小说创作的本体结构组织，也就可以发现对他“教育小说”“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为人生”的作家作品定位，远没有深入小说文本人与事的“真实”世界与作家生活的“现实”环境之多元互动的考察。当钱杏邨给予叶圣陶小说创作“黑暗暴露的多”“表现的人物大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人物”(19)钱杏邨：《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77页。等批评时，实际上，已经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写实主义创作，乃至他们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和某些思想需要的过滤。

叶圣陶小说创作的实际应该远比文学史家批评家概括的思想主题或形象类型丰富而复杂得多。叶圣陶《火灾》以后的小说集，作家一方面继续保持他严肃认真的写实姿态，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在民间”生活里的多重元素叠加，委婉而间接地表达关怀与孤独之情愫；另一方面在并不刻意回避实际情形的真相下，由生活断片客观描摹出某些社会的裂隙，无意识地传导了大时代急剧变动的信息。从这些作品中大体可以看出作家静动交叉视角切入现实的平民生活：一是动态的人生行进中实实在在世界的观察与描摹。“朝阳还没升高，我经过田野间”，我晓行于乡间田头，有了乡村实感的描写与农人面对面的交谈：“前年的灾情真厉害。去年好些吧？”“好些，他冷笑真说”(《晓行》)。“一艘‘常熟快’由小汽船拖着”，“循环通行于乡镇间”，写下了船舱的各色乘客、旅程中好事人的说事，经过村集船上人的眺望与嘈杂，更有我听到“农村破裂的先兆”的沉思(《悲哀的重载》)。长途航船正是一个老妇叙述的“珠儿家的故事”，打破了船上的“沉寂”和乘客的“无聊”，也“引起了我的感情”(《旅路的伴侣》)。舅父带着外甥去贡院参加科举科考试，一路想着随身提篮里“可爱的翠绿的”马玲瓜，应试中一进贡院就吃马玲瓜，赶考结束还想着“回家去要求父亲再给我买两个马玲瓜”(《马铃瓜》)。逃难使得“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思，就现出异样的神色”，潘先生的一家人终于“从兵祸凶险的地方”逃出来，他“乐哉乐哉”的(《潘先生在难中》)。两年未见的藻如与忆云，一天在途中不期而遇，曾有的情愫和现实境况碰撞出彼此心灵的“微波”，却最终静止于“种种窒碍之处”(《微波》)。这些篇目足可见行进中的人生世相和一个个不安的心灵，又与生活中一些意识的弥漫关联。二是静态的生活环境工作场所中人与事的实录。自然，叶圣陶写得最多的场景还是他熟悉的城郊乡镇的中小学校，及其学校里的教员。比如《饭》《义儿》《乐园》《前途》《搭班子》《校长》《抗争》等小说，都集中于学校生活环境的描写和教师诸相各色人物的生动刻画。这些作品中《游泳》一篇为两者融合最佳。喜欢说大话的体育教师司徒先生言与行，串联起“星期日的上午，几位教师聚在休息室里闲聊”，及“一群人奔向”学校后面河边围观司徒先生游泳的场景。作家叙述司徒先生游泳前后的全过程，抓取极富现实感的情景，其场景热闹与冷酷并存。这表现的不仅是学校教育界一角，而且是“一种时代现象，社会生活”(20)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9年第20期。。除此之外，叶圣陶小说也有非常态的性爱人生的描写(《被忘却的》《归宿》)；最底层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生活的关注(《醉后》)；还有儿童世界的纪实(《小蚬的回家》《小铜匠》)，等等。这些人生片断不只是作家熟悉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作家认为“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我“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21)叶圣陶：《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小说月报》1924年1月10日第15卷第1号。。叶圣陶小说静动交叉增强了取材和描写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静动互动介入了人与事的叙述，实写的故事与作家主观立场获得了自然的契合。所以准确地说，在小说世界里，作家更多是对他熟悉的个体和群体内外生活的真诚的体验和细致的观察，从而将这段从五四到大革命时代社会里，一些少被人关注的普通人生活在其笔下还原和复活。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在叶圣陶的眼里，“五四”的一切价值重估，“五四”过后思想的裂痕，困境的突破，生活大变动前的点滴先兆，并不完全都是轰轰烈烈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呈现。相反，将一切放眼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实际人生的本真事相，芸芸众生的情感起伏中的种种“革命”信息。他们可能会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标识，如《孤独》里在家庭亲情、世人面前的老先生，摆脱不了被冷落甚至奚落的孤独之感，只有幼年的深刻记忆，循环不已的思念。这里虽然不是鲁迅小说《孤独者》时代落伍者魏连殳的孤独，也没有郁达夫笔下“零余者”贫困而自怨自艾的孤独，但是家庭与社会的“孤独”何尝不是一体的呢！同样在《平常的故事》中，叶圣陶通过主人公仁地的小家庭理想与现实的抵牾，传导的是一个交替时代常见的惆怅和烦闷之情绪。因为作家本着现实人生的取材，所观察到变化和“革命”气息，更多源于普通人的某一愿望或某一言论和行为；或普通人最实在的本能生存所需、所逼迫的反应。如《校长》《搭班子》两篇短篇小说，叙述故事旨意不在一个光明的结局，而是着重刻画两位小学校长叔雅与泽如的犹豫不决、动摇于习惯势力压迫，最终耽于理想和美好计划。还有在《潘先生在难中》《一个青年》《饭》《去病》《前途》等小说里普通市民的教员、编辑等人生经历和生活片断，都在为不丢掉饭碗，保持一份职业，而忍气吞声地活着。他们不乏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可是都经不住贫困、饥饿的威胁。这一发生于市井阶层的生活面影，难道还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作家主观的意愿吗？当然，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政治革命的迅速推进，再怎样含蓄和节制的生活写实，作家笔下也不免留痕时代的激越气息和呐喊。1924年以后，叶圣陶小说中的现实社会政治内容明显加大。1925年的《线下》小说集的最后三篇小说《金耳环》《潘先生在难中》《外国旗》，都涉猎军阀战乱和士兵生活的社会背景。而1926年的《城中》短篇集里的《演讲》《城中》《到民间》等篇目，学潮、赤化、工人罢工等社会政治术语和事件已经穿插在叙事之中，出现了受新思潮洗礼，有勇气、热情的而并不都是灰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到1928年的短篇小说集《末厌集》，《一包东西》《抗争》《夜》《某城纪事》等小说，黑暗社会，政治斗争、阶级冲突，甚至屠杀、白色恐怖等革命与反革命的镜像，以及投机革命者和反抗斗争者，也都成为了作家写作取材的内容。

从五四到大革命的人生社会的纪录，叶圣陶并非简单地追随社会的进化或激变，而是淡淡地素描，舒缓地叙述，冷静地审视，发掘普通民众身上、生活细节中的变动和革命元素的滋生。这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与表现，提供了又一种有生命体温的书写路径。

三

1928年《教育杂志》第20卷第1号“教育文艺”栏内开始连载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第20卷第12号刊登结束；小说从本年1月份开始到11月15日写完。“严正的态度如实的写”：从个体到集体、家庭到组织，倪焕之的奋斗和精神史透视了社会政治革命的肌理纹路，从而成就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创作的一部典范性“史诗”文本。小说写作和连载的时间正是文坛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大张旗鼓地倡导革命文学，并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时期。但是，无论是作为倡导者还是论争者，小说作者叶圣陶均不在其中。在创作自述中，他说写作这部小说“无所谓对谁最抱同感”，“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22)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37页。。显然，小说并不是为迎合革命文学倡导而作的，比如作者直接投稿的教育杂志社就是非激进的。作家仍然坚守着一以贯之的原则：“如实”“真诚”的创作态度，所写内容也保持了作家之前得心应手的教育题材，学校生活，教师学生为主的人物系列。而他对别人冠以“写实派”作家的判定并不以为然。更有意思的是，同时期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的双方都关注到叶圣陶的这部小说，并且都对《倪焕之》小说做了意见相反的文学批评。钱杏邨认为这“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反封建势力的教育小说”。其小说人物虽然与茅盾笔下人物相近，但是“可以给予相当的宽容”，而茅盾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人物，都是表示着幻灭动摇”；“要给予严厉的指摘和批判的”(23)钱杏邨：《文艺批评集》，《阿英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1、373页。。茅盾也借《倪焕之》立即回应了钱杏邨等的批评，他认为叶圣陶的这部小说是“扛鼎”之作，具有“时代性”，其人物“可以表示转换期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24)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9年5月8卷20期。。这里，他们的不同立场和角度导致文本解读的差异，实际并不重要，关键是针对叶圣陶《倪焕之》小说创作的文本案例，出现的关于革命文学共同话题的批评与反批评之现象。就作品本身而言，小说叙述的倪焕之个人奋斗史，作品所包孕的主人公人生的三大领域——教育、感情和政治(25)[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密切联系着个人与时代的一系列典型而丰富的社会信息。就文学史而言，五四以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小说人物浓重的自传色彩，客观展示了五四以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彷徨于自我独立与社会解放的艰难抉择。小说真诚披露人物一路前行丰富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中革命文学生成可能的多元路向和不同视角的阐释空间。我们如果跳出当年钱杏邨与茅盾等关于应对时代历史之变，而倡导革命文学的论辩思维，回到作家生活的实际和小说客观叙事的创作原点，就会看到，叶圣陶的人生经历和《倪焕之》小说的故事，很大程度并非是刻意为革命文学量身定做的，作家也不旨在革命文学的写作。诚如小说发表不久作家夏丏尊指出的：“评价一篇小说，不该因了题材来定区别。因《倪焕之》中写着教育的事，说它是教育小说，原不妥当。因《倪焕之》中写着革命的事，就说它是革命小说，也同样地不妥当。……作家所描写的是事实，责任但在表现的确否。”(26)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70页。相反，作家自己与其小说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还原本色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朴实平淡的文学镜像与镜像文学的书写之中，呈现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与流变的过程，给予了市井贫民生活的某些本真细节的留存。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究竟是如何还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事实”呢？作家整体创作文学世界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的走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说伊始，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倪焕之就这样描述“武昌光复”的辛亥革命，“武昌新军起事，占领火药局，直攻督署”。“中学堂里，当然也包藏着被激动的心。学生们这样想，现在革命了，还上什么课呢！”再过了几年，“‘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1925年5月31日倪焕之纪实“东方大都市上海，前一天正演过暴露人类兽性，剥除了文明面具的活剧”。随之“‘五卅’惨案”的发生，主人公也参加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市民罢市的社会政治运动。小说最后，倪焕之献身革命的旧同学王乐山，是“被装在盛米的麻布袋里，始而用乱刀周围刺戳，直到热血差不多流完了的时候，才被投在什么河里”(27)《叶圣陶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0、318、318、332、397页。。以曾经给他“好些慰藉”的革命党人惨遭杀害，暗示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情景。这部“多少带着些自传意味”(2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56页。的长篇小说1928年完成以后，不论是激进革命立场的钱杏邨评价小说人物“对革命的阶级没有明了认识”之批评，还是茅盾认为小说是“扛鼎”的工作，夏丏尊说给文坛“划一时代”之肯定，客观讲，他们褒砭之言都与当时社会政治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情势密切关联，乃是假小说评判之名，传导他们的“革命”理解和期待。自然，通读小说也不难看出叶圣陶想要表达的革命观，与当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论争者理解的“革命”并非完全一致。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释革》里指出：“革命”是指“人群中一切有行无行之事物，无不有其”变革。叶圣陶创作的实际与小说本身内容与此所言的“革命”更为贴近。小说中主人公倪焕之的人生奋斗和成长经历，作家只是“严正的态度如实的写”而已，正是以其个人视角对平凡生活的纪实和还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革命，除了社会政治的变动、朝代的更替外，更多的是普通人生活之中带温度的无奈和超常，所反映出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之悄然变化。这突出表现在长篇小说用了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倪焕之的个人成长史。他最初厌恶小学教员的工作，不断更换大同小异的学校，使得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倪焕之憔悴、孤寂，而在遇到留学归来的小学校长、开明乡绅蒋冰如之后，焕发了青春，变成了理想主义的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教育事业。这里有叶圣陶长期教育工作和中小学教员生活的体验与感情的集成，也有他熟悉的朋友人生经历和事情的记载。小说花了比较多的笔墨描绘倪焕之与蒋冰如一起从事教育改良，提倡学校儿童本位，感化关爱式教育并且积极实践学校兴办工场农场，半工半读，学校应该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缩影。显然，即便思想解放的五四过后，在经济相对富庶的江浙的城镇，倪焕之的改良教育的计划实施过程中也都受到重重阻力，很快夭折。这一过程被作家在具体故事情节里、在人物矛盾冲突中写得生动具体、有血有肉。较之短篇小说的片段更有了人世间生活的全景展示。短篇小说里的一个个人物(吴先生《饭》、惠之《前途》、丁雨生《城中》，等等)，一件件事情(《游泳》教员们的无聊围观游泳、《潘先生在难中》军阀割据的战乱、《校长》里的治理校风校纪的新方针，及教员中流言蜚语，等等)，都进入了这部长篇小说中由主人公倪焕之串联起来了。我更认为小说的“革命”意识首先应该来自倪焕之个人成长过程全景式的“自我革命”。作家坦诚地客观写实，“不敢存在玩弄的心思”，完整呈现了倪焕之这类普通知识分子寻路、追求、而又迷路、孤寂的人生经历。小说中倪焕之自我思想革命的高昂与衰落之全过程，表面看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演变的基本线路，而实际上，小说故事的发展、人物的言行在作家笔下是有自己取舍的。比如引导倪焕之思想走向的小说中两个关键人物，即前述小学校长蒋冰如和小说过半出现的过往同学、革命者王乐山。前者对倪焕之一系列有志教育救国的构想和教育改良的实践活动，均给予积极的支持，提供他的学校平台；后者以其红色鼓动、革命激情及其为革命的悲壮献身对倪焕之的思想的每一次波动和最后的彻底幻灭，都有着极大影响。作家的处理还不在于前者写得生动而细致，后者叙述的简单匆忙的粗线条点到为止。小说现实主义的真实是将自己生活经历的人与事化为切身体验和感受的文学世界。在叶圣陶的文学叙事中，前者非虚构的成分较重，而后者多有虚构的印象中的内容。且不说王乐山这个革命者形象对作家的陌生，作品几乎很少对他有着生活化的描写；就是倪焕之一生如此巧合浓缩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大革命失败等近现代中国交替时期所有重大历史的政治事件，这些也都不无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这部小说成功恰恰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家有限制地讲述了倪焕之的个人成长故事。他直接叙述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由一个市民视野、普通知识者的生活所及，尤其是在非政治文化中心地的革命边缘城郊乡镇所见所闻。作家有意与无意的本真写作还原了革命如此悄然发生于生活之中，成就了并不着意于宏大叙事的最接地气的革命文学的另一文本样态。应该说，这些多源于小说家叶圣陶坚持自己独立的写实主义创作立场，努力向外获取自己认知的社会“革命”资源及其叙述策略。

四

《倪焕之》作为五四新文学初始阶段有代表性的革命文学文本，还不只是人物与故事中将社会政治事件的变动要素和主人公理想的教育救国、教育改良的活动有机结合，而更用心于以严谨的态度还原日常生活的青年男女的两性关系、情感世界，将五四以后无法回避的爱情与革命话题最早作出了自己的诠释。

小说中关于倪焕之与金佩璋的恋爱、蜜月生活及其家庭婚姻之过程描写，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中个性解放的爱情、反封建的婚姻之高调，而是揭示了向着生活本真的男女关系，以及由爱情与革命两个话语范畴的抵牾、融合所表现的社会革命之内在张力。小说以“和谐爱情”“美满婚姻”“妻子与同志”的书写，将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伦理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的话题，及其爱情与革命予以了一种极其温和而超常的文学表现。

倪焕之一生理想的爱情婚姻与理想的教育改革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人生最终的悲剧结局，从表面上理解是其现实面前双重“理想”的破灭。可是，叶圣陶在这个人物身上，对五四以来共识的爱情观采取了另一种表达，将男女彼此爱情的缠绵、家庭的和谐、夫妻的温情之细致描写，与历史的政治事件、社会发生的革命活动等多重内容交叉融合，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伊始大量婚姻爱情与革命的书写。小说平实叙述市井平民男女的结合，还原了五四文学表现爱情、描写婚姻、书写革命最为丰富性的一面，提供了传统的回归与现代的追求并不矛盾的生活案例。

小说将倪焕之与金佩璋的相识相爱、同道相知、结婚成家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在此之前，五四时期大量爱情题材的作品尚不多见这样的书写。比如胡适的《婚姻大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郁达夫的《沉沦》、杨振声的《贞女》、张资平的《爱的焦点》、汪静之的《蕙的风》、冯沅君(淦女士)的《卷葹·隔绝》、鲁迅的《伤逝》等作品，集中地表现了来自个体和家庭在恋爱婚姻上的悲剧或痛苦情愫，彰显出自我的个性解放和人对于自由独立的期盼。新文学在一时间如此广泛而突出的婚姻爱情的内容，诚如鲁迅所言：“爱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而无爱情婚姻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29)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2页。现代中国作家最先以生命主体的切身体验和真切感受，大都将自己的婚姻爱情的不幸经历作为了原始的创作素材，甚至直接把虚构的文学等同于真实的生活。情爱与性爱的话题，以及延伸的婚姻和家庭、妇女的问题，本质上是率先觉醒的现代作家们对长期压抑下的精神情感世界的一种宣泄，一种本性的释放，一种追求身与心完整自由的象征。《倪焕之》的主人公倪焕之到学校任教的第二天，结识了女子师范里同学的妹妹金佩璋，大有一见钟情；后来他们又在灯会上不期而遇，一段倾心交谈，彼此并有了互相的爱慕；接下来开始书信交流，金小姐去倪焕之教育改良实验的农场参观，共同的志趣和教师职业，双方感情的发展又进了一层；后来倪焕之写信求婚，爱情之花的绽放，也如同水到渠成。他们开始商量如何说媒、要不要举办浓重婚礼，规划幸福的未来生活，等等。甚至，婚后两个月，金佩璋便有了做母亲的资格，也是那么自然天成。这一切在小说的10个章节里完成，占了全部小说文字三分之一的篇幅。小说爱恋婚姻过程描摹得极有生活的情趣，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彼此感情、心理的发展也写得细腻而生动。其中传统媒妁之言、礼仪孝道，与现代自由恋爱、志同道合，交替时代新旧婚姻爱情观并不矛盾地呈现于这对青年男女身上。叶圣陶以日常生活的市井平民视角，通过倪焕之与金佩璋的爱情婚姻还原生活中普通人之间的温情和谐、美好的人生。小说重心在爱情、婚姻过程的细节描写和两情相悦的情感表达，而不是五四文学作品重在强调爱情本身的革命(包括性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妇女革命等)，或者将“爱情”仅仅作为时代的个性解放的象征。

叶圣陶如此写作，在小说中多少有个人的人生投影，作家本人婚姻经历与其故事情节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开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30)叶圣陶：《过去随谈》，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小说虚构的故事与作家生平的自述构成了两个可以对读的文本。它们的一致在于男女的两性关系，本质上是个人身体经验和性别认同。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即便没有高扬爱情，婚姻彼此也是满意的，并不存在一方的压迫或另一方的反抗。故事和人物的变化出现于小说最后10章，倪焕之被五四运动唤醒，在同学革命党人王乐山的鼓动下，投身于革命的他如同换了一个人。他从“教育救国”转向革命，来到了上海，热衷参与各种集会结社、演讲等社会政治活动。当革命失败后得知王乐山惨遭杀害，理想旋即幻灭。同样，和谐的婚姻也有了变化，妻子金佩璋安心呆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他不满地感叹“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打击，使倪焕之开始迷茫、消沉，极度的悲哀至身体重病而死。叶圣陶小说中的革命只是粗线条呈现，写得较为简单，王乐山被害后小说匆忙结束。但是，倪焕之悲剧结局不是回应大革命的失败，相反激活了爱情。倪焕之病逝后，妻子金佩璋哀伤，“但并不昏沉”，而是觉悟了先前被家务所困，受旧思想的束缚。“心头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我要出去做点事儿；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重新追随当初夫妻共同的志向，她决定“要向外面飞翔”。(31)《叶圣陶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10页。这便“真实地记录了献身民国教育的倪焕之、金佩璋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和情感裂变的种种艰难，其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32)李宗刚：《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925年之后，当五四作家普遍面临着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困扰，叶圣陶本着忠实于现实的理解和生活的体验，并没有像同期或后来的许多作家落入“革命和恋爱的冲突”的陷阱，如蒋光慈的《冲破云围的月亮》、丁玲的《韦护》、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等作品流行主题、人物“定型的观念”(33)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的模式。叶圣陶笔下金佩璋女性、妻子、学生、教师、同志多重身份角色的处理，比起革命者王乐山的塑造要有骨感。男女两性关系、生活和情感的书写，较多于普遍性的活动和本真性的意识的细致展示，金佩璋前后思想的差异与转变基于常态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基础。她殷实的家庭背景和接受的女子师范新学教育，包容了新旧时代诸多复杂而丰富的内容集于一身。对这一人物，作家没有过度的拔高或贬低。小说通过贴近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人生过程赋予了人物的筋骨和温度。为此，她对倪焕之的人生之路，短暂的革命经历不仅仅是一个异性、妻子、伴侣、同志的衬托，更重要的是她既走进了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又参与了倪焕之真实的精神心理的建构。小说最后，金佩璋作出到广阔的社会里的决定，与其说是她的又一次的人生选择，倒不如说是对倪焕之未尽革命事业的自觉认同。金佩璋将走的是不是“一条新的道路”呢？她，包括作家本人也并不清楚，但是“唯有”必须走出去。小说以此结束，有着与人物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就在于爱情与革命、文学与革命、个体与群体的关联，这些对许多人来说，虽然还很模糊但是已经无法回避了。这样一种必须思考、必须行动的决绝过程，也正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真正产生的过程。这是叶圣陶《倪焕之》小说的历史价值意义所在。

叶圣陶此后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参与当时1928年前后热闹时髦的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甚至也没有参加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团体组织。叶圣陶依然本分地做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或教书，或业余时间写作。但是，无论倾听他文学创作字里行间传达的个人心声，还是感受他的创作纳入文学史同辈作家行列的时代共鸣，都能发现作家以自己独有的平民立场一直保持着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并非是一味闭门读书的知识者。如果以叶圣陶1928年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创作时间为界，那么，从1923—1933年间，他的创作道路恰恰为最初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勾勒了一条生成发展的线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非主流革命文学的另一面的样本。前述叶圣陶本着忠于现实生活，为人生的创作起步，1925年之前，一鳞一爪地写他熟悉的小市民的各色各样的生活。小说《潘先生在难中》、长诗《浏河战场》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但是他不是鲁迅“呐喊”“彷徨”式的冷峻的现实批判，而是冷静的观察，忠实的记录，偶有“一讽”而已。1925年以后。他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同胞”的枪弹》等散文创作，与此时的小说《夜》《一包东西》《某城纪事的》等短篇小说，表明作家注意反映“在民间”的“抗争”。至此，1928年的《倪焕之》长篇小说水到渠成，可谓集作家教书生活经历和感怀世事艰难之大成。它是在革命作家张闻天长篇小说《旅途》之后，在政治历史和个人生活相交叉的长时段客观写实中，表现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初期的力作。当文坛进入1930年代的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期，叶圣陶虽然只有《一篇宣言》《多收了三五斗》几个短篇，但是其作品依然可与丁玲的《水》、叶紫的《丰收》、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一同进入革命文学作品行列。最重要的是，叶圣陶仍然保持着他独有的普通平民立场，以及冷静观察、客观写实的创作特点，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尝试不一样的书写，真实表现出社会现实中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革命诉求和革命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