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离开中国大陆辗转定居加拿大，由于种种原因，在最初的许多年，我一直消失于北大师友同学的视听之外。尽管如此，大家的音容笑貌却始终存在于我心中，鲜活清晰，从不曾有丝毫的褪色模糊。不过，这种“存在于心中”的“存在”是十分独特的。国内的老师同学之间，多少有开会、校庆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也很容易找出个理由凑在一起搓上一顿;退一万步说，就算见不上面，至少即时的“靓照”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见到的。而我居住在遥远的枫叶之国，在没有微信又不常回国的岁月，与昔日的老师同学就不免产生了一种“隔绝”之感。这种“隔绝”的最大特点就是所有的人在我心中都永远地定格在了大学时代。尽管自己一天天地老了，头发由黑转而灰白，一条条皱纹爬上了额头，但每当回忆起大学时的情景，每当在信件、电话、电子邮件中传来老师同学的消息，脑海中浮现出的仍然是几十年前老师同学的模样。直到2006年11月，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妻妹突然发来电子邮件说，我研究生导师、北大中文系教授褚斌杰先生去世了。我先是一惊，褚先生带我读研究生时的情形立马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年龄不大，怎么会？接着，心中一沉，我记忆中的褚先生，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形象。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曾经年富力强、谈笑风生的一代鸿儒也都一个个地过了古稀之年，何况那些我在上大学时就已经进入老年的老师们！从此，我添了个新习惯，但凡有空就上网查看所有惦念中的师友故交的消息。

一

我第一个上网查看的是陈贻掀先生。至今记得很清楚的是，微软系统的中文字库没有“陈贻掀”的“掀”字，于是只好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打了“陈贻欣”三字，居然成功了！网上显示的搜索结果有“陈贻欣”，也有“陈贻掀”，排在最前面的是“百度百科”。还没来得及感到兴奋，紧接着看到的信息让我大吃一惊，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陈贻掀（19242000），字一新，湖南省新宁县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会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万万想不到，陈先生竟早于褚斌杰先生6年，在2000年11月19日就已驾鹤西去，享年76岁。而随着陈先生大名在网上出现的另一条目，附有陈先生與师母李庆粤大夫的照片，照片上的两个人依然与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镜春园82号东厢房中所见到的陈先生一模一样。

我之所以首先查看陈贻掀先生的消息，是因为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及研究生期间，接触最多的老师除了导师褚斌杰先生以外，就是陈贻掀先生了。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就是对整个1977级文学专业学生来说，来宿舍看望同学最勤，与大家交流最多的，大概也非陈先生莫属。读本科时，我们中文系文学专业1977级男生都住在32楼3层西头的几间宿舍，女生则住在4层（后迁到31楼）。记得开学不久的一天傍晚，我们宿舍的六个人都在，忽听有敲门声，随着一声“请进”，推门而入的是两位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走在前边的就是陈贻掀先生，陪着他一起进来的是另一位唐诗专家陈铁民先生。后者后来担任了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那是两位陈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宿舍。陈贻掀先生究竟是怎么跟我们班同学熟络起来的，而且那天晚上到底聊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跟陈先生聊天，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从学术界动态、当下的研究热点、文人逸事，到日常生活琐事，只要一开聊，往往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丝毫没有师长辈分间的顾忌与隔膜。论年龄，论资历，陈贻掀先生都是我们师长辈的，可在中文系，陈先生一直享有“大师兄”的谑称，可能是因为他从来不端架子，且性情随和淳厚，待人不分远近亲疏，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也正因如此，我们班同学有事没事都爱找陈先生聊天。我也就这样跟陈先生熟悉了起来。不过，我每次见到陈先生，总是习惯性地尊称为先生。

1978年秋天，是我们上大学的第二个学期，陈贻掀先生给我们班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课。陈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以作家作品带史，详略错落有致。分析起作品来，总是十分投入，讲到兴尽动情之处，还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来。在魏晋南北朝作家中，显然陈先生最欣赏的是陶渊明。陈先生讲起陶渊明的诗境、意趣以及品性时，总是尽可能地揣摩在特定环境下诗人所要抒发的情感与心境，仿佛与诗人声气相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当时我就觉得陈先生本人那种淡泊平和、敦厚清纯的性格颇有几分陶渊明的神韵。后来我读到陈先生的诗作《清晓》：“鸡声驱蝶梦，簷隙人晨光。醒即询农事，晴当薅麦秧。漱流清皓齿，烧竹熟黄梁。饭罢和锄出，江天万树霜”以及《文成渊》：“湖上翔鸥鹭，村中啼午鸡。绿篁临白水，隐隐见荆堤”等，就更加理解了陈先生为何如此推崇五柳先生的诗，理解了作为诗人的陈先生与陶渊明在意趣心境上的契合。陈先生也很欣赏鲍照的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鲍照的人生经历在陈先生那里引起了共鸣。

陈先生讲诗讲到兴起时，喜欢带着吟诗的腔调背诵诗句。虽然陈先生并非私塾出身，但受祖父及父辈的影响，从小就喜好吟诗作赋。在课堂上，陈先生一般是背诗而不吟的，但私下里，吟诗作诗却是陈先生的最大爱好。我曾有幸两次听到陈先生吟诗。一次是在32楼334学生宿舍，一次是在他家。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们，早已不知吟诗为何物了。所以第一次听陈先生吟诗，觉得既神奇又有趣。古诗格律在声调上讲究押韵以及平仄的协调，来配合音乐的韵律。因此古人不是“念诗”而是“吟诗”。但是古诗都是依中古音而作，要“吟诗”，就要依照中古音来读，而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发音与中古音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平上去人中的入声字已经在普通话中消失，唯一些方言仍保留了部分古音的入声字。陈先生是湖南人，说普通话时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每次吟诗，陈先生都用他那带有浓浓湖南味的音韵，把诗歌的节奏、韵律吟得抑扬顿挫，给我们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冲击力，仿佛把我们也带到了中古时代。

陈先生讲课讲得最得意的当然还是他倾毕生之力所专攻的唐代文学。在这一段文学史讲授过程中，我受益最多的是他在讲王维、孟浩然作品时所介绍的山水田园诗派。我也由此对唐诗流派、诗体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陈先生讲课的这个学期，我先后捋清了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线索，对各个流派的代表诗人、作品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没想到的是，后来研究生考试正好有一道有关唐代文学流派的题，我当初所做的课堂笔记以及读书笔记竟然意外地派上了用场。这是上陈先生文学史课的一个“额外”收获。

二

大约是上大三的时候，陈先生为本科生开了“三李研究”选修课。四年本科生涯中，那个学期我的课最重。除了几门必修课，光选修课就上了三四门。那时，我已经基本上确定了研习古代文学史的方向。因此，除了乐黛云先生的“茅盾研究”没有重读茅盾的作品而只是听课做笔记外，其他几门选修课都上得十分认真。不仅花了大量时间精读作家作品，而且广泛阅读了相关的学术论文与研究著作。

一次下课，陈先生要去五院系办公室，我去图书馆，与他同行了一段。我跟陈先生聊起自己读李白的体会。陈先生告诉我清代王琦的《李太白全集》是李白各种注本中比较好的一种，最近刚刚重印发行，他建议我去买一套。此后不久三大本《李太白全集》便摆在了我的床头。陈先生讲李白时，特别提到李白一生中所经历的两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他人生遭际的影响，这段话引起了我对李白从永王李磷一事的浓厚兴趣。李白从磷，历来有“自愿”与“胁迫”两说。而“胁迫说”最早出自李白本人所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如果李白從磷果真是被胁迫的话，为什么同时代的友人对李白因此而入狱，并险遭极刑却无人伸手援救？经过多方面的研究与考证，我就李白从磷事向陈先生提交了《李白从璘辨》一文，作为课堂作业。这是一篇带有考证性质的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写考证文章，自知写得不好，只当是篇普通作业交了。可是没过几天，陈先生便托同学带信给我，要我抽空去他家一趟。

收到这个口信，我心中颇有几分惴惴不安。虽然我曾跟陈先生谈过我对李白从磷一事的看法，他当即对我的想法表示了肯定，同时这篇作业也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完成的，但我还是担心自己的立论、推论是否成立，论据是否充分。不过，不安是不安，我还是在收到口信后的第二天傍晚就去了陈先生的家。

陈先生住在镜春园82号。这座漂亮的院落当时住着两户人家。陈先生住在东厢房，一进院门就是一片修长翠绿的竹子。我顾不上赏竹便急匆匆地叩响了陈先生的房门。陈先生把我迎进客厅，还为我沏了茶。陈先生看出我拘谨中又透着几分不安，便从书桌上拿出了我的文章。我和陈先生离得很近，可以看到他在我的文章上做了很多的批注。陈先生首先肯定了我所提出的李白不但是自愿从磷，而且对李磷谋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看法，认为言之有理。然后，陈先生对我提出的例证逐一进行分析。我在文中提出的第一个证据是，永王李磷手下最主要的将领之一季广琛得知永王李璘在国家危难之际存有谋反之心，毅然率部离去，倘若李白为“胁迫”从璘，这正是逃离的大好时机，但是李白却没有走。这说明李白的确是自愿从磷的。陈先生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同时，陈先生还特别肯定了我对李白十一首《永王东巡歌》的分析，认为我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很有说服力。其中，我发掘并剖析了“帝宠贤王人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一诗中所用的淮南王的典故，来说明李白对永王李磷另立朝廷的企图是清楚的。在明知李磷要谋反的情况下，李白非但不离开，反而借用此典称颂李磷，这充分说明李白从磷是“自愿”的。当时，陈先生还直夸我读书读得细，因为我还挖掘出李白从磷失败后被拘押，在肃宗准备对他处以极刑的情况下，李白曾求救于当时身为刺史的高适，却未见高适任何回复的史实，进一步说明高适深知李白所牵扯的谋反罪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无法援救，并以此作为同时代人知道李白是自愿从磷的又一个证据。

陈先生对我的文章的总体论证做了充分肯定之后，又中肯地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他说，写学术文章特别是考证性的文章在词语的运用上与一般义理文章不同，表述也有差异。除此之外，逻辑推理一定要严密，做到无懈可击。陈先生要我回去认真研读他所做的批注，修改好之后再把文章交给他。我当即大致翻了一下，陈先生对文章的引言部分以及第一节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他不仅在文章两边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做了许多批注，而且还直接修改了文中的一些遣词用句。当时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陈先生见我脸红了，马上对我说，凡是有价值、有见解的文章，我都是这样修改的。这是你的第一篇考证文章，经验不足，我这样给你修改了，就是想把自己多年来做学问的基本路数传授给你，这样你就可以少走弯路。陈先生还建议我看一下他以前写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一文，从中领悟学术文章的写法。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却得到了陈先生如此精心的扶持，让我非常感动，再三向陈先生表示感谢。临别时，陈先生特意跟我说，不光是对你一个人，对你的所有同学，包括我的硕士生葛晓音她们，我也都是这么做的。

虽然陈先生当时说得非常恳切，可我完全不能相信。葛晓音学长可是中文系有名的大才女，文章写得精彩漂亮，陈先生每次提起她来，都是赞不绝口。她的文章，怎么可能还会需要陈先生如此修改呢！我心里虽这么想，嘴上却没有说出来，只是非常感激陈先生会这样来宽慰我。直到前些年得知陈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在网上读到葛晓音学长写的纪念陈先生的文章，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叙述她读研究生时，陈先生是如何精心指导她读书写论文的事，才知当年陈先生所说是实情，并非仅仅是为了宽慰我。

那天我在陈先生家和陈先生聊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时陈先生亲自送我出门。恰逢一阵轻风吹来，陈先生门前的竹丛发出沙沙的响声，竹影在月光下婆娑摇曳。面对此情此景，我突然迸出了《红楼梦》中“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两句。陈先生闻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潇湘馆，住的更不是林黛玉，而是两位老头、老太太。其实那时陈先生和师母李庆粤大夫都只有五十多岁。

三

大概是1980年的9月10月间，学校新华书店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贻掀先生的《唐诗论丛》，我马上买了一本。其实，书中的许多文章早已拜读过了。之所以要买一本是想按照陈先生所指导的路子，边读边揣摩陈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并把自己的读书心得随时记录下来。同时，也想请陈先生在书上题诗签字留作纪念。当我把《李白从磷辨》 一文修改完毕，就揣着陈先生的《唐诗论丛》又一次来到了镜春园82号。

陈先生待客从来没有远近亲疏之分，无论来者是谁，总是沏上一壶清茶，边喝边聊。记得那天陈先生请我喝的是“一枪一刀”的当年龙井。那淡淡青翠茶色，那绽开林立的嫩芽在透明的玻璃杯中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我第一次品尝到如此之美的茶汤，捧在手里欣赏了许久，半天没舍得喝。陈先生见我对茶有兴趣，就跟我聊起了茶与文人的典故和名人逸事，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就是这一次的拜访，让我体会到了茶的妙处和品茶的乐趣，从此喜欢上了茶。1983年我与夏晓虹兄跟随褚斌杰先生去杭州考查，本想也买些上好龙井茶享受一下，不幸买到假茶叶。这以后我真花了点功夫研究茶以及茶文化。后来撰写《中国古代寺院生活》-书时，这点知识还真派上了用场，书中有一段就是介绍僧人对茶道的改革以及茶在寺院生活中的作用。现在，品茶已成了我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那天我把改好的《李白从磷辨》的稿子交给陈先生以后，便取出陈先生的大作《唐诗论丛》请陈先生题诗签字。陈先生戴上老花镜，打开书，用钢笔在书的扉页上以行书题了两首诗，陈先生在落款处还写了“景琳学弟正之”几个字，并加盖了“一新”的印章。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陈先生所题的到底是哪两首诗了。更遗憾的是，这本书我出国的时候没有带上，此后几十年几经搬迁，已不知流落何处。不过，这样一位大学者称自己的学生为“学弟”，让我感到很有几分惊异的同时，也特别感受到陈先生对学生辈的关心爱护以及他平等待人的谦和。那天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陈先生还有“陈一新”这个名字。这两个细节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见陈先生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很有些心绪不宁。主要原因是那阵子有传言说宁夏有关部门曾跟北大打过招呼，要我毕业以后回宁夏。我也曾向班主任张剑福老师求证过这个消息。我是从宁夏考到北大的，而且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会怎么分配，心里没数。我很担心1976级“哪儿来哪儿去”的大学生分配政策依然有效。我也跟北大图书馆201文史阅览室的李鼎霞老师聊起过此事。李老师是在我“泡”图书馆的日子里熟识起来的一位“编外”老师，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李老师的先生白化文老师得知宁夏要我回去，建议我提前报考宁夏大学中文系王拾遗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并且表示，他跟王拾遗先生是老朋友，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做我的推荐人。白先生的话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假如早晚得回宁夏，早点儿拿到硕士学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又实在舍不得北大的老师、北大的图书馆和北大的学习环境。所以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是迷茫，对要不要早些考硕士生也非常犹豫，拿不定主意。

陈先生在我的《唐诗论丛》上签了字以后，还把题的诗吟给我听。他吟起诗来，便沉浸在诗中，使我受到很大的感染，同时也给了我一种勇气。待陈先生吟罢坐定，我突然冒昧地问道，陈先生，我可以打扰您几分钟，跟您说说我自己的事吗？陈先生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于是，我就把自己的犹豫、自己所处的境况都一五一十地跟陈先生说了。没想到我话音刚落，陈先生就问我，如果你想继续深造，为什么不等毕业的时候报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考北大，但想到自己的底子與阅历，的确不太相信自己能够考上。我把自己的顾虑坦白地告诉了陈先生。他对我说，底子是花工夫打下来的，阅历是磨炼出来的。像你这样刻苦用功，一定是可以赶上来的。所以你不需要考虑自己最后到底会不会成功。一旦决定考，就下定决心走下去。即便一次不成功，就还可以再考第二次。有志者事竟成。陈先生的眼神以及语气都让我感到他所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在镜春园82号陈先生住的东厢房，我彻底放弃了考王拾遗先生硕士生的想法，并萌发出报考北大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强烈念头。从此，陈先生的鼓励总是在我耳边回响，并化作我继续刻苦努力的巨大动力。

陈先生看过《李白从璘辨》二稿之后，又做了一些小的批注，并在文章最后写了几句评语，对全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嘱咐我尽快改好交给他，他愿意帮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杂志社发表。陈先生还说他本来是想直接帮我修改加工的，但由于那段时间他自己《杜甫评传》的写作任务很重，视力也不如前，每天工作的时间不宜过长，所以希望还是由我自己修改以后再给他。从陈先生那里拿回这篇文章以后，我并没有马上动手修改，而是想先放一放、沉淀一下再动手。这样一来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视角，修改起来更有新鲜感，二来也更容易发现文章的不足。很快，新学期开始了，我又选了不少课。每天都有很多的书要读，很多课堂报告要写，而且我自己也有了新的写作计划。结果，对《李白从磷辨》一文的修改工作也就一拖再拖，等我终于再找到时间可以静下心来修改这篇文稿时，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已经不好意思再去麻烦陈先生。所以就按照陈先生的建议，再次修改加工以后就直接把文章投了出去。寄出去几个月之后收到了杂志社刊用的回信。但是由于邮局的差错，我后来只在图书馆的刊物目录上见到了《李白从磷辨》一文以及自己的署名，却一直没有收到刊物寄出的杂志。再后来我就出了国，始终也没有见到过印成铅字的文章。

四

1982年本科毕业，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褚斌杰先生的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时常会在未名湖边、在五院、在图书馆遇到陈先生。虽然我不是陈先生的及门弟子，可他仍像我在读本科时那样关心我。每次见面都会问我最近在念什么书。陈先生很喜欢将“看书”说成“念书”，而我每一次也都向他如实汇报。一次，在未名湖边遇到正在那里纳凉的陈先生，就坐下来跟他聊天。陈先生问我，听说你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称你是“拼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有这回事吗？连这个，陈先生也知道了。当时我们1977级文学班有几个同学特别刻苦，平常总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很少跟其他同学出去玩，于是被戏称为“拼命委员会”。大概由于我去图书馆最勤，宿舍里很少见到我的身影，所以被封为“主任委员”，朱晓进兄被封为“副主任委员”，孙霄兵、徐启华诸兄则名列“委员”之中。不知是谁在闲聊时把这事儿透露给了陈先生。听罢，我笑笑算是默认了。陈先生恳切地对我说，刻苦用功读书固然很重要，但读书学习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除了读书学习，人生还有很多乐趣，有很多事可做。比如品茶，比如欣赏自然风光。多些兴趣爱好、充分享受人生，不会影响你的学业成绩，相反，还可以开阔你的眼界，增长你的见识。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可对我来说，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未名湖”。你注意到了吗？未名湖的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韵味。如果你只是一门心思地念书写文章，读任何一本书，首先想的就是有什么学问可做，那你不但错过了欣赏身边各种自然美的机会，体会不到人生并不只有做学问这一个内容，而且也失去了念书的真正乐趣，理解不了念书、做学问与做人之间的内在联系。

那天陈先生的话，说得语重心长，对我触动非常大。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静下心来，对自己大学四年的“拼命”人生做了反省，发现自己在读书、做学问的路上，多少有些误入歧途，错过了很多原本可以享受到的人生乐趣。从此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遵照陈先生的教诲，调整自己的读书习惯，并注意从身边的点滴小事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即便是读书，首先也是欣赏而不只是一心想着做学问了。在陈先生的点拨下，我总算不再那么“拼命”了，但终究是积习难改。只要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就一定要马上写出来。在我们的班书中，我大学时的室友江锡铨兄曾夸张地写道：“景琳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如今一些大红大紫的演艺界大腕，理论上曾经是景琳的门生。以后听说中戏给景琳分了一间房，这房据说曾是曹禺先生的藏书室。而自从入住之后，景琳似乎很得先生书卷气的浸润，心广体胖且文思大进，有段时间以每天8000 10000字的速度疯狂写作——杨柳曾从编辑学的角度做过权威评价：写顺手了，写得手滑。很快出了好几本书，之后不久，翩然去了北美。”每天写八千、一万字，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实在是离谱。不过，只要动起笔来，一天写上五千来字在我这儿的确是常事。不过，自从那晚听了陈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至少我是把写文章、写书当作了一种人生的享受、一个爱好，直到今天。

转眼到了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时候。陈先生知道我很想在大学教书。他听说北师大需要青年教师，便推荐我去见北师大中文系的聂石桥与邓魁英先生。他特地要我把一本自己的书题了字送到聂先生夫妇家，并在书中附了一份引荐信，要我当面呈上。那时，我其实已经知道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向北大要了我，所以去拜见聂先生夫妇时，只把陈先生的书带到，并没有把那封引荐信拿出来。不过，就是这一件小事，也让我深深体会到陈先生办事之周到、用心之良苦，以及他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爱护。

我毕业去了中央戏剧学院。一年后，我妻子徐匋也要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毕业了。按照当时国家学位授予规定，她的硕士学位论文需要有一位校外专家提出评审意见。我本来想请我的研究生導师褚斌杰先生做评审专家，但因为徐匋的论文写的是唐代诗人温庭筠，她的导师冯其庸先生认为请林庚先生或者陈贻掀先生更为妥当。考虑到林庚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最后冯先生决定还是请陈先生。我陪徐匋带着她的论文一起去镜春园82号拜见陈先生，说明来意以后，陈先生慨然应允。徐匋的论文由四部分组成，前三部分是对温庭筠生平事迹的考证，第四部分主要谈温庭筠诗词的文学风格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万字的论文，陈先生只用了一周就把评语写了出来，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陈先生的评语给了徐訇极大的鼓励和信心。由于论文由四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拆出来都可单独成篇，于是她就把自己的四篇论文分别投送给<文史》《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最后都陆续发表了出来。其中《温庭筠开成年间事迹考》《温庭筠从宗密结社考》《温庭筠入蜀考》等解决了温庭筠一些原本不清的生平事迹，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现在，徐訇一提起陈先生，都充满感激之情。

那是我们与陈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也是最后一次畅谈。此后，我们的家安在了张自忠路5号中央戏剧学院的宿舍。我们住进了当年曹禺先生的书房，后来又搬到海淀南路。有了孩子以后，更是杂务缠身，与老师们的接触也不可能像在大学时那么频繁了。此后不久，徐匋与我先后离开了中国，定居海外。而再一次闻知陈先生的情况，竟然已经是他去世6周年之后了。

作者：王景琳，曾任教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为加拿大政府外晤学院汉语言文化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鬼神的魔力：汉民族的鬼神信仰》《中国鬼神文化溯源》及长篇小随《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