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博士后不算学位，我真可以说是严老师的关门弟子了，可能是因为女性，师兄们给我打预防针最多的就是：你要小心，严家炎老师可是北大有名的“严加严”。不知是我真的沾了女生的光，还是年龄的关系，入门后我却发现严老师很慈祥，让我更多感觉到的是老师对我的宽和、扶持与提携。

据我观察，在严老师的高足中，解志熙兄与他相知最深，是唯一一个能够打破师生辈分，不吝公开或私下都敢于和他论争，甚至有时竟会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两位可以说是最知对方长处，也最知对方短处的诤友。

我对严老师是属于“敬而仰之”的学生。不是“敬而远之”，而是“敬而仰之”，“敬”是出于对老师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肃然起敬的“敬”;“仰”是因为我知其高而不能至，“仰之弥高”的“仰”。我和严老师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使我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也不能无拘无束地和老师聊天。严老师文章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其人也是如此，他回答你的问题总是“一语中的”，然后就等着你继续发问。这种谈话风格，两三个回合下来，就让你无言以对。严老师的学生一般都很“怵”这种“冷场”。据讲，只有旷新年是唯一一个不怕“冷场”的学生，严老师不说话，他也能安然地不说话，和严老师一起闷坐着。像我这样的，基本是马上仓皇落逃。所以，在读博期间，我和严老师的交流并不多，但每一次对于我都是至关重要的。

先生做学问主张的是“求实”，他以《求实集》作为自己早期论文的集名，一锤定音地宣示了他所追求的学术道路。对此，我们每个弟子都铭感在心。所以，老师八十华诞时，我们精心策划的礼物就是，各自选一篇最中意的论文汇辑出版，冠以《问学求实录》的题名，向老师汇报弟子们追随师道的成果。

我体会先生主张的“求实”起码有三层意思。其一，言必有据。记得刚到北大报到不久，和严老师谈起如何做博士论文的话题，他首先教我的就是，“要有证据”，“用证据说话”。我觉得严老师一下子就把做学问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论文重在实证说理。从此也似乎给我带上了紧箍咒，每当我阅读作品和材料有了感受、想法和观点都会反过头去再看、再想、再琢磨这些感受、想法和观点因何而生，想明白，落实到支撑的证据后，论文的框架结构基本就有了。

后来，我告诉严老师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资料。严老师也就一句话：“穆时英曾在上海《晨报》上发过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没有严老师的指点，面对历史文献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会无功而返。有了这个线索，尽管费尽周折，终于还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看到了这份发黄的报纸，发现了一批穆时英及其新感觉派的轶文，并由此带出其他报刊，雪球越滚越大，后来严老师和我一起汇编《穆时英全集》时，统计有四十余万字。我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由此取径摸到了根据史料叙事，将文章写实的感觉与方法，感悟到求索“前人本意”与“历史本相”的治学目的与乐趣。

这就要说到先生“求实”的第二层含义，即他一再申明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所谓“实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这是进入研究的第一步，不能将后来的概括及认识与历史事实相混淆;所谓“求是”，即严老师谨守的一条治学原则：“凭原始材料立论”，“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解志熙将其具体化为“合实际的原则，一切分析都必须符合对象的实际——历史的实际、作家的实际和作品的实际”。也就是说，你的述史与评判要把握分寸，而不能晔众取宠，过甚其词，刻意拔高求深。

正因为先生一贯秉持着“实事求是”“凭原始材料立论”的求实精神，其学问做的是实学，其观点才中肯可靠，往往成为不刊之论。如1981年老师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文章，对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所做出的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这是多么简洁而朴素的文字，又多么精准而到位，真可谓评论中的绝顶。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仍然不可改易，历久弥新。

在同一篇文章中，先生还指出了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乃是由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后辈学者对于这一观点，也许会觉得是老生常谈，但也正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从各个角度殫精竭虑地思考、论证这个大论题，才显示出先生的高瞻远瞩，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学科导师的意义。先生不仅最早确立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新方向，也开启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钱理群老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就曾坦诚：“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里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用‘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先生正是从对鲁迅作品与其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研读比较中，对新时代的敏锐感应里最早打破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奠定的现代文学史观，使学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上取得了坚定的共识，开创了研究的新局面。

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潮建立起来的，但他并未止于拨乱反正的一时之需，而致力于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思考与探究，想“从根子上加以清理”，进行“深刻的学风改造”。因此，他提出的治学原则都关系到具有根本性的为学与做人的基本态度，他在《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中所总结的“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的经验，道出了学术创新的正路。

然而，这些朴素至简的经验，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生的“求实”精神中同样不可或缺的第三层意思，即他信守不怠、知行合一的践行。我现在体会，严老师的“严加严”根本是对自己的“严加严”。

先生一谈起学术，总不免叮嘱我们，哪怕为写一篇作品的评论也要把作者的全部作品及其相关资料看完。也即鲁迅所说的要论作家的作品，“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兼想到周围的情形”。真要这样做学问，需花费多少工夫可想而知！但这是先生反思过去的教训，而给学术研究定的“规矩”。试想，你要评论一位作家，不了解他“全人”，有置喙的资格吗？

先生的学问与学识就建立在尽量“求全”阅读的案头准备与深思熟虑上。对于我们这个产生自报刊时代的专业来说，虽说“求全”不可能做到，但先生坚信“最终决定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他的典范之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时间才问梓，如果再加上酝酿的时间，平均每年不过写两万多字。通过广泛的阅读和琢磨，先生才能精准地为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概括出各流派的特征，而成为定见，被广泛袭用。其间所花费的看不见的功夫，从先生说“有好几章写完时都让我觉得仿佛脱了一层皮”的感叹中，掂量出一二。

我很庆幸有严老师这样的专家指导，正是由于先生在史料方面的积累、发现以及研究，使新感觉派小说从历史的尘封中“出土”，才开启和促成了后来新感觉派以及海派在国内外的研究热。我也受惠于此。

还记得读博期间，我将写出的一章论文给严老师看，他将前几页字斟句酌地做了修改，然后让我照此将文字再打磨一遍，并授我“放”和“读”的秘诀，即文章写好后放一段时间再看，要朗读自己的文章，不顺口的地方就要修改。这下我才明白严老师的文章为什么能够那么明晰、简洁和干净。可我当时深受翻译体大长句的影响，喜欢繁复隐晦，更成问题的是急功近利，文章写完就急于发表，哪有时间放下沉淀，再细细斟酌。最近为再版我的博士论文，重读自己的文章时，方不能忍受文字的芜杂，不由得按着老师的教导重新润色了一遍，才觉悟到其方法的奏效。

先生对自己的“严加严”表现在各个方面，前面谈到钱老师坦诚他和黄子平、陈平原给予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以重大影响的三人谈是受到严老师观点的启示，但先生却自揭：“其实，‘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不是我，而是三四十年代的郁达夫和朱自清，我不过是‘最早恢复使用前辈提出的这一标准而已”，强调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不过是促成了向“现代性”的过渡及其标准的建立，先生“实事求是”的分寸感由此也可见一斑。他求真务实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代表着一个时期所达成的共识，如李何林所说：“可以算作一些问题的小结。”

最近我去苏州大学开会，听汤哲声老师说起他的感动。前不久为纪念金庸逝世一周年，他们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趁便请先生做一次“金庸漫谈”的讲座，他本想严先生最早在北大开设了金庸研究的课程，又出了金庸研究的专著，随便和学生聊聊就行了。为让先生能安享苏州园林的金秋时光，还特意把讲座安排在下午。可万万没想到，先生不仅提前准备了讲稿，讲座当天又在下榻宾馆的桌前坐了整整一个上午备课，事后回到北京还让夫人发信息致歉说，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展开，没讲充分。严老师的确一贯如此，不仅讲课要写稿，其专著都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出来的，甚至他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工作讲话也要写稿。他以这种方式保证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提前做好准备，考虑周全。

嚴老师指导学生也同样有条不紊，不仅到位而且适时。他知道你需要什么，缺乏什么，能够有针对性地及时给以引导、示范与提携。随着我的论文一篇篇写出来，严老师又择优推荐给Isabelle Rabut教授，翻译成法文发表。后来还将我的博士论文编入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我能够走上治学之路不能不感谢老师的精心教诲与栽培。

在先生看来，“治学态度也是人生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说的正是先生的一种治学态度，也是他的一种人生态度。人们常说，有时走得远了，会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先生正是以其“实事求是”的精神、作风及其研究成果的知行合一，为学界树立起为学与做人的典范，而成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求实”精神会时时提示我们：学术为何？学术何为？

作者：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