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了发言准备的，因为我参加了严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我的记忆不错，因为我刚才翻到严先生年谱的时候，发现就是2002年。从2002起，到2010年4月这个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经历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八年间多次在严先生的照应下参加，多次与严先生辩论、沟通、请教。严先生严谨和创新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年轻一辈的学者提出来的，相对于传统的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更注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自身演进的时代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持有不同的意见。先生大胆使用这一概念申报国家教育部重点教材项目，体现出先生对这一概念的价值领悟，也体现出先生对学生一辈学术思想的赞同与支持。

正因为课题中有近代文学的部分，我才被吸收到课题组来参加“五四”前部分章节的写作。课题组的成员大多数在北京工作，每次召开课题讨论会，我因为是外地人而成為严先生照顾的对象。在我的印象中，严先生好像不使用手机，每次联系都是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有一次，严先生和夫人到澳门讲学，严先生就让夫人用邮件回答教材编写中的问题，所以我也猜想，严先生使用电子邮件也不如夫人那样熟练，所以夫人是严先生学术上最好的助手。

书稿基本完成之后，严先生在审稿期间，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我所写的梁启超文学革命之前补写了一章，要我看看他补写的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为什么要补写这一章呢？先生解释说，根据他最近一些年发现的史料，认为现代文学的源头似乎应该从维新变法向前推十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而支持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推至戊戌变法前十年的根据有三个。第一，是“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的说法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提出来了，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三十年;第二个论据，是在法国大使馆工作了十六年之久的陈季同以及他的学生曾朴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实现了双向翻译交流，为中国文学参与到世界文学之中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更重要的第三个历史事实就是产生了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即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申报》刊出的《海上花列传》。先生认为以上的文学主张、对外交流和创造成就三个方面的事例都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以有理由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端向前推进。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充满诗意地这样写道：“这三个事实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学海洋中零星地浮现出的若干新的岛屿，但却预兆了文学地壳不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动。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分别提出了书面语与口头语合一，表现现实的复杂人性，小说与戏曲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关注世界文学并与之沟通等历史的诉求，因此它们不但与戊戌失败后的‘诗界一文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传承，而且与二三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呼应，为这场大变革做着准备。新文学实际上是经过三代人共同努力才得以胜利，现代文学的发生既是新文化运动激荡的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学悄然变革之延伸。”严先生“新文学实际上是经过三代人共同努力才得以胜利”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先生把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视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端的两部标志性作品，其立论之大胆、果断，是我所不曾想到的。先生把文学革命前期的这一章加入后，我试图婉转提出不必把陈、韩小说列为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并在定稿会上与其他撰稿人私下“串通”，希望先生把断然的结论改得和缓一点，但先生并不为我们所动，坚持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们在这一“冒险”中体会到先生的另外一面，就是在严谨谦和之外，他的创新和坚毅的学术品格，这引起了我们更多的尊重。

先生八十岁了，祝先生学术之树常青，生命之树常青。

（关爱和，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