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接着赵园，也说说我的故事。我也有赵园那样的记忆。记得当年报考北大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在“文革”中确实写过一些东西，后来通过一位朋友把这些文章给严老师，是严老师向王瑶先生推荐我的。我被录取以后，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事情。因为当时严老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就举了我这个例子，使我在贵州非常出名，出名以后就引起一些反感，于是有一群人联合起来，向北大写了一封匿名信，告我说“文革”后期我曾经写过文章批判邓小平。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你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所以，我就面临一个很可能被退学的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是王先生，还有一个是严老师保护了我，否则我就被退学了。可能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一个中学老师，所以我对严老师是非常感激的。

我觉得严老师这一代人，特别是像刚才赵园说的，是无私的，他总想把自己学生推出去，而不是压制。所以我觉得我这一代很幸运，我的前半生比较曲折，但我自从考进北大，成为王先生、严老师的学生之后，我后半生是比较顺利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觉得背后有老师。王先生去世后，我说一棵大树倒了，但是我还有严老师。后来我也有些曲折的经历，但总觉得无论出什么事、多大事，背后有严老师会理解，会支持，你有错误他会批评，会及时提醒你，就像是后盾一样。

讲到严先生的贡献，刚才孙玉石先生也讲过，他是现代文学界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第一代，就是王先生、李何林先生、钱谷融先生、贾植芳先生;然后接着第二代，最关键的应该是樊骏和严老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当时同时想到的就是严老师。严老师和樊骏两位，他们都参与了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的创造。我觉得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刚才各位也有谈到严老师的“严”，另外一方面呢，严老师又喜欢“争”，甚至到了一种固执的地步。我回想一下，严老师的学术道路，他其实是一路争论下来的。他最早就是跟张钟辩论梁三老汉，后来提出“七月派”，对“七月派”的评价又经历了一场论争，引起轩然大波。我想在他固执于争论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学术观点、一种学术精神作为支撑的，也就是把学术研究當作科学工作。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发现真理。他把学术看作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所以它就不是政治工具，不是利益手段，不是游戏，也不是自我表现。而严老师的好“争”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探索真理的科学态度。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追求、探索真理，但绝不把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绝不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垄断者，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去和别人争。我觉得他对平等的理解，也非常具有启发性。其中一条是严老师不仅敢于和学术权威、大人物争论，同时也敢与同学生、小人物争论，这真的非常难。在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我觉得是严老师他们一代人内在的特点。王瑶先生曾经跟我说，以后大家进行学术评价，我们两个是放在一起的，绝不因我是一老师，评价就一定高于你，反过来也不会因为你比我年轻，你的学术评价就一定高于我。大家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老年人和青年人、老师和学生都是平等的，绝不以权威自居，压制别人，但也绝不因为你年轻，就让你三分。这个非常难，我就做不到，我觉得我有点青年崇拜心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应该有一批人，他们为真理而去坚持、去探索。也许在这一点上，严老师对我有更大的影响，所以我愿意追寻我个人的选择，追随严老师，继续为真理而斗争！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与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