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纪念活动还是比较密集的。樊骏先生去世后，我们组织了一批纪念文章，一直拖到了2013年才出版，题目挺好：“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我自己觉得一次次参加这种活动，实际上是我个人的一个告别仪式。我从来没有“我是为学术而生”的这种想法，也不希望是这样。大家的志向还是有点不同的，所以我不认为有清浊高下之分，都是个人的选择而已。 2014年是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2013年是唐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唐先生纪念活动可能是我们研究室主办，在12月。所以我觉得，这真是要让人想到告别。2013年我退休了，我很享受这种状态。虽然还在做，但是感觉不一样，这种状态还是很好。在人生中，告别其实先于纪念活动就已经开始。

我们离开王先生，离开严老师、樊骏先生，他们那个时候主持学会、学科的时代已经很遥远。说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悲壮，有一点黯然。我们这个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很喜欢划分世代。王先生、唐先生、李何林先生是第一代，然后樊骏、严老师是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诸如此类。之后呢？还有代吗？还有这个世代的概念吗？还能够有些什么样醒目的标记来识辨这个世代呢？我其实已经不知道，因为我已经远离这个专业，不太清楚还有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都很怀念。

一边怀念，我一边对自己说，我们在这个怀念中其实是做了很多删除的。20世纪80年代并不是像我们在有的场合所描述的那样明亮。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个学科来讲，80年代有很值得怀念之处，尤其是那种和谐的内部关系，那么不同的视角，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毫无障碍。我记得王先生、樊骏先生、严老师，组织过不止一次创新座谈会，其实都是为了鼓励新人，一次次地，希望推动人才成长。后来整个的学术生态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止这一学科。所以有些境界，也在告别。虽然说得比较悲观，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樊骏先生、严老师对于学会、对于丛刊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不仅是因为他们做过学科带头人。那么现在还有谁能够像这样无私地忘我投入呢？首先，我要说我不行，我早就离开这个专业，凌宇怕是也不行。老钱，庶几近之，但是可能境界还是有些不同。

赵薇“致青春”现在是个热词。最近我通过老伴读到了高远东的一篇纪念他同学的文章，写得多好啊，我头一次发现高远东散文写得如此文采飞扬。更没有想到，他早年居然还是个诗人。我自己就自惭形秽，因为我感觉到自己从皮肤到文字都已经干巴巴的了。看见当年的东西，就会想这是我写的吗？当年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呢？很奇怪。岁月很无情。在我们中看看，我又要拿老钱来调侃，除了老钱青春永驻之外，全都不同程度发生着变化。至少我跟凌宇都觉得自己老了，确实抵抗不了岁月的力量，不能够像我们的师长辈一样延续自己的学术。在我，确实也是一種告别。我会做别的，但是，学术我觉得适可而止。

1978年我回到了北大，那个时候有点比较好玩的事。在那之前，严老师可能很熟悉，有过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那还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准确的时间。王老师和严老师好像是两派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而我那个时候对派性是很敏感的，在这些事情上会自觉站队。谁说鲁迅一个“不”是不能容忍的，那个时候的心态，现在觉得很奇怪。所以，在回到北大之前，就已经先站队了，那时觉得严老师就很可亲，对王老师就有成见。现在想起来很幼稚，自己也很吃惊，但是那种激情也仍然值得怀念。现在好多时候无可无不可。别人说鲁迅什么不好，我有可能就无动于衷。通过这些小事，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年代。记得以前我跟王晓明开玩笑说，如果有一个“鲁党”，你加入不加入？王晓明当然也知道是玩笑话，当即回答说：“加入。”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太会问这种问题了。我觉得现在变得有点无关痛痒，少了一点派性，但是也少了一点切身之感。对于专业、对于学术的那种全身心的投入，我用过一句话，也可能是别人的，不一定是我自己的：将自己烧在里面。最近，《文艺报》有人来采访提问，就谈到我跟学术的关系。我对学术的态度其实发生了变化。我们自己也有提高，但是仍然有个人成长中的一些代价，这些代价得失有时候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比较得失？

还有一个小故事，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了。我做论文答辩的时候，严老师参加，当时还有樊骏先生，所以别人都说赵园要经历“严骏”的考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以严格出名的。另外，在我到了文学所之后，还有一件事情跟严老师打交道比较多。严老师主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我们所的一个同事承担，但是这个同事一直拖着不交稿，让严老师极其焦虑，万般无奈之下就通过我来催促他。我就跟我这个同事，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说，你要想到你这种做法对严老师是一个折磨。后来严老师甚至被逼得跑到我们文学所，坐在他办公室里等着。我不敢告诉他严老师在那等着，所以把他哄过来，见严老师。

严老师极为认真，对我的意义甚大。我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我读完研究生之后，有一次听严老师说，在我们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所在的考场大概漏记了一项分数。后来严老师发现了，又重新审查了考场，重新记分。如果没有对错误的发现或者重新计分，我肯定现在不会坐在这里。我会是一个中学老师，也可能从中学语文教师这个位置上退休。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幸运。其实回头来想，幸或者不幸，得或者失，本难说得清楚。我只是说它确实是改变了我的命运，就是1978年之后，我的人生被这一次纠错所改变，这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故事。从1978年到今年，确实很漫长，套用“漫长的二十世纪”的说法，确实是漫长的一生中很漫长的一段。回头来想，还百感交集。事实上，心情其实很淡漠，这也是一种老态。

但是我仍然应该说我对于我的老师，对于严老师，对于我不称之为老师的樊骏先生都怀有敬仰。这一代留下的东西不可磨灭，而这一代人也是我们无法模仿的。我常常比较我们跟他们的区别，我们即使是看似相似的地方，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代际之间的区别，我觉得也是个话题，可能留给年轻一代说更好。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