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华，王 洁，王 薇，赵亚君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32）

引言：高校已成为新高考改革主阵地

高考，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教育体系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向高等教育阶段过渡的直接连接。它向下决定着高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格局，长期以来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向上影响着高校的人才培养，因为基于高考的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决定着高校的生源基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培养方式。2014 年开始的新高考改革，被冠之以综合改革之名，更是强化了其系统性、全局性的特质，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牛鼻子工程。因为学段递进的关系等，新高考改革政策落地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对高校来说是具有一定缓释、迟发特点的传导效应。上海、浙江首批试点启动新高考改革，高中教育首当其冲，政策推进较多强调教-考-招联动。本人前期的研究关注和阶段性成果，也逐渐从较多地聚焦高中教育教学的影响，转移到新高考对高校招生工作的影响。随着2017级新生入学，高校开始成为新高考政策实施的主阵地，尤其是在第三批新生（2019 级）也已经步入高校的时刻，我们需要回过头来仔细梳理和分析一下，近三年来高校在接受新高考学生的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新情况，正在经历什么新挑战，以及可能还会继续遭遇什么新问题，而高校又是如何应对的，以及应对的过程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思考和深层次的改进等。

一、新高考改革政策要点及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潜在挑战

尝试探讨新高考综合改革的政策初衷在实践推进中遭遇的现实挑战，大致可归为政策成效评价的研究范畴。作为政策成效评价，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目标参照，即对照改革政策的目标定位，对改革的关键要素点的实现程度，进行相应的分析和研判。

此次新高考综合改革，重点是招录机制的改革，要点是“两依据一参考”，即“对招生录取机制进行重大改革，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此为该政策的关键点。本文的分析即依次从上述要点展开，分析相关政策设计的初衷，及其在试点实践过程中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若干挑战。

（一）统考科目之统一数学卷

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统考科目只保留了语文、数学、外语，较之前的高考科目设置，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法和瘦身，比如文综、理综等不再作为高考统考科目，而以6 选3 或7 选3 的选考科目代之。除此之外，统考科目最大的变化，也是最受关注的变化，是数学不再区分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文科卷、理科卷，而是所有考生使用同一套数学卷。

这项改革举措酝酿之初，即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并且一直都没有消除。这其中，对高校人才培养可能产生影响的要点包括：

在高中文理分科的情况下，文、理科数学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考试范围、考察重点等都有所区别，从难度上说，文科的数学相对较为简单，而理科相对偏难。这跟文、理科学生的培养要求和以后继续深造的数学素养要求有关。一般而言，高中理科学生升入大学后都必须要学习高等数学，因为这是很多理科高中毕业生所报考专业的基础课。

有一个必须承认的客观现象或者说经验事实，是有的人相对擅长文科，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敏感和亲近感，有的人则相对擅长理科，对相对硬科学有着特别的偏好和倾向。反映在数学上，两种偏好相对明显的人在同一套试卷上的成绩可能会比较悬殊。试卷的难度越大，成绩的悬殊可能就会越大。有消息称，国家权威考试机构曾在某省积累了连续4 年的高考等值测试数据，分析显示：“文理科考生的数学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如果以150分满分的数学试卷来计算，文科考生要比理科考生低约24 分，且总体上，成绩排名中上的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分差是最大的。”[1]

现如今采用统一卷之后，要兼顾所有考生的数学学习程度，试卷的难度系数就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要顾及绝大多数考生的得分率，其结果可能会削弱传统理科的难度和区分度。于是，对相对擅长理科思维的学生来说，难度应该是普遍有所降低，这样对相对具有理科或数学天赋的人才而言，可能几乎就失去了挑战性，失去了与其他普通同学的相对比较优势，基本上成为熟练程度、细心程度的较量，稍有粗心，可能甚至不及普通学生得分高。这种片面强化熟练、巩固和认真仔细的试卷，可能会限制某些理科创新性较强的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而从数学成绩来判断个体的智力水平、思维习惯的可行性和准确度大大降低，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区分度会明显降低。

另有一种可能，在既要保证得分率又要保证区分度的背景下，其结果就是难易两极分化程度加大，简单的部分可能会很简单，难的题目可能就会很难，从而可能导致中等成绩的学生被高端学生甩开很远。

（二）学业水平考之合格考

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首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做到学一门清一门，门门过关。此谓“合格考”。就目前高中学校的具体执行情况看，合格考的政策设置对高校人才培养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般情况下，高中学业结业考控制较低比例的不合格率，“混合格”成为比较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在省级、地区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就读的学生来说，除非有人彻底放弃、卷面空白，不然较低比例的总不合格率控制一般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甚至有种说法，结业考想不合格都难。此种情况下，如果是不作为选考科目的课程，基本不用专门下功夫，就可以轻松合格结业，学生真正能够学到多少学科知识，或者了解多少学科基础，都是很大的疑问。

另外，学一门清一门的合格考安排，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抱着混合格很容易的心态，然后考完即彻底丢之脑后，等到高三毕业进入大学之后，就会发现所谓的高中学科知识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整个科目的知识基础几乎就是初中起点。

如此，学一门清一门的结业考制度的综合结果就是：学科系统训练不够，高校人才培养的学科基础薄弱。如果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比较强，还可以通过自学加以弥补，或者任课教师、教务处等系统安排进行补课；如若不然的话，专业课的推进就会相当困难。

曾经有媒体报道，2017 级本科生入学后的“大学物理”第一次统考成绩刚出，新高考改革试点地区生源的学生不及格率比过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达30%）。老师和学生都承认，2017 级没有选考物理的学生入学时基本只有初中物理水平，哪怕大学老师关心、同学帮助、自己努力，也难以弥补巨大的学力差距。生源质量相对普遍偏高的高校，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但中间层次的高校受到的挑战可能更大。

（三）学业水平考之选考机制

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的同时充分发展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给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特长和兴趣选择考试科目的机会，高考科目从统考“套餐”变成选考“自助餐”。此谓选考科目“等级考”。这其中，可能对高校人才培养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要点比较多。

1、高中选考理念与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方向的矛盾问题

按照目前新高考综合改革的基本制度设计，高一下学期就要确定选考科目。而就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来说，近年来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在低年级学生中实施通识教育。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在招生时推行大类招生，在低年级推行大类培养。

有专家就曾明确指出：与选科科目组合增多形成对比的是，2018 年的招生中，越来越多的大学采取专业类招生，将多个相近专业组成一个专业类，学生学习一至两年后再进行分流。“专业类招生能给学生更多选择专业的机会，也有利于落实‘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理念，而创造性人才的知识结构特点就是学科交叉融合。”[2]

另外，学生一般在高一结束时就要确定自己的选考科目，如何判断学生到高三时在哪些学科，乃至在哪些大学专业富有潜质，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

2、考试时间安排造成选考科目分布与未来专业的匹配问题

目前，在上海，地理、生物等级考在高二举行。考生出于分解高三考试压力的考虑，选择在高二将可以参考的科目考掉，于是，地理成为选考人数最多的科目，不少高中学校2017、2018 届的高中毕业生中7-8成选择地理作为等级考试科目。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选考跟高校专业的关联度如何？高校的专业设置中，对地理学科基础有要求的专业大概占到多大比例？又或者，地理科目的学习对大学学习的支撑度达到什么程度？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后续学习直接用到才去学习某科目，而是相比较而言，那些与大学所学专业及职业发展关联度更高的科目，如果只是因为考试时间的安排问题而被弃学，想来并不是政策研制者的初衷。

3、选考科目选择的功利因素与学科专业的关联问题

新高考改革方案设定选考机制的初衷，是给高中学生发展学科兴趣特长的机会，但有些高中学校出于自身条件和相对竞争优势的考虑，将“自助餐”变成了“固定套餐”，并没有从学生兴趣角度出发提供选科机会，加之录取机制目前采用的仍是高考总分大排序，致使易得分科目成为学生选考的首选，比如历史及一些大文科类科目。这样的选考结果，将对人才培养的生源基础、教学进度、培养目标等产生什么影响？有老牌的理工科高校，2017 届新生中出现了两文一理选考学生，其学科基础问题对大学的专业基础课教学构成极大困扰。

宁波大学邵光华团队对5582 个样本的2017 级大一新生的调查分析显示，至少1/4 的学生并非出于兴趣选择选考科目。新高考在让学生进入理想专业方面也不尽人意，没有为学生打下良好的专业学习基础。邵老师研究团队直言，“非兴趣，即功利”。上海、浙江的2017年考生中，就出现了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弃物理等难学科目的现象。由于出于功利性目的弃考物理等科目，带来了考生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高中的知识基础没有打好。邵光华的调查发现，这样的学生接近1/3。邵光华也认为，新高考改革的自由选考和高校宽松的专业科目要求，使学生很难打下好的“对口”基础，过于放开选择性对人才选拔和培养可能并不利。[3]

高校设置了引导目录，但对高中学生来说，并不会首先考虑大学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许多学生认为高分才是第一选择，考了高分报考时选择的余地才会更大，所以选考时根本不看高校专业科目要求，只以可能取得更高分数作为最高目标。在中国教育在线开展的一项针对高中学生选科依据的多项选择调查中，依据学科成绩选科的学生人数最多，占69.99%，其次是依据兴趣和爱好选科的学生，占比为61.47%，而依据大学专业的选科要求进行选科的学生占比为42.28%。当目标高校选考科目要求与自身擅长的科目发生冲突时，有67.1%的学生会按照自己的优势，去调整目标院校或专业，只有14.72%的学生会按照高校的要求，调整自己的选考科目。[4]

4、选考科目等级考实行等第制赋分可能会模糊人才的区分度

选考科目的分数，由合格考的基础分和等级考的等第分合成。等级考环节的等第制赋分，政策设计的初衷意在打破分分计较。但在集中录取机制仍然以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而不是将分数作为门槛资格的情况下，分分计较的问题暂时无解。反倒是在考生规模足够大而等第梯次又相对较少时，同一等第分上的考生，其间的卷面分差距可能较大，而处于不同等第分区的考生，其间的卷面分差别可能反倒不大。尤其在相对高端的位置，以及等第划线临界点的位置，考生的区分度可能会被大大压缩或者人为放大，最终可能造成部分区段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灵敏度降低或模糊。

（四）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

推行综合素质评价，采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记录档案制度，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旨在强化、培养高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兴趣特长、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以更好地破除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唯分数论”。

目前的情况和问题是：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面还相对较小。以目前上海高校本科批次招生中参考使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情况看，约有10%的本科线上考生是通过参考使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招生通道被录取的。虽然相关跟踪评价都反映该通道录取的学生成长性等各方面都比较好，但毕竟录取方式有限、录取人数有限，绝大多数考生只能通过统招批次被高校招录。在量大面广的集中录取环节能否以及如何参考使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是改革走到目前碰到的最大困境，而且是体制性的困境。

暂不论公众对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记录和使用客观、公正问题的顾虑，也不论政府对集中录取机制的强力把控，单从高校角度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高校可能都还没有对自己的生源需求形成清晰的认识，对高考总分之外具备什么潜质的学生更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及通过什么标准和程序来选择适合本校的学生都还处于一种没有明确意识的状态。

（五）对高校招生的影响

综上，新高考改革逐步落地的过程中，某些潜在的甚至未曾料想的情况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而言，面临着供需方面重新调适的不小压力。目前情况看，已经或可能出现的相对比较显性或集中的情况主要有：

1、部分学生可能没有为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确立选考科目时以博高分为第一价值选择而不会优先参考选科指引，可能造成高中学业积累与大学专业之间未必匹配的问题。未纳入高考总成绩的某些科目，学生基础知识的系统性训练不足，造成某些科目总体基础相对较差，继而出现大学课程和专业学习困难的问题。甚至，有些考生根本不了解大学的专业是怎么回事，专业填报时只是凭感觉或道听途说的建议，进了大学才发现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回事等。

2、学生之间差异化程度可能明显放大。在之前文综、理综等考试科目相对固定又是平行志愿录取的框架下，一所学校所录取的学生所处分数段相对集中，无论是横向的知识结构还是纵向的分数分布，都非常接近。在不同选考科目组合、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方式下，有的考生更加看重专业，有的考生更加看重院校，于是普遍出现同一个专业、同一所学校分数区间明显拉大的情况，甚至频频出现五六十分的高低分差值。生源之间横向上的知识储备、纵向上的分数间距都明显更加多样化。

3、不同专业招生计划执行情况差异的问题。因为学校内部专业之间办学特色、质量甚或口碑的不同，可能会出现部分专业志愿填报人数爆棚，而部分专业志愿报考人数不足、需要通过调剂方式加以解决的严重不平衡问题。

调研发现，不少的学校都在或多或少经历其中若干方面的情况，只是不同高校、不同专业遭遇的情况有差异，遭遇情况的程度有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无论是生源自身的问题，还是生源与学校、专业的匹配问题，高校都需要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问题的快速解决，让学生得到尽可能好的成长。

二、高校对新高考生源变化的应对与改进策略

随着新高考改革逐步落地，随着新生录取名单确定、进入高校就读，高校招生部门、教务部门和教学院系等人才培养的微观主体，开始越来越感觉到生源的基本构成开始或多或少有别于往届的学生。

课题组在2017 年底第一届新高考学生入学两个月时的调研，就得到高校方面如下的反馈：新高考改革采用专业（类）招生，学生仅需满足学校专业（类）要求的其中一门选考科目即可报考，故招录的新生其选考科目背景不尽相同，专业基础也参差不齐，而且本地生源与外地生源之间也存在知识结构上的明显差异。这些情况均导致了生源异质性程度增强，人才培养环节的衔接问题已经成为高校关注的焦点问题。

为确保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质量，高校开始针对性地分析生源的实际构成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积极应对，并在应对基础上做好了用以消解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的多方面预案。

（一）对已招收学生培养工作的应对与改进

1、开设暑期课程，夯实基础补短板

考虑到实施新高考改革地区学生选考科目背景差异，以及实施新高考选考方案及未启动新高考改革的不同省市考生高考科目差异和考生知识结构差异等现实问题，有些高校在新高考之后特别开发了新生入学前的暑期网络预科课程，部分专业的学生需要在物理、化学、生物三门中选学，学习结束进行合格测试，测试通过才可以获得入学后进入正式课程学习的资格。类似的暑期基础课程及其测试，为的是把新生的学业基础拉升到高校专业课开课必须达到的水平。

2、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促发展

如前所述，新高考实施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或不同专业之间录取学生的高低分差值拉大的情况比较普遍。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8 年度高招调查报告》的结果，部分原“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在2017 年浙江高考录取中的专业投档分数线也都出现了较大差距，同一所学校内，各专业间最高投档线和最低投档线之间的差值高达60 分之多。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业分差65分，东北师范大学的专业分差61分，西南交通大学的专业分差55 分，四川大学的专业分差49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专业分差45分[4]。

在新生相关学科基础横向、纵向差异都扩大的情况下，有些高校开始尝试实施对入学新生进行分班考，根据相关科目的考试分布情况分别编班，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以力求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3、适度调整培养方案，优化培养方式

考虑到新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各高校也在积极探索有效的人才培养方式，对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如，为强化通识教育成立书院，对学生实行“1+3”两段制培养。新生入学第一学年，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强通识”的思路和要求，学习大类课程。新生第一学期的课程是完全一致的，在第一学期结束之后进行专业确认，第二学期开始实施专业分流，根据不同专业对通识课程设置进行微调。

4、适当放开转专业限制，给学生二次选择的机会

考虑到新生的学业基础和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及胜任力，不少高校都为学生转专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机会。如有的学校明确规定，转专业不考虑学生高考时的成绩和选考科目，满足转专业的基本条件和拟转入专业的要求即可。大一大二的学生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只要是同批次录取的专业，大一的学生可以申请转任何其他专业，大二申请转专业必须是在专业大类内。有的学校则规定，学生在二至四年级均可选择转专业。这样的设置，给了部分学生二次选择的机会，以更好地实现学生兴趣爱好与学校专业之间的双向匹配。

当然，并不是所有转专业的想法都是无条件兑现的，而是实施有条件的全面放开。如有学校对转出全放开，对转入有限制，尤其是对最热门专业实施控制。有学校规定，学生每个学期成绩必须在前30%，且要通过转入专业的考核（笔试和面试考核），各个二级学院自主制定转入的标准，每个专业允许转进的学生比例是10%，因此最终实际转成的人数基本占报名人数的30%左右。

（二）改善招生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长远布局

1、积极落实选考科目指引，变“被动收档”为“前置引导”

在新高考改革试点之初，相关方案规定，对于高校指定的选考科目范围，考生只需有一门科目在范围内即可报考该专业，这对于考生来说是比较宽松的，选择的余地比较大。但由此造成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招生需求和生源的不匹配，以及有些高校为了扩大生源而盲目不设置选考科目限制导致选考科目要求不科学等问题。之后，在教育部文件指引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各高校积极落实选考科目引导机制，将其作为高校招生工作由“被动收档”到“前置引导”的主动作为。如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2020年拟在浙招生普通高校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统计，在2020 年拟在浙江招生的两万七千多个专业中，限物理一门科目的专业数占所有招生专业的比例为22.17%。而此前公布的《2017年拟在浙招生普通高校专业（类）选考科目范围》中，该比例仅为3.9%[4]。有些地区和高校的部分专业甚至提出考生必须同时符合2 门或3 门选考科目才能够填报相关专业志愿的要求。

2、尝试实施大类招生，延缓专业细分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大类招生，让学生在通识课程阶段学习一至两年后再进行专业分流。这样做，有学校是秉持“创造性人才的知识结构特点就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对大类通识教育“厚基础、宽口径”人才培养的践行；也有学校是针对新生入学之初，部分基础课程的参差不齐和相对薄弱情况的“无奈”之举，在集中强化基础之后再根据志愿和成绩进行专业分流，等于给了学生更多的时间和多一次机会，在大学的文化和环境熏陶下，逐渐认识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潜能在哪些方面，在此基础上再做二次专业选择。

3、做实招生宣传咨询，更早介入生源培育

新高考改革方案中的志愿填报和投档办法越来越以考生符合所填报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提，直接投到考生所填报的具体学校的专业组、专业类甚至具体专业。这项改革使得考生更加关注学校的专业发展情况，由此也更加凸显了院系作为人才培养的微观主体参与招生宣传咨询一线工作的重要性。在新高考实施后的招生工作中，高校为选拔合适的生源，开始更多更早地介入到高中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环节。越来越多高校的院系教师参与度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专业授课教师开始参与招生工作，和考生进行更为直接、更为专业的交流，以取得良好的招生效果。如有高校提出开展“4 个100”工程，即走访100 所中学、建设100 个生源重点基地、邀请100 位专家教授、组织100 场招生宣传活动等。学校的20 多个学院分别对口联系中学，由学院院长、书记带队，教授、系主任均走进中学和考生交流。从实施效果看，“4个100”工程基本覆盖了该校75%的生源。

4、练内功调结构，做强学校和专业特色

新高考以专业为核心的录取制度，强化了专业的地位，学生由之前的“选大学”变为了“选专业”，刺激并激励高校不断优化专业布局，更加注重内涵建设而不是盲目进行专业扩张。面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招生压力，不同类型高校都在积极探索，提升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吸引力。举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优化专业结构。有高校根据自身专业布局的顶层设计，充分尊重学生选择的结果，实施“优胜劣汰”，停招招生就业情况不理想、自身基础薄弱的专业，如规定连续3年完不成招生计划就停招等。二是提升专业内涵建设。新高考实施后，有些学校虽然整体一般但特色鲜明，因而成功逆袭；有些高水平大学某些优势不明显的专业招生却遇到困难。很多高校受此启发，开始下大力气采取各种举措发展各自的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包括开展专业评比、专业认证等工作，提升专业内涵。

三、若干反思

新高考综合改革在试点推进过程中，政策设计的初衷遭遇某些新的情况、问题和挑战，只要在正常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如果不能暴露问题、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试点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但这其中，某些涉及教育根本理念的问题点，政策制定者和高校在采取应对措施和改进举措时还是要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到一个政策点上的调整对其他方面产生连带影响的各种可能性，权衡好不同解决方案的总体利益得失。比如：

——教育、考试改革的初心，是更多激发向上成长的力量，还是人为制造某种程度的失败体验？

——在高等教育发展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已到临门一脚①的情况下，高考几乎已经进入“全入”时代，大学入学考试的功能更多是选拔还是分类，是更注重纵向上一维的分层、分等，还是横向上多维的分类、分流？

——在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是更多强调公平还是更多突出卓越，是通识教育主导还是专业教育优先，是强化专业领域的专深还是学科专业的交叉复合？

——在高等学校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是目标导向引领、不断趋近理想实现，还是脚踏实地以现实导向为基础、看菜吃饭，抑或在现实约束条件下，找到其中的相对平衡点？

——以及，在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衔接和贯通问题上，当前选考等制度设计在普通高中教育中强调和凸显了学生的选择、兴趣和特长，有一种准专业化的倾向；但到高等教育阶段，至少是在高等教育的低年级阶段，现在倡导的是回归“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越来越多的高校主动或被动选择大类招生、大类教育。这样的制度安排或衔接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念冲突或扭曲，是否符合人才培养跨学段贯通、先全面发展后专业精进的客观规律？

诸如此类，太多的问题都需要有深入的思考和相对清晰的价值选择和定位。以大类招生后的专业分流及基于专业分流情况进行专业结构调整为例。大类招生后的专业分流确认，跟直接具体到专业的招生相比，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比如，某些新设专业或者关涉战略性学科专业布局的冷门专业，可能并不那么受学生待见。如果完全按照学生选择的分流情况，简单粗暴地直接决定一个专业的生死存废，是不妥当的。尊重学生选择的结果，对某些不受学生欢迎、就业市场前景堪忧的专业列入整改、暂时停招甚至淘汰行列，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强化高校专业设置满足学生和社会需求的发展意识，但也可能会产生某些消极影响，比如有过度迁就学生的嫌疑，有过度追求市场效益的嫌疑。这样做可能会削弱高校对人才培养乃至产业发展的引导和引领作用，以及服务国家长远发展战略作用的发挥。对学科专业布局，学校乃至教学院系是否有自己的立场，以及如何体现自己的立场，这很考验学校的管理智慧和学校发展定力。

再说转专业。在给学生创设更多选择机会的同时，的确也需要明确转专业的导向问题，比如不鼓励本专业成绩最好的学生转到其他更热门的专业去，也需要适当控制转专业的比例、规模甚至次数等，否则将可能导致以进低分专业转热门专业的博弈行为的产生，对高校的教学秩序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甚至影响到学校的社会口碑等。

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套需要在具体实践推进中不断生成和具体细化、完善的政策体系。本研究从高校人才培养的视角反观政策设计之初衷、在实践推进中的实现程度和面临的系列挑战及高校的应对，也是希望能够作为其中一个关注的视角，更好地助力改革初衷的实现。

注释

①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2019 年初政府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人的工作目标，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将直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2019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达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