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梦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早在先秦文献中即有关于“苗”的记载，如《尚书》“苗民弗用灵”、《孟子》“杀三苗于三危”。以后历代更迭，有关“苗”的记载连续不断，且多见于正史之中。至明清时期，王朝对边疆治理日益重视，湘、黔等地的“未垦之域”逐渐成为国之“旧疆”，继而记载苗族的文献日益增多，不仅官方正史中有记录湘黔苗族的制度沿革、风俗文化，私著文献也广为流传。明代的著述如郭子章《黔记》、田汝成《炎徼纪闻》、清代私人著述如田雯《黔书》、黄元治《黔中杂记》等普遍为相关研究者所熟悉。除此之外，亦有图册类如《苗蛮图说》 《黔南苗蛮图册》等。在诸多著作之中，清严如熤的《苗防备览》尤为突出，在其初成之时就得到文华殿大学士董诰的大加赞扬：“庶林董相国大嘉许，谓官苗疆者皆当以一部置案头”[1](P1)。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周春元先生撰文提议对《苗防备览》内容进行整理，以期挖掘是书的价值[2]。其后，学界涌出诸多对《苗防备览》的研究，吴晓美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苗防备览》的研究做出总结，即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该书的介绍、校释和整理上，或者是将书作为制度史和民族史的史料进行研究[3](P493-513)。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苗防备览》所载今日湘黔地区的地理、文化作为研究这一地区族群特征的重要参考文献。罗康隆、张振兴在对《苗防备览·风俗考》部分进行校勘释读的同时，引入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补充许多原文未明晰之苗人社会内容，为深入研究《苗防备览》乃至苗民社会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和较好的参考文本[4]。谢晓辉以《苗防备览》为基础，探讨了从唐末五代至明清时期湘西的开发与经营过程，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朝廷是如何在湘西社会渗透王朝文化与行政体系，并对苗疆社会的边界与族群之概念进行了分析[5]。赵树冈认为《苗防备览》在以接近方志体例描绘苗地的同时，亦使得清嘉庆以前边界未定的苗疆有了清晰的范围[6]。综合观之，已有的研究在内容深度、广度均有所拓展，且研究方法渐趋多元，但这其中却鲜有将目光投向《苗防备览》所述苗民及其周边族群的成果产生，更遑论作为民族志文献所载苗民社会被发掘的情况有所展现。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作者著书动机入手，讨论18世纪苗疆社会中的苗民分类情况，追溯苗民族类称谓的历史渊源及其联系，试图从族际交往中突出的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所展示的苗疆族群互动之不同侧面，揭示严氏文本下的苗疆社会在王朝施政与地方社会运作双向作用下，苗疆边界的延续与变化情况，借此对比王朝与地方两种视角下之苗疆状况，以求进一步发掘严如熤《苗防备览》在民族志文献方面的贡献。

一、作者与成书背景

《苗防备览》的作者严如熤（1759—1826年），湖南溆浦人，字炳文，号乐园，一号苏亭。其八世祖严秀曾于明景泰年间以廪生参军，助都督方瑛募降苗，平湖贵叛苗。也许是“先世屡宣力苗疆”对其有所影响，故严如熤对舆图、兵法、星卜之书较为擅长，对兵事亦颇为留心。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苗起事，上《平苗议十二事》，言平苗策略，并以个人之谋收服大小章仡佬[7](P29-34)。嘉庆五年（1800年），上《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道光三年（1823年），因安边靖民有功，加按察使衔[8](P11391-11393)。《苗防备览》之外，另著有《洋防备览》 《屯防书》 《三省边防备览》《汉中府志》 《乐园诗文集》，并有《汉江南北边舆图》 《三省山内图》等，仅从著作中即可对严氏关注边防事宜之切略见一斑。

在《苗防备览》卷一《舆图说》的开篇，严氏即说所绘苗疆图以“‘三厅’、永保重苗防也，次及麻（阳）、泸（溪）、沅（州）、辰（州） 谨临守也，附之以铜（仁）、松（桃）、秀山，地势毗连，画有必及也”[9](P1)，此亦为《苗防备览》所述之范围。该区域苗人以腊耳山为屏障，苗乱频发，为清廷治苗之重难点，亦被称为“苗乱渊薮”“其上苗寨甚多，故往史称湖、贵苗生衅者必腊耳山”[10](P9)。

早在元及明初，湘黔地区已置长官司相统辖，即便如此，明时腊耳山区苗民起义仍是屡禁不止，军事镇压而外，明廷还通过土司管辖、隔离（修筑“边墙”） 等措施进行防范。清初，继续明朝的防范和镇压措施，谨防苗民生事，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十二年（1703年） 对腊耳山区苗民有较大军事行动。经过军事进剿，“诸苗慑服，缴械投诚者三百一寨”，清廷设厅管制苗疆，乾州厅、永绥厅、凤凰厅——“三厅”即成为苗疆“生界”区的正式行政建制。虽然在行政体制上，以腊耳山为中心的苗区已经纳入了王朝管理体系，清廷管理制度和移民也不断进入苗区，但湘西苗疆并没有因此摆脱“边缘”地位，相反其不稳定性在加剧，主要表现在苗民内部秩序对抗强势进入的清政策所引发的冲突，以及移民迁入导致苗民土地急剧减少而引发的矛盾——苗乱仍在继续[11]。

有鉴于此，清廷多方派员前往征剿，并广征治苗之法，颇通兵法且有靖边之功的严如熤即为湖南巡抚姜晟觅得，以幕僚身份参与镇压苗民、治理苗疆。也许是源于严氏“先世屡宣力苗疆”和其才识与为官经历，并曾亲历苗疆，姜晟将撰书之重任交付于他，“乃手定舆图、村寨、险要、风俗等为十四门，集档案、调川黔各志杂属以裒辑，己未夏稿成”[1](P1)。除此处提及的从档案、川黔方志之中杂糅材料以外，严如熤自身在苗疆的经历亦为《苗防备览》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且正是这些来自“田野”的一手资料，给予了《苗防备览》中的民族志文献增添了不少色彩。

《苗防备览》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年），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刊出，该本因火灾损毁，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予以重刻，是为当前通用本。此外，光绪年间王锡祺编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曾将《苗防备览》中城堡、村寨、师旅、险要、道路、风俗和水道等部分收入第八辑和第四辑，[12]2013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熤集》中《苗防备览》是为当前唯一点校本，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绍义堂重刻本为底本[13]。《苗防备览》作为严氏专为后事苗疆者“以备稽览”而作，其内容颇为丰富，共分14门22卷，分别为舆图、村寨、险要、道路、风俗、师旅、营汛、城堡、屯防、述往、要略、传略、艺文、杂识，可以说，该书是了解苗疆社会的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私著苗族志。

二、《苗防备览》所载苗民分类

元人周致中《异域志》中，已有苗“种类最多”之说。明时对苗民种类即有了具体的划分，如《大明一统志》称苗有13种，郑仲夔《玉麈新谭》 载贵州苗5种。清代更为细致化，田雯《黔书》 记有苗种类32种，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52 种。 《苗防备览》 所述地域并存三种分类形式，依清廷惯例以生苗、熟苗对各苗作整体划分，认为如果从地域分则可划为黔苗与楚苗，按习俗则有红、青、黑、白、花诸苗。在对苗的分类由笼统趋于具体的过程中，其划分形式渐趋多样化，种类也愈来愈多，但严氏所述苗类划分的来源、标准、目的为何，是否与彼时社会观念一致则是笔者试图了解的，而厘清这些问题，对研究苗疆社会至为重要。

严氏在《风俗考》中记录了苗人的分类情况。先是以“边墙”为界，作较大范围的划分：“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内间有与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地人民无异，则熟苗也[14](P1)。”在此之前，明人郭子章《黔记》亦谈到“近省界为熟苗，输租赋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15](P3)。清人龚柴在《苗民考》中提到“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峒，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16](P186)。可见“生苗”“熟苗”之分带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属性，其区分标准除了边墙之外，尚有纳入王朝管辖范围和受汉文化影响之说。

先秦时期，华夏族就已经将“生食”“熟食”与文明开化联系到一起，但将“生、熟”与非汉民族分类放到一起，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明清，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话语模式[17]。“生苗”在元时即有记载，明时已较为常见。虽然有“边墙”作有形分界，但苗的“生”“熟”身份并不是静态的，《苗防备览》收录的蔡复一《抚治苗疆议》中有言“既凛于官，又食于民；倏为顺苗以领粮，又倏为生苗以行劫，是彼两利而我两害也”[18](P4)。所以他提到要“治生苗”，先“制熟苗”，利用“熟苗”引导“生苗”。概言之，划分“生、熟苗”，是清政府开发经营苗疆，并在那里建立国家秩序的一种策略，且是与赋税、徭役乃至科举等权利与义务相关的身份确认标尺[19]，但“生/熟”身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已经归入“熟苗”者亦存在变化可能，俞益谟在《戒苗条约》中即有言“顺苗”因“逆苗”的反叛行为，而存在观望态度[20](P210)。

“生”“熟”之外，另有以地域为标准的区分情况。如前所述，湘黔苗民生事者必腊耳山，腊耳山介于黔、楚之间，以红苗为主，而“苗之界居三厅及松桃、铜仁间，往史统谓之腊耳山（苗）”，因此“红苗”又称“腊耳山苗”[14](P2)。当以“腊耳山”为“苗”称之时，又将“腊耳山苗”分为“黔苗”和“楚苗”——腊耳山苗寨村落分隶于铜仁、松桃者，为“黔苗”；分隶于湘地永、乾、凤三厅及永保两县者，为“楚苗”。两处苗民风俗无甚差别，但“黔苗”相对“楚苗”性稍驯，严氏认为是因其居住地“不若楚境之乱岩肖立、幽涧曲蟠，处处险峻”，所以“偶有不戢，示之以威，尚易慑伏”。段汝霖《楚南苗志》 中也有言“楚、黔、蜀三省接壤苗民巢穴，楚省苗民素为边患”[21](P32)，可见“楚苗”较“黔苗”确是“犷野难驯”。

严氏之所以将“黔苗”“楚苗”区分用“性稍驯”“犷野难驯”一类词，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差异确实会导致民俗有别，但是此处更多的是从统治者的视角来“俯视”苗民或者是站在汉文化立场来看异文化，即便“黔苗”比之“楚苗”稍为“易驯”，但两者均为有待于“驯化”的“生苗”，仍为清廷防备的对象，因此对其内部认知略有差异，是为了便于朝廷区别开来对“症”用策，如易驯者“示之以威，尚易慑服”。此外严氏亦提到“楚苗”中有居住于打郎坡、望郎溪、狗儿山一带，在平隆、鸭保之中的黑苗——“言语侏离，性情乖异”实为“生苗”中之“生苗”，而在鸭保、天星、强虎、岑头所属地，亦有设营汛、与客民相习，且能言客话的“生苗”。由此可见，清官员将苗民内部做细致化区分，一方面是可以达到知彼状态，“对症下药”，便于治理；另一方面则有拉开苗民内部距离，达到将其分而化之的目的，这从严氏通过某支“生苗”不能远离巢穴、在外久居而断定边墙内出没者绝非其类可见一斑[14](P4)。

此外《苗防备览》另载有明清时期对苗民较为普遍的以习俗为区分方式的种类划分：“苗人衣服俱皂黑布为之，上下如一。其衣带用红者为‘红苗’；缠脚并用黑布者为‘黑苗’；缠脚用青布、白布者为‘青苗’‘白苗’；衣褶绣花及缠脚亦用之者为‘花苗’[14](P12)。”在这种形式之下，苗人因外在服饰颜色的不同而被分为红、黑、白、青、花等苗类。如果说以政治、文化和地域为区分标准，是为了清廷的治理之便，那以服饰习俗为标准源起于何时、其称谓是自称还是他称，却是关乎三厅苗人历史流变的问题。

早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即有“长沙武陵蛮，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行…衣裳斑斓，语言侏离”的描述，可见苗蛮喜好五色衣服古已有之。但严氏称通过查阅三厅志书得知，清时将三厅苗民通谓之“红苗”，而其中因服饰颜色存在差异而分的各苗类“不过老寨旧习相沿不改”，并以黑苗举例“今日黑苗即往日之红苗，非三厅于红苗之外，又添一黑苗种类也”[14](P13)，若是如此，为何三厅“红苗”又“衍生”出黑、花、白、青几种苗类，鉴于此，“红苗”的来源与各苗类之间的关系亟待厘清。

罗康隆、张振兴认为“红苗”是一种他称，始于明万历年间，因明廷清剿川、黔、湘交界处之“生苗”时，为明确征伐对象，以便写奏折上报而使用[4](P21)。《楚南苗志》中载“‘红苗’巢穴，适在楚、蜀、黔三省民地之中，‘红苗’靖，则各省宁”[21](P15)，足见“红苗”确实是王朝治理苗疆而需征伐的对象。查阅文献，明时《黔记》《玉麈新谭》 等文献均对红苗有所涉及，清光绪《湖南通志》亦有言“湖南红苗自明代以来负固不服”，均未言明代以前有“红苗”的踪迹。明人郭子章在奏疏《抚黔事宜》之中谈到红苗及其流变情况，是为笔者所见首份详细介绍红苗源流的文献[22](P4565)。此外，朱国祯《涌幢小品》亦载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时，流民与红苗接触情况“红苗介蜀、楚、贵三省之中，即古三苗遗种也”[23](P706)。以上诸文虽然无法确定“红苗”称谓初现于史书的具体时间，却基本上可以说明万历朝以前“红苗”这一名称并未为人所熟知，所以郭子章和朱国祯对红苗的情况作介绍。而自万历朝开始，“红苗”常见于史册之中，对其历史流传之介绍已是少见即可见一斑。

对于黑、白、青、花几种苗类是否为三厅红苗分化而来，又或者是否与《黔书》 《皇清职贡图》等各文中所载诸苗等同？笔者将《苗防备览》中所述诸苗特征和分布地点与《皇清职贡图》[24](P10)《黔书》[25](P16-28)《黔南苗蛮图说》[26](P154-157)所载各苗信息对比后发现，不同文献中所载红苗的居住地“惟铜仁、松桃最多”或“铜仁府属红苗…”，及衣着、主要的5种姓氏吴、龙、石、麻、白均与严书一致，据此可知严氏所言之红苗当为彼时社会共识之“红苗”。但黑、青、白、花诸苗经各书对比，无论是衣着还是居住地，均与严书相去甚远。《苗防备览》而外，各书所载诸苗居住地大体一致，可见诸书所载各苗实为历史流传下来之黑、白、青、花诸苗，且仍在延续。由此暂可依据严氏所述，在三厅活动的以上各苗并非历史久远之苗类，实乃原三厅红苗在近日文案中有所改变而称。结合改变时间在乾嘉苗民起义时期，不难将其变化原因与“红苗”称谓的形成连在一起思考，即为明确征伐对象而结合苗类习俗对其冠于有别于当时、当地之苗大类——红苗的新称谓，同时不排除清廷仍在苗民内部延续其“分而化之”之举措。

通观以上3种分类情况，苗疆存在着政治、文化、地域的多重边界，使得族群边界带有较大的模糊性。这其中以“生、熟”“黔、楚”分时较为笼统、范围亦较大，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同时有文化成分存在，因此其分类边界不但不甚清晰，而且易变。当以“边墙”为界时，“生苗”“熟苗”之间人口的移动，可能引起身份的转换，同时，随着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生苗”不断地进入管理范围成为“熟苗”。而当以服饰划分苗类时，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却也强调了苗民内部差异。质言之，虽然朝廷在管理苗民时赋予其身份标签，有助于“苗”加入王朝民众之中，但以文化、地域、习俗等为标志区分苗类，一方面试图将苗民“标签化”，不仅强调了内部差异性，且在客观上提醒苗民我者与他者之别；另一方面增加了“苗”身份的模糊性，且这种模糊不仅仅对苗民，对后来的读者，甚至对当时的官员亦存在影响，严氏查阅书籍求证“黑苗”来历实为力证，此外大小章仡佬的身份在面对清廷（官兵：苗）、官员（严如熤：似苗非苗）、叛苗（苗部属） 和其自身（民人） 的时候分为多重，亦可见当时政策下对苗民身份认知的不清晰[7](P30)。

三、《苗防备览》中的族群关系

在明清两朝对西南经营的过程中，通过修筑边墙、建置、屯军，苗民与周边族群不断地进行接触，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互动，继而引起文化交融。在汉人、土人、仡佬、瑶人等各族群之中，苗与汉之间的互动，对苗疆社会的影响较为重要，不仅关涉苗疆的发展，亦对苗疆社会、西南疆域稳定影响颇深，正所谓“苗疆靖，则各省宁”[21](P11)。汉人之外，严氏亦对周边族群与苗民的关系有所记录，同时对这些族群异于苗民的关注视角也颇值得探析。

乾嘉之际，苗民社会已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体系和成熟的运行秩序，但因生存环境所限，社会发展程度较汉地略缓，随着王朝制度进入苗疆，建置、屯田，划分“生/熟”苗，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着汉地文化。其表现在文字上，苗民多不识文字，汉文化进入之后，开设苗学，虽然朝廷本意为“贤有司善育而时教之，文风著，而苗习自无不改者矣”，但确有助于苗民向学，其后苗民中亦大有参加科考之士；在语言上，苗民自有语言，但“苗音鴃舌，非翻译不解”，因朝廷各级管理机构在苗疆的设置，苗民寨长需要与官方交流，因此出现“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府、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推为寨长”[14](P2)，对会汉语者推崇足见苗民已在主动适应接触汉文化；在社会文化方面亦颇受汉俗影响，由“年节无拜贺”到“近亦间有效汉俗者”；在日常生活方面，如妇女养蚕，却不会培育，蚕种需要从汉人妇女处购得，苗民只会制作简单农具，但不会制作生活用具，亦需要从汉人处交易获得。另有养马售马之事：“自投诚以来，设以苗弁，往来听事，镇城中锦絪锡镫，焕然可观矣。”可从细枝末节处见得苗民与汉人在生活中的联系渐趋于密切。

苗民在与汉民文化往来的同时，不仅其习俗颇受影响，苗民内部存在的差异性，亦在汉文化影响下被加深。正如王明珂所说，朝廷以“生”“熟”来区分并书写西南民族，本身就是一种“汉化”在此进行的征兆，在汉文化影响之下，被称为“熟苗”者在服饰与生活习俗上力求模仿汉人，或也自称“汉人”，以此将自己区别于“生苗”[27]。湖南乾凤古绥区行政督察专员办事处秘书石宏规（1896—1982年），原籍湖南永绥，社会身份为苗族，在其所编《湘西苗族考察纪要》中却自我陈述：“余家世居永绥，与苗族相距不一里，关于苗族之生活，习惯，风俗，语言，理应洞悉…”[28](P1)赵树冈认为，这是“熟苗”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表达，在面对非苗族类与“生苗”时有矛盾之处，但也意味着“生、熟”之界的影响仍在持续[6]。可见在苗汉文化对话的土壤上，虽然族际之间的交流在加深，但苗民内部的分化亦在延续。

当然，苗汉关系或苗民与清朝官员之间并非处处融洽。苗民社会中出现的高利贷，加息甚重，借者无力偿还，导致只能依附于放债人，“听其役使，生死惟命，率以打冤家，无不从者”[14](P2-3)。虽然严如熤并未说高利贷源于汉人，认为仅为苗民内部富户所致，但在苗民富户背后是否有汉人或者官府支持的“客民”与之勾结？罗康隆、张振兴认为放高利贷者极有可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奸商或者是政府暗中支持的汉族流民，因“有为朝廷晦之嫌”而不说是汉民所为[4](P41)。但笔者在此考虑文中富户是否有可能为久居苗地的“客民”，即已成为“当地人”的汉人，他们与苗民杂处，参与“打冤家”？毕竟在严氏同时期的文人赵翼所撰《檐曝杂记》中载有客民在黔地贸易并“以子母钱质其产，蚕食之”，继而“膏腴之地皆为所占，苗、倮渐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驿路之处，变为客民世业，今皆成土著，故民势盛而苗、倮势弱，不复敢蠢动云”[29](P55)。虽两人所述均为苗地高利贷，放债人却一方为苗寨中的富户，一方为苗地客民，但其结果又基本一致，即借债者无力偿还后丧失土地。如此情形，除了确实存在苗民富户放债之可能外，亦令笔者产生是否有客民转化的“土著”放贷并参与“打冤家”之思考，同时严氏也在书中提到有“外民入赘，习其习俗，久遂成族类”[14](P5)的情况，但进一步讨论，仍需求证，在此仅表示两书所述存在分歧。

苗民之外，《苗防备览》中所载的苗疆汉民亦受到苗民社会风气的影响，汉民主要聚居在“三厅”及其沿边地区。从文中所记当地汉人特点来看，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汉人带有不同的特征，如泸溪浦市汉人尚义、乾州汉民怯战、凤凰厅汉民力可自保、永绥厅汉民贪小利、铜仁地区汉民好巫信鬼但人文渐兴等。从记载中即可看出，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大多与周遭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如怯战因“其地自厅城外西北，皆生苗寨落”；能自保则因人数少而养成的劲悍民风“每与苗角，差能自保”等等。因此说这些汉民的特点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广受周边共同生活的苗民的影响，例如从“怯战”“可自保”即可看出是两方长久接触过程中汉民为求生存而形成的新的特性。即是说，汉人到苗疆居住后，其文化习俗乃至族群特性广受当地主流群体的影响，可以说流动的文化主体在发挥文化传播作用的同时，也会在族群交往中为适应生存而逐渐被地方文化所改造。

《苗防备览》在“三厅”苗民之外亦载永保土人、仡佬并各县瑶民风俗，并对他们的性情、习俗、语言等予以记录。但从严氏所载即可知，除了收服并治理这些族群外，对他们进行了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可资驭苗”，如记述永保土人“生性驯良易治”“耐劳习俭，劲勇善斗”、可用来“以夷制夷”、泸溪仡佬“群苗畏之”等等。同时，将土人、瑶人、仡佬分别从苗类中析出，亦可见严氏有将“苗”分化以逐渐化生为熟，最后“扫清”之意[7](P34)，但不论是“分而化之”还是“以夷制夷”，明确周边族群与苗的不同确有使瑶与仡佬对各自族群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且借助王朝的推力，可以使得苗疆各族类由文化到政治都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族际分界线，趋同分异。

《苗防备览》的著成是以“防苗治苗”为政治目的，以苗为记载主体，但苗民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群体，苗民的社会活动必然与周边族群相联系，因此对周边族群的关注，同样可以促进对苗民的认知。此外，在当时的外界人或中原王朝看来，苗、仡佬、瑶人在生活风俗、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较为相似，所以存在被泛称为“苗”的现象，那为何他们内部并没有建立一个彼此认同的族群身份？这其中，历史渊源或许是一重要原因，但在与外界的接触或者说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一方面各族群为求生存、适应社会而产生并逐渐加深着族群差异；另一方面在族际互动中，自我意识不断苏醒也是不可忽视的缘由。不可否认，即便此种差异性可能是统治阶级为分化苗民而强化差别所致，但在其自身适应生存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在文化互动之下逐渐凸显也是族群边界再现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作为一部研究苗疆的重要文献，《苗防备览》在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较为清晰的苗疆社会生活全景图的同时，展示了苗民社会内部差异性的形成和逐步加剧的过程，揭示了苗民与周边族群的互动情况。而其所承载和传达的苗民社会之内容，不仅可以为“后事苗疆”者了解苗疆乃至治理苗疆之用，亦可成为后学者了解当时苗民社会、今日湘黔地区民族关系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严氏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员，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叙事过程中表现的确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本位”思想，但其防苗治苗观念带有一定的进步性，不再如以往仅停留在武力镇压和隔离防范等层面，而是开始通过了解苗民的社会生活，在策略上“怀柔”，在文化上“敦教化”，来达到防治目的。同时，作为“非我族类”的他者，严氏并没有像其他文本记载对苗民采用污蔑性词语，而是多以苗民较为正面的形象留于文本，传达给上层。当然，清廷在试图通过教化苗民，使其成为“大一统”下的“编户齐民”的同时，将苗民以各种形式划分种类，一方面加强苗民其“边界人”身份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在苗民内部起着分化作用，或者加速汉化或者躲避入山林。而在这一过程中，入编户的苗民逐渐褪去“夷人”身份，主动选择剃发[30](P10)，成为华夏的一分子，入山林的一部分却成为苗疆社会的代表、苗疆的中心，成为异于华夏文化的“夷”文化的代言者。在这条华夏与夷人的界限摇摆之中，苗疆社会的边界不断地得到修改，但其边缘性却在延续，究其缘由，或许王朝政策、族际互动凸显的文化差异、苗疆社会环境、人口持续增长均是延续的重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