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杰

自宋以降，程朱、陆王之争时隐时现，成为宋明儒学发展过程之中的一条主线。到晚明清初之际，因为对阳明学流弊的不满，故而东林学派开始转向朱子学，并对阳明学诸多问题进行了批判。①参见何俊：《论东林对阳明学的纠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然而从顾宪成（1550—1612）到高攀龙（1562—1626），以及他们的后学，依旧还在为朱子学与阳明学二系的折衷而作努力，恽日初（1601—1678，字仲升，号逊庵）便是其中一个特别典型的个案。恽日初生于常州武进，深受东林学派的思想影响，还曾讲学于东林书院；同时他又因为特殊的机缘而师从于浙中大儒刘宗周（1578—1645），明亡后还到浙中寻访“刘氏遗书”并编撰《刘子节要》，留下了诸多折衷高攀龙、刘宗周二子以及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文字。同为刘门高弟的黄宗羲（1610—1695），则在《明儒学案》的编撰过程中，对恽日初既有高度的评价，又有严厉的批判。故而以恽日初为中心，再附及黄宗羲等同门，考察他们围绕《刘子节要》的编撰以及对高、刘二子的评定所体现的学术异同，对于认识晚明清初的思想界如何思辩朱子学与阳明学之折衷，当有重要的意义。②学界关于恽日初的研究，据笔者检索，只有如下几篇：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载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289页；林胜彩：《恽日初与〈刘子节要〉》，载恽日初著、林胜彩点校、钟彩钧校订：《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台湾“中研院”文哲所，2015年，第1—26页；钟彩钧：《恽日初的思想》，载陈来、高海波主编：《刘宗周与明清之际儒学——纪念刘宗周诞辰4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6—69页。王文集中于蕺山学派分裂问题，林文与钟文则侧重概述恽日初之思想，故对恽日初之朱王折衷等问题尚未作深入的探讨。

一 恽日初其人其学

恽日初年方弱冠，便补为县学生员；崇祯六年（1633）中乡试副榜，不久之后进入国子监求学；崇祯十五年清兵入关，应诏上陈《守边十策》，因受阻而未得上报。问学于刘宗周之事，便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前后。曾在常州从游于恽日初之子画家恽格（1633—1690），故而“具知本末”的朱溶，在《恽日初传》之中对其生平，有特别详尽的记载，其中说：

为人方正有气，好说理学，与同里张玮游，甚善也。崇祯癸酉，中副榜，寻入顺天国学。于是时，刘宗周为左都御史，而玮为副都御史，玮谓日初曰：“今之学理在刘先生，仲升盍事之？我日与仲升言，犹未也。”日初遂从宗周问，宗周令以慎独力，自是学业益进。①朱溶：《恽日初传》，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73页。

恽日初是经过张玮的介绍方才师从于刘宗周的，而张玮则师从于孙慎行（1565—1636，文介），他们都是常州武进人，故而恽日初原本是在东林学派的影响之下开始讲求理学，而后师从于跟高攀龙等东林学人为师友关系的刘宗周，刘便教其把握“慎独”之旨。张玮后来为恽日初的文集作序说：

间尝浏览博士弟子之文，窃怪其题，不论性命经济，而一以言外者为至极，……以故，亟欲与二三同志讲明性学于文介先生止躬之庐，而恽子仲升为之领袖。仲升学有渊自，直证洙泗无言之义，敦行笃古，盖真君子其人。②张玮：《恽逊庵文集序》，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35页。

在武进之时，张玮因为当时士人之学徒有“言外者”，对于内向的性命之学少有讲求，故与同志之友讲学于孙慎行当年的“止躬之庐”，恽日初便是此中领袖，他不但在学术上“直证洙泗”，还在践行上“敦行笃古”。张玮还说其文集之中“言性命者有焉，则程朱诸子之所敛衽也”，可见其对于程朱理学的体认在当时学人之中已经较为著名，故推荐其向刘宗周问学。不久之后，发生了刘宗周因为“申救姜埰、熊开元”而被革职的事件，刘门另一高弟祝渊（1614—1645，开美）此时上疏为刘宗周明冤，恽日初也要上疏，被刘宗周所制止：

顷之，宗周罢去，日初为疏请留宗周，宗周移书让之曰：“君子素位而行，子为诸生，何出位妄书？”日初乃止。见边寇益急，势终不可为，遂归。以家事属长子桢，携子桓、格，载书三千卷，隐读天台山中。③朱溶：《恽日初传》，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75页。

此时刘宗周回复恽日初的书信，可以看作是学者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应当如何抉择的一次问答，故而有必要全文摘录：

数日前接来教，见相爱之切。至不难处以非分，一至于此，然而害道甚矣。在前日，开美已多此举，况待今日？学人平日只是信道不笃，每事不免向外驰求，往往陷于过举而不自觉。如此类者甚多，不可不深察而惩艾之。昔贤云“即向好事，犹为物化”，况未必然乎！吾辈只合素位而行，才涉位外，便伏私意；习熟不已，眠梦日长，终身堕落矣。幸二无先生早为救正，省却多少事，不然，当此多事时，只吾辈二三人，坏天下事而有余矣。仆从兹益反而自艾，名利场打不过、洗不净尽，必有一种声音笑貌为人所窥及处，至使朋友中遂有迎风而动者，益觉暗然一关，不易过也。千万珍重！①刘宗周：《复门人恽仲升》，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4—485页。

在刘宗周看来，申救事件已至于此，便不必如祝渊一般再多此举，因为学者往往“信道不笃”以至于每事都会“向外驰求”，不能做到“素位而行”。也就是说，作为诸生的恽日初，不可狂妄“出位”上疏，乱了大事。刘宗周自己也在此事之中，进一步反思名利场的“打不过、洗不净”，以至于“为人所窥及”，这些都是“慎独”之学的践行问题，应当会对恽日初有所启发。此后不久，因为国势不可为，恽日初便南归，然而带着两个儿子读书于天台山，以求传承学术。

恽日初再次受到蕺山学的熏陶则已是在入清以后，而刘宗周去世多年了。私淑于黄宗羲的全祖望在读了恽日初为刘宗周作的《行实》后说：

日初避乱天台，闻讣，道阻，嗣后崎岖闽粤越五年，己丑南返，始得哭先生于古小学。②全祖望：《题恽氏刘忠正公行实后》，载《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52页。

刘宗周殉节于顺治二年（乙酉，1645），此时恽日初正在天台山中读书，因为道阻而不能前往吊唁；顺治六年（己丑），恽日初结束了“崎岖闽粤”的五年多后，方才得以前往山阴，哭刘宗周于曾经的讲学之地古小学，然此时仅匆匆路过，还未来得及研读尚未编辑完的“刘子遗书”。再据恽日初自己说：“会嗣君捐馆，日初走哭于蕺山之阴。”①恽日初：《刘子节要序》，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页。刘宗周之子刘汋（1613—1664，字伯绳）去世是在康熙三年（1664），那么恽日初在该年或该年之后曾到过山阴。据黄宗羲的两条记载：“戊申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城半年……其时为《刘子节要》。”②黄宗羲：《蕺山学案》，载黄宗羲著、沈盈芝点校：《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09页。“岁己酉，毘陵恽仲升来越，著《刘子节要》。”③黄宗羲：《明儒学案序》（原本），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8页。“恽”原作“郓”，标点有所改动。则恽日初当在康熙七年（戊申）再次到山阴，且住了半年以上，直到康熙八年（己酉）方才离开。故恽日初虽多次前往山阴，然真正能够较系统地研读刘宗周的著述，则当在康熙七、八年，也即编撰《刘子节要》之时。黄宗羲还在为其文集所写的序中详细回顾二人的交游：

武进恽仲升，同门友也。壬午，见之于京师；甲申，见之于武林。通朗静默，固知蕺山之学者，未之或先也。而年来方袍圆顶，丛林急欲得之，以张皇其教，人皆目之为禅学。余不见二十年，未尝不以仲升去吾门墙，而为斯人之归也。今年渡江吊刘伯绳，余与之剧谈昼夜，尽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发。盖仲升之学，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故其言与先儒或同或异，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也。余谓之曰：“子之学非禅学也，此世之中儿有吾两人相合，可无自伤其孤另矣。”④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页。

这一段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黄、恽二人的交游历程，也说明了恽日初的为学特色。在刘门之中，黄、恽二人的情谊最深，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见之于京师”，这也正是恽日初拜师刘宗周之时；崇祯十七年（甲申）“见之于武林”，恽日初此时正在前往天台山的路上，当是路过杭州才得见，大约二人也有长谈，故而黄宗羲认为其“固知蕺山学者”；接着就是“不见二十年”，到了撰写序文的康熙七年（戊申），黄、恽二人“同在越城半年”⑤黄宗羲：《蕺山学案序》，载《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1509页。，一是吊刘汋，一是抄录刘宗周的遗书，二人得以“剧谈昼夜”，并交流著述。黄宗羲认为恽日初之学“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而与宋明先儒“或同或异”，也就是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虽曾隐于僧寺，然“非禅学也”。黄宗羲对入清之后的刘门弟子往往多为否定的评价，故对恽日初如此肯定已属非常难得。

因为刘宗周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时间实际不足三个月，恽日初在刘宗周生前的问学时间极短。故恽日初对东林之学，确实比对蕺山之学更为稔熟，而且在其为学之初，以及人生的最后阶段，其交游范围大多还在东林一系。在刘溶的传记中对此曾有详细的说明：

无锡东林书院，废久复立。时高攀龙兄孙世泰在，世泰进士，至湖广提学道。每春秋仲丁日祭，辄请日初主之。前日，讲学丽泽堂，诸生环立以听终日。日初谓人之学，知行必并进，故以格物为先，而实致其力，大归不离慎独者近是。①朱溶：《恽日初传》，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75页。

高攀龙之侄高世泰（1604—1676，汇旃）在明末曾任湖广提学，入清以后隐居讲学，重修东林书院之丽泽堂，请恽日初前往讲学。其讲学的宗旨为“以格物为先”，同时也倡导“慎独”，以东林为主而兼及蕺山学。恽日初去世之后，与孙慎行一同被祀于东林书院，可见常州一带的学者也肯定其为东林之传人。

二 《刘子节要》编撰及其折衷意图

恽日初曾说：“先师为明季二大儒之一，顾自《人谱》外，海内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②参见董瑒所引恽日初书信，董瑒：《刘子全书抄述》，载《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89页。所以他对于“刘子遗书”极为看重。而《刘子节要》的编撰，是恽日初一生治学的重大事件，也是他在山阴滞留约两年的辛苦所得。然而该书完成之后，请黄宗羲写序，却遭到严词拒绝，其背后的原因，也即此书是否忠实于刘宗周的原著，这一关涉为学宗旨的问题，便值得推敲了。

问题之一，此书仿《近思录》体例，也即分“十四卷”对刘宗周的语录、文集加以重新辑录：一道体、二论学、三致知、四存养、五克治、六家道、七出处、八治体、九治法、十居官处事、十一教人之法、十二警戒改过、十三辨别异端、十四总论圣贤，该书《四库全书》有著录。恽日初在序中说：

子刘子念台先生，立朝大节，炳烺宇宙，……独先生之学，学士罕能言之，则先生著述，亟宜公之天下。而嗣君汋诸所汇订藏家塾者，篇帙繁富，未易举其赢。夫亦表精揽粹乎？会嗣君捐馆，日初走哭于蕺山之阴，其嗣孙德林辈太息言，先生著述，藏名山与传其人，所见各别。日初以前说两解之，仲士林深有当焉，而以其事属日初。于是仿《近思录》例分十四卷，而曰“节要”者，则仍高忠宪公节要朱子意也。①恽日初：《刘子节要序》，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页。下同。

此处先说了两层意思，其一，刘宗周的著述亟待公开，其二，刘宗周之子刘汋汇订、藏于家塾尚未刊行的“刘子遗书”篇帙繁富，故有待精选。刘汋去世之后，恽日初前往山阴，便将这两层意思告知刘宗周之孙刘德林、刘士林等人，而刘氏兄弟也正在担心刘宗周的著述“藏名山”与“传其人”，其间的差别极大，故而邀请恽日初来作《刘子节要》。至于体例问题，仿《近思录》例，至于名为“节要”，则是以高攀龙（忠宪）“节要朱子意”，也就是仿照高攀龙所编撰《朱子节要》的体例。一是因为《近思录》体例是朱子所定，此后效仿此体例的也大多也是朱子后学；另一则是“节要”的名称，直接来自高攀龙。故恽日初编撰《刘子节要》具有将蕺山学向着东林学加以诠释的倾向，而一般认为蕺山学仍在阳明心学的脉络上，所以说恽日初其实是将朱子学与阳明学加以折衷了。

另一问题，恽日初此时如何认识蕺山学？他在此序中接着还说：

先生学先存遏，耻空文而务实践，凛凛以真儒自命矣，后讲于高忠宪、冯恭定两先生，益晰至圣之关键。逆奄难作，动忍之余，一日豁然，卓见不惑，自此先生壹以慎独为功，久之，动静语默皆与独位不相畔援，敬立而诚尽，诚尽而天通，而先生之学进于知天矣。……于是合于高子，合于宋之五子，而尧舜之道可得而言矣。

在恽日初看来，刘宗周先以真儒自命，而其学术之关键则有二，一是跟高攀龙、冯从吾（1557—1627，恭定）两先生一道讲学，高、刘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二是在阉党魏忠贤之难时的“一日豁然，卓见不惑”，这一体证近似于高攀龙的“汀州之悟”。也就是说在诠释蕺山学时，恽日初特别加入了“顿悟”之说，同时又特别强调了刘宗周的学术先要“合于高子”，然后方才是合于宋五子以及尧、舜。从这两点来看，恽日初此序也是在努力将刘宗周的学术纳入东林学以及朱子学的谱系之中，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恽日初对于蕺山学的认识，还体现于他在《刘子节要》一书最后的《行状》部分的长篇论述，其中对刘宗周为学宗旨的概括为：

先生之学，从主敬入，中乃进之慎独，以扼其要焉，晚乃反之一诚，以达乎天焉。故尝曰：敬则诚，诚则天。而又以慎独为达天之要。①恽日初：《行状》，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55页。

这一概括，可与刘汋《年谱》相互比较：

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诚由敬入，诚之者，人之道也。……意诚而后心完其心焉，而后人完其人焉。②刘汋：《蕺山刘子年谱》，载《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73页。

恽、刘二人，都肯定了刘宗周之学从“主敬”开始，再到“慎独”，最后回归于“诚”或“诚意”，并且也都说“诚”当由“敬”而入。但是恽日初更强调通过“慎独”或“诚”而“达天”，这与其序中所说的“敬立而诚尽，诚尽而天通”、“知天”是一致的；刘汋则仅仅将“诚”落在“人之道”、“人完其人”上，此即“证人”之旨。恽日初在《行状》中还有一段从宋明儒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蕺山学的文字，其篇幅较长，故分之为四。先看第一部分：

窃尝合诸子而论之，周元公、程纯公尚矣。其一主静，其一主存诚，皆直达本心，彻上下、合显微、体太极，先天于日用，使千载不传之学复明于后世。其为孔氏正宗，无得而议也。

评价周敦颐（1017—1073，元公）的主静与程颢（1032—1085，纯公）的主存诚，认为都是“直达本心”之学，都是孔氏正宗。第二部分：

朱子生数大儒之后，而接其源流，剖豪抉芒，简疑别异，其学凡数变，致于精一，周、程之道，赖以益明。要之，断以晚年者为定论。后儒不省，持前说而墨守之，又济师焉，以故辨击愈繁而道愈晦，虽有踔绝之资，不能自拔。

对于朱子的评价，则认为其传承了周、程之道，而此处之“程”，当是指上文的程颢，这就与传统的朱子学脉络有异了；还有特别强调“断以晚年者为定论”，而朱子后学则“辨击愈繁而道愈晦”。也就是说恽日初将蕺山学纳入朱、陆折衷之中，肯定所谓“晚年定论”，也即认为朱、陆“早异晚同”并开始关注“悟”的工夫。第三部分：

盖晦蚀者二百余年，而阳明子倡良知以捄之，复固有、证同然，其为功于朱子甚大。然其弊也，情识炽然，猥言举目前而即是，异端杂霸错出而乘其胜，而良知之说又穷。

再来评价王阳明，则以为其“为功于朱子甚大”，这当是指“朱子晚年定论”一事；同时又指出其弊端，也即“情识炽然，猥言举目前而即是”。刘宗周曾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之者之过也。”①刘宗周：《证学杂解·解二十五》，载《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278页。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恽日初并未直接照抄刘宗周的话，他所批评的只是阳明后学之中陷入“情识”的一路，并未批评陷入“玄虚”的一路，究其原因当是因为其为学近于东林学派，而东林本多有“玄虚”之处。最后的第四部分：

于是先生言诚意之学。盖意者心之几、知之会，而物之所以为物也。故诚意而《大学》之能事毕矣。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正心以往，则举而措之耳。抑诚者道之极挚也，故意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故意诚则无内无外、无动无静，而一以贯之矣。故先生之学，同朱子之穷理而守其约，合阳明之良知而举其全，折衷群儒，以归至当。总周、程而上接孔氏，为我明儒者之冠，又何疑哉！①恽日初：《行状》，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55—156页。

开始评述刘宗周的诚意之学，主张诚意之功在于格物，则与东林学派以及恽日初本人的为学宗旨接近；主张“诚意而《大学》之能事毕矣”，以及“意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等等，则有将诚意之学视作“顿悟”的嫌疑了。至于“同朱子之穷理而守其约”与“合阳明之良知而举其全”，所谓的“折衷群儒”，其实就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折衷；故而恽日初称赞刘宗周“总周、程而上接孔氏”而成为“明儒之冠”，其关键因素也就是朱王折衷。

三 黄宗羲对《刘子节要》的批评

经过上述分析，再来看黄宗羲的态度，也就容易理解了：

《刘子节要》成，老兄即命弟为之增删，此时草草，不能赞以辞。今已刻成，老兄又寓书曰：“老师之学，同门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书后，《节要》中有可商榷出，更希一一指示。”以弟之固陋，而老兄郑重下问如此，则其大同无我可知，弟敢不尽一得之愚乎？②黄宗羲：《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24—225页。

也就是说，恽日初约在康熙七年，在山阴所完成的《刘子节要》初稿，黄宗羲曾有见到，但并未发表意见，等下一年书稿刻成，再次邀请黄宗羲作序，于是便作了《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陈述自己的意见。

因为仔细推敲之后，无论从《刘子节要》编撰的体例，到书中对刘宗周语录的选择，黄宗羲都极不赞同。①关于黄宗羲与恽日初的学术分歧，参见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载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249—289页。王汎森先生写作此文时未见恽日初的文集与《刘子节要》，故而对于恽日初思想趋向的判断与黄宗羲不愿为《刘子节要》写序原因的分析尚多偏差。于是，黄宗羲非但没有作序，还写了严词切责的回信。其中说：

夫先师宗旨，在于慎独，其慎独之功，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此先师一生辛苦体验而得之者。……故于先师之言意者，一概节去以救之，弟则以为不然。

《人谱》一书，专为改过而作，其下手功夫，皆有涂辙可循。今《节要》《改过》门无一语及之，视之与寻常语录泛言不异，则亦未见所节之要也。

今先师手笔粹然无疑，而老兄于删节接续之际，往往以己言代之，庸讵知不以先师之语，迁就老兄之意乎？《节要》之为言，与文粹语粹同一体式，其所节者，但当以先师著撰为首，所记语次之，碑铭行状皆归附录。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②黄宗羲：《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24—225页。

一方面，关于刘宗周蕺山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点。其一，黄宗羲指出“意为心之主宰”乃师门重要宗旨，所以对恽日初删节刘宗周“言意”的语录，是坚决不能认可的。其二，黄宗羲认为《人谱》是刘宗周讲下手工夫的最重要著述，恽日初将其当做普通语录而未曾选录，也是黄宗羲所不能认可的。在黄宗羲看来，恽日初对于先师刘宗周思想的认识很成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恽日初对《人谱》也较为重视，同为刘门高弟的陈确（1604—1677，乾初）曾引恽日初语：“吾辈检身之功，惟当奉刘先生《人谱》。其讲改过之学，可谓极详。舍此，又何学之讲乎？”③陈确：《会永安湖楼序》，载《陈确集》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3页。在另一书信中也提到恽日初“临别又教以从事先生《人谱》”，并说：“先生《人谱》所戒，本未尝烦，由学者观之，觉得太繁耳。若又从简，势将何所不至。此子桑氏之‘居简行简’，不可之甚者也。即吾兄立身，于儒释去取之间，要亦以《人谱》律之，可立决也。”①陈确：《与恽仲升书》，载《陈确集》文集卷三，第125—126页。可见恽日初在看重《人谱》的同时感觉《人谱》太过繁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编辑《刘子节要》没有收录《人谱》的原因。

另一方面，关于《刘子节要》的编撰体例，黄宗羲认为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恽日初将他自己写的《子刘子行状》作为正文分门别类，然后节要插入刘宗周的语录；一是他在删节接续的地方，用自己的话来代替老师的话。这些做法就有以自己的意思来组织老师本意之嫌疑，最后就会模糊了老师的思想。无论是对老师的理解正误，还是如何编撰才能正确传递老师的思想，这两个方面黄宗羲提出的批评都非常有道理。文章最后黄宗羲又说：

嗟乎！阳明身后，学其学者遍天下。先师梦奠以来，未及三十年，知其学者不过一二人。则所藉以为存亡者，惟此遗书耳！使此书而复失其宗旨，则老兄所谓明季大儒惟有高、刘二先生者，将何所是寄乎？且也，阳明及门之士亦多矛盾，以其学之者之众也，有离者即有合者；先师门下，使老兄而稍有不合，则无复望矣。②黄宗羲：《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25页。

对比阳明学派的发展，阳明弟子论学常有矛盾，阳明后学与阳明主旨有离也有合。因此，黄宗羲指出，维护师门宗旨的关键就是保存先师“遗书”传播的正确性。至于为什么要以“阳明身后”来作对照，则还是隐含着刘宗周蕺山学与阳明学的关系，对于恽日初要将刘宗周学术纳入东林学或朱子学谱系，黄宗羲显然是不会认同的，虽然在此文中并未明言。

从黄宗羲对恽日初的批评来看，他为了护持师门宗旨，可谓用心良苦。这种维护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选“遗书”或编“语录”，黄宗羲认为必须要以“存真”为原则，保存老师学术的原貌必须要遵循严格的学术体例；另一是对于老师学术宗旨的认识，黄宗羲认为不能掺杂自己的主张，即便与先儒不合也不能轻易怀疑。

四 恽日初对高、刘二子的折衷

恽日初在另一篇重要文章《高刘两先生正学说》中专门对高、刘二子之学作了折衷的论说，其核心观点为：

忠宪先生得之悟，其毕生闵免，只重修持；山阴先生得之修，其末后归趣，亟称解悟。①恽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61页。

在他看来，高攀龙由“悟”入而毕生勤勉“只重修持”，刘宗周则由“修”入而晚年定论则“亟称解悟”。若不论先后，则两人的工夫取径同为“悟”与“修”的结合。再来看他对于高攀龙之学的认识：

忠宪先生以格物为宗，成乎形之谓物，本乎天之谓则。格者，穷至其极也，物格则天然之则见焉。先生既于程子“万变在人，实无一事”语下有省，知则非悟无由见，悟非格物无由臻，故立格物为宗。

然格物开知至之始，而尤要意诚以后之终，则修是已。务尽于日用彝伦，而发挥于物则，乃天德良能，无声臭可即。理一在是，分殊在是。先生尝曰：“圣学须从格物入。”又曰：“格物者，格知物则也。”又曰：“有物有则，式和民则，顺帝之则，动作礼仪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为，圣贤传心之学在此。”可谓独提圣学之纲要，究之一敬以达天，践履于曰明曰旦之中，则精微之极致也。晚乃心与之孰而几非在我，盖以乾知统摄坤能，惟实修始完其真悟也。②恽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61页。

恽日初认为高攀龙“以格物为宗”，“格物”是求所谓“物则”，也即“天然之则”，也即“圣贤传心之学”，而“格知物则”又必须由“悟”入，“悟”格物之“知”，然后从“物格”到“意诚”又需要“修”，也即在日用彝伦之中“发挥于物则”，体会理一分殊。①高攀龙甚至还有“格物穷理，皆所以致其良知”的观点。对其“格物”说的研究，参见：黄晓荣：《新朱子学还是阳明后学——高攀龙哲学新解》，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卓：《折衷朱王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再看他对于刘宗周之学的认识：

山阴先师以慎独为宗。一于位之谓独，原于性之谓诚。慎者，主宰精明也；慎独，则所性之诚复焉。先师既用力之久，顿见浩然天地气象，知存诚尽乎持敬，持敬尽乎慎独，故立慎独为宗。

密察于显见隐微，而默成于独觉。既以慎独操复成之键，而即透还明之几。其为悟也，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可到。……晚乃心与之一而诚则无事矣，盖以坤能证入乾知，惟真悟始契其实修也。②恽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61—162页。

恽日初在比较之中强调，刘宗周“以慎独为宗”，“慎独”也就是使性归复其“诚”或“独”，而处于“一于位”的“主一”状态。然而他强调“用力之久，顿见浩然天地气象”，方才明白“存诚”与“持敬”、“慎独”之间的关系，则又是在强调“悟”，此“悟”直接“天德良知”，而非见闻之知了。

恽日初认为高、刘二人晚年在学术上非常接近，“乾知统摄坤能”与“坤能证入乾知”，或者以“实修”完善其“真悟”，或者以“真悟”契合其“实修”。事实上，修与悟，这两者在日常修养工夫之中，必然是兼具的，故而不必也不能分辨其中的先后轻重，恽日初在高、刘二先生那里体会到的也就是悟、修二者必然要结合起来而已。所以恽日初接着还说：

两先生之学，其同中有异，异而无害其同如此。学者将为穷理之学，则开关启钥，必不能外格物以托始；将为主敬之学，则求端用力，必不能舍慎独以操切。要以穷理、主敬，用各有当，而进实相资，孔门之博约也，虞廷之精一也。两先生所由直接其传，而学者恶容以偏废也。

若夫体认要于静坐，克治验于应事，广心畜德，资于读书，惕理欲存遏之端，决好善恶恶之意，审义利公私之分，策改过不吝之勇，勉小物克勤之图，肩道统学术之责，懔天下万世之忧，而慎辨于阴阳消长、君子小人、治乱兴亡之故，则又两先生之所大同。①恽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62页。

通过格物来穷理，或通过慎独来主敬，这两种方法“用各有当”而“进实相资”，在恽日初看来都是孔门之学，不可偏废，所以是“同中有异，异而无害其同”。至于“静坐”之法则又是高、刘两先生的“大同”，这是他们共同提倡的体认工夫，也是有助于“蓄德”和“读书”，还有“惕理欲存遏之端”、“决好善恶恶之意”等多方面的意义。

除了在《高刘两先生正学说》中对于高、刘之学作了评论之外，恽日初还有《笺高刘二子语》，此文对高、刘二人语录的摘录大多为讨论心体工夫的，而且兼顾了主敬、慎独、心体三大方面，至于笺注则高、刘二人几无差别，而恽日初自己独特的格物说，也正是在高攀龙“无对之独”与刘宗周“无隐见显微之独”以及事物与天、心之贯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②关于《笺高刘二子语》，钟彩钧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参见钟彩钧：《恽日初的思想》，载陈来、高海波主编：《刘宗周与明清之际儒学：纪念刘宗周诞辰4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69页。恽日初另外还说：“先师固绝非姚江派，而亦初无别视姚江之心。”③恽日初：《答高学宪论刘子节要及行状书》，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65页。这是特意强调了刘宗周蕺山学与阳明学的绝然不同。

恽日初认为高攀龙之学“以格物为宗”，而从他本人唯一保存下来的语录《见则堂问语》等文献来看，他自己的为学宗旨也就是“格物”。当年他带到山阴的著撰，也当是指此“格物新说”，故而黄宗羲说其“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发”④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页。。另有曾参与抗清而失败后隐居毗陵的李长祥（1609—1673），有《与恽逊庵论格物》，其中就说：

先生于格物固有真见，今读先生之言曰：“一物之则，物物之则也；物物之则，一心之则也。见一心之则，即见物物之则；见一物之则，亦即见吾心之则。”格物之说，明白如此。……先生指出则字，当是为格物指出把柄来。……真是精义至论。⑤李长祥：《与恽逊庵论格物》，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51页。

此处所引的语录，反复说明“物则”与“心则”的统一，补充说明格物穷理之学，也即物之理与心之理的贯通。再看其《见则堂问语》中说：

圣人说格物，只教人于形形色色上见那无声无臭底道理。《系》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格物了义。器非道也，离器却更无道。如水乳然，水非乳也，离水却更无乳。后之执器以为道者，滞于形名度数之迹，便是俗学。离器以求道者，入于窈冥寂灭之乡，便是异学。从来歧路，尽此二者，合一都是功夫，分开尽成弊病。①恽日初：《见则堂问语》，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21页。

此处所说的，其实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与思的关系，然却是从恽日初最为精通却未成著作的《周易》之系辞道与器的关系发端，认为道与器的不即不离关系也即格物之“了义”；还有就是水与乳的不即不离，也可作为理解之助。若是格物而偏执于“物”，也即“执器以为道”，便会“滞于形名度数之迹”，“便是俗学”；若是格物而偏执于“理”，也即“离器以求道者”，便会“入于窈冥寂灭之乡”，“便是异学”。这些说法对于认识朱子学一系的“格物穷理”之学，当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条则说：

又问：在物上彻见，功夫甚难，竟不知如何下手？曰：未曾到物格时，自是如此。魏庄渠曰“物格则无物”，看来物未格时，眼前物事，件件都与我隔碍。正此隔碍处，好用全副精神与之研究。且说某与贤，清晨一番如此，如今又如此，此却都是甚个物事？又问：却是不好执着一物否？曰：不必如此说。一物如此，物物如此。若能触处有见，一得万毕，更无疑障。②恽日初：《见则堂问语》，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22页。

此处说的“清晨一番如此”，也即“昧爽清明，切须警觉”③恽日初：《见则堂问语》，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28页。，在人一天之中最为清明的凌晨时刻加以警觉、体证。恽日初又发挥魏校（1483—1543，庄渠）说的“物格则无物”，认为“格物”的关键在于彻悟本体，没有彻悟之时往往觉得“眼前物事，件件都与我隔碍”，而一旦彻悟则“触处有见，一得万毕，更无疑障”。

由上可知，恽日初的“格物”新说，当是沿着东林之学而发展的，特别重视的就是心与理的合一、道与器的合一，以及彻悟本体的工夫。这与他本人对于朱子学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恽日初曾为高世泰《紫阳通志录》作序，其中说：

凡儒者之学，未有不言本体功夫者也，而不必其皆由格物。由格物而言本体功夫，则乾知之始，即坤行之终，进德修业，发乎天则，此颜、曾以上圣人之学也。不由格物而言本体功夫，则必遏人欲，方能存天理，察识扩充，知行互进，损、雍以下贤人之学也。人知阳明王子不由格物，而不知象山陆子先立乎其大者，正是察识扩充贤人之学，而其立言则皆乾知奋迅者着力不得之事，不从穷理而得，所以失之粗。阳明良知亦然。要以贤人之学，二子为的切，但非优入圣域之初门，亦未可概《孟子》七篇之全旨。……故象山、阳明不足以尽孟子，而忠宪则断可以继程、朱，皆以格物辩之也。”①恽日初：《紫阳通志序》，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198页。

他强调“由格物而言本体功夫”是颜回、曾子以上的圣人之学，“不由格物而言本体功夫”是闵损（子骞）、冉雍（仲弓）以下的贤人之学，这样说则将“格物”之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又将陆九渊（象山）、王阳明作为“察识扩充”的贤人之学的代表，且因为不讲格物穷理而“失之粗”；而强调高攀龙可以接续程、朱，因为他们都是“格物”之学，也即圣人之学。此文虽不免迎合高世泰而带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然而也真实体现了恽日初本人对于“朱子—高攀龙”一系“圣人之学”的推崇，以及对于其“格物”说的推崇；对于“陆九渊—王阳明”一系则仅仅肯定其为“贤人之学”，虽也说了儒者之学“不必皆由格物”。恽日初另外还说：

若夫紫阳晚年，宗极一心，易简直截，固已同符周、程矣。此之不求，而举世所诵习，执为定论，与夫概目以斤斤章句者，其智皆不足以知朱子。②恽日初：《二程语要序》，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200页。

此条也在强调朱子晚年定论“宗极一心，易简直截”，反对那些“斤斤章句”的朱子后学，认为他们不足以知道朱子之学。所以说，恽日初是站在东林学派较为认同的朱子学、阳明学折衷的学术理路之上，那么对蕺山学的认识必然是有所偏颇的。

五 黄宗羲对高、刘以及恽日初的评判

上文已论及黄宗羲对恽日初所编《刘子节要》的批评，而在此期间，黄宗羲还曾为恽日初的文集写序，其中论及了恽日初的其他学术论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先谈了他本人对于“朱子之教”的独特看法：

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

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空碍解剥，……然吾心之所是，证之朱子而合也，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①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页。

从此二条可知，其一，他将“朱子之教”诠释为“自得之学”；其二，黄宗羲自己在研读刘宗周著述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且认为与朱子相证而合，与数百年来的儒者相证亦合。也就是说黄宗羲认为其“自得之学”是合于朱子的。由此而再看他对于恽日初之学的评价：

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发。盖仲升之学，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故其言与先儒或同或异，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也。

黄宗羲此处的观点与其为另一同门陈确所撰写的墓志铭的初稿“凡不合于心者，虽先儒已有成说，亦不肯随声附和”②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初稿），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58页。很接近，他肯定了恽日初学术的价值，有诸多“先儒所未发”之处，这种创见“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也就是说恽日初与陈确一样都有一种独立精神，不人云亦云；恽日初治学“务得于己”，重视自己的践履体验。

黄宗羲因为对恽日初《刘子节要》的不满，故而重新编撰了《蕺山学案》，也即后来的《明儒学案》的最后一卷。在其序中有对于高攀龙以及恽日初《刘子节要》与《高刘两先生正学说》的评说。先看其论高攀龙：

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然当《高子遗书》初出之时，羲侍先师于舟中，自禾水至省下，尽日翻阅，先师时摘其阑入释氏者以示羲。后读先师《论学书》，有答韩位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宪先生，皆半杂禅门。”又读忠宪《三时记》，谓：“释典与圣人所争毫发，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弊病处，先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其意似主于无，此释氏之所以为释氏也。”即如忠宪正命之语，本无生死，亦是佛语。故先师救正之，曰：“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忠宪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师，则醇乎其醇矣。后世必有能辩之者。①黄宗羲：《蕺山学案序》，《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1509—1510页。下同。

所谓“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其实是恽日初在《高刘两先生正学说》等文中提出来的，黄宗羲表示认可，然而就陈龙正（1585—1645）与高世泰等编的《高子遗书》，则说“阑入释氏”与“半杂禅门”，且强调是老师刘宗周的观点；他自己又摘录了高攀龙论释氏的话，以及殉节时“本无生死”这一佛语，刘宗周解释高氏之语为“尽道”故“无生死”，则是为了“救正”。所以就杂禅问题来说，高、刘二人的高下很清楚了，黄宗羲看来“醇乎其醇”的儒门正学，当时只有蕺山学而已。再看此处论《刘子节要》，可以看作是对《论子刘子节要书》的补充以及最后定论，故语气更为强硬：

戊申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师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临别，拜于河浒，日初执手谓羲曰：“知先师之学者，今无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于先师言意所在，当稍浑融耳。”羲盖未之答也。及《节要》刻成，缄书寄羲，曰：“子知先师之学者，不可不序！”嗟乎！羲岂能知先师之学者。

似乎是恽日初再三请求黄宗羲写序，而黄已经指出其中涉及“先师言意”处存在问题，恽便要求“稍浑融”，黄则“盖未之答”。最后文中又指出恽日初对于高、刘两先生，也是认识未明：

然观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云：“忠宪得之悟，其毕生黾勉，只重修持，是以乾知统摄坤能；先师得之修，其末后归趣，亟称解悟，是以坤能证入乾知。”夫天气之谓乾，地质之谓坤，气不得不凝为质，质不得不散为气，两者同一物也。乾知而无坤能，则为狂慧：坤能而无乾知，则为盲修。岂有先后？彼徒见忠宪旅店之悟，以为得之悟，此是禅门路径，与圣学无当也。先师之慎独，非性体分明，慎是慎个何物？以此观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师之学也。使其知之，则于先师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节要》之意也。惜当时不及细论，负此良友。

此处所引恽日初的话，当是重新概括的，故文字有出入。其一，黄宗羲认为“乾知”与“坤能”本当合一，故不可分先后；其二，强调高攀龙“旅店之悟”是禅门路径，而刘宗周“慎独”重点不在“性体”而在“慎”的工夫。从此两点来看，恽日初“未知先师之学”，可惜当初并未与其细论，辜负了“良友”。也就是说，黄宗羲认为恽日初对于刘宗周蕺山学的评价基本错误，这也导致了《刘子节要》编撰的种种问题，就其根本原因则是黄宗羲不认同恽日初以东林学的思路来诠释蕺山学，也即不认同东林一系朱子学、阳明学折衷的学术理路。

关于此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原序中的记述也可以作为补充：

岁己酉，毘陵恽仲升来越，著《刘子节要》。仲升，先师之高第弟子也。书成，某送之江干，仲升执手丁宁曰：“今日知先师之学者，惟吾与子两人，议论不容不归一，惟于先师言意所在，宜稍为通融。”某曰：“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宗旨正在于意，宁可不为发明！”仲升欲某叙其《节要》，某终不敢。是则仲升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也。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序》（原本），《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78页。

恽日初希望黄宗羲在“言意”上能够通融，其实是说在传播蕺山学之时“议论不容不归一”。恽日初认为，为了传承蕺山学，某些问题可以通融；而黄宗羲却认为，正是为了使蕺山学得以真正传承，所以在关键之处决不可迁就。黄宗羲对恽日初的再三批评就是因为学术宗旨最为关键，如果在诸如“言意所在”等要点上出了问题，那么学术的传承也就无从谈起了。他还指出恽日初为学的弊病就在于过于固执，“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也”，结合上文《恽仲升文集序》，似乎对其“务得于己”的自得之学，也持保留意见了。

话虽如此，其实在刘门之中，黄宗羲对恽日初还是非常欣赏的，这一点一直都没有变过，这可以从他写给陈确的书信中看出来：

唯先师之及门，凋谢将尽，存者既少，知其学者尤少，弟所属望者，恽仲升与兄两人而已，此真绝续之会也。②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58页。

此信写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也即黄宗羲与恽日初发生学术论辩的多年以后，特意提及对恽的“属望”，当非虚词。需要补充的是，陈确对恽日初也非常欣赏：

二十年同门兄弟，从未识面，白首相遇，良为慨然。连日获读雄篇聆快论，进我良多。临别又教以从事先生《人谱》，益为警切。至云“如对奕一事，恐亦非宜”，尤见因事寓诲之意，当敬为兄翁戒之。……先生门墙，零落殆尽，今其仅存者，要如吾兄之年德并茂，指难再屈。③陈确：《与恽仲升》，《陈确集》文集卷三，第125页。

陈确此信约在康熙七、八年之间，当时恽日初前往山阴而途经海宁，故而陈确得以读到恽之著述。陈确还强调刘门弟子的零落，仅存之人当中如陈、恽“年德并茂”者“指难再屈”。因为在此书信中，陈确还提到“已约张考兄至澉湖，图更聚首”，似乎在他眼中，另一同门张履祥（1611—1674，考夫）并非“年德并茂”之列，那就可以说，在刘门之中陈确真正认可的似只有恽日初了。陈确《大学辨》系列中也有回复恽日初的一通，其中说“荷长兄赐教，拳拳切切，虽父兄之教子弟，无过此者”①陈确：《答恽仲升》，载《陈确集》别集卷十六《大学辨三》，第607页。，在众多同门的论学书信之中，对恽日初表示了一份特别的认可。

结语

恽日初之为学，发端于东林，又归结于东林，仅在其中途受到刘宗周蕺山学的影响，故真正支撑其学术的还是东林学。后人在评价恽日初时说：

时念台弟子实繁有徒，而浚恒求深，流弊不少，惟先生践履笃实，出处皎然，与钱塘沈兰先甸华、西安叶静远敦艮、桐乡张考夫履祥，并称刘氏功臣云。②汤修业：《恽逊庵先生传》，载《刘子节要附恽日初集》，第380页。

恽日初的践履、出处两方面与沈甸华（1617—1679，兰先）、叶敦艮（1617—1689，静远）、张履祥一致，故而都是“刘氏功臣”。其中沈甸华常与张履祥往来，一般也被视为转向朱子学的刘门弟子。由此可见，将之视为蕺山学派后学之中与刘汋、张履祥、沈昀等人一样为转向朱子学的一系，有一定的道理。③除了王汎森先生，还有李纪祥先生也论及了蕺山学诠释的分化问题，然将恽日初与刘汋视为一派，黄宗羲、陈确、邵廷采为另三派，李文所用材料及观点与王文接近，都未关注其东林背景。见李纪祥：《清初浙东刘门的分化及刘学的解释权之争》，载《第三届华学研究会论文集》，1992年，第703—728页。全祖望在《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说：

武进恽先生日初，字逊庵，尝上书申救子刘子，其风节近开美，丙戌以后，累至山阴哭祭。为之行状，几十万言，独于子刘子所言“意为心之所存”有未然者，故行状中略之，尝为梨洲黄氏诘难。晚披缁，颇以嗣法灵隐，为世所讥，然其人终属志士也。④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载《鲒埼亭集》卷第二十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446页。相似的评价，另见《题恽氏刘忠正公行实后》，载《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352页。

此文的评价包括三点：一是表彰恽日初对刘宗周的孺慕之情，“风节”近于祝渊，是指其在京时想为刘宗周上书一事；二是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行状，也即《刘子节要》一书，该书在“意为心之所存”问题上则因有不同意见而略去相关语录，故曾被黄宗羲诘难；三是因身为遗民而晚年隐于僧寺，被所世人讥笑。在全祖望看来，恽日初首先在人格精神上无愧刘门，其次在传承蕺山学上虽有不足，然终究有功，故必当推其于配享之中。

然而因为《明儒学案》的影响巨大，再加之《刘子节要》以及恽日初本人文集不易得，故学界对恽日初之学的认识往往停留在黄宗羲“未知先师之学也”，“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两句，以及《刘子节要》失却了师门宗旨等评价上。黄宗羲并不认为恽日初得蕺山学之真传，可见其师门护持之严格，赵园先生就认为黄宗羲对同门过于苛责，过甚其辞。①赵园：《刘门师弟子——关于明清之际的一组人物》，载《新国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0页。其实，若是将恽日初与黄宗羲的学术纷争仅仅视作所谓刘宗周蕺山学的诠释权之争，便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黄宗羲一再提及其不愿为《刘子节要》作序一事，以至于如此耿耿于怀。他起先在书信中作了批评，再将之写入《明儒学案》之《蕺山学案》还不够，又在为该书第一版所作的序中提及此事。

黄宗羲真正的用意，其实就是贯穿于《明儒学案》全书的核心问题，也即朱子学与阳明学以及蕺山学三者之异同，而“先师言意所在”便是其中的焦点之一。黄宗羲本人其实将蕺山学归入阳明学的谱系：“盖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②黄宗羲：《子刘子行状》，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54页。《蕺山学案》作为《明儒学案》全书的殿后，正是意在使得王阳明（新建）的要旨重新开显出来。现在学界一般也认为其属于阳明后学之中的修正一系。③如杨国荣《王学通论》，将蕺山学作为阳明后学发展的重要一环，见杨国荣：《王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再来回顾恽日初对蕺山学的诠释，则与张履祥等人只想将蕺山学往朱子学一路诠释并不相同，恽日初是倾其全力去做朱子学与阳明学折衷的工作，而这又与其东林学的出身密切相关。①关于张履祥的“由王返朱”以及对蕺山学的诠释，参见拙作：《张履祥所受刘宗周思想影响及其师门“补救”之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一方面，恽日初编撰了《刘子节要》一书，其《近思录》的体例与“节要”的名称，都与东林学派以及朱子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他又特意在《刘子节要》书后附上了自己所作的《行状》以及《高刘两先生正学说》等文章，传递其对高攀龙与刘宗周的折衷评定。恽日初对刘宗周蕺山学的评定，其实与其对“朱子晚年定论”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其特点都是强调一个“悟”字，并在此基础上强调高、刘二子的会通；至于他本人所谈论的“格物”之学，核心的观点其实也是一个“悟”字，这些主要都是对东林学派新朱子学的发展。钟彩钧先生也主张恽日初之学为“接近于东林学派的新朱子学”②钟彩钧：《恽日初思想研究》，载陈来、高海波主编：《刘宗周与明清之际儒学：纪念刘宗周诞辰4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69页。，至于东林学派则诚如冈田武彦先生所说，“归根到底秉持的是折中朱陆、取长舍短的立场”，“东林学是经由王学而产生的新朱子学”。③冈田武彦著，吴光、钱明、屠承先译，钱明校译：《王阳明与明末儒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346页。至于恽日初为什么不顾黄宗羲的批评，坚持采取朱王折衷的学术倾向来诠释蕺山学，就是因为其东林之出身，朱王折衷原本就是东林学的鲜明特点。至于黄宗羲，则在《明儒学案》中引述刘宗周的话说：“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宪先生，皆半杂禅门。”他本人又说：“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即是天理，则阳明之致知即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无可议，特欲自别于阳明，反觉多所扞格耳。”④黄宗羲：《东林学案一》，载《明儒学案》卷五十八，第1398页。由此可知，东林一系的朱陆折衷之说，正是刘宗周与黄宗羲所批评的。

总之，恽日初作为绾合东林、蕺山二派的纽带人物，无论其编撰《刘子节要》的学术活动，还是相关文章所透露的学术主张，其实都是为了将朱子学与阳明学加以折衷，以便其在东林学的理路上弘扬蕺山之学。再就本文的讨论范围，对于蕺山学派的分化可以提出新的认识，恽日初其实与完全转向了朱子学且对东林学派尊朱的不彻底持有批判态度的张履祥一系是极为不同的。故刘宗周身后当分为四支：倾向王学、忠于刘氏原旨的黄宗羲；朱王折衷的恽日初；转向朱学的张履祥；对朱王都持批判态度的陈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