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勇

一、北平之交

钱穆与冯友兰同年出生（1895年），两人都生在一个书香门弟之家。所不同的是，五世同堂的七房桥钱家，到钱穆的父辈时早已家道中落，“沦为赤贫”。钱穆中学尚未读完，便因家贫辍学而为人师，在老家无锡乡间辗转十年。钱穆在乡村自行摸索为学的路径和方法，既无名师指点，又少学友切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茫茫的学海中，“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

与钱穆早年自学苦读、一路摸黑相比，冯友兰无疑就要好得多了。他幼年即在自家所办的私塾读书，以后进入新式小学、中学就读。1912年，即钱穆被迫辍学的那一年，冯友兰以河南省官费生身份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三年后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1919年，冯友兰负笈美国，入哥伦比亚研究院攻读西方哲学。1924年，冯友兰在哥大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平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从钱、冯二人早年所受的教育来看，钱穆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的背景，是一个地地道道靠自学成才、从乡村走出来的学者；而冯友兰则是科班出身，受过正规大学的训练，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沐浴和熏陶，对西方文化有直接的体验和认识。

钱穆与冯友兰初识于钱氏任教北平燕京大学之后。

1930年秋，由于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推荐，钱穆赴北平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有一天，他在城中一公园碰到了冯友兰。对于这次偶然的碰面，钱氏在晚年的《师友杂忆》中这样回忆道，刚一见面，冯友兰便讲道：“从来讲孔子思想绝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论语要略》特提此字，极新鲜又有理。我为《哲学史》，已特加采录。”①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8页。

初次见面，冯友兰便称自己撰写《中国哲学史》时采纳了钱著《论语要略》的观点，说明在此之前，冯对钱的著作已有了解。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的成名之作，全书共32章，从先秦子学一直写到晚清今文经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最为完整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出版后，颇多好评，冯氏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名家地位由此奠定。

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分为子学和经学两部分，冯著上册为子学时代，专论先秦诸子之学，1929年完稿，1931年作为清华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正式出版。当年陈寅恪在审察此书时就有“取材谨严，持论精确”的评价。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当冯氏完成《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写作时，在中学任教的钱穆也写出了《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学概论》等著作，他早年考辨诸子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也已脱稿，一时有“子学名家”之誉。

钱穆早年研究子学的著作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出版的《论语要略》便是其中的一部。该书对孔子论“直”的解释，颇有新意。钱氏认为，孔子论“仁”，首贵直心由中，故又屡言“直道”。孔子论“直”，约有三义：其一，直者，诚也，即以真心诚意待人，不以欺诈邪曲待人。其二，直者，由中之谓，称心之谓。其三，直道即公道。前人研究孔子思想，多重“仁”，这固然不错，但对孔子论“直”则鲜有提及。钱穆独具慧眼，把“直”置于“仁”之后，专就“直”字作透彻的解释，引起了治子学的冯友兰的注意。冯氏认真拜读过钱著，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中直接引述了钱氏的新解。今查冯著上册“孔子屡言直”一节，确有“选抄钱穆先生《论语要略》”的注释，这说明钱氏晚年的回忆所言不虚。当然，冯友兰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采用了美国学者德效骞（Homer H.Dubs）所著“The Conflict of Authority and Freedom in Ancient Chinese Ethics”一文的观点。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冯友兰引用钱穆研究子学的成果远非上述一处。比如在第五章“墨子及前期墨家”和第七章“战国时之百家之学”中，冯著多次征引了钱穆《墨子》一书的研究成果。钱氏早年喜治墨学，写有《墨辩探源》《墨辩碎诂》《墨辩与逻辑》等文，1929年完成的《墨子》一书，是他早年研究墨学总结性的著作，全书分三章，193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对墨家得名的由来，墨子的生卒年月，墨学的思想系谱，别墨与《墨经》，以及许行、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诸家与墨学的关系，墨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皆有深入的研究，颇多创获。关于墨家的得名，钱穆认为，“墨”乃古代刑名之一，墨家的“墨”字即取义于古代的“墨刑”。由于墨者崇尚劳作，以处苦为极，其生活方式近于刑徒，故墨家的开创者墨翟遂以“墨”名其家，这一学派便被称作“墨家”了。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而无定论。钱穆在书中作《墨子年表》加以考订，认为墨子之生至迟在周敬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后10年；其卒年当在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10年，年寿在80以上。关于农家与墨学的关系、南方墨学的崛起，钱氏认为农家出自墨家，许行即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南方墨学的崛起和勃兴与许行在南方的大力宣传有关。这些观点皆被冯著《哲学史》所征引。

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上册时，已是清华大学鼎鼎有名的教授，已是当时学术界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而此时的钱穆尚未成名，其身份不过是一位中学教师。然而冯著《哲学史》却多次征引一位中学教师的研究成果，足见当时学术界不讲地位而重实际才学的淳朴学风。钱穆后来从中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学教授、名教授，与当时这种质朴学风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当有极大的关系。

1931秋，钱穆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并在清华兼课，冯友兰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这一时期，二人时有往来。当时，北平学术界就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前，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则坚持老子在孔子之后，《老子》一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八章“《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中提出了三条证据：其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其二，《老子》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其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代的作品。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30页。

在《老子》晚出说上，钱穆站在冯友兰一边，支持冯说。他写有《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再论〈老子〉成书年代》等文，从社会背景、思想线索、文体修辞等方面对《老子》其书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可谓是对冯友兰等人观点的具体深化。②参见陈勇：《钱穆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兼论与胡适的争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二人在《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上互相声援、支持，这也引起了主张“早出说”的胡适的回击。胡适在致冯友兰的信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指《中国哲学史》——引者）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③胡适：《致冯友兰》（1930年3月20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2页。在给钱穆的信中称：“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①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合期，1932年。

钱穆、冯友兰都是《老子》“晚出说”的坚持者，但二人在具体的观点上也有差别。冯友兰主张《老子》在《庄子》之前，钱穆则主张《老子》书出庄周之后。有一天，钱穆和顾颉刚到胡适府上拜访，三人谈论的话题尽是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胡适对主张晚出说学者的观点大加批驳，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钱穆把此事写入了《师友杂忆》中。当冯门弟子钟肇鹏看到钱氏晚年的这则回忆后告诉乃师，冯听后沉默良久，说道：“胡适顶聪明，但他‘作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②郑家栋、陈鹏选编：《追忆冯友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钱穆早年治诸子学，《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则是他早年治诸子学的系统总结。该书1929年完稿，1930年代前期在北平任教时又多次加以修订增补。看过《系年》稿的蒙文通、顾颉刚对该书甚为推崇，蒙文通称《系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大著作，顾颉刚则誉之为“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③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四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249页。。书成之后，由顾颉刚推荐给清华，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当时负责审察此稿的有冯友兰、陈寅恪等三人。冯友兰认为此书不宜作教本，若要出版，当变更体例。陈寅恪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系年》“作教本最佳”④引自《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十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并称赞“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⑤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0页。。由于冯氏的反对，钱穆的这部著作审查时最终未获通过。

《系年》是钱穆早年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钱穆对自己积十余年之功完成的著作也颇为自负，称前人治诸子约有三病：各治一家，未能条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称自己“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寻指”⑥钱穆：“自序”，《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他晚年曾对门下弟子说，自己一生著书无数，但真正能像乾嘉诸老那样传诸后世的只有一部，那就是《先秦诸子系年》，这足以说明钱氏对自己的这部著作是何等看重。然而此书因冯友兰的审读意见不同而未能如愿列入“清华丛书”，自然会引起钱穆的不快。钱门弟子余英时直到乃师逝世时仍撰文为师门叫屈，“此事为冯友兰所阻，清华没有接受《诸子系年》”①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第26页。，对冯氏当年反对出版《系年》仍耿耿于怀。

二、南岳山中的讲学与著述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进攻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撤离，不久北平城便落入敌手。平津沦陷后，北平各高校纷纷南迁，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湖南省会长沙组建临时大学。

中国军队撤离北平后，日本人并没有立即进城，冯友兰与清华同仁怀着悲壮的心情参加了清华的护校活动。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着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北平已不属中国了，还在这里守着，岂不是为侵略者服务了吗？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守护清华的冯友兰毅然决定南下了。

当时京汉铁路已被阻断，南下都得经过津浦路。冯友兰与吴有训同行南下，由天津经济南、郑州、汉口赴长沙。钱穆则于11月初由天津赴香港，转道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设有理、工、文、法四个学院，理、工、法三院设在长沙市内，文学院暂驻南岳衡山。11月3日，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10人冒雨乘汽车从长沙抵南岳。钱穆、汤用彤、贺麟等人到南岳的时间比冯友兰等人晚了整整一月，他们大约在12日4日才到达学校。

文学院驻南岳圣经书院有一个学期，院长是胡适。由于胡氏远在美国，由冯友兰代理。当时南岳山中学者云集，学术空气甚浓，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钱穆讲中国通史，闻一多讲《诗经》，金岳霖讲逻辑，吴宓讲西洋文学史。在众多的课程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钱穆、冯友兰、闻一多的课。据文学院外文系学生李赋宁回忆：“当时南岳山上大师云集，生活艰苦，但学术空气活跃、浓厚，授课的教师有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钱穆、汤用彤、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吴宓、叶公超、柳无忌等，还有英国青年诗人、批评家威廉·燕卜孙。当时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和闻一多先生的诗经这三门课的听众极为踊跃。教室窗外挤满了旁听的人。每当我回忆起南岳那一个学期的生活，我总是神往不已，好像是置身于最圣洁的殿堂之中。”①李赋宁：《怀念冯芝生先生》，郑家栋、陈鹏选编：《追忆冯友兰》，第64页。冯友兰本人对这段教学生活也作了深情的回忆：

我们在南岳底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底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我现在还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②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在南岳山中，学者们一面教书育人，一面又勤于著述，笔耕不辍。钱穆每逢星期六早晨，必下山至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当时该图书馆购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借宋明诸家文集，携回山中阅读，皆作笔记。其中有关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在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时，择要录入著中。有一天，钱穆随意借一部《日知录》返山阅读，忽有新解，感到旧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关顾亭林一章没有如此清楚的认识。惟恐书中有误，于是找来旧著细读，幸好书中没有大误。钱氏自言如果现在撰写此稿，恐怕与旧稿大有不同，遂有“厚积而薄发，急速成书之终非正办”之叹。

此时的冯友兰，正在南岳山中埋头从事《新理学》的撰写。冯氏多年前就有撰写此书的愿望，只因杂事甚多，一直未能将思考的问题见诸笔端。“城破国亡日色昏，别妻抛子离家门。”③冯友兰：《我家南渡开始》（1937年夏），《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507页。民族危机的严重，激发了冯友兰的创作激情，他在南岳山中奋笔疾书，仅用两个月之力，便完成了他抗战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新理学》的写作。当年和他同住一室的哲学系教授郑昕回忆说，“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①转引自任继愈：《总结往史，留待后人——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郑家栋、陈鹏选编：《追忆冯友兰》，第14页。。

国难当头，客居他乡，既激发了学者们的民族意识和著述灵感，同时也为他们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提供了相逢的环境和条件。这么多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朝夕相处，切磋问学，的确是居北平时期所未曾有的。冯友兰称在衡山虽然只有短短的几月，可是他们却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里，精神上深受激励。冯友兰完成《新理学》的写作后，向友人同道征求意见。他在书稿“自序”中称：“金龙荪岳霖、汤锡予用彤、钱宾四穆、贺自昭麟、郑秉璧昕、沈公武有鼎诸先生均阅原稿全部；叶公超崇智、闻一多、朱佩弦自清诸先生均阅原稿第八章，有所指正。”②冯友兰：“自序”，《新理学》，《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据钱穆《师友杂忆》回忆，一天傍晚，冯友兰来到他的居处，把《新理学》手稿送给他披览，盼其批评。钱穆读完全稿后，告诉冯氏，理学家论理气必兼及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虽无自创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见解。殷人尊神信鬼，敬鬼神而事之，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故主张冯著在修改时应增加这些内容。钱穆建议冯友兰将《新理学》第一章改作序论，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第三章专论鬼神，庶可使新理学与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听后，称“当再加思”。

其实，钱穆居南岳时对宋明理学多有注意。他读王龙溪（畿）先生集，识其讲学大要，撰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一文。又读罗念庵文集，成《罗念庵年谱》一文。钱穆称自己读王、罗二人文集，“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是其“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③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9页。与此同时，钱穆在文学院师生中也作过有关宋明理学的学术讲演，如发挥阳明良知之学与知行合一理论的深义，认为王学不把“心”与“物”对立，不把内外分成两截，直透大义，反向自心，故王学的精髓处，便是“圆浑天成”直诉“自心”。钱氏演讲时听者甚众，听众中就有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据钱氏回忆，金岳霖听他演讲后，曾多次到他住处讨论理学问题。金岳霖与冯友兰是同事兼挚友，在南岳山中，两人分别完成了《论道》《新理学》的写作。据冯氏回忆，两人在写作中互看稿子，互相影响，“他对于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他的影响，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他曾经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①冯友兰：《三松堂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据钱穆推测，冯友兰把《新理学》的手稿送给他阅读，可能是出自金岳霖的主意。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13页。

日军侵占京沪杭后，沿长江西进，进攻华中，武汉、长沙沦为前线。日寇的疯狂进攻和中国大片国土的沦丧，激发了临时大学学生的抗日热情，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抗战卫国的从军运动。不少学生就地从军，参加抗战，也有一部分学生冲破封锁，奔赴延安。1937年12月的一天，北大学生在南岳圣经学院的一片露天草地上举行会议，这既是北大成立三十九年的纪念会，又是为两位学生奔赴延安举行的欢送会。学生邀请冯友兰、钱穆前去演讲。冯氏先发言，引《左传》“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之语，对到延安的两生多有鼓励。钱氏接着发言，对学生作了一番恺切的劝谕。他说抗战救国，匹夫有责，潜心读书，多学知识，也是支持抗战的一种表现，不必人人皆上前钱。即便是要上前线杀敌，也不必长途跋涉，远投延安。因为延安远在陕北偏远之地，是后方而非前线。钱穆的讲话似乎句句都是针对冯友兰之言而发的。

冯、钱二人对奔赴延安两学生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二人不同的政治倾向。1933年9月，冯友兰利用清华休假机会赴欧洲考察一年，其间访问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回国后在北平高校大谈访苏观感，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一时被目为“左倾教授”。抗战时期，他对学生上前线参战多持鼓励和支持态度。有一天，在南岳临大文学院读书的韦君谊在小街上遇到了冯友兰，她对老师说想离开学校到前线去。冯友兰沉思片刻，点头说道：“好啊！现在正是你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了。”说完便与学生握手道别。韦君谊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冯先生这次，并没有教我在混乱的局面下，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平心静气动心忍性去读书，却在街头庄严地鼓励我——一个青年去抗战，这印象，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③韦君谊：《敬悼冯友兰先生》，郑家栋、陈鹏选编：《追忆冯友兰》，第49页。

钱穆力劝在校学生应安心读书，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钱正在北大教书。消息传来的第二天早晨，他正从西直门附近赶往北大红楼上课。在课堂上，满怀悲愤的学生要他谈谈对事变的看法，钱穆就赶往学校途中的所见所闻谈了一番自己的观感。他说他在赶往学校上课的途中，耳闻目睹了北平学生呼喊的抗议口号和标语，其中有一则“宁作刀下鬼，不为亡国奴”的口号令他感慨尤深。钱穆认为，此一口号反映了当时青年人在精神上，只是一种消极的、悲凉的、反面的、退一步的情绪和心境，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奋发的、正面的、进取的态度。从这句口号中，似乎只看见青年们理智的、在利害上打算，却没有看见青年们热血的、感情上的奋发。外面是慷慨激昂，里面却是凄凉惨淡。理智不准确，因而情绪也不健全。沈阳是中国的土地，日本何得无端攫取，中国青年似乎不觉得其可愤慨、可羞耻，不认它为一种侮辱和轻蔑，而只认为其为一种危险和压迫。这是知识青年平日心境和情绪的自然的表白和流露，此非小事，实在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①参见钱穆：《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公司，1979年，第244—245页。

钱穆对“宁作刀下鬼，不为亡国奴”这一口号的理解是否正确，这里暂且不论。按照钱氏的解释，青年人应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抱有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应立志自强，不应以“不亡国”为满足。如果一遇到挫折就对国家民族失去信心，自然会转向消沉颓废。在欢送学生赴前线的演讲中，有一位同学用“茫然”二字来形容自己的心境时，钱穆立即有感而发：“战事正在展开，国家前途不是就此完了。青年报国有他无限的前程，安心留后方读书，并不是没有意义。若谓国家沦亡迫在眉睫，而茫然上前线去，一旦看到国家并不真是沦亡迫在眉睫的时侯，那时又不免自生悔心，自生动摇。我们应当把握住自己，正使国家真个亡了，我们还有我们努力的方向。”②钱穆：《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46页。

演讲会结束后，冯、钱二人又展开了一场辩论。冯友兰对钱穆说，你劝学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不差，但不应对去延安的两学生加以指责。钱的回答是，你既称赞两生赴延安，又怎么劝得住其他学生留校安心读书？此两条路，摆在面前，“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自相矛盾。两人力辩，结果是不欢而散。

把抗战救国大业能否及时完成的责任寄托在年轻学子的身上，这是冯、钱二人共同的地方。但在抗战救国的具体方式和行动上，二人的看法又大异其趣。《论语》中有“狂狷”的界说，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冯友兰看来，如果时代需要年轻人的血肉来供养，年轻人不妨做一个“狂者”而慷慨赴义；在钱穆看来，医七年之病，岂能无“三年之艾”的预蓄？所以他认为做不上一个“狷者”，也够不上做一个“狂者”。“狂者进取”，在当时做一个“狂者”是顺应潮流的，容易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理解，而“狷者有所不为”，需待时而动，与潮流相背，不容易赢得人们的同情。所以在那个时代潮流中，钱穆主张做一个“待时而动”的“狷者”，是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①参见詹耳：《宾四先生二三事》，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期，1954年8月。当然，钱穆并不是一味反对青年学生上前线杀敌。1941年3月，他应浙江大学的邀请赴遵义为浙大师生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的演讲时又重提此事，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的意思并不反对青年们决意上前线去从军，只反对他们对国家前途的那种消极悲凉专在反面退一步的看法，我只要解除他们那种急躁的浅见。”②钱穆：《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45—246页。

对赴延安两学生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冯、钱二人在政治上的不同倾向。然而在政治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妨碍二人在学术上的往来，冯友兰仍把《新理学》书稿送钱穆审读，嘱参意见，钱穆称“芝生此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③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10页。。

三、新宋学的弘扬者

南京失守之后，日军沿长江西进，进逼武汉，轰炸长沙，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2月5日，南岳文学院的师生回到长沙，与其他三院师生会合，开始了由长沙向昆明的撤退，文学院在南岳山中三个月的学习生活至此结束。临时大学由长沙向昆明的撤退，按当时的说法叫“转进”。此次“转进”共分三路：

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再到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再沿滇越铁路乘火车抵昆明，吴宓等人走的是这一路。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此路有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等师生300多名，徒步经湘西、贵州前往昆明。一路由广西入滇，钱穆、冯友兰等人走的是这一路。此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出镇南关，绕道河内，再沿滇越铁路经蒙自入昆明。

一天早晨，汽车经过广西凭祥县城（在中越边境上）时，冯友兰不小心把左手伸出车窗外，碰在城墙上导致骨折，他不得不另乘车赶往河内的一家法国医院治疗。这一场意外的事故把冯友兰“转进”昆明的时间比其他人拉长了一月左右。

在河内住院期间，冯友兰认真思考了钱穆在南岳时对《新理学》提出的修改建议，觉到钱氏之言言之有理，决定增加“鬼神一章”。

长沙临时大学迁滇后，改名为西南联大。由于昆明没有足够的校舍，文、法学院移至蒙自。钱穆住在校内宿舍里，埋头于《国史大纲》的撰写，冯友兰则住在桂林街一家民宅中，从事《新理学》一书的修订。他在修改书稿时，部分采纳了钱穆的意见，如以首章移作“绪论”，增加了鬼神一章。今查《新理学》一书，第九章即专论“鬼神”。不过冯友兰认为朱子论心性，无甚新意，所以冯著论朱子思想时，仍不谈心性。据说西南联大有一次演讲上，冯友兰称：“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①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13页。钱穆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记有此事，称“芝生虽从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对余馀憾犹在，故当面挪揄如此”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13页。。事实上，冯氏所谓鬼学、神学之别，意在区分史学、哲学的不同，用语不失幽默，何曾“挪揄”？

《新理学》完成后，由于惧怕日机轰炸导致书稿散失，在正式出版前，曾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这就是最初的《新理学》版本。该书是冯氏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他的哲学建构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完成书稿后的冯友兰，兴奋不已，在石印本的扉页上题下一诗：

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

鲁鱼亥豕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③冯友兰：《手校〈新理学〉蒙自石印本》（1938年8月），《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511页。

1939年秋后，钱穆离开了西南联大。此后辗转成都华西坝，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冯友兰一直在西南联大，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北平。1939年以后，钱、冯二人见面渐少，但也不是没有来往。比如冯友兰利用清华第二次休假的机会，到成都华西大学作演讲。在一次欢迎冯氏的茶话会上，钱穆也在座，其间二人还展开了一场关于“做一中国人”还是“做一世界人”的辩论。二人曾在重庆复兴关为囯民党“中央训练团”讲课，同住一处。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在贵州遵义创刊，该杂志内容包括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等项，而特重时代思潮与民族复兴之关系，是抗战时期很有学术水准的期刊，钱穆和冯友兰皆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钱穆把发表在该刊上的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结集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并出版，冯友兰1942年起连续在该刊上发表了10篇文章，合起来成《新原人》一书，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原人》是一部讲人生哲学的著作，与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冯氏在《新原人》“自序”中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后来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对“贞元之际”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①冯友兰：《三松堂自述》，第263页。所以冯氏称：“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

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压城之黑云，冯友兰宣称这就是民族复兴和民族觉醒的前夜，坚信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会到来，国家民族必将有复兴之日。这种对国家民族充满着自信的情感也真切地体现在钱穆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步步进逼华北，日本人的飞机时时在北平城的上空低空盘旋，文化古都已成“危城”。此时在北大任教的钱穆目睹日寇猖獗，愤慨尤深。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写于这一时期，“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②钱穆：“自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此时在清华任教的冯友兰也发出了与钱穆同样沉重、激愤的呼声。他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继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③冯友兰：“自序（二）”，《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钱、冯二人皆出生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之年，他们的一生都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终始。面对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情感的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严夷夏之防，表彰晚明清初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和操行，高扬宋学经世明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即寓有他反抗外来侵略的写作意图。当年杨树达在读钱著时就有“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④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4页。的评价。而在全面抗战时期完成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更是被他的学生余英时誉为“为中国文化招魂”的大著作。他在书中旗识鲜明地祭起了宋学经世的旗识，对时人认定的宋学为空虚疏陋之学痛加批驳，称“自宋以后，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⑤钱穆：《国史大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555、606页。钱、冯二人对宋明理学皆有精深研究，钱穆在宋明理学中推尊朱子，冯友兰宣称他的《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他写“贞元六书”的宗旨就在于弘扬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救世精神，希望通过宋儒先贤的思想来“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①冯友兰：《三松堂自述》，第264页。。可以说，抗战时期钱、冯二人以弘扬宋学为己任，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新宋学”的代表人物。②当时与钱穆、冯友兰声气相通、引为同调的著名学者还有陈寅恪等人。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四、学者的“政治关怀”

钱穆与冯友兰是学者，但又不是纯粹埋首书斋、不问时事的学者，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但却又关心政治，不忘情于政治。当年钱穆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蒋问钱“你是否对政治有兴趣”，钱的回答是：“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炎武）、黄（宗羲）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政治都有大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③钱穆：《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3页。冯友兰两度加入国民党，曾出席国民党六大并为主席团成员，在政治关怀方面，较钱穆尤深。

抗战时期，蒋介石提倡宋明理学，欲复兴民族意识，这与钱穆、冯友兰的论学宗旨是相契合的。当时钱、冯两人在西南后方，或著书立说，或奔走演讲，皆以弘扬民族文化、昂扬民族精神为己任，这自然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冯、钱二人在抗战时期数次受到蒋介石召见、赐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蒋介石对他们礼遇有加。1943—1945年间，两人三度赴陪都重庆，在复兴关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讲课。钱讲“宋明理学”，讲“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冯讲“中国固有道德”，“中国固有哲学”。最后一次讲学，钱穆与冯友兰、萧公权、萧叔瑜同住一室，同在复兴关过阴历年。在元旦的那天早晨，蒋介石曾亲临其住所看望，问寒问暖，令他们感动不已。

有学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访谈文章，题目为《人物风流：谈谈一生多变的冯友兰》，文中也谈到了钱穆：“领袖请学者吃饭，是学者和政治家更直接的交往。当年钱穆就是在四川青木关吃了蒋委员长的饭，以后说话就不自由了。正所谓文人难过皇帝关。”据钱穆《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一文记载，1941年春末，他赴青木关教育部开会，会后返成都，忽得教育部来函，说蒋介石想召见他，询问其是否短期内可再往，钱回函婉拒。这是他蒙蒋氏召见而未获晋谒的一次，自然谈不上在青木关“吃了蒋委员长的饭”。

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的钱穆还是一个说话自由的学者，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没有因蒋介石的召见、赐宴而改变其学术立场。抗战时期，钱穆写过不少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的文章，力主中国传统政治是民主政治而非专制政治。此一观点在当时可能被国民党当局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批评钱氏宣传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攀龙附凤”①沈友谷（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群众周刊》第9卷第3、4期，1944年2月。，自由主义学者胡适攻击钱氏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②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9—540页。其实，钱穆的“非专制”论早在1930年代前期在北大任教时即已提出，且为其一生所坚持，并非在蒋介石宴请他以后一夜之间提出来的。

钱穆第一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的时间是1942年6月22日，地点在成都“中央军校”，谈论的内容多为宋明理学，尤其是明末清初遗民顾、黄、王诸家思想。他说顾炎武注重地方政治；黄宗羲主张内阁有权，主张法治与清议；王夫之提倡风俗人心之改造。“一则看到大处，一则切于实际，一则洞察人心，其特点皆以儒家学说，运用之于实际政治，而为有体有用之学。”③《蒋中正与钱穆讨论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等谈话纪要》，详见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2-080114-00018-009。蒋对钱的看法表示赞同，两人谈话一小时后即到中午，蒋遂命钱同餐，并请他坐上座，以示尊敬。餐后又续谈十多分钟，宾主才依依告别。钱穆是学者，一生虽然未加入任何党派，但他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并不亚于胡适、傅斯年等卷入政治甚深的一班学人，在抗战时期尤其如此。

其实，钱穆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参政，相反，他还不断在为知识分子参政、引导社会寻找历史依据。钱穆认为由学术界与教育界所形成的“道统”，其地位乃在政府所形成的“法统”之上，中国历史的正途是“经济军事须由政治领导，而政治则须由教育来领导”，凡是“道统”的执行者——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政治，掌握实际政权，就能“时运光昌”。如景帝师晁错，武帝师王臧；而贾谊“政事疏”与董仲舒“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的政治规模。平民学者公孙宏拜相封侯，从此形成“士人政府”。南北朝之际，南士尚清谈，与政府对抗；北士较笃实，与政府协调，此即统一势力来自北方而开隋唐盛世之主要因素。范仲淹的“十事疏”与王安石的万言书，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始终贯统着宋代以后的历史。①参见汤承业：《读〈国史大纲〉与〈国史新论〉感言——道统与法统献论》，《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香港新亚硏究所，1974年，第386—388页。抗战时期钱穆写有《道统与治统》一文，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有一要义就是“政治”与“学术”紧密相融洽，凡社会学术能上撼政府、领导政府的时代，政治就表现得有活力；反之政府与社会学术隔绝，政治必日趋恶化。钱穆对历史上知识分子参政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抗战时期，蒋介石大力提倡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又是钱穆平生最看重、最喜爱的一门学问。当时的“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即是在蒋的授意下进行的，其中《清儒学案》即由钱氏承担。在初次被召见时，钱穆向蒋汇报了编写《清儒学案》的情况，蒋对钱从事的这项工作鼓励有加，称“此书关系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精神之恢弘阐扬，至为重要”。盼其专心致志，著成此编，嘉惠后学。在钱穆的眼中，蒋的确是一位“礼贤下士”的领袖，在抗战的紧张氛围下如此关心学术文化，这给钱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钱穆称，与蒋初次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他“忘却一切拘束，欢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②钱穆：《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第83页。。他从蒋“谦恭下士”的举动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增强了对蒋领导相关事务的信心。抗战之前，钱穆虽然已名播学界，但他只是一个潜心学问的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没有多少关联。抗战时期，钱穆数度受蒋介石召见、赐宴，他在政治上对蒋也有所支持。

1949年，冯友兰和钱穆作出了人生中截然不同的选择。1946年8月，冯友兰赴美讲学，于1948年3月回国。在回国之前，他已取得了在美“永久居留”的签证。但是身处异国的冯友兰，时常不能忘怀祖国。“虽信美乃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居美期间的冯友兰时时吟颂王粲《登楼赋》中的这句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当时国内局势已发生了重大转变，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少朋友劝他留在美国。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后，一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①冯友兰：《三松堂自述》，第118页。为了把“根”留在祖国的大地上，冯友兰毅然选择了回国。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期间，国民党当局实施了所谓的“抢救”北平学人计划。在被“抢救”名单的第一类中，就有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名字。但他拒绝离去。1948年12月14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离开北平南下，冯友兰被校方推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担负起了“护校”的重任，最后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保存了元气。

1949年以后的冯友兰，改信马列主义，否定自己的过去，也真心写过不少颂扬社会主义、歌颂伟大领袖的文章。但是在“文革”期间，仍然受到冲击、批判，无法“洁身而退”。“文革”后期，在“批林批孔”的浪潮声中，一度失去了自我，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写了一些违心的文章。海外学者对冯友兰，特别是晚年的冯友兰多有指责，批评他观点多变，没有气节。钱穆也不例外，对故友多有指责。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对“文革”后期批孔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省、检讨，以未能做到“修辞立其诚”而自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也以“同情之了解”的眼光看待冯友兰的晚年。比如傅伟勋在冯氏去世后不久撰文指出：“我对他晚年的行为的苛评，今天重新‘盖棺论定’，应当收回。……包括‘文革’在内的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如此错综复杂，我们千万不能针对个人去作历史的以及道德的评价，我们必须从多种角度去考察整个事件，整段历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将近九十高龄的冯友兰仍能面对自己，谈诚、伪之分，敢于公开自己的错误，敢于剖心，似乎暗示他的赤子之心始终未泯。他的内在真实不因外在苦难与‘吾不得已也’的曲折妥协，而消失不见。”②傅伟勋：《冯友兰的外在苦难与内在真实——为悼念冯氏而作》，《中国时报》，1990年12月11日。此段评论可谓平实之论。

有人认为冯友兰一生太过于接近政治，太过于接近权贵。其实，钱穆晚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1949年，溃败的国民党当局迁往广州，组成“战时内阁”，一批不认同新政权的学人南下广州，这其中就有钱穆。后来钱氏居香港办学，固然有延续中国文化于内地之外的志业宏愿，但也反映了其政治倾向。钱穆居香江办学期间，每年必至台湾，接受蒋氏父子的召见，新亚书院最初的一部分办学经费即来自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的拨款。蒋介石曾把自己写的《科学的学庸》一文交其审读、修改，钱穆自己也写过不少捧蒋的文章，称蒋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丰功伟业，一世莫两”，他甚至在一篇颂蒋的寿文中称蒋“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①详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第44页。

19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撰文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保留了知识分子对政治问题的独立见解。1959年9月，他赴台讲学，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当时国民党第三届领导人选举即将举行，蒋立意再谋连任，问钱穆：“此次选举，你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是否公开发表文字？”钱穆立改过去反对连任的态度，称“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选”，非蒋氏莫属。②钱穆：《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第89页。钱穆晚年的捧蒋、颂蒋，遭到了当时台湾反传统的激进青年李敖的猛烈攻击。这位“文星论战”时期西化派的主将撰文称，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有一位大人物曾经逼近了他，这位大人物便是有“一代儒宗”之誉的钱穆。但是他又很快摆脱了钱氏的影响而把钱氏定位成一名“反动的学者”加以攻击。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③李敖：《“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白眼看“台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