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林湛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无可慰藉》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的第四部小说，也是他叙事观念的转型之作。小说着力讲述了主人公音乐家瑞德在都市空间中迷失方向，无法为自身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焦虑。在这四天三夜的梦幻空间漫游旅程中，主人公既无法识别和理解身处的现实空间，更无法认识真实的自我。小说中空间意象的建构实际上隐喻了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在都市中的空间感知与生存困境。从空间意象切入该小说，同时结合空间叙事视角来分析家宅、琴房、音乐厅等具体地理空间意象的象征意蕴，可以体会到石黑一雄对现代人充满孤独与焦虑的生存困境的深刻关怀。

一、空间叙事

空间叙事，可以比对时间叙事来理解。就小说作品来说，小说的时间叙事即故事的生发展开与人物活动是按照一定的线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小说的空间叙事则是所叙之事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换言之，空间叙事即小说如何利用空间来参与叙事进程，推动故事发展,比如以空间组织小说结构、背景、场景以形成叙事动力等。对研究者来说，空间叙事也是一种研究视角，也即从空间的角度去解读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的作用。在西方，约瑟夫·弗兰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标志着空间叙事理论的滥觞。他首创并强调通过“空间并置”来打破叙事时间顺序，使文学作品取得空间艺术的效果。后有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深入探讨了代表性的房屋、巢穴、贝壳等空间的原型意象以及读者对空间意象的感知。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跨学科视角尤其是后现代地理学对空间叙事的影响极大。值得注意的有迈克·克朗对地理景观的象征意义的发掘，对地理空间的空间性隐喻的探讨。还有爱德华·苏贾把文本中的空间视为一种蕴含多维意义的指涉系统而不是静止的容器，同样强调空间的隐喻意义。

在国内，对空间叙事的研究虽然目前专著尚且不多，但也越发重视叙事的空间维度。国内空间叙事研究的先行者是暨南大学的张世君老师,她在《〈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从实体的场景空间、虚拟的梦幻空间和虚化的香气空间三个空间层面阐释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特征，强调了空间意象对于小说叙事的构成作用。她认为“构成小说叙事从来都要依靠空间意象的展开，即在文本的时间序列建立起来以后，就要依靠空间的叙述来展开时间序列”[1]。东南大学龙迪勇教授进一步强调空间元素的叙事功能。在他看来，“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2]。此外余新明博士也同样强调小说空间叙事研究的核心是空间的叙事功能，即空间如何参与、影响了叙事。[3]还有吴庆军教授把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视为“作家以叙述形式在文学作品里构建起来的场所、建筑和景观等的总称”[4]24。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研究都发掘到此前被忽视的叙事中空间的作用。国外学者着重空间在小说中的象征意蕴，而国内研究着重的是空间对于小说叙事进程的推动作用。

在本文看来，小说中空间意象的建构不仅起到了对叙事进程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还有对小说主题阐释的进一步深化意义。同时在综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把该小说中的空间意象视为地理空间和人物的空间体验和感知双重交融建构而成。本文认为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实际上是具有物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意蕴的。正是包括景观、场所和建筑等在内的地理空间和人物的感官体验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小说中蕴含丰富的空间意象，隐射了空间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紧密关联。尤其是小说中代表内在心灵归属的家宅与外在事业归属的音乐厅、练琴房等空间意象不仅仅是作为小说叙事展开的背景而存在，更是对人物充满时空焦虑体验的生存困境的折射。结合空间叙事理论，通过分析小说中空间意象的隐喻意义，可以发现外在地理空间和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息息相关，从而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是如何通过空间意象的建构在推进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也揭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孤独与焦虑迷茫，进而揭示现代都市中人普遍的精神困顿。

二、扭曲的时空体验

小说从人物扭曲的时空体验着笔建构了流动混乱、变幻莫测的空间意象，空间意象的建构反过来又体现了作者精湛的空间叙事手法。

一方面，作者的笔触仿佛镜头似的在不同空间内不断切换，从酒店到街道、市中心到郊外、从家宅到电影院……各式各样的空间场景、景观、建筑等的转换使得小说的叙事进程得以不断推进。同时，主人公不停地在市区与郊区之间游移徘徊，市中心的繁华热闹与乡郊野外的荒凉破败形成鲜明对照。作者通过这两大空间场景的并置，给读者的空间感知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读者也更能体会到主人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大自然的边缘化处境。此外，作者还通过空间并置的情节打破叙事的纵向时间顺序。每当主人公邂逅的陌生又熟悉的建筑空间勾连起主人公的记忆，作者就由此横向插入主人公过去在同一个空间中的不同经历的情节，在降低叙事节奏的同时拓宽了叙事容量。

另一方面，作者以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空间意象贯穿整部小说始终。空间意象的流动和多变性质使得让主人公为自身定位的感官能力彻底丧失，陷入异化的空间体验当中。而空间叙事作品通过人物的空间体验揭示其存在状态正是空间叙事的意义所在。空间体验代表一种广义的空间感，包括人的空间知觉、感受、想象、记忆、习惯等，这些都是人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人在空间中能知觉到空间的大小、距离、方向、远近、位置、边界、集中性、拥挤程度等，而与这些相关的是人在空间中感到的舒适、焦虑、熟悉、陌生、迷失、惊颤等体验。”[5]174。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展现了主人公瑞德充满空间迷失感和焦虑感的空间体验。作者常常以迷雾、围墙等空间障碍，以楼梯、长廊、隧道、小径的迂回曲折和分岔断裂、空间路径的不确定和空间的杂乱无序来表现人物的空间迷失感。

细读文本可见，在主人公的空间行走途中要么因为碰到迷雾和墙等空间阻碍而停滞不前，要么就是困在各式各样的大街小巷或重重紧闭的大门中找不到出口。人物既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身处的空间，也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这种空间迷失感在两次有关家宅的寻找中表现得最为强烈。第一次是瑞德被说服后跟随久未谋面的妻儿去他们的“家”——新公寓。然而这趟本应充满期待的返家之旅却显得无比诡异：瑞德落在后面无论怎么努力也跟不上妻子的步伐，一路上污浊的砖墙、漆黑荒凉的小路和狭窄的小巷让人心生排斥，不期而遇的老同学更打断了瑞德苦苦追随妻子行踪的注意力。瑞德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继续往前只有一望无际的黑暗，始终没法抵达那温暖舒适的家宅空间。这种充满迷失和焦虑的空间体验恰恰揭示了瑞德充满孤独的生活状态。他常年漂泊在外，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对家庭不闻不问。在行走途中夫妻俩不断拉大的物理距离其实已经预示二人婚姻关系的日益疏远，妻子在瑞德的视线中消失不见则意味着双方情感的最终破裂。而归家的渴望轻易就能被外人中断，又意味着瑞德内心深处家园意识的淡薄和家庭观念的缺乏。因此，“家”的永远无法抵达隐喻了主人公得不到终极归宿的孤独命运。

第二次是瑞德为了修复父子关系陪儿子回旧住宅拿遗失的玩具。然而荒谬的是瑞德居然完全不记得回家的路，“自己根本不清楚在这一片广袤中，我们的那所公寓到底在哪儿”[4]237。两人不停地绕着目的地兜圈，一次次与准确的终点擦肩而过。同时随着空间的流动，与空间迷失体验相伴而生的还有瑞德内心从平静到失落再到愤怒的情感变迁。在去往旧宅子的公交车上，瑞德的内心是宁静又惬意的，但是在踏入旧宅所在的小区的时候，他对四周地理景观的感受却变得厌恶、惊讶起来。目睹人造化的痕迹彻底抹除了小区的自然地理景观，把整个小区的布局打造成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群，他的厌恶感油然而生。当迷路的父子俩好不容易找到旧宅准确的地理位置，两人却又因没有钥匙而不得入内，大为失望。更糟糕的是，在大门口和突然出现的邻居对话勾起了瑞德对旧宅的痛苦记忆(关乎家庭暴力、夫妻失和等)，导致他情绪开始剧烈波动。这种空间体验不仅体现了他表面上功成名就但实际上家庭不幸福的压抑生活状态，还透露出他不敢坦然面对家庭责任的懦弱逃避的个性。简言之，身为家的男主人，瑞德居然无法理解身处的家宅空间，也无法识别出自己在其间生活的点滴。他其实彻底遗忘了自己的过去，丧失了对过去的自我认同感。

此外，空间迷失导致的人物行动的搁置和计划的延宕，无形中也愈发加深了人物对时间匮乏的焦虑感。而且同时并置加诸人物身上的不合理请求和安排打破了时间的有序发展，人物深陷无法掌控时间也无法把握周遭一切的窘境。对人物在空间中的时间体验的呈现再次体现了石黑一雄的空间叙事技巧之高超。在小说中作者采取了时间“停滞”的空间叙事手法来展现人物的时间焦虑感。其实时间的停滞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对时间感的一种描述，指的是在空间叙事中时间显得放缓了、停滞了、静止了。[5]30也就是说，小说叙事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空间描绘，极力书写空间形象以及人物的空间体验，导致叙事速度放缓、叙事进度延宕。短短四天的旅程，作者分别都用了长达十个章节的叙事篇幅来延缓故事的进展，不断展开空间的流动与变化多端。空间的置换又引领着新的人物登场，各色人等纷纷带着五花八门的请求胡乱地插入主人公的行程打断了时间安排的有序发展。小说反复提及周四之夜这一最后期限的逼近，愈加反衬出主人公无比着急、焦虑的精神状态。

除了瑞德自身，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也不停地经受着时间焦虑体验的折磨。瑞德的妻子索菲担心父亲老去、和一家人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间不多了；指挥家布罗茨基先生担忧随着年事渐高、离修复和前妻的关系的日子不多了；城市里的居民担心修复城市精神危机的机会所剩无几……面对现状，尽管众人都焦虑万分但又无能为力。他们既无法摆脱过去的记忆纠缠，又无法迈向未来的新生活，只能困在当下的时间焦虑中。

空间的迷失、时间的匮乏，正是后现代都市生活的普遍现状。正如作者在访谈中自述他想要表达那种无法掌控、无路可走的感觉。通过描述主人公在混乱、扭曲的时空体验中无法把握自己人生的经历，小说揭示了现代都市中人们家园失落、情感分崩离析的生存困境。

三、空间意象的隐喻意义

主人公的空间体验与空间意象息息相关。在流动的空间漫游中主人公既感知了人与空间关系的矛盾，也见证了空间中人与人关系的隔阂与疏离。小说中的空间意象蕴含着主人公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因而具有强烈又丰富的隐喻意味。空间意象与人物的生存现状和命运走向互为表征。地理空间环境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人物终极命运的预言。身为四处奔走演出的音乐家，瑞德活动得最为频繁的地理空间便是与音乐艺术息息相关的练琴房和音乐厅。然而这两个象征着主人公事业归宿的空间意象在小说中是以一种非常荒诞的形象呈现的，无一不凸显瑞德与所置身空间的冲突关系。 琴房和音乐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具有精神维度的意义。这交织着主人公感官体验的两大空间意象无异于是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外在投射，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

首先是找不到合适的练琴房。在小说中，练琴房作为一个特殊的交织着主人公感官体验的空间意象成为主人公生存处境的隐喻。好不容易从纷乱琐事中抽身却又马上要登台表演，对瑞德而言练琴一事已刻不容缓。但偌大的酒店居然没有一处独处空间可供使用。历经坎坷找到一个可以保证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他希望保持安静不受干扰，却事与愿违：屋子里“门闩随时可能滑落、门又会轻而易举地旋转开来、门锁就连最起码的抵挡作用都没有”[6]386-387。他对练琴时的隐私空间的渴望达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一方面说明他对艺术的专注，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精神上的排外倾向。既然不允许有听众共享，那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候演奏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果不其然，直到故事的结局瑞德也没能有机会真正登台。更为荒谬的是，练习了好久瑞德才发现所谓的练琴房居然是个像马厩和洗手间一样的地方。把至关重要的练琴房设置在人人均可任意出入的公共厕所，无异于把高雅与污秽并置，消解了音乐艺术殿堂的神圣性。而瑞德作为德高望重、备受推崇的大音乐家，被小城特意邀请来演奏还肩负解决城市精神危机的重任，却遭此“礼遇”。这不仅是对艺术家的侮辱，也戏谑化地暗示了瑞德不可能完成精神上的拯救使命，因为小城中人实际上并不真心待见外来艺术家的到来。

即使如此瑞德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要求，他接连又转换到了另一个练琴房——别馆。同样荒谬至极的是，别馆里的练琴房是建造在荒郊野外的悬崖陡坡上的，室内的陈设也破烂不堪。瑞德反而还觉得心满意足，安慰自己练琴的环境已经无可挑剔，人与空间的关系也貌似甚为融洽。但实质上，悬崖上的练琴房意味着危险的可能性，隐喻着主人公有可能面临两种选择的困境：是提前意识到城市的精神危机幡然醒悟、悬崖勒马？还是安于现状直至跌落深渊？瑞德明明已经体验到练琴房倾斜得自己仿佛都要朝后倒滑下山似的，他居然还能自我安慰屋子的设计完好没问题，怡然自得地坐下来。整个琴房的空间环境已经悄然预示了主人公会因为自身的麻木无不仁而走向崩溃边缘的终极命运。

其次，人物与空间的矛盾关系在无法抵达的音乐厅那里恶化到极点。音乐厅是瑞德此行的终极目的地，但是视觉上近在眼前的音乐厅却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般怎么也无法接近。瑞德的愤怒被彻底点燃，不由得怒斥：“这堵墙就是这座城市相当典型的代表，到处都是荒诞异常的障碍。”[4]442从宏观上看，瑞德努力寻找音乐厅的空间行走轨迹呈圆圈式死循环，这意味着人与障碍空间的对峙已经陷入了僵局，突围更显得困难重重。在此，地理空间意象与人物的命运走向互为表征。主人公寻找出路而不得的空间环境实际上预示了整座城市和城市中人也都将困在难以名状的精神危机中无法摆脱的命运。

同时，主人公通过空间漫游不仅体验了人与空间的矛盾关系，也随之见证了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疏离和冷漠。瑞德无形中充当了既是见证者也是调停者的角色。他原本是受搬运工古斯塔夫之托去调解其家庭矛盾的，临了才发现自己完全没法帮忙打破父女俩的情感障碍。哪怕在古斯塔夫弥留之际，女儿索菲依然没有恢复与父亲的面对面交流，还得通过第三者隔着门来传话。厚重的大门象征着父女之间的深刻隔阂，将父女俩分隔在两个难以跨越的空间，使得彼此都无法突破冷漠的情感防线。瑞德目睹着他们之间失败的沟通方式葬送了亲子伦理关系修复的最后一点可能性，自己却无能为力。因为他自身也一直徘徊在亲情和爱情的出入口，最终还被亲情和爱情拒之“门”外，落得孤独终生的下场。石黑一雄笔下塑造了一系列偏执型性格的人物。如同《长日将尽》中为了工作痛失所爱的老管家史蒂文一样，瑞德对于职业责任感的偏执追求让他在事业成就和家庭关系中无法取得平衡而崩溃。不仅如此，瑞德在空间漫游中目睹的其余家庭虽然各有冲突矛盾，但最终都殊途同归，汇聚于孤独命运的交叉点。自小就生活在家庭失睦的阴影下，瑞德潜意识里万分渴望修复父母之间的关系。可他却又把原生家庭的家庭关系模式复制到自己组建的新家庭中，重演了家庭支离破碎的人伦悲剧。还有霍夫曼一家、布罗茨基一家的不幸都何其相似，这些家庭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亲密无间都被冷漠疏离给取而代之，城市中人共同承受着亲情、爱情、友情等正常人伦关系被扭曲和异化后的孤独境遇。其实这趟梦幻般的空间漫游旅程呼应了主人公不同阶段的认同焦虑。他对家宅的寻找无疑也是对取得童年时期的家庭认同的渴望，对音乐厅的寻找也是对壮年时期事业有成取得世俗认同的渴望。同时，小说以主人公的空间漫游之“梦”巧妙串联起其他人物的故事，借助主人公的视角不仅从宏观上洞察了城市危机，也从微观上反思了与城市危机紧密关联的人际危机。整座城市无异于一个封闭的都市空间结构，自我设限，障碍重重。闭塞的外在空间环境造成了城市居民狭隘的生活世界和心理格局。小城中人观念保守，固步自封。他们既无法理解真正的现代音乐，也无法接受新的艺术洗礼，也就堵住了突破文化精神危机的最后一条生路。整座城市空间的分崩离析无形中契合了人际关系的破裂和失衡。所有的自我拯救都宣告失败，只剩下如同小说题目所彰显的“无可慰藉”的失落感——每个人的心灵空洞都得不到填补和修复。

由此可见，小说中的空间意象的建构蕴含着多元的意义。一方面，外部地理空间是作为个体的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外化和折射；另一方面，空间意象还极具存在主义式的意味，是对更广大的现代人普遍精神困顿的表征和隐喻。正如音乐家瑞德存在却不属于这个都市空间，以瑞德为代表的群体终究是现代都市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过客们。作者由此引发读者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该如何相处的深思。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说中所呈现的空间意象已经丧失了导向和定位的作用，变得混乱失序和流动多变。迷宫化和陌生化的都市空间非但不能给人以归宿感和安全感，反倒还成了都市中人的囚笼。通过聚焦于一座陷入精神危机的城市，书写主人公在城市漫游中寻找危机根源而不得、空间突围也屡屡失败的空间体验，小说表征并审视了现代人充满孤独与失落的生存困境。总而言之，小说中空间意象的建构成为石黑一雄推进小说叙事和阐释主题的重要手段。小说中内涵丰富的空间意象不仅仅是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的折射，也倾注了作者对现代人孤独境遇的深刻关怀。石黑一雄正是感知到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存危机并且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投放到小说创作中，通过个体的精神困顿来展开对更大的群体的精神异化的思考。小说也正是在人与空间的互动的中引发我们读者对人与人、人与都市空间、人与自我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