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

(福建工程学院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福建古称“闽”或“七闽”。战国晚期，无诸统一了闽地的越人，自立为越王。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无诸率部参与反秦，旋即又支持刘邦一方打败了项羽。因此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继位后封无诸为闽越王。汉武帝时，闽越国国力渐强。虽然西汉朝廷一度对闽越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加以约束，东越王余善仍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起兵反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余善兵败被杀，东越灭亡。同年汉武帝又改封越繇王居股为东成侯，封地迁往今江西九江，闽越国至此灭亡。

尽管闽越国存在不满百年，却是中原汉文化首次大规模向闽地传播，并与闽越国的土著文化产生碰撞交融的重要时期。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目前已在福建境内多个县市发现了闽越国时期的建筑遗迹和遗存，其中尤以闽北地区的武夷山汉城遗址和福州市屏山、冶山一带的冶城遗址因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建筑遗存类型而最具代表性。这些考古成果使得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建筑文化的面貌和特色成为可能。

一、闽越国建筑的主要类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就已具备了较为发达的建筑技术，《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文献中就对越人的建筑活动多有记载。如《越绝书》中记载了越王勾践在山阴小城兴建的宫台、美女宫等；[1]《吴越春秋》也记载了范蠡为勾践建山阴大城，“西北立飞翼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又“于东武山起游台，其上东南为司马门”；[2]1982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编号为M306的战国初期越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房屋模型，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3间，室内仅有2根明柱，四坡式攒尖屋顶，已具备抬梁式架构的特点。[3]

作为越族苗裔建立的闽越国，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建筑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中原地区的建筑文化。结合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实证来看，闽越国时期建筑不仅类型丰富，而且规模也更为宏大。已发现的相关遗迹主要包括城塞、宫署及其附属建筑、以及陶窑、墓葬等。从遗迹分布情况看，较大规模、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集中在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和以屏山、冶山为中心的福州地区，[4]337-351与文献记载中这两个区域在当时处于闽越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地位完全吻合。此外在闽西、闽南和闽中地区也有少量该时期的遗址，但未发现大型建筑遗迹。[5]

(一)王城与要塞

闽越国立国之初以冶城为都，在2014年屏山地铁工地遗址发掘后，考古学界基本确定冶城就位于今福州屏山、冶山一带。[6]在其外围的晋安区新店镇浮仓山和古城村，洪山镇牛头山也曾发现了较大型的聚落遗迹，尤其是牛头山遗址出土了十余件“万岁”纹的瓦当，[7]表明当时曾存在过官署一类的高等级建筑。史载余善为东越王时，在闽北兴建拒汉六城，即浦城的汉阳城、临江城、临浦城，邵武的乌坂城，建阳的大潭城，武夷山的汉城。其中武夷山的汉城遗址于1958年被发现后经多次考古发掘，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闽越国时期的王城遗址，其规模和等级可与冶城相当。城市平面近似长方形，城墙南北长860 m，东西宽550 m，总面积约48万m2。[8]7城址内外分布着殿堂基址、道路、城门阙、作坊、陶窑、民居、城壕、墓葬区等遗迹。

2003年对浦城锦城村闽越国聚落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不仅发现了密集的墓葬区，还出土了大型建筑的台基、廊道遗迹，以及大量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此外还有一件“□阳□央”字样的瓦当残片。经考证这里很可能就是汉阳城的遗址。[4]349-351根据这处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闽越国在闽北兴建的其他几个城在当时很可能既是军事要塞又是主要的居住邑落。

(二)宫殿与官署

宫殿建筑因其规模宏大，构件特殊，故遗迹较易保留辨识，在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福州屏山遗址、冶山遗址、牛头山遗址都有发现。例如汉城遗址的高胡南坪甲组宫殿建筑群遗迹，属于西汉前期流行的高台建筑，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0 m，南北宽63.5～75.5 m，面积约6 200 m2。整个建筑群由正殿、侧殿、廊房、庭院、厢房、回廊及散水、排水沟、水井等其他附属建筑组成。[8]54同属汉城遗址的北岗一号建筑遗址则为一处宫庙建筑，由三个既能自成一体，又可合而为一的建筑单元串联组成，面积约1 481 m2。每个单元都由一座大殿、一个天井庭院、四条回廊和围墙构成，但是从第一单元到第三单元，其回廊的进深从5柱到3柱逐次递减。[9]343、368牛头山遗址发现的大型官署建筑遗迹，基址面积约400 m2，其中的殿堂式主建筑面阔5间，约25 m；进深两间，约8 m；北侧带回廊，宽约2 m。[10]在屏山遗址也发现早、晚两期大型建筑台基遗迹，虽然破坏严重，但仍可分辨出长方形的平面，台基之间有浅沟分隔，周边还有小路、散水以及成排的柱洞。[6]21此外在冶山的省财政厅宿舍工地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一处长约30 m、宽约10 m的大型建筑夯土台基，台基上的板瓦的规格形制与汉城遗址的板瓦基本一致。[11]271

(三)道路与排水管道

在汉城遗址发现的道路遗迹最多，面貌也较清晰。位于闽越王城内的1号石子路应为一条主干道，东西走向，宽度约10～20 m，其做法是在路基修好后铺上一层黄土并夯实，然后在路面以一层小河卵石与碎砂岩混合铺砌，质地坚硬。[8]43-44

排水管道是当时宫殿区排水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埋设在建筑物台基下以及外围廊道、围墙下。根据汉城遗址高胡南坪宫殿建筑群的考古资料看，其排水管道铺设显然事先进行过精心规划，不同的建筑单元管道铺设方式也有所差异。例如正殿东北部的配房，在基址中部间隔1.5～2 m并列埋设了南北走向的四条管道；东侧紧邻编号F7的房基下却以“回”字形铺设两圈管道。而这些管道又通过排水沟与南面的水池连通。水池底部西高东低，东南部有排水口，经管道将水排出建筑基址。[8]76-77

(四)墓葬

目前闽越国时期的贵族墓葬已发现若干处，主要集中在武夷山汉城遗址附近，如蛇子山墓葬[12]，牛栏后墓葬[13]，新亭园墓葬[14]，牛山墓葬[15]等，福州地区亦发现一处，即新店益凤山闽越国墓葬[16]。这些墓葬的形制统一，都是平面呈“甲”字形，带墓道的土坑木椁墓，并带覆斗形封土。其中牛山一号墓葬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闽越国王族墓葬，其墓前室为方形木椁箱式，墓后室横截面呈三角形人字坡状的木构窝棚式，且主室和前室均包裹厚厚的木炭层。这种形制与浙江绍兴印山的春秋时期越王墓葬完全一致。[15]

二、闽越国建筑的主要特点

与同属西汉中央朝廷册封的越族诸侯国、但其创立者却是汉族贵族赵佗的南越国不同，闽越国是纯粹由越族人建立的诸侯国，较多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在汉化程度上与前者差异较大。正因为如此，闽越国时期的建筑更多表现为越文化与汉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从考古材料来看，无论从城的选址规划、宫署的布局营建还是建筑材料的使用等方面，都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特点。

(一)城的选址和规划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几个闽越国古城遗址的情况来看，这些城无一例外地选择依山面水，择险而建。如拒汉六城之一的大潭城，《建宁府志》记载：“越王因山势筑城以拒汉，下瞰大溪，故以潭名之。”带有国都性质的冶城和汉城亦如此。如《文献通考》记载：“闽越王无诸都冶，依山置垒据将军山，欧冶池以为胜。”虽无文献记载，但经历考古发掘的汉城遗址则更为直观地展现了这种选址特点：该城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依山势而建，西、南两面以高山为屏障，东、北两面有崇溪环绕，极为易守难攻。

西汉前期，诸侯王仿中央王朝称制，“宫室百官同制京师”，闽越国亦如此。以考古工作最为充分的汉城遗址的王城规划情况为例，王城以东门为正门并在东门外左右对称设宫庙和坛地，将南门和北门建在城墙拐角位置，宫城与外城仅设一条门道等，这些做法都与当时的长安城如出一辙。但与长安城不同的是，闽越王城在城墙的东、东北和西侧还开辟了三道水门，其中东、西两道水门宽达22 m左右，是主要的水道，引溪水自西流入，东门流出，且水道与城内的主干道基本平行。[8]35由于越族人居住的东南地区山谷纵横，水网沼泽密布，水行舟处是最重要的交通手段，在城中开辟水道、修建水门的做法正是为适应这种自然环境和生活传统。

(二)建筑的形制布局与营建技术

闽越国时期的宫殿形制布局同样是仿照西汉中央朝廷的制度，讲究严格的中轴对称。上文提到的高胡南坪宫殿建筑群，坐北朝南，整体上呈四合院结构，主殿建于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建侧殿、厢房、庭院等。[8]55北岗一号宫庙建筑则为多进式庭院结构，坐西北，朝东南，同样也遵循中轴线对称的原则，每一个单元的主大殿都沿中轴线前后排列。[9]

在建筑的营建方面，可以看到许多将越族传统营建技术与中原汉族营建技术进行融会贯通、兼容并济的现象，在此试举数例以作说明：

首先是高台建筑的营建。西汉前期，高台建筑仍然是一种流行的宫殿建筑形式。这种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平地上层层夯土垒起高大的夯土台基，然后在此台基上营建亭阁楼榭。闽越国也对此加以仿效，但不同之处在于其充分利用境内丘陵起伏密布的地理特点，抛弃以层层夯土筑成台基的办法，代之以因形就势，直接将原生的山丘削平、修整成台基形状后，再于其上建筑，[17]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的投入。

其次是立柱的方式。柱础在大型建筑中已有较广泛的使用，但与该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出现的较为规整的覆盆式、反斗式等式样的石柱础不同，闽越国建筑使用的柱础还处在较早期的状态，即直接采用不经加工的大块砾石置入挖好的浅坑，取其较平的一面朝上以承载木柱。此外，在当时还采用一种不用柱础的“栽柱式”立柱方法，即直接在台基上掏挖深度可达80～120 cm以上的柱洞，在洞底填垫烧土渣、瓦砾及卵石等建筑废料后将木柱竖立其中，然后在柱四周对称放置两块或四块大砾石作夾柱石。[8]57这种立柱方法与修整山丘为台基的做法是相呼应的，一则因为这种台基土质相对夯土台基要疏松，便于掏挖深坑；二则同样因为其土质相对疏松，所以须掏挖如此深的柱洞方能保证承托梁架和屋面的柱子足够稳固。

其三，以河卵石铺砌地面。西汉时期的宫殿建筑檐廊、庭院内常使用河卵石铺设散水，这也是闽越国时期宫殿建筑内的散水形式之一。此外如前文所述，河卵石铺砌地面的做法也被用于道路建设。之所以河卵石铺砌地面应用如此频繁，与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带内、年均降水量较多、大部分时间炎热潮湿的原因有关。以河卵石铺砌室外的地面能较好地解决土路雨天积水泥泞的问题。

其四，木骨泥墙的使用。早在新石器时代木骨泥墙建筑就已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大致做法是先以竹片、木条制成墙体骨架，然后在表面敷上拌有稻草的湿泥，抹平后用火烤干或阴干。闽越国时期除了在作坊、民居修建中使用木骨泥墙外，这种技术还被广泛用于宫署围墙以及室内隔断墙的修建。从北岗一号建筑的墙基遗迹中存在红烧砖块的现象来看，其围墙是木骨泥墙与砖砌结合建造的，目的是提高墙体的结构强度。此外对于宫署内外的墙面还以白灰进行粉刷，甚至施加壁画装饰。[8]112

其五，干栏式技术的改进。干栏式技术是长期流传在中国南方百越地区的一种古老建筑技术，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就已出现相当成熟的干栏式房屋了。所谓干栏式建筑，就是在木或竹制底架上搭建高出地面的房屋，以躲避蛇虫野兽和潮气。闽越国时期，这种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改进了早期干栏式建筑底架须打桩深埋柱的做法，改以砾石上立柱，由此出现了“低杆栏式”建筑。如高胡南坪甲组建筑的南部基址，“在各大型柱位之间，分布有25块小型础石，每块础石代表一个竖立桩柱的位置，简称桩础，是支撑桩柱，以便于在桩柱上架枕梁、铺地板、使底部架空”[8]57。不仅如此，干栏式技术还被运用到室内地面的装修上。北岗一号遗址主殿两侧配房的墙基有排列规整的方形基槽，用于铺设木地板时放置支撑的横木，地板下还有深浅不同、但形状有规律的凹沟，推测用于填塞瓦砾、烧土渣一类可用于防潮的物质。[9]

(三)建筑材料的使用

从闽越国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柱洞、柱础石、夯土城墙、木骨泥墙等遗存遗迹说明，土、石、木无疑是该时期建筑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闽越国还与时俱进，积极引进中原地区流行的新型建筑材料制作技术(如砖类、瓦类、陶水管、陶井圈等)并加以应用。在闽越王城附近发现的后山陶窑遗址、岩头亭陶窑遗址，其窑内及废品堆积坑内包含大量的砖、瓦、瓦当、陶水管残片，[18]确证了闽越国的工匠已能熟练烧造制作这些新型的建筑材料，其使用证据也广泛发现于闽越国境内各处遗址中。

瓦类主要有板瓦、筒瓦、瓦当等。板瓦尺寸普遍在长约52～54 cm，宽约36～42 cm；筒瓦尺寸则普遍在长约38～45 cm，宽约17 cm。板瓦和筒瓦的背面均饰绳纹和凹弦纹，在板瓦内面往往还印有文字，除了诸如黄、莫、乐、寿、胡等汉字外，还有一部分无法辨识，可能为闽越族创造使用的文字。[19]筒瓦则偶尔有见。瓦当直径约15～18 cm，最具特色之处是其纹饰，以云纹和树纹组合的纹饰居多。另有少量发现于汉城遗址和冶城遗址以文字或神兽为纹饰的瓦当，这显然是仿照西汉宫殿的制度，如“常乐”“万岁”“乐未央”等字样和四象神兽。[6][8]160-167

砖类有方砖、条砖、空心砖、曲尺形砖等，其中又以方砖和空心砖较有特色。方砖长约42～47 cm，宽约35～38 cm，主要用于庭院回廊、天井及门道等处地面的铺装，烧造火候较高，故胎质较坚硬，颜色多为青色或灰褐色。方砖表面普遍以模印手法装饰变体菱形纹。空心砖尺寸较大，六个面分别由六片砖坯粘合而成，纹饰繁复精美，以仅有的一件可复原标本为例，其长约202 cm，宽约32 cm，高约30 cm，两端表面饰绶带玉壁纹，其余四面或饰绶带玉壁纹与菱形纹组合纹饰，或饰变体菱形纹，或为素面。[8]124

陶水管有直管和弯管两大类，是当时高等级建筑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泥条盘筑法制作，表面多饰粗绳纹和凹弦纹。管口有直口、喇叭口、子母口之分，口径规格15～30 cm不等。[8]170

陶井圈常见于汉代的水井，亦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一般为圆形直壁，直径1 m左右，下口略大于上口。以层层套叠的形式置于水井中，井圈壁中部开有四个对称的出水孔，主要功能是防止井壁坍塌及保持水质。[8]170

三、结语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讨平余善的叛乱后，汉武帝鉴于“东越狭多阻，闽越悍，多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并且烧毁了闽越国境内的宫殿和城池，[20]福建历史上首次接受汉文化的进程也由此戛然终止，继而进入一段漫长的低谷期。直至东晋南朝时“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福建才迎来又一次文化的大繁荣。但有趣的是闽越国时期的建筑文化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像星星之火一般，始终散发着建筑艺术的魅力。诸如杆栏式建筑、木骨泥墙、河卵石铺砌地面等营建技术至今依然在福建境内的乡土建筑中被广泛地传承使用，已成为福建传统建筑文化区域特色的重要构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