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进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郑玄《周礼注》中多次出现了“故书作某”的提示。在称引杜子春、郑司农观点时，又经常提示“书或作某”，偶然还称说“今书作某”。这些故书、今书、书是什么性质的著作？故书、今书问题不仅是《周礼》的版本学问题，还涉及到两汉经学问题，研究《周礼》学史也不能回避。对于《周礼》故书，段玉裁《周礼汉读考》、程际盛《周礼故书考》、徐养原《周官故书考》、宋世荦《周礼故书疏证》、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等均有探索，但故书、今书面貌依然未能获得全面揭示。关于故书的实质是什么，至今没有人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说；“今书”相对于“故书”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也没有学者予以全面描述。因此，有必要在前人总结成果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讨论《周礼》故书性质及其与两汉《周礼》学问题，今书问题将另文讨论。

一、故书正本的性质

我们考察了郑玄《周礼注》所说故书版本特征，发现故书与今书的差异基本上属于校勘学问题。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有衍文、夺文、异文、乙文、讹文、通假六种情况，以通假最多，讹文为次。在不包括《考工记》的《周礼》五官故书170 余字中，除去部分同字重复，得163 例。

故书衍文有一处。《秋官·行夫》说“使则介之”。故书“使”作“夷使”，即在“使”之前衍“夷”字。

故书夺文二处。《地官·族师》有：“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故书或本作：“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这个或本“戒令政事”脱“事”字。《天官·酒正》有：“凡王之燕饮酒共其计，酒正奉之。”故书“酒正奉之”作“正奉之”，脱一“酒”字。

故书异文四处，“异文”相当于故书使用了可替换的同义词。《夏官·稾人》“试其弓弩”，故书“试”为“考”；《春官·男巫》职文有“与祝前”，故书“前”为“先”；《地官·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故书“中失”为“得失”；《小司徒》职文“乃分地域”，故书“域”为“邦”。

故书乙文二处。《天官·九嫔》说：“凡祭祀赞玉齍，赞后荐彻豆笾。”故书以“豆笾”为“笾豆”；《地官·闾胥》说：“凡事掌其比觵挞罚之事。”故书“觵挞罚之事”作“觵挞之罚事”。

故书讹误四十四处。其中以字形相近或读音相近而误，如“互”讹为“巨”，“虑”讹为“宪”，“軓”讹为“范”，“椹”讹为“鞎”，“更续”讹为“受读”，“总”讹为“䌆”，“弭”讹为“摄”，“骴”讹作“脊”，“毁”讹为“垣”，“箭”讹为“晋”，“軷”讹作“罚”，“茢”讹为“灭”，“午”讹为“五”，“鴈”讹为“鹑”等。

故书使用通假字一百一十处。如“赙”作“傅”，“协辞”作“叶词”，“嫔”作“频”，“祼”作“果”，“橭”作“梓”，“炮”作“泡”，“蜃”作“晨”，“蠧”作“櫜”，“萌”作“甍”，“贬”作“窆”，“判”作“辨”，“别”作“辩”，“朋”作“傰”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故书版本文字校勘不精，时有讹误、衍文、夺文；通假字也很多，不利于西汉普通读者阅读，可见故书是未经高手校勘的本子。

二、故书或本的性质

郑玄《周礼注》有十一处提到“故书某或作某”，一共涉及十四个字。由此可见《周礼》故书存在或本。由于河间献王获得的《古文周官》只有一部，故书存在或本，说明《周礼》故书不是对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周官》的称呼，而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周礼》版本系统的称呼。我们发现故书或本与今书之字主要有正字与误字、本字与通假字、本原字与区别字三种关系。通常情况下，故书或本为误字，今书为正字；故书或本为通假字，今书则为本字；故书或本为本字，今书为区别字；或者倒过来，故书为区别字，今书为本原字。

故书或本为误字的，例如《天官·醢人》有“箈菹鴈醢”，郑玄注说：“故书鴈或为鹑。”引杜子春说：“当为鴈。”[1]674-675故书“鹑”显系“雁”之误字。再如《考工记》“弓人为弓”一节有“强者在内而摩其筋”，故书“筋”或作“蓟”。郑司农说：“当为筋。”[1]935故书或本“蓟”当为“筋”的误字。

故书或本为本原字或区别字的，如《地官·大司徒》职文有“十二教”，其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郑玄注：“故书仪或为义。杜子春读为仪，谓九仪。”[1]703故书或本“义”是本原字，“仪”是区别字。西周金文无“仪”字，有关意义都用“义”字承担。例如麦方尊铭（集成06015）“用恭义宁侯”、叔向父禹簋铭（集成04242）“恭明德、禀威义”、虢叔旅钟铭（集成00238）“旅敢肇帅型皇考威义”等。犹如《春官·占梦》说：“遂令始难驱疫。”郑玄注说：“故书难或为傩。”[1]808古无傩戏之傩，用难字承担傩字字义。后造区别字傩，难、傩得以各司其职。此处故书正本用本原字，故书或本用区别字，今书同故书正本，用本原字，这是汉代今文的一种“返古”现象。《仪礼》就有“纁”今文作“熏”，“摄”今文为“聂”，“豫”今文为“序”等。

故书或本为假借字的，数量最多。《地官·载师》说：“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郑玄注说：“故书廛或作坛，郊或为蒿，稍或作削。”[1]728故书或本“坛”是假借字，“廛”是本字；故书或本“蒿”是假借字，“郊”是本字；故书“削”为假借字，“稍”为本字。故书或本“蒿”字用法相当古老，西周初期《德方鼎铭》有：“唯三月，王在成周，诞珷福自蒿。”[2]26说的是分赐郊祀大典中武王的祭肉情况，以“蒿”假借为“郊”。《春官·典同》说：“凡声，髙声䃂。”故书䃂或作硍。䃂、硍音形接近而通假。《春官·巾车》说：“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郑玄注说：“故书铃或作軨。”而杜子春说：“当为铃。”[1]825《考工记》“庐人为庐器”一节说：“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郑玄注说：“故书弹或作但，蜎或作绢。”[1]926

故书正本与或本有时具有相对性。杜子春以为或本，在郑玄看来却是正本。例如《春官·鬯人》职文说：“庙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槪。凡疈事用散。”郑玄注说：“故书蜃或为谟。”可见郑玄以作谟为故书或本。而杜子春却说：“谟当为蜃。书亦或为蜃。蜃，水中蜃也。”[1]771杜子春时代，作谟的为主流版本，作蜃字的为或本。由于杜子春不使用“故书”这个概念，此处“书或为”之书即郑玄所称故书，“谟”当为误字，“蜃”为正字。郑玄所见今书采用了杜子春所见或本的校勘成果。由此可见在两汉之际，一种故书是正本还是或本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取舍，研究者取其一种，另外的故书就是或本。

从以上分析可知，故书或本的主要特征是比较粗糙。从版本学角度看，故书或本存在误字，通假字多，有些地方本原字、区别字不分。可见故书或本与故书正本一样，也是校勘不精的本子。

三、故书属于古文系统

《周礼》只有古文经，没有今文经，这是经学史上的定论。因此郑玄注《周礼》称故书、今书而不称今文、古文。《周礼》故书母本是民间献本，这个本子河间献王有可能自己留下来，按照原样子抄了仿古文本献给西汉朝廷。或者相反，河间献王献给朝廷的是真古文本，自己留下来的是仿古文本。古文本既然有或本，这个或本也当为仿古文本。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河间献王用隶书抄写真古文本，字体是隶书体，文字构造是古文的，这就是所谓的“隶古定”本。郑玄等既然能够区别故书、今书，那么，故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明确的，字的形体结构应当一目了然。郑玄《周礼注》中引用“古文”有九处，“古书”二处，这些“古文”“古书”与故书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开始故书特征的探寻。

（一）郑玄注所说“古书”泛指先秦其他典籍

《天官·大宰》“八法”之三为“官联”。郑玄注说：“‘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联谓连事通职相佐助也。”对于注中的“古书”，段玉裁说：“汉以后连贯字皆用‘连’不用‘联’，故郑司农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字连皆用联’。”[3]1实则此处“古书”泛指包括《周礼》故书在内的先秦古书。

《春官·占梦》说：“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郑玄注说：“玄谓‘舍’读为‘释’，‘舍萌’犹‘释采’也，古书‘释菜’、‘释奠’多作‘舍’字。”[1]808此处“古书”也泛指包括《周礼》故书在内的先秦古籍。

以上两例“古书”与郑玄注称引的“故书”不是同一个概念。故书特指《周礼》故书；古书泛指包括《周礼》故书在内的先秦典籍。

（二）郑玄注所说“古文”泛指先秦其他典籍

《春官·小宗伯》说：“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郑玄注说：“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1]766根据郑司农的考证，《周官》“故书”中的“位”字作“立”，与古文《春秋经》中“位”作“立”一致。郑司农说已经被今天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证实，即“立”是“位”的本字，“位”是“立”的后起字。郑玄所说的故书与郑司农所说的古文《春秋经》在这个字的结构上是相同的，此处“古文”即特指《古文春秋》经。

《考工记》“㮚氏为量”，郑玄注说：“㮚，古文或作历。”[1]916由于《考工记》非《周礼·冬官》，此处的“古文”或指《考工记》的古文版本，但绝不是《周礼》故书版本，我们因此将此处“古文”也归入泛指其他典籍一类。

（三）郑玄注所说“古文”同于“故书”

《春官·小史》说：“大祭祀读礼灋，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郑玄注说：“故书簋或为几。郑司农云‘几读为轨，书亦或为簋，古文也。’”[1]818根据段玉裁的考证，今本“几”字为“九”字之误，郑玄注当为：“故书簋或为九。郑司农云‘九读为轨。’”[3]52郑玄所见“故书”有作“簋”的，也有作“九”的，郑司农认为，读“轨”的“九”是“簋”字的“古文”形式，而郑玄注说“故书簋或作九”，那么作“九”的是故书或本，作簋的是故书正本，故书有作“簋”的，有作“九”的，作“九”的采用的是古文写法。

《天官·庖人》说：“共丧纪之庶羞，宾客之禽献。”郑玄注说：“禽献，献禽于宾客。献，古文为兽，杜子春云‘当为献’。”[1]661此处郑玄所说的“古文为兽”是泛指汉代古文献都作“兽”还是特指《周礼》此处经文的古文版本作“兽”呢？显然此处是特指。汉代古文《尚书》献字多次使用，也没有将“献”写作“兽”字的。例如《益稷》的“万邦黎献”、《微子》的“人自献于先王”、《洛诰》“以图及献卜”“其大惇典殷献民居”中的“献”字，历代学者都无人提出古文作“兽”的。其次，郑玄引杜子春说，显然是针对经文此处文字差异的，更证明郑玄此处不是泛指，而是特指。由于《周礼》没有今文版本，郑玄所说的古文一定是相对于“今书”说的，此处的古文相当于故书。可见“今书”《周官》作“献”，故书《周官》作“兽”，杜子春和郑玄从今文，今文本比古文本优。

《春官·保章氏》说：“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郑玄注说：“志，古文识。识，记也。”[1]661意思是古文“识”作“志”。郑玄底本作“志”，由于《周礼》的来源只有古文本一种，这里我们还不能判断今书作什么，但故书此处作“志”是可以肯定的。可见郑玄从古文本“志”。

以上三例中，“古文”即指称《周礼》故书。

（四）郑玄注所说“故书”即古文

《考工记》“玉人之事”说：“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郑玄注说：“勺，故书或作约。”又说：“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谓勺径也。”[1]923这一例涉及到两个字，一个是“勺”，一个是“衡”。勺字，从“勺，故书或作约”可知，故书正本作勺，或本作约，经文传世通行本、郑玄底本并作勺。衡字，“衡，古文横”不是说汉代所见古文本横字都作衡字，而是特指此处文字版本差异。经文传世通行本、郑玄底本采用古文假借字“衡”字。

《考工记》“弓人为弓”说：“丰肉而短寛缓以荼。”郑玄注说：“荼，古文舒，假借字。”[1]P936-937经文传世本、故书、郑玄底本均从古文作荼。

《考工记》“矢人”职文说：“以其笴厚为之羽深。”郑玄注说：“笴读为槀，谓矢干，古文假借字。”[1]924郑玄以为“笴”是“槀”的古文假借字，传世本、郑玄底本并作“笴”。

以上四例中，古文并不特指《周礼》故书，而是指与汉隶相对的一般古文，即先秦六国文字。这四例再次证明《周礼》故书属于古文系统。

四、周礼故书的版本特征

分析了以上九例“古文”，我们还可以利用郑玄《天官·夏采注》做一个比较。《夏采》经文说：“夏采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大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郑玄注说：

郑玄用“故书”称呼《士冠礼》和《玉藻》将“緌”写作“绥”的那个版本。《士冠礼》是《仪礼》中的一篇，《玉藻》是《礼记》中的一篇。《仪礼》有孔壁古文本，《礼记》大多采自《礼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郑玄此处称呼《士冠礼》和《玉藻》，即用“故书”称呼古文《仪礼》和《礼记》。郑玄既然用“故书”称呼《仪礼》和《礼记》的古文版本，那么“故书”与“古文”这两个概念在郑玄看来是互通的。“故书”是按照河间献王所发现的先秦旧书《周官》抄录的，并尽可能保持了旧书中单个文字的先秦结构写法，因而其中不少字的写法与两汉人所见“古文”一致，郑玄发现其中一些字的古文写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周礼》故书属于古文传本系统，保留了《周礼》先秦至秦汉之际版本中的主要文字特征；除了河间献王发现的那个本子外，其余故书都是以这个先秦古文本为底本的抄本；这些抄本除了用古文字体外，不排除也有用隶书抄写的本子。这些本子除了字体不同于先秦古文之外，字的结构、笔画与古文本大体上一致，因而读者一眼就能辨别出它们属于古文系统。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今天用出版物，尽管有宋体、楷体、隶体之分，但繁体字与简体字还是能轻易辨别出来。

“故书”比较多地采用了古文文字，郑玄有时候将故书直接视为古文，说明“故书”与古文关系密切。这是因为“故书”的源头就是河间献王所发现的先秦《古文周礼》。

郑玄注引用了大量的“故书”，以及“故书”的或本，说明“故书”不止一种。这种情况说明，故书在传抄过程中也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能让学者很容易辨别出他们的版本特征。故书存在大量的通假字、误字，这就是故书的版本特征之一。故书及其或本保存了这些误字、通假字。其中一部分通假字实际上是先秦古文的写法。由此可见，故书系统遵循的规则就是在传抄中保持这些误字、通假字的旧貌。

郑司农与“故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他对故书的校勘整理上。大部分场合下，他还是与杜子春一样，称 “故书”为“书”，只是偶尔称“故书”而已。这种现象说明在郑司农时代，河间献王古文《周官》的传抄本占绝对优势，凡称“书”即为该版本系统的传本；“今书”已经出现，但影响远远不及“故书”。

由此可见《周礼》“故书”问题并不复杂，主要属于版本学问题，造成版本问题的最终原因是校勘问题。《周礼》“故书”是在文字结构上保持了河间献王所发现的古文《周礼》写法的传抄本，存在大量的通假、讹误以及衍文、脱文、倒文。《周礼》“故书”根本特征是基本保持西汉前期河间献王古文《周官》原貌，《周礼》“故书”与今书问题不涉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问题。

五、两汉之际的《周礼》学：从杜子春到郑司农

杜子春没有直接称引“故书”，所引《周礼》或本只称“书”，可见到杜子春为止之，《周礼》学仍然属于“故书”系统的《周礼》学，杜子春的研究建立在河间献王所获《古文周官》基础上。杜子春是东汉《周礼》学的奠基者，他开创了以校勘、训诂、名物制度解说为基础的《周礼》传注学研究范式，奠定了汉晋《周礼》传注学的基础。（1）到了郑司农推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周礼》学研究出现了变化，那就是《周礼》“今书”的兴起。郑玄《周礼注》引郑司农说多达七百余条，其中涉及到故书的只有十条，直接称引的有四条。郑司农既然称引“故书”而不称“今书”，那么郑司农的《周礼》研究就已经以“今书”为基础。由此可见《周礼》“今书”最初的版本产生于两汉之际，确切地说产生于杜子春作《周官注》之后；到郑司农撰写《周官解诂》时候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因而两汉之际《周礼》学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周礼》“今书”初版的形成。我们以下从郑司农对于“故书”的三种处理法看郑司农的《周礼》学。

（一）郑司农引“故书”而不从

《地官》序官有“泉府”一职。郑玄注引郑司农说：“故书泉或作钱。”[1]699可见郑司农不认可故书或本“钱”字。

《地官·乡大夫》有“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第五为“兴舞”。郑玄注引郑司农说：“故书舞为無。”[1]716可见郑司农不认可故书以“無”为“舞”。

《地官》序官有饎人。郑玄注引郑司农说：“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馈食礼》曰：‘主妇视饎爨。’故书饎作。”[1]701郑司农不采用“”字。

《春官·大宗伯》有“以实柴祀日月星辰”，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实柴，实牛柴上也。故书实柴或为宾柴。”[1]757郑司农不采用故书或本以“宾”字替代“实”字。

以上四条郑司农都提到了故书某字如何，但他的底本以及解释都不从故书。其中“兴舞”作“兴無”、“实柴”作“宾柴”显然错误。郑司农不从故书，而徐养原说“凡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所据之本，并是故书”，显然与此不合。

（二）郑司农不直引“故书”而暗从“故书”

《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其二为“嫔贡”。郑玄注说：“嫔，故书作宾。”又引郑司农说：“宾贡，皮帛之属。”[1]648郑司农从故书直接作“宾”，周礼接待使节有傧物，郑司农当以为该字即“傧物”的宾，先秦无傧字，故作“宾”。

《天官·掌舍》说：“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郑玄注说：“故书枑为柜。”又说：“杜子春读为梐枑，梐枑谓行马。”又引郑司农说：“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槖者也。”[1]676郑司农不从杜子春说，直接认同了故书，以为当作“柜”，为贮存水的水器。

类似的情况还有四条，分别是《地官·司市》“辟布者”，故书“辟”为“辞”，郑司农从辞[1]734。《秋官·司烜氏》“共坟烛”，故书坟为蕡，郑司农从蕡[1]885。《考工记·辀人》有“利准则久”，故书“准”作“水”，郑司农从水[1]914。《考工记·㡛氏》有“以涚水沤其丝”，故书“涚”作“湄”，郑司农从湄[1]919。然而郑司农所认同的故书六条反而不如今书合理。

（三）郑司农还原“故书”通假字本字

郑司农校勘《周官》，对东汉读者不习惯的通假字以本字还原。例如《天官·小宰》有“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其第四成是“听称责以傅别”。郑玄注说：“傅别，故书作‘傅辨’，郑大夫读为‘符别’，杜子春读为‘傅别’。”所引郑司农说是：“傅别，谓券书也，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傅，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1]654傅别，郑大夫读“符别”，杜子春读“傅别”，郑司农从杜子春读。郑大夫与杜子春同从刘歆学古文，但见解不同。郑大夫破“傅”为“符”，以为符节，符节为凭证，不失为一说。郑司农不从自己的父亲学说，从自己老师的看法，当认为杜子春说更合理。以本字替换通假字便于《周礼》在汉代的传播，不从“故书”是因为“故书”用字有误或不尽合理。从郑司农对故书的处理可见，故书的质量比较成问题，杜子春、郑司农耗费精力于《周礼》的校勘是有原因的。

从郑司农对《周礼》故书以上三类处理方法看，“故书”不是郑司农研究《周礼》的底本，他已经用“今书”作为底本。两汉之际《周礼》学的这个重要变化具有重要的经学史意义：《周礼》研究为顺应当代读者的需要出现了最初的“今书”版本，郑司农等东汉学者已经采用“今书”本进行《周礼》学研究。除了时代的需要，《周礼》“今书”的出现也是《周礼》学本身发展的结果。由于杜子春对于《周礼》“故书”校勘成果十分突出，让吸收杜子春成果的“今书”替代错讹颇多的“故书”具备了相对成熟的文献学条件。《周礼》学研究的这个变化，之前的经学史研究没有予以关注。

六、余论：周礼故书问题研究的检讨

郑玄在《周礼注》中自己称引《周礼》版本，往往称说“故书”如何，所称引“故书”就有220多条。例如《天官·大宰》“九贡”之二为“嫔贡”。郑玄注说：“嫔，故书作宾。”对于这个“故书”，贾公彦提出著名的故书、今书即古文、今文说：

言“故书”者，郑注《周礼》时有数本，刘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岩石室，有古文；考校后为今文。[4]648

依照贾公彦此说，郑玄《周礼注》称引的故书就是未经刘向校勘的《周礼》古文本，这个古文本传到了郑玄作《周礼注》的时代。然而问题是河间献王所获古文《周礼》经过西汉末年战火，未必能传到郑玄时代；同时以刘向校勘书籍为标尺来划分古文、今文，将问题简单化了。从郑玄注称引187条“杜子春云”看，杜子春尚未提出故书与今书问题，郑司农偶有提及。称引故书最多的是郑玄。根据我们的研究，《周礼》“今书”还吸收了杜子春、郑司农的校勘成果。显然，《周礼》的故书、今书问题发生在杜子春之后，与刘向没有关系，贾公彦说与事实不符。

清人徐养原对故书的特征作了探讨，提出“故书、今书即旧本、新本说”：

《周礼》有故书、今书之别。《疏》谓刘向未校以前为古文，既校以后为今文，非也。以郑注考之，凡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所据之本，并是故书。故书、今书，犹言旧本、新本耳。《周礼》乃古文之学，何今文之有？刘向校书未卒业，子歆续成之。《周礼》盖歆所校，杜子春、郑大夫亲从歆问，而并据故书作注，则故书乃校后之本也。《醢人》注云：“故书雁或为鹑。”《乡师》注云：”今书多为屯。”是故书、今书皆非一本。然子春等于经文但正其读，不易其字；今书竟改之。[5]113

徐养原发现今书最重要的特征是今书改字，故书不改字。这是故书与今书区别的关键线索，他本当可以沿着这条线索深入探究故书与今书的区别，但他提出的“旧本新本说”不是建立在自己新发现基础上；同时他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等同于古文、今文，也是错误的。今文经学也采用故书，例如大、小戴的礼经学采用《礼》古文经和记。徐养原此段还包含另一说，认为故书是刘歆所校勘的本子，也无证据。同时他也没有说明今书是怎么来的，与故书的关系如何。新本、旧本说不能解释为什么杜子春不称故书、郑玄注《周礼》才大量使用“故书”这一现象。

段玉裁针对贾公彦说，提出自己的看法：

《周礼》以出于山岩屋壁、入于秘府者为故书。然则郑君时所传为今书也。今书往往与故书不同，如今作嫔，故作宾是也。就故书中亦复互异，今书亦然。盖说者既殊，而转写乖异矣。郑君所见故书，非真秘府所藏也，亦转写之本，目为秘府之本耳。[3]2

段玉裁发现了《周礼》“故书”与“今书”三个重要现象：一是“今书”与“故书”在文字上往往不同；二是“故书”与“故书”之间、“今书”与“今书”之间也互有差异；三是“故书”不是真的秘府本，只是“目为秘府本”，“故书”不是河间献王原本，是传写本。不过段玉裁并没有予以深入探索，“目为秘府本”的传写本与真正的秘府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些传写本为什么要被郑玄称为“故书”呢？今书又是怎么来的？它们与秘府本、以及秘府转写本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些问题段玉裁也没有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学者李云光从字形和字体角度提出新说，以为故书是从秘府本抄出，尽可能保持原字的写法，类似于“隶古定”，这是很有见底的观点。他认为郑玄所说故书，郑玄没有亲见，只是转述杜子春、二郑的旧注[6]26-27。事实上，杜子春没有使用“故书”“今书”这样的称呼；只有郑司农偶尔称引故书，因而“故书郑玄转述说”没有获得文献支持。

金春峰注意到秦简已使用隶书的事实。他对古文提出两个划分类型。第一个类型是秦昭王以前（公元前306年）书写的经书，那时隶书尚未使用，所用字体为大篆或六国古文字，是古文。第二个类型是在秦昭王到秦始皇统一前后，隶书流行，大篆、小篆并用，通行的仍然是秦文字，仍然属于古文，或古文、今文过度状态。只有到汉代，全部用隶书写定的书才是真正的今文。他认为《周官》属于第二类，因而杜子春称之为“故书”而非“古文”。一些保留在“故书”中的先秦文字和用语按照“汉代语言文字规范化与流通方便”要求加以改写，就成了“今书”，而“故书”则原封未动[7]64-74。这个看法比从前的学者所说更具体化，很接近真相。不过说“今书”是“按照汉代语言文字规范化与流通方便要求加以改写”则过于笼统，有夸大故书、今书的区别之嫌，因《周礼》今书除了字体的区别外，在内容上只吸收了对《周礼》故书部分校勘成果；对于他所声称的“今书”在“用语”层面对“故书”进行了改造，我们后面的研究不支持这个说法。根据我们的统计，《周礼》“今书”对“故书”的改动220 处，其中通假字改回本字（2）以及纠正文字抄写错误这两项占全部改动的95%以上。

从贾公彦到金春峰，学者们的研究一步一步接近真相，到最后只剩下一张纸没有点破，本文所做的就是点破这张纸的工作。

注释：

(1)我们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3 篇，见丁进、杨化坤《杜子春<周礼>训诂范式探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 期；丁进、杨化坤《<周礼>学的奠基：杜子春的<周礼>学管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 期；丁进、杨化坤《杜子春<周礼>校勘学的特点》，《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8 期。

(2)这里笼统使用了通假字说法。先秦字少，许多字身兼多个职能。后世为便于阅读需要，再造新字分担原字的职能，是为本字与区别字，或本源字与后起字。严格说区别字之于本字不是通假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