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玉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发表于1854年，它以工业小镇焦煤镇为故事发生地，展现了工业革命及机器生产的时代背景下，小镇人所经历的 “艰难” ：小镇教师托马斯·葛雷硬的女儿路易莎嫁给了自私冷漠的庞得贝，成为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儿子汤姆沉迷赌博，最终沦为盗窃犯；工人史蒂芬遭到剥削和陷害，被迫远走他乡，却不幸身亡。在探究这些悲剧的根源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功利主义。的确，葛雷硬所谓的理性教育只讲实际，排斥一切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事物，例如幻想，这与边沁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有相似之处，而且狄更斯写作此书时正是功利主义盛行之时，这自然会让人把书中的故事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然而，深究起来，功利主义的盛行也不过是因为它顺应了19世纪英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潮流。《艰难时世》中一切悲剧的根源并非功利主义，而是隐藏于社会深层的资本与理性的共谋。

一、驳功利主义悲剧论

许多学者在对《艰难时世》进行评论时，将庞得贝和葛雷硬定义为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功利主义者代表，将他们的关系形容为狼狈为奸，并由此将书中的一切悲剧归咎于功利主义哲学。这种简单的归类抹杀了庞得贝与葛雷硬的差异性。如果将功利主义简化为追逐利益最大化和利己主义，那么庞得贝或许可以被称作功利主义者，但葛雷硬却不是。

葛雷硬虽然严肃古板，坚持用自己的 “事实哲学” 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学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他希望路易莎嫁给庞得贝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他本身就认为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会给女儿带来幸福。在结婚之前父亲曾经询问路易莎对于与庞得贝结婚的意见，但是当时的路易莎对人生极度厌倦失望，加上小汤姆对她的叮嘱，便选择将自己真实的感情压抑在心中，同意了庞得贝的求婚。在决定与赫德豪士私奔的晚上，路易莎顶着狂风暴雨回到家，终于对父亲袒露心声，她认为父亲的教育方式剥夺了自己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但是她自己也清楚，这一切并非父亲有意为之，于是她说， “我并不埋怨你，父亲。你从来没在我心里培育的东西，你自己也从来没在自己心里培育过［1］225” 。女儿的话让葛雷硬大受打击，以致觉得 “自己脚下的土地变得不牢固了”［1］230，并开始严肃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可以设想，倘若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他完全可以将路易莎的话置之不理，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庞得贝上门指责时为女儿辩护，甚至不惜与庞得贝决裂。在对待家庭以外的人时，葛雷硬也显现出了温情的一面。他收留了无家可归的西丝，让她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家里的人相处。他收留西丝最初的目的是想通过对西丝的改造证明自己的教育方式是最有益的，但是后来，尽管西丝没有被成功改造，他也并没有因此就将西丝赶出去，甚至还很喜欢这个真诚善良的女孩子。在对待工人史蒂芬的时候，他则展现出了正直的一面。在知道儿子小汤姆才是真正的罪犯后，他没有选择掩盖真相，而是选择了坚守对史蒂芬的承诺，将公告贴满焦煤镇，为史蒂芬洗刷了冤屈。葛雷硬很固执，但他并非利己自私的代名词，更不是一个扁平的反面人物形象。

实际上，将利己者归入功利主义者的做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功利主义哲学并非利己主义哲学， “追求私利并不是真正的功利主义，这只不过是19世纪那些为了将自己的逐利行为合法化的人对功利主义进行的扭曲［2］203” ，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对功利原则的滥用也曾表示担忧。那么，从真正的功利主义哲学角度来看，不唯利是图的葛雷硬是否称得上一个功利主义者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对于边沁所推崇的法律，葛雷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中，趋利避害、求苦避乐被视为人性的基本原则，应当得到尊重。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功利主义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当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与个人幸福冲突时，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边沁看来，良好的立法不仅可以保障多数人的幸福，同时也能防止极端利己主义，而 “生来软弱的法律家和政治家，不但对国家增进福利的机会是一个致命伤，而且在任何时候对已有福利的维持也是巨大的危害”［3］102。因此，边沁十分尊崇法律，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立法改革。此外，他还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立法思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葛雷硬对法律的态度：葛雷硬在获悉自己的儿子才是盗窃案的罪魁祸首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让儿子接受法律的制裁，而是 “怎么找到他呢?怎么才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我可以在公布真相之前拖上几小时，怎么在这几个小时里找到他呢？只让我们找到，只让我们找到！”［1］281在此之后，他与路易莎、西丝制定方案，大费周章地赶到马戏团团主那里，终于成功将小汤姆送出国外。在这件事上，他片刻也没有为是否要帮儿子逃跑、是否要违背法律而犹豫过，他所谓的 “事实哲学” 也都被抛诸脑后。其次，葛雷硬将情感看作洪水猛兽，但功利主义哲学却并不排斥情感。葛雷硬认为情感只会让人迷失，为了践行他那种 “只培养理性，不顾情感熏陶的教育方法”［1］70，他要求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要感到惊奇，永远不要幻想。他甚至因为焦煤镇上的人不断到图书馆去，在阅读中感受到恐惧、热情、欢乐与悲伤这件事大伤脑筋。当路易莎以悲伤的语调告诉他，她从来没有做过孩子似的梦，没有过孩子的恐惧或希望时，葛雷硬丝毫没有察觉出异样，反而将此视作自己 “所取得的成绩的证词”［1］225，为此感到颇为自豪。然而，在功利主义哲学者，尤其是边沁的后继者密尔那里，情感并没有被贬低到这样的地位。相反的，密尔认同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生必须包含 “精神的愉悦，感情和想象的愉悦，道德感的愉悦”［4］211的观点。

由此可见，不论是以19世纪被扭曲的功利主义者的定义还是以边沁、密尔这些真正的功利主义者的标准来看，葛雷硬都不能被称之为一个功利主义者。因此，小说中的悲剧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由葛雷硬和庞得贝这两个功利主义者联手造成的悲剧。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将《艰难时世》看作一个道德寓言，认为此书中事物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在阅读中 “一切事物的象征性意义，如人物、插曲等，都会立即显现出来”［5］227。而在道德寓言中，不同人物往往象征不同事物。无论狄更斯写作时有无意识，小说文本最终呈现出的葛雷硬与庞得贝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上分别体现了影响当时社会的两种更为深刻的力量——理性主义与资本，也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将焦煤镇居民牢牢困在悲苦的境遇中，无处可逃。

二、扭曲的工具理性：托马斯·葛雷硬

在《艰难时世》中，葛雷硬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理性崇拜。狄更斯在小说中所用的大量笔墨以及漫画式的描写手法使葛雷硬这一特点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甚至一度掩盖了葛雷硬的其他性格特点。

葛雷硬是书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的出场是以一段宣言开始的， “现在，我想要的是事实。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和女孩［1］25” 。葛雷硬之所以如此看重事实，是因为他认为 “要训练有理性的头脑，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1］25。小说开篇葛雷硬这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中不仅表明他崇尚理性，同时还将理性奉为最高的权威，排斥理性之外的任何事物。理性的运用可以帮助人类祛除神话、摆脱蒙昧，走出不成熟的状态，因此，崇尚理性的主张是无可非议的。在西方历史中，对理性发展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社会运动无疑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 “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6］1为口号，鼓励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去对抗宗教统治与君主专政，追求自由与平等，使人类文明完成了一次飞跃。然而，启蒙理性却在打倒宗教权威的过程中，将自己放到了最高权威的位置上，以求掌握控制世界的绝对权力。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说： “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7］8。一旦人们对理性的态度由勇敢运用变为盲目推崇，便会再度退回到蒙昧、不成熟的状态，葛雷硬也是如此。他推崇理性，以理性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他的理性却并没有赋予他足够的智慧，让他认清朋友庞得贝及学生毕周贪婪自私的本质。在儿子汤姆出事后，他竟然试图用自己所谓的理性说服他们帮助自己的儿子，最终自然是徒劳无果。

除了盲目将理性奉为最高权威，葛雷硬还扭曲了启蒙理性，将启蒙理性简化为工具理性。启蒙理性内涵丰富，它不仅包含合理利用科学工具，掌握人类自己命运的主张，也包含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价值追求。但葛雷硬的理性，却只与数量有关。他宣称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是 “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1］26，在他的口袋中，时刻装着尺子与天平，以便他能随时 “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并说出准确的分量和数量”［1］26。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被葛雷硬归结为简单的数学计算，而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关系也不过是 “隔着柜台的买卖”［1］292。葛雷硬对理性的误读并非个案，事实上，启蒙思想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已经被很多人扭曲。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观察到了启蒙运动给社会带来的量化倾向，并认识到了这种倾向带来的后果： “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7］33。葛雷硬在焦煤镇创立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启蒙下一代，让他们能以自己的理智争取幸福的生活。然而，他的教育方式是填充式的，他将 “知识的锯末儿和干骨头渣”［1］151（小汤姆对葛雷硬教学内容的评价）硬塞进孩子们的头脑中，使孩子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启蒙教育学生的理想也随之幻灭。此外，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导致在数学框架内来解释本质的定量化，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进而又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8］131，对量化的痴迷也使葛雷硬极度排斥一切不能被量化的东西，这其中包括情感、价值追求、道德观念等。在劝说女儿与庞得贝结婚时，他要女儿考虑的不是是否 “爱” 庞得贝，而是他们在财富与地位上是否相称；至于道德方面，他认为 “感谢应该废除，由感恩而产生的德行是不该有的”［1］292。葛雷硬重工具理性、轻道德品行的教育方式使得经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在德行上都有所缺失，一双儿女变得冷漠麻木，自己的学生毕周更是恩将仇报，为了能在庞得贝的银行升职而去追捕自己老师的儿子小汤姆。可以说，对工具理性的偏执使得葛雷硬自食恶果。

在葛雷硬决定收养西丝，从马戏团带走她时，马戏团的班主以并不标准的英语向葛雷硬说： “请尽情地好好利用我们，但是不要糟蹋我们”［1］63。人可以成为理性认识的对象，也可以顺从理性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人不应该因此沦为理性的奴隶、计算的工具。葛雷硬没有听从班主的劝告，以追求理性为名，罔顾他人的内心情感，以追求理性为人生目标的他最终被扭曲的工具理性蒙蔽，离真正的理性越来越远。

三、强大的资本力量：约瑟亚·庞得贝

小说《艰难时世》的叙事是以双线形式展开的，一条围绕前文提到的作为理性代表的葛雷硬与子女、学生之间的关系展开，另一条则是围绕代表资本力量的约瑟亚·庞得贝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庞得贝之所以可以被看作资本力量的象征，首先是因为他拥有大量的资本，是焦煤镇最大的富翁、银行家、工厂厂主，控制着焦煤镇的经济发展命脉。其次，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者。在十九世纪， “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者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的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其商业财产是世袭而来的），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靠个人奋斗而发财致富的暴发户［9］47” 。小说中的庞得贝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父亲早亡，母亲省吃俭用供他去做学徒，全凭自己的努力才富裕起来。他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或许曾经不择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庞得贝是白手起家的典范。庞得贝的身上，既体现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特征，又反映着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变化。

马克思曾经说过：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10］269，这表明扩大资本、追逐更多利润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基本的特征。作为资本家，庞得贝自然也有着扩大资本的欲望。但是，与早期商人不同的是，庞得贝无休无止地追逐更多的利润，不是单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获得物质享受。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资本不断累积给他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从小说的开头至结尾，庞得贝总是逢人便开始吹嘘自己如何致富。为了让自己的致富过程听起来更加传奇，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庞得贝编造自己是孤儿的谎言，不肯与关心自己的老母亲相认。庞得贝的母亲是唯一真正关心庞得贝的人，但是，这份关怀在庞得贝的衡量标准中，远不及财富积累给自己带来的虚荣与满足。作为十九世纪资本家的缩影，庞得贝的行为表明在十九世纪，资本家们日益沦为人格化的资本，逐利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去获取更多的资本，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本而生存。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基本特征是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实现资本增值而对工人们进行的残酷剥削。 “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10］269” 。十九世纪产业革命的发展及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方面使手工工厂倒闭、农民失去土地，人们不得不到大机器工厂做工；另一方面，机器生产使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一个工厂拥有上千个工人的情况很常见，这为以庞得贝为代表的资本家控制劳动力、进行 “吸血” 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空前加重。庞得贝从不将工人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他对他们的称呼从来都是 “人手” （hands）而不是 “人” （men）。当大机器生产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更加沉重单调，工人要求庞得贝为他们提高工资时，庞得贝不仅不理会他们，还污蔑这些工人 “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1］90。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工人，当时的许多工厂主联合起来，达成了许多新的协定，例如不雇佣被另一个工厂主解雇的工人。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工人史蒂芬正是因为工厂主之间的联合，在被庞得贝解雇后无法在焦煤镇及附近地区找到工作，不得不远走他乡，最终惨死。

然而，有新的剥削就有新的反抗，十九世纪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加重的时期，也是工人阶级形成及工人运动频繁暴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工人，经过发展，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只会为了获得更高工资而进行无组织的破坏活动，他们变得空前团结，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宪章运动中英国工人们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要求。这些变化表明对于十九世纪的工人来说， “引起最强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障、家庭经济等等，这些都面临危险［11］221” 。在《艰难时世》中，纺织工人的一个领导者向工人们发表演讲时，除了强调资本家们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外，更加强调了资本家们剥夺了他们 “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光荣权利”［1］153。对人权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宣传，引起了在场工人们的共鸣，这场演讲也变得更加具有煽动性，以致不肯加入工会的史蒂芬在这场演讲后因为演讲者对他的指责而被工友们排挤。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较量已经不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越来越多地涉及价值观念。为了应对这种变化，资本家们选择与理性结盟，这种结盟在《艰难时世》中具体表现为庞得贝与葛雷硬的 “友情” 。

四、资本与理性的共谋：庞得贝与葛雷硬的 “友情”

狄更斯在小说中曾对葛雷硬与庞得贝的友谊做出评价： “假如一个毫无情感的人可以同另一个毫无情感的人建立精神联系，那么庞得贝先生就几乎可以算作是葛雷硬的知心朋友了。或者，如果读者愿意，也可以说他‘远非’葛雷硬的知心朋友”［1］37。由此可以看出，葛雷硬与庞得贝之间貌合神离，并不存在什么深情厚谊。葛雷硬是教师兼国会议员，庞得贝是大资本家，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两人不可能在思想境界上处于同一层次，也不可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既然他们之间的联结不是由精神层面产生的，那么又是什么使他们能够结盟，成为朋友，并将这段 “友情” 维持了几十年呢？

首先，葛雷硬与庞得贝都是压迫者。在 “主调音” 这一章，狄更斯描写了焦煤镇阴沉灰暗的建筑和居民沉闷单调的生活，并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焦煤镇的居民与葛雷硬家的孩子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类比关系呢？”［1］47焦煤镇的居民与葛雷硬家的孩子们是十分相似的，他们都是被压迫者，而且，由于压迫，他们不得不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原本鲜活的生命日益麻木。葛雷硬作为父亲，以父系社会赋予他的权威控制着儿女的生活，要求他们绝对服从自己的 “事实” 哲学；庞得贝则用资本剥削工人，迫使他们日复一日在机器上工作。不论是由启蒙理性蜕变而来的工具理性还是资本，要想维持自己的控制权，就必须对他们的作用对象进行压迫。这种共同的内在运行逻辑是理性与资本能够结盟的基础。

共同的压迫需要使资本与理性的结盟成为可能，结盟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则使得结盟能够真正发生并长久维持。葛雷硬是教师与国会议员，生活还算富裕，但在经济实力上远远比不过庞得贝。借助于庞得贝的 “友情” ，葛雷硬在经济方面获得了诸多好处，儿子小汤姆进入庞得贝的银行工作，女儿嫁给庞得贝虽然并不幸福但是衣食无忧。此外，庞得贝到处宣扬自己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离不开自己从生活中所受的教育，即 “你可以强迫他吞下滚烫的油，但你不能强迫他把生活中的事实隐藏起来”［1］47。焦煤镇最富有的庞得贝都坚定地支持葛雷硬的 “事实” 哲学，这佐证了理性教育的优越性，葛雷硬可谓获得了一块行走的广告牌，他的 “理性哲学” 也通过庞得贝资本的累积证明了其在获取财富方面的有效性。

此外，庞得贝这些资本家也从与理性的结盟中获益良多。首先，资本借助理性哲学将自己不断扩张的行为合理化。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追逐财富的欲望是可耻的，商人与资本家也常常被认为是狡诈卑鄙的，像庞得贝一样将扩大资本当作人生追求的行为更是不可理喻的。资本扩张，尤其是在工人运动频发，工人阶级意识提高的十九世纪，亟须为自己正名。理性哲学的发展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促使人们趋向于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使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从而为新的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正当理由［9］55。在小说中，狄更斯也指出了这一点， “哲学家已经证明合理的交易即用尽可能少的钱买进，再用尽可能高的价钱卖出是人的全部天职——不是部分，而是全部天职［1］132” 。在焦煤镇持这种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便是葛雷硬，庞得贝正是借助葛雷硬的所谓理性的掩护将自己的无休止的逐利行为合理化。其次，理性教育为资本发展培养了忠实的员工。如韦伯所说，将劳动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和天职，这样的态度不是天然的产物，它只能是长期而艰苦的教育的结果［9］44。葛雷硬通过自己所谓的理性教育为庞得贝提供了一个最得力的鹰犬，毕周。当毕周跑去拦截偷了庞得贝一百英镑的小汤姆时，葛雷硬恳求他能够顾念师生情谊，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自己这样做是出于葛雷硬曾经教会他的 “理性” ， “我去学校是花了钱的，这是一桩买卖；我离开学校这种买卖关系也就结束了［1］292” 。对毕周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所处的新的 “买卖关系” 即与庞得贝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帮助庞得贝捉拿小汤姆可以使毕周在庞得贝的银行获得升职的机会。因此，可以说，被扭曲后的理性教育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最忠实于自己的奴仆。

资本与理性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结盟后，又是用怎样的方式对普通民众进行压迫的呢？在小说中，庞得贝与葛雷硬最主要的联合方式是利用披着理性外衣的统计学来对焦煤镇的居民进行压迫。工具理性的发展使人们对于数字、量化更加推崇，统计学由此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算术学派应运而生，各种社会统计也随之增加。统计学本来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情况，但葛雷硬与庞得贝却利用它来剥削工人，并让这种剥削变得更加隐蔽，不易被人发觉。在小说中，狄更斯提到当时的议会议员常常利用图表来统计工人中酗酒、吸毒的人数，以此证明工人们本质恶劣、自甘堕落，而庞得贝与葛雷硬则 “随时准备根据自己的个人观察与经历提供更多这样的图表”［1］47。这样的做法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将人简化为数字，掩盖了数字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与拥有足够财富的资产阶级相比，工人阶级所处的生活环境更恶劣、面临的生活压力也更大，铤而走险或走向堕落的人自然会更多。但是，单纯的数值对比不能体现工人们糟糕的境遇，反而给了资本家进行剥削的理由：工人们本质恶劣，满足他们的要求会给社会带来危害。除此之外，这些图表中对平均数的运用也存在问题。十九世纪是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提升，国民平均收入也在提高。然而， “平均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经历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11］231” 。一方面，社会贫富分配不均，财富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工人工资很低，大多数资本家如庞得贝又极不情愿提高工人工资。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也使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增加。工人们的生活境遇实际上比以前更糟糕了。西丝在学校回答有关国家繁荣的问题时曾说： “除非我知道谁得到了这些钱以及这些钱我是否有份，否则我无法判断这是否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地方”［1］78。这个回答清晰地表明国家繁荣与否不只是平均数的问题，如何分配也十分重要，但是庞得贝与葛雷硬是不会在意这些的，他们只会理直气壮地说既然平均数表明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工人们再提出要求便是不守本分、贪得无厌。

在工具理性的掩护下，资本的扩张变得合理化，资本家们对工人的剥削也更加隐蔽。

五、结语

资本与理性的结合是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在资本与理性的共谋中，启蒙理性沦为维护资本的工具，而资本也因为理性的掩盖变得更有欺骗性。在《艰难时世》中，资本与理性的结盟表现为庞得贝与葛雷硬联手对焦煤镇居民进行的压迫，庞得贝控制镇上的经济生活，葛雷硬则控制学校、政治甚至家庭生活，他们的联合导致了焦煤镇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当然，在焦煤镇浓黑的烟雾中，狄更斯还是给他的读者们留下了一丝希望，这份希望被寄托在葛雷硬收养的西丝身上。狄更斯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倾注在西丝身上，让她用自己的善良给葛雷硬的家庭慢慢带来了改变。她帮路易莎解决私奔带来的危机，让葛雷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轻视情感的力量。如果没有西丝这个人物的存在，小说便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还算完满的结局。如今的时代与狄更斯所描述的时代已然隔了一百多年的距离，但焦煤镇居民所面临的那种压迫并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理性与资本的共谋依然存在。面对狄更斯呈现的问题，后来的读者或许也可以从狄更斯的文本中得到些许启示，即，以西丝身上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抗资本与理性加诸人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