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我们探讨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的动力是那些，区域发展的核心是区域内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由建国时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78年的17.92%再到2016的57.35%。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城市化进程，一批中国的城市得以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城市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然而在这近七十年的不同阶段，中国不同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城市间的位次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在这些的城市的兴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因素。

二、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过程

2009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1]指出了经济地理特征的三个关键词：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割(division)[2]。

(一)中国经济地理的第一阶段(1949—1978年)

在沿海和内地均衡发展的战略下。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3]。“一五”计划实施156个工业项目以及其它大中型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这一布局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我国于1964年开始进行的三线建设进一步的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然而这一时期在中西部布局的工业布局过于分散，这一计划减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此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19.75%下降到了1978年的17.92%。

(二)中国经济地理的第二阶段(1979—1998年)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类似于点轴发展理论，中国开始从点(经济特区)到线(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面(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的开放步伐。因此中国的生产要素开始向先开放的地区的流动，经济出现集聚。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我国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了区域间的分割。得益于让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我国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提高，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东部沿海成为我国的人口集聚区，例如广东省的常住人口从 1978年的5064万人，上升至2014年的10724万人。

(三)中国经济地理的第三阶段(1999—2014年)

中国开始关注区域均衡发展的问题，中央先后实施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在一时期，曾经在第二阶段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如武汉、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开始重新崛起。这一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而且内陆地区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也迅速增长。从距离来讲，中国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和现代化极大的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尤其是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进一步消除了阻碍城镇化的制度障碍。

三、推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因素

回顾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首先是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计划直接决定了一个城市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所以在第一阶段，内地的中心城市和东北的城市在这一时期的GDP位次仍然靠前。即使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城市的发展依然有很强的控制力，在进入中国经济地理第二阶段后，政府先开放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能在发展中抢得先机，内陆中心城市如武汉和成都在这一时期的GDP位次逐步被沿海城市超越，即使是东部地区的普通地级市无锡的GDP在1992年同时超越武汉和成都，而苏州则早在1985年就超过成都并于1987年超过武汉，作为首批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的深圳则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别超过武汉和成都并且深圳市的GDP从1979年1,96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1289.29亿元增长657.8倍，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城市得益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这时政府对城市的“偏爱”将会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被“偏爱”的城市会拥有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城市受“偏爱”的程度直接体现在城市级别上[4]。我国于1994年2月25日将哈尔滨市、长春市和沈阳市等16个市的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定为副省级[5]。

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第三阶段，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促进中西部和东北发展战略和城市级别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西部的副省级城市武汉和成都的GDP同时于2011年超过东部地级市无锡，而中部地区普通省会城市长沙在2018年后的几年内大概率会超过无锡；即使是东部地区同为副省级市的宁波也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武汉超过。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中国建国初期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口、生产要素的分割都阻碍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人口和资本难以向城市聚集。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阻碍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制度和距离分割逐步减少，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促进中国的区域贸易[6]，东部沿海地区才得以率先承接国外的产业转移，并且吸引了中西部的人口，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中国巨大的市场，实现经济迅速发展。

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也是城市发展动力的来源。城市的地理位置会直接影响到该城市与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也会影响到政府对其的“偏爱”程度，我国在设立计划单列市时主要会考虑城市规模、地理位置是否沿江沿海和在区域中的影响力。在建国初期，为了方便获得苏联的援助一五期间的很多重大项目就布局在东北地区，因此，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初期东北地区的城市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东部地区因为便于承接外国产业转移以及海运的便利条件脱颖而出，尤其是深圳因为靠近香港而被确定为经济特区，此后深圳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城市在一段时间内也可能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取决于资源量，在资源逐渐枯竭后的前途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可能性[7]，因此这些城市有可能陷入规模超前和难以转型的困境中。

四、中国经济地理的第四阶段的展望

通过我们前文对中国经济地理前三个阶段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地理是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下市场驱动的结果，接下来本文将讨论中国经济地理未来的格局。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和平衡发展，中国先后提出了区域发展的三大战略，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8]，这三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一起构成了新阶段中国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

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开始控制人口流入，而武汉、成都、西安等二线城市纷纷放松落户政策吸引人口，这一松一紧之间展现了中国经济地理变化的趋势。而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先后被确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或被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从距离和分割的角度看，我国同时是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和高速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另外我国油气管道、航空、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区域间时空距离已经极大的缩短。十八大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下，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分割进一步减少，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更加自由。而随着东部地区的人资、土地成本上升，东部地区的产业开始自发的在城市群内部向周边区域或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珠三角开始呈现出明显的集群发展趋势，同时国家层面也加强了对东部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指导[9,10]。

从人口和经济密度看，可以发现未来中国经济地理的一些新特征，中国的区域发展将更趋于均衡，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并且未来中国的城市即使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也将以城市群的形式存在而不再以点的形式存在。区域的均衡发展不是意味着所有城市都一样，优先发展中心城市依然是必然选择，均衡发展的重点在于人的均衡发展，这要求中心城市发挥好发展引领功能，扩大开放，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

根据百度提供的人口迁徙数据，2017年度城市人口吸引力指数排名中成都和重庆市进入前十，而四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2017年的新流入常驻人口来源的TOP10城市多来自于各自所在城市群的城市，这反应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联系已经很紧密而四座一线城市也不再从全国继续大规模吸入人口。

我们观察到中西部的几个国家中心城市2107年第一季度新流入的常驻人口分布也可以发现这几个中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对本省和周边省份的吸引力增强[11]，并且也有不少东部沿海的人口回流到这几个国家中心城市。武汉第一季度新流入常驻人口主要来自于湖北省内部城市，尤其是孝感和黄冈，除此之外，从深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流入武汉的人口也较多，Top10来源城市人口占总流入人口比例为37.07%。郑州第一季度新流入的常驻人口主要来自于河南省内部城市，其中Top10来源城市中有9席为河南省内部城市，另外还包含北京。Top10来源城市人口占比为45%，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郑州流入人口来源更集中。重庆市第一季度新流入的常驻人口分布较为分散，除了来自重庆周边之外，也来自东南沿海城市。从Top10来源城市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一线、二线城市。成都第一季度新流入的常驻人口主要来自于四川省及周边省份，Top10来源城市占比32.99%，且除重庆外，其他均为四川省内部城市。

而从2017年的春节迁徙数据来看，春节前，全国主要的净迁出城市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及其周边。除此之外，中西部中心城市郑州、武汉、西安、长沙及东南沿海等城市也是净迁出的主要城市。热门迁入城市较为均衡，排名前三的有周口、赣州和阜阳。

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经到达57.35%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相当高，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战场将在18个重点开发区域，尤其是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为中心的城市群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目前已经显示的趋势，可以发现未来的人口流动将更多的发生于城市群内部和和中心城市内部[12]。在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普遍存在着职住分离，较长的通勤路途或是造成高峰拥堵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勤只是人口迁徙，而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人口流动。如何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城市融合，满足新形势下人口流动的要求是摆在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面前的新问题。

五、结论和讨论

中国经理地理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区域间的发展总体均衡，未出现明显的人口和经济集聚；而在以“效率”为先的第二阶段，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利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和中国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在第三阶段，中国开始重新重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停止拉大并开始缩小。

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地理阶段，城市间的位次一直在不断变化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与东部沿海的非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激烈，在城市位次的变化中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就来源与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

通过对中国前三个经济地理阶段的回顾和城市发展动力来源的分析，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将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重新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城镇化进程进入下半场，中国的城市竞争将更加激烈，各省将会选择“强省会”战略，未来的人口流动将不仅仅是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群间和城市内的人口转移也应得到最够重视，随着棚改的收紧，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最后绚丽的“花朵”可能逐渐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