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斌,王秀芳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综艺节目是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的反映,承载着民众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性。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综艺节目承担着社会责任。优质并且被受众喜闻乐见的综艺节目可以深入反映当下国人的情感,传播真善美的理念,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综艺节目也反映了受众的精神需求和价值理念。从综艺节目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点来看,日益受到追捧的“慢综艺”逐渐改变了对抗性强的“快综艺”称霸荧屏的状态,随着《向往的生活》《亲爱的客栈》和《哈哈农夫》等“慢综艺”的热播,不断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回归自然,放慢节奏,享受慢生活”以及“如何更好地生活”。“慢综艺”以“慢节奏”为基调,将“固定嘉宾”安排在自然轻松的环境中,模拟体验乡村的日常生活,使其呈现自然随性的状态。同时,在每一期还邀请不同的“飞行嘉宾”体验和感受这种生活,生活的“烟火气”由屏幕内向屏幕外飘散。例如，《向往的生活》在第三季中，由固定的四位明星成员在湘西蘑菇屋自力更生,通过他们田间劳作、饲养家禽、喂养牲畜,就地取材做饭待客等剧情表现生态优美、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美好生活。该期节目呈现出令人感动和引人深思的场景，“慢综艺”具有的诸多文化特征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

一、什么是“慢综艺”

“慢”有两个主要义项：一个义项是怠慢、拖拉；另一个义项是“从容,不慌不忙”。“慢综艺”所传达的“慢”就是指后者,它是个体力求在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引领下的高品质的“慢”。“慢综艺”以浸入形式,将嘉宾安排在日常生活中,褪去其身上明星光环,使其作为一个普通人,同观众分享喜怒哀乐,使观众共情,以达到共同思考生活、体悟人生之目的。“慢综艺”没有“快综艺”紧张的气氛,不追求感官的短暂愉悦,注重生活情趣,传导一种健康新型的生活观。“慢综艺”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受欢迎的大众文化类型之一,具有诸多时代的鲜明特征。

1.生活化是“慢综艺”的主要特征。首先,“慢综艺”的拍摄现场选在青山绿水的乡村。嘉宾在有限的空间运用有限的资金靠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料,有的节目甚至主打“自给自足”的理念,嘉宾通过自己劈柴、垒灶台、生火、种地等劳动过日子、体验乡村生活,这些劳动方式极易引起受众的观看兴趣。其次,嘉宾在当地与淳朴居民相互帮助,见面时亲切打着招呼,相互邀请到彼此家里做客,呈现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往来种作并怡然自乐之景……”这种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与现代大城市中人们匆匆擦肩而过,却面无表情的淡漠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城市虽然繁华热闹,拥有众多的人口,但是人与人间的感情并不相近。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轨迹,虽然与他人相遇,近在咫尺,但是不曾相识,更不曾相互关心,每个人与他人只是彼此生活中的陌生人。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写道：“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之间彼此毫不相干,只是在一点上建立了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1]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的大都市同样存在。“慢综艺”在节目中所展现的邻里间纯朴的相处方式是人们内心渴望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真情流露。

2.生活主体的完整性是“慢综艺”节目的另一个特征。在当代社会中,由于生活个体化,人的完整性日益被解构和分裂。“慢综艺”节目以此为切入点,重新回归生活主体的完整性。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即卢卡奇所说的“总体的人”，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特性,成为一个自由全面的人。工业社会以来,由于机器化生产将完整的劳动分工为若干个碎片化的生产环节,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完整性被分解,使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人的能力被单向发展,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人成为片面发展的个体。而“慢综艺”力图重构主体的完整性,发掘主体被碎片化所潜藏的本质和信心,使人能够全方面地审视自我价值,回归初心，思索生活的意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好”。在这一过程中“慢综艺”节目通过荧屏传达出此观念:人只有完整地实现他自己,完整地感觉他自己,并且为这种完整要求一种内容；同时,人只有完整地感受日常生活,并且在人的完整性与日常生活的完整性之间建立起统一性,才能够真正感觉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2]。

3.浸入式体验是“慢综艺”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它或以旅行或以乡村体验为节目制作形式,其本身体现了一种休闲方式。对处于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承受着众多的精神压力的受众而言,一场旅行、一次全面深入的乡村生活体验可暂时舒缓单调紧张的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慢综艺”以这样一种体验的方式回应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在节目中通过捕捉嘉宾之间、嘉宾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并且运用MG动画，形象化地给人以价值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带给观众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使观众得到休闲娱乐。另外，在节目中伴随着轻松舒缓的音乐,在月光星辰下,人与人之间敞开心扉真诚地对话,哼唱独具特色的歌谣。于观众而言,光环下的明星同样有作为自然人的复杂情绪和生活体验,这势必会让受众跟随节目走进嘉宾的乡村生活,从而唤起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

二、“慢综艺”的价值转向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已成为当代人们的生活常态,以迎合此状态的紧张刺激的“快综艺”节目应运而生。然而,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由追求“速度”转向“质量”。基于此，人们开始思索“慢”的意义,审视自己的心灵,追问生命的意义，思考“何为美好的生活”。所以《向往的生活》《亲爱的客栈》《哈哈农夫》等“慢综艺”开始受到追捧,吸引大量稳定的观众。“慢综艺”通过艺术的形式，借用明星的效应来感染观众，从而影响受众的价值取向。“慢综艺”受热捧，也折射了当下国人的价值转向。

1.由快速转向慢速:用从容的态度感受美好。一定的文化受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快”生活似乎是大城市发展的标配,但是一味求快也造成许多问题。所以,随着我国经济趋向中高速发展,从求“量”到求“质”的转变中,人们的脚步也渐渐地慢了下来,回归自我,回归生活,重构其自身主体的完整性。只求速度的发展、只讲经济收益，将人变成了异化的人,每个人无暇顾及自我的精神世界,被生活所累,传统的伦理价值被颠覆。在快节奏的逼压下,人成为机器,人的生活只是千万个世界工厂环节的一部分,机械地重复着。“如果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3]“慢综艺”以艺术的形式引人思索“何为美好的生活”,引导受众重拾生活的快乐,“慢”并非简单地回归自然,而意图在于建构新的伦理价值。“慢综艺”引导受众将身心回归自然,关照自我,静心思考生活和工作的本质与意义,认清前行的方向,一步一步到达向往的美好生活。这种“慢”是一种由内而外对美的追求,是对自我人生的一种掌握与自信,是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形成的有品质的“慢”。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中,拥有从容的态度去思考何为美好的生活,感受人生过程的美好,欣赏人生旅途的风景,才不会迷失自我,不被物欲的洪流所淹没,才能更好地生活。

2.由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对幸福的重新认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我国的经济发展已逐渐使国民解决了生存问题，当下及未来国人将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幸福。“慢综艺”力求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传达一种高品质的“慢”,表达当下人们追求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意蕴。幸福是一种感受,并随欲望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学者万俊人所说，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心理欲望是相辅相成的。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认为吃得饱穿得暖就是一种幸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认为在物质日益富裕的基础上获得精神放松就是一种幸福。幸福虽然依个人不同的感受而定,但是在社会化下,人们对幸福有一定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在什么地方?在于整个社会的生活状态,从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到人们的福利待遇[4]。“慢综艺”所展现的生活就是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及思维去不断地创造幸福,追寻精神的满足与成就感。嘉宾们在乡间亲近泥土,亲自播种与收获，他们通过劳作过程向观众传达一种理念：获得幸福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在战胜艰辛的过程中,才认识到自我价值,才有了满足感与成就感。“慢综艺”突显了人们由物质转向精神,重新定义和追求幸福的意识。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除了有生理需求以外,还有着更高的精神需求,人追寻着生活的乐趣。

3.由城市转向乡村:用生态体验呼唤生态情感。“慢综艺”远离喧闹的现代都市，选择来到宁静的乡村田野,嘉宾从忙碌的城市生活得以抽身，在回归自然中获得休憩和放松。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在田野的各种劳作,一方面使嘉宾浸入式体验乡村趣味,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观众对该体验的兴趣。在月夜,嘉宾会看到满天星辰而为之惊叹;在暴雨后,嘉宾会因看到山间彩虹而震撼;在森林里,嘉宾会在与小鹿嬉闹玩耍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在屏幕中,这一幕幕美妙和谐的场景通过嘉宾们的生态体验向观众传达并呼唤一种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这种图情最为动人,最能激发人们的向往。这里的生态体验指在自然环境中体验者心灵被原生态环境冲击和洗礼。“全部自然科学都建立在对大自然的体验之上。”[5]37正是通过这种生态体验,引导受众确立正确的生态观，培养生态情感。

所谓生态情感是在掌握基本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在生态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生态感受。它的内容涵盖很多方面,学者高山指出惊奇感是生态情感的核心内容，这种惊奇感，即康德所说的崇高感。人们目睹高耸入云的山峰、巨大的天梯、繁多的星辰、遥远的地平线等,就会生发惊叹之情；有些动物的力量和速度也能令人产生惊奇感。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自然力所造就的鬼斧神工的壮观景象易在心灵产生崇高感[6]。“我们需要一个荒野‘庇护所’以逃避尘俗,它是我们能够接近终极实在的一个不可侵犯的圣地。户外存在着某种较伟大的东西。人类是注定要追问为什么的;自然的辩证之道是抚育我们的精神的摇篮。荒野既锻炼旅行者的身体,也熏陶其灵魂。”[5]33“慢综艺”节目记录这种震撼,使观众的心从车水马龙和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唤醒人类本身所怀有的生态情感,使浮躁的内心获得沉静。

“从荒野中引发出来的是有关宇宙的问题,它不同于从城市中引发出来的问题。从对大自然的沉思默想中产生的思想,是有关我们是谁且身处何方的思想,是有关大自然所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想,是有关我们在环境中如何适当地行动的思想。”[5]36人们面对自然有两种需求,一种是物质需求,由于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需要生产资料满足人类基本的衣食住行,所以,人类离不开自然。另一种是精神需求,自然中的很多景象和事物极具审美价值,面对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象,人类会产生崇高、敬畏、赞叹、喜悦的情感,还会将文化与自然现象结合,赋予人文内涵。例如,“慢综艺”通过嘉宾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为特定的动植物起昵称并对其进行照顾，就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因为这些体验才会深化人类的生态情感。

三、“慢综艺”的伦理引导

“慢综艺”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回应了受众的需求,具有回归自然性,传达了完整的人的理念,用生态体验呼唤生态情感,体现了当下国人的价值转向。但是,“慢综艺”也并非完美,比如存在着过度美化田园生活、缺乏有效的道德教化等不足,在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优化道德教化方法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分析“慢综艺”,适当地做出伦理引导。

1.发挥名人效应以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慢综艺”作为一种面向广大受众的精神产物,应充分发挥输出价值与行为引导功能,以公众人物良好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向受众传播真善美理念,不断推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7]人的智慧在于运用这种尺度指导实践活动。名人的言行举止极易引发他人的关注与模仿,从而形成名人效应。在“慢综艺”中可通过名人运用真善美的“内在尺度”施以感染,引导受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团结友爱,诚信待人。例如在《亲爱的客栈》第二季中,节目选址在小众且美丽的内蒙古阿尔山白狼镇,通过名人开客栈展现当地别具一格的鹿园林海风光及淳朴的民风,记录名人真诚友善待客之道,不断带动地方旅游产业,将精准扶贫与创造美好生活的理念相结合,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

2.加强“同情”注入以提高道德教化效果。“慢综艺”作为一种价值输出的节目,自身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良好的教化有利于平衡个人的欲望与理性、利益与品德及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关系,获得心灵的健康。“道德教化的本质也就是使个体社会化,即通过教化使作为个体的人在道德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人。”[8]14道德教化就是运用社会化的道德尺度,使个体成为社会化要求的人。周晓亮在其专著中引用休谟的观点指出,“同情”是观念借由联想的推动和因果关系的作用,使人接收他人的情绪和心理的一种感官倾向能力。“同情是经验生活中体现的社会本质,同情能够推动普遍的道德实践。”[9]“慢综艺”打破了时空界限,以嘉宾们的真诚性和亲善性为感染路径,在荧屏里构建了情感的空间,为注入“同情”提供了可能。因此,“慢综艺”应利用媒介传播的优势,加强“同情”注入以优化道德教化方法。在“慢综艺”中,嘉宾既是自然化中道德个性的实现者,又是社会化下道德个性的引导者,因此,借嘉宾们符合道德规范的言行举止实现同情机制的转化,以激发受众道德情感的共通感,将人的精神尺度和自律原则内化于心。

“慢综艺”意图使受众从快节奏的生活工作中解放出来,但这种所谓的“慢综艺”的影响力也受到现实情况的制约,艰辛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为生活奔波、打拼是多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常态。“慢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例如,对于“996工作制”下的人们而言,“慢综艺”节目在屏幕中所呈现的“慢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此,“慢综艺”与其过度美化生活,不如引导受众正确对待生活本真。“道德教化着力于现实人性的肯定、超越和完善,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的和基础的意义。真诚性、亲善性是道德教化独特魅力之所在。切实有效的道德教化有助于激发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沟通,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强社会的凝聚力。”[8]14在“慢综艺”中可强化嘉宾的苦乐感,比如,通过嘉宾感受劳作的艰辛感以展现对劳动者的敬畏和尊重。习近平总书记讲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10]因而,“慢综艺”可立足于“幸福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这一理念,通过细化辛勤劳动这一过程的情感,借由屏幕传达奋斗创造幸福的欣喜感，以感染受众，引发心理共鸣。同情是基于人性普遍的感受能力,“慢综艺”在加强注入同情时吸引受众生发身临其境感,推动受众想象应有的情感和行为,增强心灵的归属,从而实现有效的道德教化。

3.提高节目制作者的道德修养。“慢综艺”节目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众精神需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产物,其运作模式和目的以市场为导向,收视率、网络点击量和话题度成为衡量节目的重要参数。在“亚当·斯密问题”中“经济人”是利己的,“道德人”是利他的,人既具有利己的本质,又具有利他的本质。“慢综艺”也具有此特性,既需要获得商业利益谋得发展,又要为时代和大众服务,承担社会责任。故而，“慢综艺”节目制作团队也应保持道德理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包括节目中的嘉宾、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平台运作的成员等。制作精良的“慢综艺”给受众以生活启示、价值引导和伦理反思，是“慢综艺人”应担负的责任。“慢综艺人”只有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才能使“慢综艺”获得“双效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