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兵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的传统汉学研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即从古典汉学的研究转向中国学的研究,纳入“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范畴。概括来说,就是从过去关注和重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方面研究,进而将重心转移至“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1]12。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不仅保持着人文学科的特点,而且还逐步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深刻体现“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取向。若就国内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评析而言,开始有规模地关注和重视美国中国学的评析成果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其中,王景伦著的《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一书在1994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侯且岸著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一书在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侯且岸在该书中提及了评析美国中国学成果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即要注意美国中国学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所运用的“双跨”(跨学科、跨文化)取向。之后，国内学界关于“双跨”运用的研究成果还有韦磊博士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1期的论文《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等。韦磊一文对“双跨”的取向作了初步梳理和考察,但并没有专门考察侯且岸关于“双跨”取向研究的思想观点及其运用。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就侯且岸与美国中国学“双跨”取向研究作一探析。这不仅能深入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特点,而且对于丰富相关学科的方法论思想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研究缘由: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学术史反思

一般来说,美国中国研究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大致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关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从那时到20世纪70年代的末期,美国的中国学界主要盛行着三种主流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即“冲击—回应”范式、“传统—近代”范式、“帝国主义”范式。总体来看,这三个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到了1984年,随着美国中国研究学者保罗·柯文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出版,才标志着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中心观”研究范式的兴起。

(一)关于“冲击—回应”研究范式

关于这一研究模式,主要体现于美国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在这部著作中,费正清提出和运用了“冲击—回应”的研究范式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发展。他明确指出:“这种由工业革命推动的交往,对旧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旧秩序要么就受到挑战、攻击和破坏,否则就要被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所压倒。这些发展的动力来自一个外来的、更为强大的社会。”[2]总体来说,这种研究范式重视“以西方为中心”发展的模型,假设中国传统的社会内部是一个处于基本停滞状态的社会,须由先进的国家等外部力量进行刺激和冲击,只有这样,中国的传统社会才能获得强劲的发展。并且,在这部著作中,费正清也已经开始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总之,这一研究范式不仅被费正清运用于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影响着美国中国学界对于20世纪中国的分析与阐释。

(二)关于“传统—近代”研究范式

关于这一研究模式,主要体现于美国中国研究学者列文森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中。刘广京在《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一文中,引用列文森之论,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乃是西方力量冲击的结果,而西方的这种侵略,干扰并毁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思想自足性的信心[3]。总体而言,这一学术范式在实质上并没有突破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回应”范式的框架,只是对“冲击—回应”研究范式作了延伸和补充。“冲击—回应”研究范式把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一切改变都看作是近现代西方先进文明冲击与刺激的结果,而“传统—近代”研究范式则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落后和停滞的传统社会,有待于西方文明进行有力帮助才能得以发展。因此,无论是“冲击—回应”研究范式,还是“传统—近代”研究范式,其共同要害就在于“认为西方书写(决定)着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我们只能够从回应西方冲击的维度来衡定历史过程时间人物思想观念等及其意义”[4]。

(三)关于“帝国主义”研究范式

关于这一研究模式,主要体现于美国中国研究学者詹姆斯·佩克的研究成果中。1969年,他在《关心亚洲学者通讯》上发表《花言巧语: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职业性意识形态》,该文认为要回答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以对革命运动抱如此强烈的敌视态度，我们必须对美国在亚洲的真实目的以及将美国干涉诸多亚洲国家内部事务合法化的近代化理论有深刻的了解[5]。因而,这种研究范式对美国在战后对亚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干涉而辩护的行径进行了犀利批判。总体而言,从20世纪的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美国中国学者在“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这三个范式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不断涌现出各个范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这三个研究范式大大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研究范式之间有相互承继的关系。

(四)关于“中国中心观”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界所逐步兴起的左翼学术批判思潮对上述三种代表性的中国学研究范式或研究模式发起了挑战。当然,整体来看,这股批判思潮的发起者在学术辩论中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如,政治色彩强于学术色彩、带有简单化和偏激化的批判倾向、缺少学理上的充分论证等。其最大成果是,美国当代中国学学者保罗·柯文提出了批判和反思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集大成观点——“中国中心观”。这主要体现于他的代表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该部专著不仅系统地回顾和具体反思了“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三种研究范式,而且还把他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范式的主要论点作出了归纳[6]17-18。当然,就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研究而言,他所积极倡导的“中国中心观”范式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提出受到国际史坛和美国国内学术变革的刺激,提出后也对国际史坛和美国中国学界产生了震动。对美国中国学界来说,柯文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范式不仅具有历史观的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效果。概括地说,它不仅要重视美国中国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研究的联系和结盟,开辟了历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而且有效地整合和省思了整个美国中国学界的研究范式,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这也逐步引出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两个取向。而侯且岸的研究就涉及对“跨学科”和“跨文化”这两个取向的评述。

二、理论视角:侯且岸与美国中国学的跨学科取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学术研究发展的进程推动着各门学科向纵深推进,历史学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就是典型代表。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深受整个社会科学化取向的影响。这既表现为相关研究者需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能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又表现为研究内容上实现多领域的融合与互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中研究国学者很注意规范自己的研究模式,确立自己的理论取向,注重从跨学科研究的取向出发以及从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以丰富研究思维和理论框架。虽然,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联系理论,但理论尤其是政治化了的理论,很容易成为探索历史真实面貌的障碍”[7]，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种科学化、精细化、融合性的跨学科取向研究日益渗入美国中国学领域。诸如,黄宗智所撰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就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就侯且岸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而言,他的跨学科研究取向评析主要体现于其著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中。在这部专著中,他不仅深入地剖析了美国中国学中的相关跨学科研究成果,而且还就如何运用跨学科的取向作了初步阐述。笔者拟从两个方面简要评析侯且岸关于跨学科研究取向的思想观点。

(一)关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定位

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除了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外,最主要就是从学科定位或学科性质方面进行考察。而且,弄清楚某学科的定位或性质,还是建构其学科研究体系的前提条件。侯且岸指出:美国中国学是以近现代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集学术发展史、学术批判和理论研究为一体[1]1。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在对历史学现状与改革进行深刻省思之后,提出要借鉴国外学界的研究经验,运用跨学科成果推动史学的发展,注重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而美国中国学的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典型范例。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指出:“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8]因为,在现代各门社会科学中,只有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诸多研究思路等方面与实际的历史学研究是最为接近的。

(二)关于美国中国学成果的述评

侯且岸在《当代美国的“显学”》一书中以黄宗智的“规范认识危机”为个案,以说明美国中国学跨学科取向研究的成果。黄宗智提出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的现象,告诫研究者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等问题,而不是要从固有的研究观念、经典理论、规范信念出发研究中国历史。黄宗智指出:“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9]比如,黄宗智敏感地抓住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这个核心问题。他认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两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析、估计劳动生产率的变化。”[1]138这不仅点出了美国中国学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指出了中国大陆学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弊端,丰富了学界关于跨学科研究取向的认知。因而,黄宗智的研究思路也提示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在研究中要转变认知取向,摒弃研究的先入为主,建构悖论思维,去探求和发现那些长期以来“不想”的东西。

总之,侯且岸以黄宗智的“规范认识危机”为个案阐述了美国中国学跨学科取向的基本路径,不仅准确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发展过程中有关取向的运用,而且还展示了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国内研究者运用跨学科取向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极具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三、思想移情:侯且岸与美国中国学的跨文化取向

在具体阐述侯且岸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跨文化取向问题之前,先要对“移情”概念作一学理上的解读。柯文曾经指出:“如果编织历史的材料是个人经验,那么理解历史实质上就是如何进入历史演员们丰富多彩的直接经验之中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移情(empathy)。”[6]31由此看来,关于移情的内涵,大致包括两点:第一,移情只是为了理解对方,设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移情不能等于同情;第二,移情因为人们具有不同的主观思想而带有纯粹经验的性质。就美国中国学来说,是指“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6]31。而且,移情也反映了柯文继承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多于实证主义或科学史学的思潮,也与他追求历史文件的独特性,以及接受经过“强化”的经验概念有着关联。若就侯且岸关于跨文化取向的研究而言,他是从界定跨文化取向的内容和探讨跨文化取向个案两方面进行阐释的。

(一)关于跨文化取向的研究内容

就侯且岸与美国中国学研究评析而言,他的这方面跨文化取向是如何阐述和运用于其学术实践之中呢?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期,侯且岸指出:“全面地认识、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有必要努力排除双方学者之间存在的思想文化障碍,增进相互了解。”[1]3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学研究内容主要侧重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之间的思想文化关系。而且,在中美两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但是就其研究的整个布局来看,其中的诸多内容还很不均衡。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有关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外交关系、政治关系等策略性研究,较少涉及中美之间思想关系或文化关系的研究。因此,侯且岸指出:“通过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来阐释中美之间复杂的思想文化关系,进一步丰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1]5可以说,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中跨文化取向的考察与阐释,是深入推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学术互动的重要途径。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认知上的拓展,侯且岸对跨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又有了新的体会。在21世纪的初期,他指出:“跨文化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同时,与后现代主义研究一样,它亦是一种反思的结果、一种方法论。跨文化研究首先需要具有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文化视野。”“跨文化研究特别注重对文化实践的反思、总结。”[10]213尽管,这是他对跨文化含义所作的进一步理论延伸,但是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丰富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因此,从事跨文化取向研究的学者还需要理性地审视与对待一切,培养具有文化移情的思维。

(二)关于美国中国学成果的述评

在关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评析中,研究者应该从跨文化取向研究的角度出发,结合美国汉学史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作出考察和审视。我们知道,在诸多的美国中国学家中,包括众多的华裔汉学家，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华裔汉学家的学术成果作出评价。通过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探究他们的学术个性及他们为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促进中美文化、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样,跨文化的研究取向不仅要求学人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环境也要有深刻认知，还要力图真正进入美国中国学学者们的思想世界,探寻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同时，也要发掘美国汉学或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对于美国的特殊意义。唯有如此,也才能体现出跨文化研究取向的意义。在这里,笔者拟以侯且岸关于费正清的“文化疑问”研究为个案作出说明。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泰斗人物的费正清，站在现代西方文化语境和政治立场，针对中国文化研究所提出的“疑问”,是值得相关学者深入探究的一项重大课题。例如,从费正清著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就可以梳理出许多问题,比方如何认识中国的“文化差异”等[10]260。这给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深刻认识中国的新取向,即那些蕴含于我们特定民族思维中所根本不去“想”的东西,启发我们要沿着跨文化研究取向去规范和发展我们的认知。而且,通过对跨文化取向的考察,使得中国文化(包括研究成果)能够进入国外学者的视野,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选择。这正是评析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在评析美国中国学成果时需要加以注意的地方。

四、意义考察:对美国中国学“双跨”取向的整体审视

在上文中,笔者主要从研究缘由、理论视角、思想移情三个方面大致梳理与阐述了侯且岸关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两个取向的学术观点。这不仅能够看出他在美国中国学研究评析中所做出的贡献,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中国学研究评析的进展。另外,我们还要对美国中国学的“双跨”取向进行简要整体性审视。只有通过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双跨”取向进行方法论角度的挖掘,才能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学术视角。

(一)抓住了评析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关键

就美国中国学来说,开展正确和深入的学术评论是推动美国中国学研究进程的一个有力抓手。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译介的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著述日渐增多,从而使研究者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状况有了持续性了解,也产生了一些学术评论。但实事求是地说对这些翻译著述作一般化的宣传多,而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评论成果少。因而,在实际研究中,需要我们改变这种现状,即在提供著作背景的基础上,去深入开展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评论。同时,在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所不断出现的学术思潮与理论观点,既受到国际史学界有关学术变革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的深层次制约。通过学术评论可及时对其作出跟踪和回应。

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学之所以能顺利取代汉学研究,将中国学研究推向新境界的关键点也在于运用了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取向。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曾指出:“我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11]侯且岸说王国斌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超越对差异的简单化、机械性认识,强调比较研究的对等与比较对象的联系”[12]。

(二)凸显了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现代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跨学科研究取向的渗透与融合。这不仅体现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还呈现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融。有研究者指出:“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13]并且,注重跨学科的取向,也能够给相关研究者构筑和提供丰富的知识背景。尽管,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以历史学为主要方法,但它极具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和学术特色。应该说,从美国汉学转变为美国中国学之始,这方面的研究就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和取向。究其缘由,这可能一方面是受到国际学术思潮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是源自从事这方面研究学者的自我反思。尽管美国学者大多数比较警惕理论模式对于历史学研究的“侵袭”,但还是很重视规范研究的思维模式,积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这在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华裔中国学家黄宗智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就美国中国学的跨文化取向来看,若要准确了解其中的发展变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能离开美国学者们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不能离开美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更离不开国内学界研究评析的语境。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出于诸多原因,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大重视,而中国学者也往往习惯性地从自身政治因素、文化背景和心理定势等出发,运用特定取向看待美国学者及其研究成果,造成双方不能够正确和深入地进行沟通。因此,把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看作是跨文化取向的结晶,就是基于此而作出的判断,我们可从中得到重要而有意义的启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现实境遇和背景下，这就要求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不断转化为话语传播的优势,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14]。因此,结合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研究者要着眼于“双跨”取向的特点,深入推进美国中国学的评析工作。侯且岸指出:第一,加强研究的“本土化”,要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的文化变迁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坚持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取向,促进与各主要学科的会通;第三,注重于精细的、动态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第四,开展汉学、中国学的“认识论”研究,超越“学科定义”之争,从更深的层次进行反思,提高思辨能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出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15]。这不仅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新时代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有效路径,而且也可为美国中国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