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美娜 孙玉梅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43007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开始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众的关注与支持，而送教上门作为残疾人群体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也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实施。我国的送教上门实践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导的教育实践，以重度和极重度残疾儿童和少年为主要的实施对象，旨在保障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促进特殊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等各方面能力提高，为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1]

依据《残疾人教育法》等法律精神及“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等相关政策文件，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了对重度、极重度残疾儿童与少年的送教上门工作与实践。我国中、东、西部等各地区送教上门实践发展水平各异，特色鲜明。有的地区已基本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送教上门服务体系，有的形成了一定程度上可推广的典型的送教上门实践经验。本文介绍了我国各地区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实践发展特点，并对现阶段送教上门实践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发展意见，以期能够使送教上门实践得以发展完善。

一、我国各地区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实践的发展

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发展水平。特殊教育中送教上门的发展也是如此，其发展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划分包括四大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2]以下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划分来介绍各个地区的送教上门实践的发展。

（一）东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以江苏省、上海市等为代表，在送教上门工作的具体实施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多样化的送教上门发展实践。其送教上门实践经验具体可概括为：跨部门合作，“医教结合”理念的实施，以及融合教育资源的整合。

1.跨部门合作。送教上门仅仅靠特殊教育学校是无法完成的，它还需要残联、财政、民政、医疗等各部门相互合作，相互配合才能做好。[3]江苏省某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联合残联，拓展送教组织形式，形成了三种合作送教形式，一是将极重度残疾儿童托养于残疾人之家、残疾人托养庇护机构等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护理，为之后的教育打基础；二是在托养机构等对可接受教育的极重度残疾儿童实施教育；三是将这些残疾儿童集中起来进行班级授课。其中托养机构的设置地点较为关键，可设于特教学校内或另设，另设则由指导中心及残联安排相关人员开展送教工作，从而形成了一套“先托后教，边托边教，集中送教”的送教上门模式。[4]

2.“医教结合”理念的实施。从送教上门的对象可知，医疗服务对于重度、极重度残疾儿童而言可以说是必需的。“医教结合”是送教上门实践的内在要求。上海市某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所提供的送教上门服务工作比较多地体现了“医教结合”的特色，通过将学生分成A、B、C、D等不同层次来确定送教次数、时长和送医次数、时长。送教有特教课程，普教课程，网络课程等，送医则有医生进行定期检查和护理、康复知识的普及等，同时指导中心还联合家庭、社区、教师、医生、家长等多方为学生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并相互协作保证落实。[5]

3.融合教育资源整合。送教上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资源的整合与有效利用尤为重要与关键，这与实现送教上门的实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江苏省某特教中心提倡社区融合的送教上门模式，这种送教上门模式不局限于到学生家庭中去送教，还包括利用社区资源来对学生开展康复训练，为学生提供融合教育的环境和机会。另外，其送教模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了送教上门的多元保障支持体系，包括普特教师、社区、家庭、志愿者、专业组织、辅助人员、同伴等八大支持源，集中为学生提供服务支持。其送教上门的融合教育模式包涵有许多教学实践经验和管理办法，如“个性化、生活化、生命化”的教育理念，如“3张照片，3分钟视频，300字小结”的送教操作方法等。[6]

（二）中部地区。我国中部地区以安徽省，河南省，湖南省为代表，其送教上门工作比较多地由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实施，对于送教上门方法策略的探索时间较长，且更多的是从学校角度来对送教上门工作进行总结。中部地区的送教上门实践特点可概括为：成立送教小组，向制度化发展。

安徽省某特教学校比较早开展送教上门工作，从最初类似家访的形式到成立“送教”小组，从全面评估到制定个别化教育流程，逐步实现了制度化，[7]其中教师的努力和学校的坚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南省某特殊教育学校对于送教上门的实施内容形成了一套体系，该内容体系由成员为校长，教务主任，教师，学生及家长所组成的教育小组制定，包括送医，送教，送康复，送辅助器材和送服务六个方面。[8]湖南省某特殊教育学校在其不断的送教上门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五三四”的送教服务模式，“五”即“五步走”，指的是从调查评估到拟订计划等的送教工作流程；“三”即“三模块”，指的是文化，康复，训练三方面的课程内容；“四”即“四入手”，指的是申报学籍、经费补贴、建立学生档案等制度保障方式。[9]

（三）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我国东北地区可以以吉林长春为例，西部地区可以以云南省为例，在送教上门实践中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出了各自各具特色的送教上门工作模式，具体概括为：结合实际，特色发展。

长春市某特殊教育学校结合学校自身实际制定了送教上门的服务流程与工作计划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送教上门家庭指导手册》，来保障送教上门工作的实施。[10]云南省某特殊教育学校在送教上门实践中坚持多部门合作，康复与教学结合，普教教师参与的工作方式，并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作用，形成了系统整合、医教结合、普特融合、“互联网+”的“三合一加”的模式。根据送教学生的分布情况组织分班，对教师进行集中面授、网络互动、入户示范的方式进行培训等，这些送教策略都较好地体现了当地的送教实践特色。[11]

二、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地的送教上门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实践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可以从送教内容、师资队伍、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地区性差异等四个方面来进行深入探讨。

（一）送教内容较为单一。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工作的送教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课程内容方面，二是家庭干预方面。送教内容较为单一，一是指课程内容丰富不足，二是指缺乏家庭干预。

1.课程内容。对于残疾儿童能力的提高，关键就在于课程内容的设置与安排，送教的课程内容一般包括康复训练、生活自理、语言交流等内容，这是就整体而言，但实际上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实际发展情况不一，课程内容的设置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只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课程与学科教学课程，有的则相对较为丰富。据董桂林等人对佛山市送教上门教师工作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广东省佛山市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课程内容以送知识和康复为主。[12]又有夏乐峰对于江苏扬州某特殊教育学校的送教上门工作调查研究发现，教师的送教内容以学科教学为主，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相关内容较少。[13]在具体的送教上门实践中，存在“重知识轻德育”的现象，[14]需要加强心理支持的情况。[15]

2.家庭干预。送教的课程内容是就学生个人而言，但送教不应只包括特殊儿童的课程内容，还应包括就学生家庭而言的家庭送教服务。送教上门的学生，较普通儿童而言，其生活发展与其家庭的关系更加密切与紧要。有的送教上门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关系与家长受教育程度等不利于送教学生的发展。[16]研究发现，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家庭缺乏系统的支持，[17]对家庭干预指导的需求也比较大，[18]因此送教上门的另一重要的送教内容还应包括家庭干预。

(二)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在送教上门工作实践中，可以说，学校是送教上门工作的实施基地，而教师是实施工作中的重要人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直接影响送教上门工作的质量。现阶段，我国送教上门工作实践的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师资队伍缺乏，水平不高的情况。[19]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一定程度上导致送教次数和时间的不足。普校教师缺少相关的特教专业知识和应对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特教教师情况稍好，但两者都对教学有效性感到有难度。[20]这说明，送教教师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度比较高。

（三）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现阶段送教上门工作的资源整合大多是政府部门或特教学校等通过成立送教委员会或送教小组来实现各部门资源的集中管理与分配的。例如上海市某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在其送教上门的工作实践中整合各方资源，联合区教育局、区卫生局、区残联、特殊教育学校、普通教育学校、区级指导医生、社区医生、助残员以及送教家庭等，共同助力于送教学生的发展。[21]而在送教资源利用方面，可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送教次数不足或极其有限，[22]而无法满足送教学生的教育需求，也就是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与政策保障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送教上门的实施手段与方式有关。

（四）区域性差异。事实上，区域性差异与上述几方面都有联系。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各异，送教上门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也有不同。例如，送教的内容体现地方特色，送教的师资水平的差异，送教的资源整合度与利用度不同等。就目前来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送教上门各方面工作相对而言可能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的发展水平，可以为我国中西部等其他省份的送教上门工作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或有效的实施方法等。区域性发展的问题，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地可加强交流学习，但也应结合自身情况来开展送教上门实践工作。

三、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实践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针对现阶段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丰富送教内容。

1.贯穿“医教结合”理念，丰富送教上门课程内容。由于送教对象的发展特殊性，他们对于课程内容的要求，可能无法仅限于普通学科课程的教学。如果儿童有生理方面的残疾或疾病，则需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和康复训练。而事实上，大部分的送教上门的学生都需要不同程度的医疗服务。

上海市某特殊教育康复指导中心积极探索重度脑瘫学生送教上门的个别化教育康复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如个案小Z的个别化康复课程表，即根据其个别化教育康复方案的评估结果制定，具体内容包括语文、绘本阅读、数学、音乐等学科教学，医学康复训练以及参加学校活动等的社会适应课程。[23]这一送教上门实践即体现了医教结合的理念，针对送教上门学生的具体情况，在送教内容中贯穿“医教结合”的理念，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除了身体方面的康复以外，学生的心理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有学者认为，送教上门的首要任务不是知识性的教学，而是自我照顾、生活技能和生存技能的培养。[24]对重度、极重度残疾儿童进行教育和康复，这个过程无疑是很困难的，但即使如此，在康教的过程中，教育与医务工作者等仍需要将送教儿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在送教的内容中，除了知识教学和生活技能的指导，还应扩展德育和心理健康支持的内容，培养其坚韧不拔的意志、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情绪控制等心理发展方面的能力。总之，送教上门的课程最终需要根据学生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送教内容。

2.将提供家庭干预与支持作为送教内容之一。家庭干预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家庭干预指导，即家长如何对孩子进行日常生活护理和康复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家校沟通，即对家长的心理、思想认识、政策资讯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情况的了解、看法、反馈等；三是经济支持，包括申请政府补贴、社会资助等。

送教上门的学生与其家庭实则是一体，送教需要兼顾学生和家长。然而在实际送教过程中，与家长的沟通与干预指导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送教人员需要了解家长的心理，在与家长的沟通中需要讲求策略，多理解包容学生家长的难处，给予家长最大的帮助，与家长携手、通力合作，共同就促进送教学生成长努力。[25]家校合作可组建团体，集众人力量，争取社会与政府的帮助。

（二）扩充队伍，加强培训，提高师资力量。送教上门对象的残障程度和类别决定了送教任务艰巨，只有提高专业工作师资数量和水平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送教上门”工作的实效。[26]辽宁省大连市某学校将康复医师作为送教主体之一纳入送教组成人员当中，通过让康复医师与送教教师、受教学生与家长进行交流互动，使一些必要的康复知识与技巧得以流通并施行，从而能够提升送教上门的实践效果。[27]

政府或特殊教育指导中心等应积极组织相关活动进行专业师资的培训或人才的培养等，提高送教上门师资的专业水平与质量；扩充送教上门师资队伍，包括康复医师，社区相关人员，志愿者等；加强对普通学校教师的培训与指导，提高送教上门的师资力量。

（三）科技助力，制度保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助力融合教育资源的转化与高效利用是提高送教上门教育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方面。[28]同时，完善的保障机制建设也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有效进行资源整合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现代科技来实现。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网络社会，将科技应用于送教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现送教资源的共享，从而能够促进送教资源的有效利用。苏州某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自主研发了一项基于云计算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管理平台，通过此平台，教师与家长能够就学生的各方面发展评估进行沟通与交流，从而为确定送教上门的内容与目标提供便利。与此同时，送教上门过程中移动教学平台的使用，如平板电脑等，则可丰富送教上门的教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送教上门的教学效果。[29]广东省佛山市某特殊学校建设了送教上门的个性化网络课程体系，其中包括14门核心课程与课程评估，6门培训课程及录像等，较大程度上提高了课程资源的利用效率。[30]浙江省某特殊教育学校在送教上门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微课的教学形式能有效提高送教上门的教学质量。[31]未来，通过科技的力量或许能够帮助重度、极重度残疾儿童与社会建立更好的联系。

另一方面，高效的资源利用也与必要的机制保障息息相关。山东省某地教育局为支持残疾儿童的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与工作机制，包括两项顶层设计，八个具体实践的配套制度以及四项部门协作与督查机制。如送教上门，医教康教结合，残疾儿童摸底和信息共享，教育评估与安置等具体规定，以及重点项目季度调度机制，教育综合督导机制等推动机制。[32]政策机制的制定能够保障送教上门工作的实施，也能明晰工作流程，从而能够提高送教上门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促进送教上门的实施开展。

（四）加强调查研究。从调查研究与理论指导的角度来看，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的相关调查与实验研究比较少，且研究的角度与内容相对而言较为关注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对狭窄。同时，用于指导送教上门实践的理论不足，或者说送教上门的实践经验缺乏有效的归纳总结，上升至理论高度，而不能为实践提供理论方面的指导。特殊教育研究人员可根据现阶段我国送教上门的实践发展状况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扩大调查的研究范围，从不同角度来研究送教上门的发展问题；整理凝炼实践经验，形成可推广的指导理论或进行实践指导理论的探索等；也可调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重度与极重度残疾儿童的教育安置措施，以获得对于我国送教上门实践的有益启示。

四、总结

总的来说，我国各地区送教上门实践发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同的问题，例如多方参与，资源整合，部门协调，有效运作的问题，又如师资队伍扩大与专业素质提升，课程内容丰富与形式拓展，家校沟通与社区融合等问题。

在现今我国特殊教育的大的发展背景下，我国各地区的送教上门实践的发展前景可期，但现阶段大多处于探索阶段。送教上门是一项大工程，并不是单靠某一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所学校就能够做好的。未来送教上门的发展应朝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以及送教上门实践如何与现阶段我国特殊教育所倡导的融合教育相贯通，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