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文

内容提要：《民法典（草案）》在情势变更制度下加入了遭受不利一方可请求再交涉的表述。但对其定性，既有的从给付义务、不真正义务或者附随义务说皆非合理，形成权说更与体系相悖。再交涉并不能如想象那样促进私法自治和契约严守，相反可能导致因情势变更而获益一方更具谈判优势，增加司法成本。从法经济学和比较法角度也无法证立再交涉的必要性。发生情势变更后，并不一定需要再交涉，且如何交涉以及不交涉的后果在现行法体系上皆无法明确。应将再交涉视为单纯的法律倡导，使其脱离权利义务的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情势变更制度是契约必须严守原则的例外，满足相应要件时可以对合同作出变更，这一点已形成广泛共识，学界和实务界多年来对其构成要件的讨论亦汗牛充栋。1典型的例如卡斯腾·海尔斯特尔、许德风：《情事变更原则研究》，载《中外法学》2004 年第4 期；韩强：《情势变更原则的类型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0 年第4 期；韩世远：《情事变更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3 期。相比之下却鲜见对于合同如何调整的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将变更和解除定位为形成诉权之后，似乎任务就全交法院了。但法院却有可能偏离原先的合同，进行广泛的自由裁量，使得作为私法自治体现的合同陷入他决之风险，损害合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