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敏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1934-2016）是加拿大犹太裔小说家、诗人、音乐家、词曲作家、歌手。其小说 《大大方方的输家》（以下简称 《输家》）（Beautiful Losers，1966） 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颇具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鲜明特点。 著名文学批评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它是加拿大文学中后现代元小说的先例[1]。 小说分为三卷：《他们所有人的历史》、《F 的一封长信》和《大大方方的输家》。 卷一以“我”为叙事者，回忆了“我”、印第安易洛魁的圣女凯瑟琳·特卡奎萨 （Kateri Tekakwitha）、“我”的妻子伊迪斯（Edith）和我的导师“F”每个人的历史和各自的相互关系；卷二是以F 为叙事者的一封信，信中道出了F 和“我”的妻子伊迪斯的过往和情人关系；卷三以第三人称为视角，讲述一位将“我”和“F”“合二为一”的老人的逃亡经历。 作家以交错的叙事视角和叙事内容， 违背叙事常规，制造“陌生化”效果，但陌生化的叙事下呈现的是人们熟悉的历史和现实生活。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代表者什克洛夫斯基在其作品《作为艺术的手法》提出“陌生化”理论，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2]。 人们认识事物不再通过感受，而是通过认知，因此容易忽略熟悉的事物。 所以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要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创作出新的形式，让人们摆脱机械性的感知， 从而获得新的感受而认识事物。在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理论大约二十年后，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从戏剧理论角度沿袭和发展了“陌生化”理论。 在1936年发表的《中国戏曲艺术的陌生化》一文中，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3]。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目的是“赋予观众以探讨的、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所表演的事件”[4]。 两者的“陌生化”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艺术手法的反常化，给予接受者不同的对事物的感知。 不同点在于前者属于形式主义，强调作品独立的审美意义，后者更侧重于实用主义，强调作品的社会效能。

作为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及元小说的先驱，《输家》 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国外对科恩作品的研究者主要有琳达·哈琴，她关注《输家》中民族的身份异化[5]。 国内研究者屈指可数，主要有蓝仁哲、唐伟胜和尚必武。 他们都主要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输家》的叙事方式和创作技巧。 该小说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审美价值，在内容上也反映了加拿大被殖民的历史和社会生活。 其内容和形式极其让读者费解，原因在于作者的“陌生化”技巧给予接受者新的感受。

一、形式主义下的陌生化手法

（一）陌生化的人物形象

小说《输家》中频繁出现并且具有宗教神话色彩的人物是凯瑟琳·特卡奎萨。 她是易洛魁人的圣女，北美印第安人女天主教徒，是被天主教会提名为圣徒的第一个印第安人，以“莫霍克人（Mohawk）的百合花” 闻名。 易洛魁人是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土著部落，属于土著印第安部落之一。 小说中易洛魁人的代表凯瑟琳·特卡奎萨反复出现在读者面前，她作为一个圣女形象， 在小说里展现的并不是人们心中常规的神圣形象那样神圣不可侵犯。 作者描述的凯瑟琳却是饱受痛苦的形象， 她的身体很多时候是充满鲜血的。 小说描写凯瑟琳出现的情景也是血淋淋的，“十年过后凯瑟琳·特卡奎萨出现了， 一朵百合花从烈士鲜血滋养的土壤中昂首而出”[6]。 以百合花代表凯瑟琳，以奇特的方式出现，这是作者以“陌生化”的手法呈现人物形象。 百合花代表着纯洁、 优雅和高贵，天主教以百合花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可见，凯瑟琳在易洛魁人心中是纯洁高贵的圣女形象。 然而小说中的凯瑟琳却是常以血淋淋的躯体出现， 是男人任意摧残的性对象，甚至是叙事者“我”的梦中情人。 “凯瑟琳浑身布满流血的伤口，乔切第尔神父和肖莱尼克神父感到很困惑。 ”“她的身子只要一动就会有新的伤口渗出鲜血。 ”“她在火光下裸着身子，肌肤上留着血。 ”[7]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残酷的肢体折磨是凯瑟琳甘愿承受的， 并且这被视为以身体奉献教会，以此来达到成为贞女的标准。

科恩对具有宗教色彩的人物形象凯瑟琳进行陌生化，以此显示宗教的神秘色彩。 小说以叙述者“我”和F 的民俗学研究者角度叙述凯瑟琳的历史，书写17 世纪后期北美印第安易洛魁族宗教信仰的危机。 在小说里，凯瑟琳从出生到死去，都与易洛魁族部落历史关联着，她就像作为一个宗教祭祀品而存在，是易洛魁族人的宗教祭祀品的象征。 在她死后， 易洛魁人把她被泥土埋藏了十八天的尸体挖出，人们发现泥土只压塌了一个鼻孔，尸体散发香气，原文这样描绘她的尸体：“原先雪白的尸体逐渐变成红色，并且渗出一种油脂的液体，具有难以言喻的芬芳”。[8]这句话描写的情景犹如祭祀场景下的祭品被烘烤着。 易洛魁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宗教仪式：白狗祭，在此仪式里用作贡品的是三条白狗（一般是选用白色的狗，象征圣洁之物。 ）仪式中，萨满将一条狗涂成红色，再用两条贝壳串珠套住狗的脖颈[9]。 凯瑟琳雪白的身体逐渐变成了红色，这个过程象征白狗被用作贡品祭祀神灵的过程，说明凯瑟琳形象是被陌生化了的易洛魁族宗教仪式祭品。 小说通过展现凯瑟琳饱受折磨的身体，展现凯瑟琳对天主教的忠贞精神，用陌生化手法塑造有别于人们传统经验的“圣女”形象，成功引起读者对古代宗教恶习及巫术文化的理性思考。

（二）陌生化的叙事方式

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叙事方式有别于传统的叙事常规，将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碎片化融入作品中，增加读者理解作品的难度，此是作家使用的一种陌生化技巧。 科恩在《输家》中运用叙事零散策略，延长读者审美过程，主要体现在叙事角度和话题切换方面。 首先，在叙事角度的切换中，小说《输家》 篇幅不长， 但分为三卷。 卷一的叙事者为“我”，讲述“我”、凯瑟琳·特卡奎萨、F、伊迪斯四个人的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我”进行叙事，卷一主要叙述易洛魁圣女凯瑟琳的生平故事，其中也穿插“我”和F 的对话和经历，以一个民俗学家的视角叙述历史、回忆现实，给读者一种真实与虚构同在的阅读感受。卷二转为叙事者F，这是F 在精神病院疗养期间写给“我”的信，讲述F 和伊迪斯、F 和“我”、F和护士玛丽以及凯瑟琳·特卡奎萨的故事； 卷二其实是卷一另一种叙事角度的续卷，它仍继续叙述相同人物的历史和现实生活， 卷一侧重历史的叙述，卷二侧重生活本身的叙述，两个不同视角下的历史和现实文本延长了读者对历史和现实区分和审美的过程， 增加了读者辨别真实历史和现实的困难。卷三则以全知视角一位老人为叙事者，将“我”和F合二为一，讲述着老人的逃亡经历，实际是“我”和F的经历。 三卷以错位的叙事方式，将叙述者本位转移，但叙事的内容并没有发生转移，仍然讲述着每个人的历史以及人物所代表的的民族历史和现实。卷一《输家》打破传统单向度的叙事常规，将叙事层次多元化，历史、现实、虚构交替呈现。

其次，叙述的情节频繁切换，小说中的情节零散不连贯，体现去中心化特点。 小说以无名的叙事者“我”对一个去世400 多年的印第安圣女凯瑟琳表达爱慕之情开篇， 接着却插入混乱的关系，“我”和伊迪斯的夫妻关系、“我”和“我”的导师F 的同性恋关系、F 和“我”的妻子伊迪斯的情人关系。在叙述人物关系和人物历史与生活的同时，也插入印第安易洛魁族人的民族历史和加拿大被英法殖民的历史片段。 历史叙述和现实叙述融合一起，最后以除“我”之外其他三个人物的死亡而结束，凯瑟琳早在400年前就以身殉教， 伊迪斯被F 杀死，F 死于性病，“我”也已卧病在床。 从小说《输家》中找不到叙事的中心，似乎每个人都是叙述的中心，其情节突破传统小说“因果”式叙事方式，呈现叙事情节和叙事时间的跳跃和穿插，此乃作者制造陌生化效果的手段，增强读者对作品形式和内容的感受，小说情节零散无中心的叙事形式叙述着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与形式。

二、“实用说”下的陌生化现实与历史

（一）陌生化的现实

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效果也称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的实现首先要“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10]。 从实用主义的维度来看，陌生化效果是布莱希特实现引导读者或观众对现代社会进行理性思考的策略。 《输家》是一部颇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其后现代的创作特点如：叙事零散、拼贴、语言游戏、戏仿等与陌生化效果不谋而合。 小说《输家》创造的叙事者“我”，是大名鼎鼎的民俗学者，以及“我”的导师F，两者都是顶端的学术研究者，是知识与文化的象征，在人们已有的经验里两者都应是享有较高社会地位且受人尊敬的人。但小说叙述中展现“我”和F 的生活混乱以及性泛滥，使用大量的粗俗龌蹉语言，长期住在地下室，野心勃勃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科恩以间离效果疏远熟知的东西，让这些人物形象突然与人们根据经验所熟知的不一样，使读者与小说人物形象产生一种距离感，令人吃惊和费解，成功引起读者的注意，启发主体的深入思考。 “布莱希特并不是随意地把对象“陌生化”，他把对象“陌生化”的目的，是要揭示世界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揭示生活的辩证法”[11]。 小说别出心裁地使用陌生化效果，让自己的读者产生距离感和不悦感，甚至让读者们诧异，其目的在于让读者重新审视社会现实。

《输家》以陌生化的叙述人物形象和陌生化的叙事方式，显现真实与虚构并存的现实。 学者唐伟胜认为：“每卷中的叙述层次间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叉错位，从而打破了传统叙事中真实与虚构泾渭分明的界限，使二者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12]。 该小说把叙述者“我”和F 的生活与历史人物印第安圣女凯瑟琳及虚构的现代印第安人物伊迪斯的历史与生活交错，以没有名字的”我“和F 回忆历史和述说现实，说明人物的不确定性、虚构性和碎片性相融，突出现实在真实与虚构中述说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混乱状况， 揭露深受性解放、摇滚乐、群居放浪生活影响下的个体精神和生活的混乱状况，呈现一个自我放纵的狂欢化时代，个体在这混乱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寻找存在和迷失自我。

（二）陌生化的历史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还包括将事件当做历史加以呈现。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是对新事物的一种间离，目的是恢复新事物的“过去”而为那个“过去”创造一种历史性。[13]在戏剧中， 布莱希特借助历史的比喻来实现陌生化效果，其内涵是使历史事件得以被辨认、察觉和理解。“如果这些事件表面上是理所当然的， 则必须首先把它们变成令人诧异的， 然后使它们成为有意识的。 历史剧能够使科学家表面看来理所当然的立场， 即他们不考虑自己的思维产品的社会后果，表现成为令人诧异的”[14]。 科恩在《输家》中对叙述者“我”和F 以及历史人物凯瑟琳进行陌生化，以达到间离效果，引起读者进行思考陌生人物形象背后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摆脱小说虚构的情节，再次思考人物象征性的真实内容。

《输家》中陌生化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 女性形象凯瑟琳和伊迪斯是古今印第安人的代表，她们以被摧残的身体形象象征印第安人惨痛的历史记忆。 作者把印第安人的民族历史以凯瑟琳和伊迪斯的身体呈现出来， 达到间离化的效果。她们的遭遇令读者感到难受，从而引起读者对历史的思考，从古今印第安人的代表圣女凯瑟琳和伊迪斯被摧残的身体和精神，可以看出西方发现美洲大陆以及后来的殖民历史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悲惨命运。 男性形象F 和“我”分别代表着法国人和英国人，F 是“我”的导师及同性恋人，F 和“我”的妻子伊迪斯有着情人关系，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相互对抗的关系，隐喻法英两国在加拿大境内的殖民历史恩怨。 小说中频繁出现蕴含历史的片段， 如“——历史，他接着说。 在争夺这片土地的战争中，历史注定了印第安人要输给法国人。 在1760年，历史又注定了法国人要输给英国人！ ”[15]。 还有频繁以F 口吻出现的“英国佬”和以“我”的口吻出现的“法国佬”等贬义词汇。 历史上英法两国在争夺加拿大殖民地过程中斗争不断，1608年魁北克成为法国殖民地，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条约》，魁北克转为英国殖民地。 在这段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中，这些被陌生化的形象代表都受到了殖民历史的创伤。 F 说了一段隐含殖民历史的话，“英国人干了我们对印第安人干的事， 美国人对英国人干了英国人对我们干的事”[16]。可见，正如小说的名字《输家》，他们代表的英法两国都是在北美殖民历史中的输家，而真正坐收渔翁之利的是美国。 小说以陌生化的形象代表呈现的历史成功引起读者的深刻思考，被摧残的女性躯体凯瑟琳和伊迪斯象征加拿大族裔在殖民历史下所受的伤害，落魄不堪的病态的“我”和F 象征英法两国殖民斗争中带来的后遗症。

结 语

《输家》以双重陌生化的技巧成功展现了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反映加拿大被殖民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的混乱生活现实。 小说陌生化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方式，延长了读者的审美过程，陌生化的现实和历史呈现，启发了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认识殖民历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现代生活混乱所带来的的生存焦虑。 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成功实现了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