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CICC与实际联系原则的轻脱钩
2020-02-25康娟
法制与经济 2020年6期
康 娟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710063)
在国际商事贸易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了在商事纠纷解决竞争中获得本国话语权,提升本国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领域的司法竞争力,大批国家陆续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欧洲早在1985年,就设立了伦敦国际商事法庭。[1]2004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以下简称DIFC)建立,同时在此金融中心内设立法院,专门审理与国际金融中心有关的或者当事人协议提交的国际商事案件。[2]2005年,卡塔尔成立国际法庭和争议解决中心。[3]2015年,新加坡建立了隶属于新加坡高等法庭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SICC),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组成部分。[4]2018年6月29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和西安市分别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CICC)。
根据2018年6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2条,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以当事人协议作为管辖权的主要来源。《规定》要求协议管辖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根据第34条的规定,当事人只能在财产或合同纠纷案件中选择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5]在世界各国都积极建设国际商事法庭(院),以争取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市场中话语权的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是否仍应坚持协议管辖与实际联系原则挂钩将在下文展开讨论。
一、当前实际联系原则与协议管辖的配置
(一)国外国际商事法院(庭)管辖权范围分析
1.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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