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超，邓艳平

（1.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学院，杭州 310028；2.西南大学 附属小学，重庆 400715）

一、问题的起源

1923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郭沫若先生的《卷耳集》。《卷耳集》一出版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称赞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一时间这类文章遍及各种书报杂志[1]。而刚在上海立足的曹聚仁即卷入了关于《卷耳》的一场学术争论。曹聚仁时年二十四岁，在爱国女中任教，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长期撰稿。关于《卷耳》一诗中“我马玄黄”的训诂，曹聚仁先生即以《觉悟》为主要阵地，与郭沫若先生展开了对话和讨论。正如《卷耳集》序中所言，郭沫若先生坚持“我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他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的主张。大胆直观、敢于突破传统，追求诗的生命，是郭沫若先生的精神追求；而讲究小学传统，注重考据训诂，则是曹聚仁先生的治学态度。两位先生对《卷耳》一诗中“我马玄黄”的激烈辩论给我们很多启发，今在两位先生及其他前辈时贤的基础上谈谈我对“玄黄”的一点粗浅看法。

为了方便讨论，兹将《卷耳》一文附录于下：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①。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为《诗经·国风·周南》中的一篇，目前学界多认为其为一篇“思妇怀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