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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谈判:黄道“革命天才”的彰显

2020-02-25冯会明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5期
关键词:黄道大洲闽北

冯会明

(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黄道是方志敏的亲密战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9月起,黄道任闽北特委书记、闽赣省委书记等职,成为闽北革命根据地和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黄道在闽北七年,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胆略,历尽艰辛,埋头苦干,很快打开了局面,当时根据地“范围北到铅山,上饶南乡一部分、广丰一部分,崇安(大安、崇安城、赤石)浦城(到赤石街以西,即山表一带)一部分,建阳的黄土、麻沙”[1]422,成为连接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桥梁。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黄道在闽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保存了数量可观的闽北红军游击队和闽北党组织。

1937年10月,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黄道以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无与伦比的聪明智慧,与国民党赣、闽当局成功进行了大洲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彰显了一个革命者的过人胆识。黄道还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机智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使武夷山的红旗一直不倒”[2]。

一、黄道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远见卓识,展现了超人的胆识和智慧

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围困,闽北红军游击队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得不到外面的消息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只能在武夷山区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斗争。为此,黄道千方百计搜集各种信息,并且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准确预判形势,审时度势,领导闽赣省委适时地改变政策和策略,彰显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和远见卓识。

为了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1936年8月1日,黄道派省委委员吴华友去上海找寻党的组织。吴华友是广东人,曾在太平洋海员公会和中央苏区全总执行局工作过,同陈云、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比较熟悉。虽然吴华友在上海没有寻找到党的组织,但1937年2月他在香港与饶漱石从美国派回来的代表取得了联系,并寄回了《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及《八一宣言》等中央文件,这些文件对黄道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方针政策很有帮助。

由于失去了与党中央和外界的联系,对于“西安事变”与国共合作这一时局和政策的巨大变化,黄道起初并不知情。1937年1月底,他才从“一张用来包盐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了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标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劫持统帅,以兵谏逼蒋联共抗日》”[3]235,这是黄道第一次获知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

通过这些有限的信息,黄道意识到时局和党中央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而急剧的变化,于是果断地决定与国民党闽、赣当局进行谈判和合作,实现由内战向抗战的转变,他的这一决策,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南方游击区的和平改编进程”[4]。

为此,黄道亲自起草了《中共闽赣省委关于开展反帝抗日斗争的决议》,提出了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愿意联合不同政治派别的武装力量,组成抗日联盟,共同抗敌的主张,并且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战争”[3]237。为便于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实现联合抗日,闽赣省委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并以主席的名义发布训令,通过“快邮代电”,多次向国民党闽、赣当局发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

事实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中央曾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但由于闽北红军游击队和闽赣省委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困,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没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这一指示。黄道在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凭着自己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对时局的变化发展作出了准确判断,他“自觉的调整对敌斗争的策略,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措施与《指示》精神不谋而合”[5]。事实证明,黄道和闽赣省委的这些做法和政策是适时的,是符合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二、黄道指派长子参加大洲谈判,彰显了自我牺牲的高风亮节

“八·一三”事变后,局势骤变,国民党当局开始有了谈判的意向,1937年9月,派回原光泽县县委书记蔡诗山作为信使,转交了国民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的一封信。高楚衡在信中表示,国民党当局同意就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进行谈判,希望红军游击队指定谈判地点。

接信之后,闽赣省委专门开会讨论,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不主张与国民党和谈,实行国共合作。大家都认为,国共合作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这几年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不少战友英勇牺牲,不少同志家破人亡,现在却要谈国共合作,大家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一时都转不过弯来。黄道反复地向干部、战士们分析形势,讲解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合作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不是搞阶级投降,而是为了共同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挽救民族的危机。他说:“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只有象过去舍弃私仇家怨那样,暂时舍弃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之仇,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包括国民党本身,一致起来抗日。”[6]他运用列宁“革命的妥协”“以退为进”等理论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省委最终作出了同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

1937年9月20日,黄道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联名致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表示:“凡属爱国男儿莫不义愤填膺,誓与日寇相周旋,以挽救危亡的民族,我辈向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全国一致团结抗日,争取抗日的彻底胜利,只要与抗日有利,我们无不竭诚接受。”[7]表达了愿意接受国共和谈的愿望,并且提出了在崇安和邵武县城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游击队改编为人民抗日独立旅、人们有言论和武装的自由等和谈条件。同时,闽赣省委也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1937年9月下旬,蔡诗山再次带回了高楚衡的回信,表示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同意谈判,并正式委派高楚衡和时任第七区保安副司令的周中诚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

虽然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同意谈判和共同抗日,但是他们背后的真实意图并不清楚,究竟安的是什么心也捉摸不透,谈判仍然具有欺骗性,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到底派谁作为代表前去谈判就显得非常关键,这个人既要有一定的“分量”,显示出我方谈判的诚意,又要有良好的随机应变能力,更要承担重大的风险。在这关键时刻,黄道又一次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和家人,充分彰显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自我牺牲的高风亮节。黄道“指派他的长子黄知真(当年只有17岁)和闽北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邱子明两位同志为谈判代表”[8]。当时省委其他领导都不同意,因为大家知道,为了革命,黄道的家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17岁的黄知真是当时黄道身边唯一的亲人。让黄知真去谈判,大家非常担心,建议另派他人。但黄道斩钉截铁地说:“让知真去吧!”黄道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让省委的同志深深感动,“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这是黄道一贯的作风”[9]。

黄道之所以选择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作为谈判地点,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大洲村位于中共闽赣省委驻地猪母岗山下,是“资(溪)光(泽)贵(溪)游击区”的核心区。同时,大洲村四周都是森林茂密的高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到达,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预防不测,“谈判前黄道秘密安排了一个排的兵力守住进村小路,另外还在谈判的小屋周边部署了一个班的战士”[5],以确保谈判人员的安全。

1937年10月,黄知真和邱子明在大洲村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高楚衡和周中诚进行了长达6天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艰苦谈判,双方就两军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对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番号、集结的时间地点、军需供应等也达成了共识,谈判取得了初步成功。

随后,黄道亲自前往大洲,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最终协议:国民党当局同意停止内战,国共两军一致抗日;释放中共被捕的政治犯;划定铅山为红军游击队集结之地,负责集结期间的军需供应,等等。闽赣省委同意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意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8]。

大洲谈判是闽北国共合作的里程碑,也标志着闽北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大洲谈判是黄道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谈判的结果也符合中央的新政策,“体现了黄道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3]253。尤其是在充满危险的关键时刻,黄道指派长子黄知真前往谈判,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彰显了黄道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

三、黄道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机智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确保武夷山红旗不倒

黄道不但具有政治家灵敏的洞察力,更具有指挥家冷静的头脑。他在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和丧失革命的警惕性,而是异常冷静,对国民党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戒之心。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坚持“北和南剿”方针,一方面和陕北党中央谈判,另一方面把大量的兵力抽调到南方“清剿”红军游击队。蒋介石增派了七十五师、七十九师、浙江保安团等约五个主力师的兵力,限期在七月到九月三个月内消灭闽北红军。吴先喜和黄立贵两位能征善战的闽北红军优秀领导人都在这个时期先后牺牲。黄知真也说:“我们损失最大的也就是这一阶段。”[1]426黄道综合分析当前形势,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识破了国民党采取“北和南剿”的两面手法集中力量消灭南方游击队的企图,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避免无谓的牺牲,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方略。

黄道指出,当前党和红军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保存革命有生力量。黄道指示,“各地在情况尚未搞清之前,勿急勿躁,切忌盲动,不要急于求战,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强调部队不得打硬仗、打消耗战”[3]234,要极力避免与国民党主力部队正面作战,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他将游击队隐蔽在光泽、金溪、资溪交界的高山上两个多月,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主力撤退,有效地保存了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留下来的珍贵革命火种。

邵式平也曾回忆道:“‘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各部获此消息,对时局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在谈判过程中乘机消灭我们。1937年1月,刘建绪为四省‘剿匪’总指挥,以十余正规师,配合各省保安队及反动地方武装,向我各部分区‘进剿’,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因此挺进师与浙南根据地、皖浙独立团与浙赣根据地又遭严重失败。闽北、闽东在军事上早有转变,部队损失较少,根据地得以坚持。”[10]

正是由于黄道领导下的中共闽赣省委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能够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从而“保证了闽赣游击区在此后的工作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1]。

大洲谈判结束后,尽管闽北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达成了协议,停止了内战,但国民党福建省当局非但没有撤走军队,还不停地骚扰我军,在多地制造摩擦。对此,黄道认为不能无原则地让步,果断命令红军游击队展开自卫反击,在斗争中构建和平。得到黄道的指示后,饶守坤指挥闽北红军游击队一天之内三战三捷,沉重地打击了福建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通过积极的斗争,才迫使国民党福建当局承认了大洲谈判达成的协议。

大洲谈判成功后,黄道并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异常冷静,对国民党当局依然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告诫同志们,虽然谈判取得了成效,但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千万不能丧失警惕。闽北游击队聚结到铅山县之后,不能在永平镇和河口镇等地驻扎,只能驻扎在石塘镇,因为石塘镇“背靠大山,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可以上山”[12]。

因此,黄道把红军游击队集结的地点选择在铅山县石塘镇。石塘位于铅山河的上游,是闽、赣两省的交通要道,物产丰富,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尤以造纸和制伞最为有名,除了河口和永平之外,石塘是铅山第三大镇,有两千多户人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同时,石塘紧靠红军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主战场——武夷山,一旦有风吹草动,红军游击队随时可以上山,也符合中央“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

在闽赣游击队下山接受整编的过程中,黄道强调,即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党依然要保存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做好两手准备。“游击队下山前,项英作出闽北游击队不留一人一枪的‘指示’。黄道警惕地提出:‘要把屁股坐在山上。’”[13]他毅然坚持为闽北根据地秘密留下一部分自卫武装力量,并留下曾镜冰、王助、汪林兴、左丰美等同志组成闽北特委,任命曾镜冰为特委书记,坚持原地斗争。实践证明,黄道这种既坚持组织原则,又结合实际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批留下来的武装力量为我党坚持闽赣边区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武夷山红旗不倒,也体现出黄道非凡的胆略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从1937年10月下旬开始,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纷纷走出大山,集结在铅山县石塘镇,11月中旬,黄道也来到石塘,领导改编。1938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1938年2月25日,黄道在石塘镇的河滩上举行了第五团北上抗日誓师大会。随后,黄道和第五团一起,经河口到横峰开赴前线,“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汇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战场”[1]427。

黄道去世后,1943年,陈毅亲笔撰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认为黄道在与党中央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挥了他无与伦比的“革命天才”,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国民党军队长期的“包剿”下,能够以顽强的毅力,独立支撑危局,坚持长期斗争,完成了保存革命阵地、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光荣任务,最终使闽北游击队编入新四军,融入抗战的洪流之中,“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的贡献”[14]658,称赞黄道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14]656。

青年时期的黄道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是当时我党为数不多的具有高学历的领导干部,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长远的眼光,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重大历史时刻,以他的过人胆识和远见卓识,准确把握时局的变化,主动进行了大洲谈判,为新四军的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黄道“作为一位亦文亦武亦干才的军事家的形象,将永远象武夷山那样常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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