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

2020年的除夕之夜，对于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领队、党总支书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而言，是一个特殊且难忘的除夕夜。从接到出发指令，到抵达虹桥机场准备带队驰援武汉，郑军华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时隔数月，郑军华教授回忆这段援鄂经历仍然百感交集。封城后物资匮乏的艰辛困苦、磨合期救治过程的迷茫无助、解封前胜利在即的喜悦欣慰，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除夕夜紧急集合出发的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以下简称上海医疗队），到达武汉时已是农历大年初一的凌晨。郑教授坦言，他从未见过那样的武汉。面对前方未知的情况，郑军华的内心并不轻松。当时情况紧急，临时召集的团队总共135名队员，分别来自上海52家医疗单位。队员们之间彼此都不认识、没有经过提前培训、现有的防控物资捉襟见肘，这些都是摆在所有人眼前的实际情况。郑教授暗暗给自己鼓劲，召必至、战必胜！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要把135名一起出征的同仁平平安安带回来。

把党课上在抗疫第一线

郑军华教授带队的上海医疗队进驻的是当时的“风暴之眼”——武汉金银潭医院。担起领队重任的那一刻，郑教授便深知此行的不易，但当真的站在金银潭医院的时候却发现，困难远超想象。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恐惧之中。即便在传染病专科医院的金银潭医院，也有二十多例医务人员感染，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有的科室没防护好，整个科室全军覆没。恐慌气氛给上海医疗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病毒究竟能不能防住，成了一句拷问。

如前文所述，这支临时召集的特殊队伍，来自不同的医疗机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文化。拥有多年医院管理经验的郑军华知道，要想着手开展救治工作，首先要迅速将大家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郑教授说，所谓党性就是把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聚集起来。他相信，信仰的力量可以帮助队员们迅速调整心态，排解困难，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让党旗在抗疫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在紧急关头，在危险性最高的时刻，共产党员一定会冲在前面。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能起到一个战斗堡垒作用。上海医疗队当即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要求党员走在抗疫的第一线，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2020年1月28日，上海医疗队抵达武汉的第三天，召开了上海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第一次党员大会。在抗疫第一线的第一堂党课上，郑军华从“担当”讲起：要勇于担当，善于担当！他说，人类战争是勇气的战争，人类伟大是勇气的伟大。正因为疫情紧急，困难重重，所以更需要队员们不怕苦、不怕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除了值班人员以外的全部队员参加了此次党员大会，其中有8位队员在党课上便宣读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郑教授告诉记者，这支队伍出发的时候一共有59名党员，1名预备党员；在离开武汉的时候，几乎是全部的队员都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将论文写在抗疫一线

郑军华教授回忆，在抵达金银潭医院开始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后的半个月中，他们负责的病房中一共有近20位患者因救治无效而死亡。这给当时的医疗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靠现有的理论医学知识，无法解释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对于这个新发病毒对人体的器官组织如何进行破坏，如何致病致死？成为当时上海医疗队每一位队员迫切想知道的答案。唯有对死亡病例进行遗体解剖才能从根本上搞清楚这些问题，推进后续的救治工作。

郑教授说，他们是第一批抵达武汉，最早接触到新冠肺炎患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推动遗体解剖的进行。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要完成这样的遗体解剖绝非容易的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由于新冠肺炎病毒具有传染性，因此解剖工作必须在负压手术室进行。医院的手术室是相对稳妥的选择，但当时武汉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而且一旦医院接受了这个任务，还需要承担征求病人家属是否愿意捐献遗体的工作。郑军华教授坦言，“促进这个事的过程压力是非常大的，很多未知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幸运的是，经过细心的安排和周密的推进之后，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得以在金银潭医院顺利完成。2月28日，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报告公布。这对于临床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具有转折性的意义。遗体解剖的结果，为临床治疗和诊断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帮助医疗队及时、精准地调整治疗策略。

有了遗体解剖结论的解密，郑教授觉得还不够，要想击败这个新发且“狡猾”的病毒，还需要更加系统地了解相关理论知识进展。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不乏来自大型研究型医院的医务人员，学习的氛围自然非常浓烈。当时郑军华就规定，只要有任何关于新冠肺炎救治的高水平学术文章发表，全队就组织全文阅读。大家分工搜查，集体阅读。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还是初出象牙塔的博士研究生，不论年资，不问出处，都必须读文章。脱离思考，缺乏分析和研究，就無法推进救治过程。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术文章学习和病史讨论，上海医疗队渐渐地对这个疾病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了解。了解了更多的疾病理论知识，结合了实践中的进展情况，上海医疗队的科研文章也呼之欲出，发表在了业界著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迅速引起学界关注并成为《JAMA》杂志建刊以来阅读量最多的文章。文章的发表，为中国向全世界推广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注入了强有力的力量。

将“上海模式”用在抗疫一线

与上海医疗队几乎同步抵达武汉的是陆军医疗队，下榻在同一家宾馆。上午，部队在酒店会议室进行培训，军装整齐，按照埃博拉病毒的标准做防护穿戴的演习。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们虽然只睡了几个小时，都聚到了会议室外“偷师”。当时，上海医疗队随队带去的医疗物资，只够3～5天的使用。反观陆军完备的防控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专业能力，大家都沉默了。身为领队的郑军华更是不敢有一丝懈怠，他给队员们鼓劲：直面困难，严阵以待！他告诉队员们，陆军医疗队有陆军医疗队的特点，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点就是：上海医疗队。

“上海医疗队”，顾名思义是有上海的特点、上海的模式。那便是：适合武汉的上海救治、科学规范的上海防护、精益求精的上海精神、超前一步的上海研究、一脉相承的上海人文。郑教授鼓励队员们，要勇于向患者展示自己“上海医生”的身份。他说，这是相辅相成的，上海的先进医疗水平会让患者对医生产生信心，更加配合治疗。同时，也时刻警醒着队员们毫不放松、精益求精。除了要做好救治工作，郑教授还要求队员们每天和患者家属保持沟通。越是在困难时期、特殊时期，家属更加迫切期盼知道患者的救治情况。上海的人文，不是一句空空如也的总结，而是实实在在于细节处的医者仁心。

郑教授介绍，在武汉这场战役中，与患者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护士，他们就像最亲密的“家人”一样，不怕脏累、审慎始终，给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护。与平日不同，护士不仅要做好护士的本职工作，还需要承担大量医院保洁的卫生工作。郑教授说，每天目睹护士们给重症患者喂饭、清理失禁的大小便，他的内心充满无限感动，他深知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的护理工作有多不易。

上海医疗队有一位年轻的护士，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抗疫期间，她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了护理工作的点滴。2月中旬的一天，她负责的病房中有一位患者医治无效死亡。她默默地清理好遗体，移到推车上送去殡仪馆。从病房到走廊尽头的电梯，一共短短50米，她小心翼翼，推行地很慢。不让推车的任何一个角落触碰到走廊的物品。平时几十秒钟可以走完的路程，此时足足走了8分钟。每次经过别的病房的时候，都会有病房的护士走出来，向遗体告别，说上一句“老先生走好”。郑教授得知此事的时候，为之动容，他说他当时并没有要求护士送别每一位逝者。后来，他了解到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护士长教给年轻护士的，这是六院的传统，代代相传。在逝者没有家属送别的时候，护士们会暂时代替家属送别逝者。这是一场安静的送别，庄重而悲伤，是对生命的敬畏，对死者的尊重。郑教授认为，这是对“上海人文”最好的诠释。

“冲破黑暗夜，重见满天星”。郑军华带领的上海医疗队，在经历了68个日夜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多个奇迹之后，凯旋而归。他们在这场大战中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弘扬一名党员一面旗，真正体现了党员在困难时期逆行而上的精神和风貌。

郑军华：主任医师、2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第一批抗击新冠肺炎援鄂医疗队领队、党总支书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专科分会常委兼主任委员助理、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结石与感染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任《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等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