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灵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福州 仓山 350007）

城市在历史上的方志编纂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省明清时期编纂的重要志书，如《福州府志》《泉州府志》《汀州府志》《邵武府志》《建宁府志》《漳州府志》《龙岩州志》均是以城市为记述中心的方志，在社会主义两轮新方志编纂中，《福州市志》《厦门市志》《泉州市志》等城市志书也是编纂的主干。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对城镇和乡村的划分标准，城区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1]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15.(P2)，所以《永泰县志》《泰宁县志》《政和县志》等亦属于广义的城市志范围。所以，可以认为城市的内容是方志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志编纂史上所承袭下来的传统优势和强项，更是方志在今天记载经济社会生活能发挥作用的着力点。

如今，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从全国城市发展的时间线上来看，1955年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仅有1个，2015年达到16个，其中超过千万的城市已有6个；1955年人口为100万～500万的城市共9个，2015年达到89个；1955年人口为50万～100万的城市共11个，2015年达到155个；1955年人口为30万～50万的城市共18个，2015年达到147个[2]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P69)。从1978年—2011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2个增加到657个，人口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1.3%[2](P23)。而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要求，202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0%。这就表明城市化程度将达到一个新高度，所以今后的方志记述中将越来越偏向城市，记述的领域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调整，记述类别将按照城市的特点进行组织，记述的内容将由社会的需求进行调整，记述的方式将追随科技的进步而创新发展。

一、方志中城市记述的变化

从明清方志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两轮编纂，城市一直是方志编纂的重点领域，而这期间城市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方志理论也融汇了西学东渐的诸多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所以，方志在记述城市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适应的过程。现以明万历《福州府志》《福州市志》《福州市志（1995—2005）》为例来探讨方志在记述城市中的各项变化和创新。

1.城市志书结构上的变化。

明万历《福州府志》是传统志书，其结构有着成熟期传统方志的特点，重视地理信息、地方人物、地方行政等三大领域，三者篇幅合计几乎占了全书的九成以上，仅有《杂事志》中记载了部分民间社会生活。所以，书中对城市的记述基本集中在地理和行政两大领域，反映了在封建王朝时代，我国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是军事防御和行政枢纽，经济社会活动和民间日常往来是相对次要且不活跃的。

《福州市志》是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具备了初步“地方全史”的框架。因为党政机关掌握着大部分生产企业和贸易部门的资料，所以全书经济领域的篇幅大规模增加，几可与地方行政相匹敌，而地理信息、地方人物则退居较小的篇幅。

《福州市志（1995—2005）》是续志，也是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在大体继承首轮志书的结构基础上，根据福州市发展的情况进行了一定调整。由于私营经济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的资料相比首轮有了较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占据较大篇章，而地方行政则在志书中呈现独大的局面。

由此可见，三部志书在结构上的不同既体现了福州市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例如明万历《福州府志》时代社会的缓慢发展和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体现了编纂机构对资料的掌握和取舍，万历时期非无商业，而以“泛海之航……始犹入淮浙，继乃入交广，今相率之吕宋、日本矣，春去夏返，岁以为常，双桅板艇，日多一日，不逞之徒，视为奇货，潜诱财狼，窥我虚实。”[1]万历.福州府志(卷 5).舆地志五.(P63)一笔贬义带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证券业快速发展，但机构变动过频，资料散佚，在第二轮志书中没体现出相应的热点和地位。

2.城市志书篇目上的变化。

明万历《福州府志》篇目上有着传统志书的特点，分十类七十六卷，大类中分小项，如《舆地志》七卷，分沿革、疆域、山川、水利等，《人文志》十七卷，分名臣、忠节、风概、清操等。篇目上分得较细而覆盖面并不大，体现出旧志中重地理、重人文的倾向。

《福州市志》共78篇，其中工农业门类、城市财政管理门类等为新方志中所创设，不同于旧志的新设篇章为46篇，约占总篇数的59%。其覆盖面之大、篇目之严密是超出了旧志许多，初具“一地全史”的气象。

《福州市志（1995—2005）》共60篇，沿用了首轮的总体篇目，合并了大量的工农业生产篇章，整合了科教文体等篇章。突显续志特色的同时，也表现福州市在这十年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对比三部志书的篇目，可以发现，志书对城市的记录是在不断发展的，可以传承亘古以来、延续变化的地理、政区、人口，也可以适应快速变动的现代工商业社会，在篇目中不断推陈出新，以海纳百川的态势来迎接海量的资料。篇目为志书之纲，其对内容的取舍、创废、偏重都能够看出城市志书在每个时代中的处变之能、反应之迅，这既是城市志书作为一个城市文化基石的底气所在，也是城市志书延绵千载，在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的活力体现。

3.城市志书记述体例上的变化。

明万历《福州府志》在地理信息、地方行政多数以介绍编纂时的现状为主，如“由马渎而南，分派为二：自北而东者，历岊山，南至于洪山，又东南至于鼓山，其江曰石岊、曰南台。”[1]万历.福州府志(卷 5).舆地志五.(P64)“（秋粮）闽县，三千二百六石八斗三升八合一勺”[2]万历.福州府志(卷 28).食货志三.(P261)。少数设施有修建经过，按时序排列，如“长乐县，旧城，弘治间，县令潘府所创，广仅里余，至嘉靖三十一年，知县詹莱为防倭故，奉抚按檄，拓而大之，广五里”[3]万历.福州府志(卷 8).建置志一.(P109)。总体上介绍说明性文字远多于记事性文字。

《福州市志》作为福州市首部新方志，严格遵循当时所提出的横排竖写体例，在近乎所有篇章中，均是在一个门类下，事件和事物变迁按时序排列，形成一张严密资料网络，如“清末，福州的中学堂没有开设音乐课……1950年，福州市公私立中学音乐课采用新华书店出版的音乐教材……1953年，全市各中学先后采用上海和东北区编写的音乐教材……1962—1965年，各中学依照《音乐基本知识纲要》进行教学”[4]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P60)。这是新方志区别于旧方志最为醒目的特征。

《福州市志（1995—2005）》沿用了新方志的体例，因为经济社会变动较快且断限仅为11年的原因，时序的排列形成了近似逐年记事的体例，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另一方面也稍显呆板和篇幅臃肿。

从体例上看，方志对记述城市的变通是非常灵活的，旧志中较为模糊时间的记述方式恰好适应明清时期变动缓慢的城市社会，也为突显地域人文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首轮志书严密的横排书写体例，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变动加速的体现，也反映了主持编纂机关对社会资料的知晓和掌握程度大大提升。第二轮志书体例虽然沿用首轮，但在局部的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在新时期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极大提速。

4.城市志书数字管理上的变化。

明万历《福州府志》的数字管理运用的篇章相对较少，且概数较多，如福州的城墙，“高两丈一尺有奇，厚一丈七尺，周三千三百四十九丈”[3](P107)，约为高7.2米宽6米，而《中华大帝国史》所记福州城墙“福州城有宽大和坚固的石头城墙，五噚高四噚宽”[5]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P217)，约为高9米宽7米，略有差别。结合1884年英国人施美夫著《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中对福州城墙的记述：“城墙本身有高有低，一般来说城墙外高9米。”似《中华大帝国史》所记更为准确。数字较为精确的是在《兵戎志》和《食货志》中，如“福州左卫，原设旗军六千七百二十名。屯种不支粮军六十六名。种屯军一千六百九十七名。福州右卫，原设旗军七千四百九十一名。屯种不支粮军七十四名。种屯军一千六百九十八名。福州中卫，原设旗军五千七百一十八名。屯种不支粮军一百三十九名。种屯军一千五百九十三名。”[6]万历.福州府志(卷 20).兵戎志二.(P226)“闽县，三百三十二顷五十七亩七分零，侯官县，一千四百九十三顷四分零。”[7]万历.福州府志(卷 27).食货志二.(P257)可知，旧志在行政管理的项目中的数字相对精细，其余数字比较粗放、估算居多。

《福州市志》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表格，如人口、经贸等，不仅是单纯的数字罗列，也能体现出一定的趋势，特别是在数据精确分类、各项数据比例等现代数据使用上，开以往志书未有之局面。精确数字的覆盖领域不仅局限于行政管理类，而是在全书中均有准确的数字，使得方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了质的提升。

《福州市志（1995—2005）》在数字使用上相对《福州市志》有了更大的进步，随着综合年鉴编纂的普及，每一年的数据均能获得。在志书则体现为一张张年度数字变动的表格，将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到准确的数字中，成为第二轮志书的亮点。

由此可见，方志对西学东渐以来的文献科学化的趋势有着敏感的反应，在民国编纂的《永泰县志》《藤山志》中已初步采用了近代测绘、度量等数据，而到《福州市志》中精密的数字结构已经成为城市志书的基础资料，承载着文字叙述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在《福州市志（1995—2005）》中更是体现出综合年鉴编纂的成果，每个年份的资料都能通过数字反映，从而形成严密而可互相验证的数字网络。

5.城市志书编纂语言上的变化。

明万历《福州府志》作为传统的旧志，在文言精炼的语言环境下，多使用介绍性语言，如“闽县儒学，在九仙山西麓，宋庆历中创，甲辰重修”[1]万历.福州府志(卷 10).建置志三.(P126)。而叙事性语言仅作为补充细节的存在，数量很少。全书的语言体系除部分“论曰”外，呈现一种中性介绍的效果。

《福州市志》多以叙事性语言为主，尽管从旧志中吸收了大量的材料，也通过转换书写的方式，形成叙事的结构，如“怀安县学，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主簿陆柬在旧县治东巴石山建县学”[2]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P10)。全书多以第三方记事的角度来陈述。《福州市志（1995—2005）》也基本沿用此类语言体系，而且通过加强对资料的诠释，形成综合讲述的效果。

从旧志到新方志，城市志书在编纂语言上也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编纂语言作为方志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植于如何更好地表达方志内容，应对时代剧变而形成的语言体系转换既体现了现实发展对方志文体的要求，也表现出方志在时代转变中的适应能力。

通过对明万历《福州府志》《福州市志》《福州市志（1995—2005）》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方志在各个时代都有着与时俱进的改变，从结构、篇目、体例到书面表达，都没有沉溺在既往的窠臼中，而是根据时代的需求，在保持自身最核心价值的同时，不断汲取新知识，改变外在形式，以适应社会发展对记录历史的要求。曾经的城市方志，仅记录十余万人缓慢简单的经济社会活动，只涵盖了城市的少数几个方面；现在的城市方志，需要记录数百万人快速复杂的高节奏生活，覆盖城市方方面面。所以，方志不仅需要变、可以变，也能够追求变、推动变，方志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不断创新发展的方志来记录不断发展的城市，是方志记录时代、传承历史、延续文化的根本途径。

二、近年来城市发展的趋势

参考世界发展的趋势，对照国家的政策，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增长已成为现实态势。未来方志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其规模远远超出到现在为止的任何历史时期，城市记述将成为方志的核心领域，从广度上记录其地域扩张发展、建筑推陈出新，从深度上描述其管理精细化、文化延续性是方志将要面对重大课题。方志需要有历史上数次转型的敏感和作为，积极有为地应对城市化带来的各项挑战，让方志能够适应城市化进程对资料保存运用的要求，使方志能够形成新的工作机制和方法，处理创新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延续历史悠远的方志编纂，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所以，需要对城市发展的趋势有所预判。

1.城市规模发展和人口密度提高。

按照城市化率的估算，至本世纪中期，我国城市人口至少需要增加2亿，上海人口将突破3000万，北京也将接近3000万，城市人口在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发展，城市人口在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向Ⅰ型大城市发展[1]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P146)。我国重点城市的规模将均有20%～50%的发展。

随着而来的是人口密度的提高，参考韩国首尔10400人/平方公里的密度[1](P149)，我国城市人口密度有着50%左右的成长空间。这表明，将来方志所记录的城市不仅将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人口密度亦将空前，方志所面对的人和事也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审慎的选择方志的着力点尤为重要。

2.科学技术的快速成长。

科技对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建筑技术、基建技术的进步，让提高人口密度成为可能，大幅度改善了人居环境，为人口往城市聚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科技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使城市形成空间消费的结构，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营造出更有竞争力的城市环境。

新方志在首轮编纂中，通过行政机关掌握的庞大资料，基本上刻画出城市科技进步的脉络。但在第二轮修志中，一方面是科技进步的信息量巨幅提升，一方面是行政机构掌握资料的范围缩小，从而导致对科技发展和成果记录的不充分。在面对城市科技更加迅猛发展的将来，方志应有求变的勇气，不拘一格拓展思路，创新发展方志编纂，以期能够记录时代变化的根本动力。

3.交通设施的日新月异。

城市交通发展至今，已从公路、小巷组成的简单路网扩展成立体式、多线程、便利换乘的复杂交通组织体系，其明显标志有：第一是大城市中逐步完善的轨道交通；第二是以大型站场为节点的换乘体系；第三是环状高速通道和城区公路相结合的路网；第四是多种样式的终端抵达方式。其数量庞大、组织复杂程度是前所未见的，可以说今天一座城市交通设施的体量比之40年前十倍不止，城市交通规模空前。

在面对这样的城市交通时，旧志经验仅可借鉴，新方志编纂中从立项、筑路开始的记录对于今后方志编纂而言既力有未逮，又容易产生海量资料淹没重点。所以，对交通资料采取新的编纂方式，形成既能把握重点、关照全局，又简练有效、便于理解的方志信息，是传承方志价值的重点。

4.信息时代的多种要求。

城市作为知识和智力集中的区域，也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区域，一方面是信息产业研发的中心，另一方面是信息产业面对的市场。其能够大幅度地提升城市金融、管理、生产、贸易、市场运作的效能，大大降低传统产业的成本，超越地理空间的隔阂。这既是一个不断打破城市边界的过程，也是让城市在经济和管理中加强中心作用的进程[1](P126)。

方志在面对信息时代的经验是不足的，需要新的探索和不断地尝试，特别是收集资料的机制将成为方志在新时代中能否延续自古以来权威性的关键。面对大数据时代，仅在原机制内打转不足以解决问题，也难以在海量信息中去芜存菁。所以，此情此境中的方志该有试错的勇气，敢于创新，不断尝试，以找到方志在信息时代的立足点。

5.城市管治的精细化。

新时代的城市管治中，管治的方式要更多依靠法制和社会运行来实施，行政命令的比例会减小。空间扩张、人口扩张和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将导致交通拥堵、住房拥挤昂贵、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城市病”，这些问题的症结显然不能通过禁止进城、严管城市规模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富含市场逻辑的方式在政府、市民、市场和企业间形成妥协，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培育的信任，也将对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起到巨大和长久的作用[1]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P134)。

之前方志对城市管治的记述一般采用分类分项，作为一个个单项的“事业”来理解。而今后城市管治精细化的解决之道需要沟通多项“事业”，如教育资源紧张，解决就需要引入资本、增强信息管理、加大师资均衡、加强就业引导等方式，是一个综合性体系，也需要全局性记述。方志如何来整合这些资料，也是方志能力是否适应新时代的重点。

6.大都市区（城市群）的形成。

大都市区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1](P206)。世界上有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区，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在形成大都市区的过程中，大中城市中苏锡常、长株潭都在形成城市圈。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打破目前行政区隔的城市群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其既有别于单个城市的发展，也区别于行政区的简单连接，是城市共生、产业配套、社会生活融通的一种新模式。

目前，在城市群相关文献的编纂中，综合年鉴走在前列，泛珠三角城市群年鉴、武汉城市群年鉴等均已连续编纂多年，这为城市群方志编纂探索了道路[2]林其君.新视角 新方法 新常态——对新时代志书的初步认识与展望.史志学刊,2018,(3).。将来城市方志的编纂要考虑到城市群的相互关联，不仅是城市空间的连接，更是城市功能的复合和互补。方志编纂在如此大区域，如此复杂的功能中寻找到自身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定位需要大量的探索和因地制宜的创新。

三、城市化进程中方志编纂的探索

在今后的方志编纂，城市将处于记述的中心位置。而近些年来城市的发展，使得未来的城市远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以在方志领域需要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拓展新的编纂领域，建立新的编纂机制，形成新的方志产品，构建新的方志传播体系，把握住历史传承的方志重点，突出方志对时代特点的记述，将方志中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与时代发展的趋势相结合，保持方志在地方文献中权威地位，推动方志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转型。

1.选择重点领域，把握城市发展的脉络。

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行业、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城市领域，其涉及面之广、信息之丰富、技术之复杂，即便以百科全书来记述，亦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作为有着自身文化沿革特点的方志，不可能对城市的方方面面进行事无巨细的描摹，所以选取重点就成为方志编纂的首要作为。在旧志中，山川地理、地方人物和地方行政是最重要的编纂领域，像市井日常、贸易经济等，并非没发生，也非完全没资料，皆作“不入志”处理。新方志极大地扩展了编纂领域，但其编纂重点仍清晰可见，党政机关、生产机构篇幅巨量地增长，就是新方志在编纂中所选择的重点。

在今后的城市方志编纂中，选择好既能体现时代步伐，又能符合方志记录特点的新领域，是方志编纂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随着城市发展，工业门类向工业集中区转移，且工艺日趋复杂导致表述的专业化，生产工艺过程的记述应该逐步退出方志，其成果则在社会生活领域和地方人物编纂中体现。而随着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行政记录中应大量删减部门的内部管理和工作流程，提炼出精干的有效信息来体现行政对城市社会的影响。

从目前城市发展的趋势来看，方志需要重视的领域有：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现今的城市路网密度数倍于首轮新方志期间，轨道交通飞速发展，电网、给排水系统改造升级和扩张也在加速，这些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现代生活有着巨大影响，记录好这些资料有助于直观感受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对城市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居住组团为基本单元的生活圈，在一、二轮方志编纂期间，街道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提升，很多市区街道人口规模均有数十万，已不适合作为基础单元。而目前形成的融住宅、超市、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居住组团，在规模和代表性上均能够反映城市的局部发展。因地制宜通过复合记述的方式组合各个居住组团以体现城市的发展，能够使得方志编纂更直观地突显城市的变迁。三是“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发展，从快递行业、送餐服务、共享单车、电子支付到脚步越来越近的人工智能，贴近市民生活的服务行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记述这些市井生活的演变，再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科学分类，就能够看出一个蓬勃发展时代里的生机和活力。

2.延续历史强项，做好方志重点的传承。

方志作为一种有独特个性体裁的文献，不是百科全书，也不是适合记述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通过一、二轮新方志的编纂，已可以看出部分内容并不适合方志，其中既有建筑工艺、科技创新过程、路水电基础管网等高度专业化的表达，也有财税细项管理、历年统计公告等数字项目为主的内容。这些篇章不仅难以将资料表达清晰，说透说懂，也容易形成海量篇幅，淹没方志的传统强项。

自宋而兴盛的方志经过千余年的沉淀和积累，已形成为人所公认的两个权威性强项，一则曰地理，一则曰人物。地理记述始终是方志编纂的中心工作，新方志编纂中因为有着百科全书的倾向、分部门编纂的影响、田野信息的缺乏等原因，导致地理记述的重要性没有被突出。在今后城市方志的编纂中，需要学习旧志中对地理信息的重视，将其作为资料编纂的中心内容[1]张灵.略论如何继承旧方志的地理记述.中国地方志,2017,(12).，并充分运用现代图照、测绘等技术，翔实地描述城市的格局和发展，在地理空间的盈缩、疏密、变动中无声地讲述城市在年年岁岁中成长的故事。

人物记述是旧志中占篇幅最大的部分，官政、选举、人文等都是以记录人物为主。而到了新方志中，人物部分的篇幅不仅大幅度萎缩，且在部分志书中成为附录的一部分。在明万历《福州府志》中仅人文志中就有十六类六百余人，而《福州市志》人物篇中人物传里记述人物也仅600余名，在明晚期、清朝、民国和建国后相对完备历史记录的基础上，所记述人物几无增幅。这既与新方志以记事为主的方法有关，也体现出对地方人物史迹发掘的不足。人是城市活动的主体，记述人就是在讲述这个城市的变化，所以城市志书中所记录的不应仅仅是某某级别以上的人物，应该有更多的普通人进入方志。今后城市方志的人物传不应当仅仅被看作分层级的光荣榜，而是只要为城市作出过贡献，有一段值得讲述的故事，都能够寄希望于在城市方志的人物传中寻找到一席之地。

3.革新资料机制，推动社会广泛的参与。

目前的方志资料征集机制是在行政主导下进行，无论是机构、人员、经费的配置上，还是征集的举措、办法和监督上都是上行下效的行政作为，其作风、效能、成果和运转逻辑上也都充满了行政的烙印。而这样的资料征集机制造成了诸如全局性资料的缺乏、社会新变化的反映不足、新兴行业的记述缺失、民间资料缺乏等问题。意图解决城市方志编纂中资料的瓶颈问题，就需要在依法治志的总体思路下，革新资料征集机制，推动社会部门、企业、个人参与到方志编纂中。

新的资料征集机制应满足充分反映城市变迁这一要求，能够机动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所以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必须的。新的机制中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资料征集理念要从管制走向服务。要将原先以管制为主的机制理念改造为以服务为主的新机制理念，让公众参与到资料征集机制中来，确认其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动性的优势。将原来在机制中处于管制者地位的资料征集机构，改变成为新机制中的服务者。通过公众主动提供的资料来掌握社会的趋势、公众的要求。二是全面参与对资料征集过程的管理。明确资料质量是整个机制的重点和中心环节，必须要通过前置式管理，建立起一套质量保证体系，对资料征集工作的质量进行监控，很有必要将全面质量管理作为新资料征集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加以建设。三是资料征集机制要以购买服务为主。资料征集采用合同外包，这种购买型方式要比原先的包揽型方式要来得有效。可以尝试着向社会组织购买新兴行业、社会事业、人民生活情况等资料。开放式的购买引入的是竞争机制，只要能遵循其基本规律，保证程序透明，按照竞争性投标的方式按步骤来进行，那么它就能成为新资料征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资料征集机制的运行要注重互动。资料征集新机制中应重视互动模式的创立，资料征集机构在新机制中对资料征集的责任不再是管制、命令式的审阅，而应是对提供者疑问、要求、困难的回答和帮助。

4.创新编纂方式，容纳与时俱生的事物。

方志编纂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动发展、灵活应对当时资料的体系，其编纂方式会根据时代变迁、资料重点进行调整。从旧志中以介绍性为主，穿插以没有时间线事件的体例到新方志严密而完整的横排书写体例，方志编纂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依靠这种方式，记事为主的新方志形成了文字量数十倍于旧志的海量信息。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现今，城市信息和社会对方志的需求也发生变化，所以方志的编纂方式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解放思想，不受固有藩篱限制，根据资料和社会的需求调整编纂方式，以求能够更全面、更深刻的反应现代城市的变迁。一是要增加篇目组织的灵活性。一部城市志书并不需要涵盖城市所有的内容，一个城市每个细节的发展也不可能都体现在志书中。城市志书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灵活制定篇目，不求全而立足于把握脉络，不致纤毫毕现而臻亮点鲜明。所以先于篇目了解资料，根据材料推定结构也是今后城市志书编纂的必需前置。二是可以容纳一定程度的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是一种重要的史书体例，优点是完整的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缺点是不能反映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在新方志编纂中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体例禁忌而禁止使用。在今后城市志编纂中，需要有所开拓和创新。在城市中，很多故事的讲述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一个故事对城市文化的传递有时能胜过数十页的表格数据。三是基础设施上可以联合记述部分内容，如路网建设可以考虑和电网、给排水网、电信网络、轨道交通等联合记述，这些虽然属于不同事业，但却常处于同一地下走向，一方面可以压缩篇幅，减少过分专业化表达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也能互相检验映证，校验差别，减少硬伤。

5.服务社会需求，提供方志信息的产品。

城市方志编纂的成果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上完成《**市志》的出版发行，而应当朝一项事业、一条产业链方向发展。城市的发展既是方志记述的对象，也是方志产品面对的受众和市场。根据其需求，确定产品的形式、载体、内容、应用领域都是现代公共产品应具备服务性、市场性特征。随着信息技术日益普及，创新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方法也是方志编纂产品推广的必由之路。

方志产品服务社会的方式日新月异，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新方式产生，也会消亡一批原本很重要的载体，所以在产品上方志应保持足够灵活性，根据需要改造、推广，以取得服务社会的良好效果。一是方志部分产品条目化的尝试，年鉴编纂并入方志事业后，向方志文献领域靠近了一大步。同样，方志也可以向年鉴学习，将部分检索量大、应用频繁的内容条目化。形成条目的内容在信息量上更为精炼，组合上更加灵活，检索和应用上更加方便。把部分文献进行条目化处理，有利于方志开拓更为广大的运用领域，也是构筑方志多元应用平台的创新尝试。二是方志文献分解和简本要更加精细化，将数百万字方志分解成数万字的专业志书，或者对部分重要篇章进行简写，形成社会更有需求的系列单行本，满足快速阅读和检索的需求，也是为在信息化传播中的进一步提炼打下基础。三是方志产品的图文化，图照的直观性在现代传播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地理信息传播为例，在很多旅游资讯中，图照比例往往超过70%，相比之下，方志中地理信息的图照比例就过低了，不利于方志成果的传播和运用。当然，方志中也不能以“美图”为追求，而是应该以大比例尺的城市地图和充分反映城市信息的图照为核心，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解读城市、体现发展。方志要能够用图来服务大众，用图来继承悠久的编纂史，用图来开拓新的表达方式和领域。

四、结论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理性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是基本规律[1]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P1)。方志是对人生活空间、生活方式、生活变迁的记录文献，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方志应该紧跟着城市化的脚步，在编纂结构、篇目体例、资料征集、成果运用等个个领域开拓创新、力求发展，以使方志的古老传承和城市的现代脚步相融合，既为城市留下可资借鉴的历史印记，也为弘扬方志文化找到新的着力点。

方志作为一种记录性的文献，其不仅将记录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本身也将随着时代而创新发展。从古代中图经向文字方志的演变，近代里科学方法融入方志的编纂，新方志编纂时期，横排竖写、包罗万象的“全史”，方志始终在变，未曾沉溺于成就，也不会拘泥于过往，时移世易、随俗而变、灵活融通、化为已用，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同样是方志精神。记录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发展的城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方志在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中创新，既借鉴过往的经验，也融汇发展的成果，寻找城市方志编纂和城市发展的契合点，将是方志在未来城市精神构建、城市文化弘扬、城市故事讲述中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