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丽

（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450001）

边疆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它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密切相关，边疆治理一直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人民出版社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P3)的建设目标，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第1版.，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维持边疆的长期稳定，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了总体思路。

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汉唐时期，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治理，中原王朝根据边疆形势需要，不断地调整政策，采取多种政治手段进行治理。

一、汉唐时期国家对北部边疆政治治理的价值意蕴

边疆安危事关国家安全，“国家政权的危机大都是由边疆危机诱发的，国家政权的崩溃往往是由边疆的坍塌引发的”[3]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2).。北部边疆是国家领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北方门户，国防战略价值重大，“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4](清)钟广生.新疆志稿(卷1).新疆建置序.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第21册).学苑出版社,2006.(P109)。故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

一个主权国家对某一地的治理开发，一般是以国家政治制度在当地的确定为先决条件的。汉唐时期的北部边疆地缘背景特殊。地处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远离中原王朝核心所在地，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与中原核心地带联系较为松弛。这里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间关系复杂，一直是胡、汉之间争夺的焦点地带，容易滋生叛乱集团和分裂势力，导致北部边疆产生或增大与中原王朝统治的离心力，引发边疆动荡与混乱。加之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文教水平与中原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北部边疆地区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交织性、动态性与综合性特征，造成了北部边疆治理过程中边疆与内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治理的风险与难度，对中原王朝的国家安全形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因此，汉唐王朝非常重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治理，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灵活多样的治理举措，加强对北部边疆的治理，北部边疆的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被整合到多民族统一国家秩序之中。

二、汉唐时期国家对北部边疆政治治理策略

（一）建立地方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行政管辖

设置行政机构，建立地方管理体制对北部边疆进行有效行政管辖，是历代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地区持续治理和开发的前提和基础。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实行是有别于内地的双轨治理体系，以加强对北部边疆的治理。

汉唐时期，北部边疆民族关系复杂，经常有少数民族南下侵扰或业已归附的少数民族的叛乱，社会动荡，北部边疆不宁，国家安全遭到威胁。西汉王朝先后发动军事攻击，驱逐匈奴。汉之骑兵远程奔袭，深入漠北，远征西域，不断开疆拓土，逐渐将辖区延伸到阴山及河西走廊一带。东汉继西汉，力求将其北部边疆辖区进一步向外拓展。唐建国以后，相继出动大军，先后灭掉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收复了北部边疆，解除了东、西突厥在北部边疆的威胁，将其疆域扩展至漠北及贝加尔湖一带。

汉唐中原王朝为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有效控制，保证中央政令在边地上传下达及边疆下情上汇的顺畅，国家在北部边疆设置州（郡）、县，进行有效行政管辖。

汉初，北部边疆大部分地区实行郡、国并行制，云中、雁门、代郡、辽东、辽西、右北平等地属代国、燕国封地，由先后分封的异姓和同姓诸侯国管辖、河西及新秦中则没入匈奴。汉景帝后，逐渐将王国封地收为边郡，实行直辖，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汉匈漠南之战后，汉取得河南地后，设置朔方和五原郡二郡。元狩二年（前121），汉匈河西之战后，西汉夺取了河西走廊，先后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西汉王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刺史监察区，北部边疆分属幽州、并州、凉州三个刺史监察。

唐朝建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于唐太宗贞观初年（627），依据全国“山河形便”，将全国分为十个道，各道设探访使一职监察各道内的州、郡官员进行监察，北部边疆分属陇右、河东、河北几道探访使监察。这样，汉唐郡县制逐步在北部边疆得以巩固和完善，实现了北部边疆与内地行政管辖机制的大统一，政令通行北部边疆与内地。北部边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统辖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并推动国家统治秩序在北部边疆的逐步渗入和对北部边疆社会的整合。郡县制在北部边疆的设置，不仅为北部边疆成为汉唐中原王朝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北部边疆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同时，汉唐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实行是有别于内地的双轨治理体系，即在汉族集中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直接管辖。

（二）推行羁縻政策，进行间接行政管辖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虑及到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属国、羁縻府州等，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理。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匈奴人集中分布区域建立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属国设置最初主要是为安置归降匈奴而设。西汉王朝在收回河南和河西之地后，对归降的匈奴在河西一带，“因其故俗为属国”[1]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P2934)，北部边疆西段设五属国，以管理归降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其后，汉王朝在东北和氐、羌民族地区也有属国建置，属国即“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1](P2934)。属国的管理是“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2]后汉书(卷118).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P3621)，即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属国都尉对臣服的游牧民族以“藩国”之礼进行领护，只要求其称臣，而不干预其内政，属国吏民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东汉时期，随着塞外游牧民族不断迁入北部边疆地区，增加了北部边疆东线新增辽东属国。其次，属国内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西汉时期属国主要管辖的民族以匈奴和羌人为主，并有少量的其他胡人，而东汉时期属国内除了匈奴、羌人，鲜卑和乌桓人数也不少。东汉王朝还在郡县区内设置比郡属国，如张掖居延属国、辽东属国和酒泉属国等，属国都尉地位提高，权力扩大，“治民比郡”[2](P3619)，这就使属国都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属国于是逐渐成为与郡平行的行政区划。“道”属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县“有蛮夷曰道”[3]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P742)，主要负责管理辖境内归附的少数民族。郡守对县、道的管辖一视同仁，但各道内部少数民族事务由其首领进行具体管辖。汉代“道”的或置或废是根据中原王朝在边疆政策的变化而定，是随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有设、有废、有增、有减。道的数量很大，有时候甚至在民族聚居区并不设道，而直接归县管，且原有的“道”也直称为县或遭废弃[4]杨建.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4).。道制作为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管理少数民族的一种县级地方行政建置，和属国制一样，其设立与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关系密切，“道制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传统制度，使一些本来不太适宜、或不太愿意接受郡县制统治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并接受了政府的统治”[5]罗开玉.论秦汉道制.民族研究,1987,(5).。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设置郡县和属国、道制相互配合、共同管理的方式，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这种双轨治理体系在北部边疆推行，顺应了当时北部边疆多数民族聚居的状况，有效地预防了民族矛盾的发生，有利于北部边疆秩序的稳定，奠定了汉王朝在北部边疆统治的基础，加强了汉王朝对北部边疆的管理力度，是中原王朝治理北部边疆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保证。

唐朝统治者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管辖10个羁縻州以上的建“大都督府”，管领不满10个州的称“都督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设有都护府，羁縻府下设若干个羁縻州。这些设于“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的羁縻府州的长官全部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都督、都护或刺史等担任，这些羁縻府州是归唐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但羁縻府州的行政长官是由原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担任，自理内部事务，朝廷不干涉其部落内民族事情。这种尊重边疆民族风俗习惯的治理措施，妥善解决了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安置问题，有利于减少汉朝与边疆民族的矛盾、保持北部边疆的长期稳定，客观上也达成了北部边疆地区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最大限度地实现疆民族区域多元文化的互动和交融，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形成了拥有中华文化的中国与非汉文化的周边民族共存这一帝国的双重构造体制”[6]王柯.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族统一国家的系谱.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2001.(P137)。

唐代在北部边疆推行的羁縻统治措施与汉代又有区别。两汉管理匈奴是在匈奴拥有自己的国家的基础上，保留其单于封号，保全分封制的羁縻统治；而唐代则是不再保留突厥或回纥等游牧民族可汗号。唐王朝还与时俱进，在条件成熟的羁縻地区及时将羁縻府州转化为正州，使之成为唐王朝直接统治下的编户齐民。总之，为维护和巩固北部边疆的政治安全，汉唐王朝根据边疆的异质性特征，采取了有别于中原内地但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实情的措施。

（三）迁徙杂居，促进边疆人口双向流动

北部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流动和聚居之地。汉唐时期，北部边疆经常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大量中原汉人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边疆；塞外游牧民族也通过内迁、降附安置等各种途径向汉人聚居区靠近或进入塞内居住，造成了华夷杂居之局面。

汉、唐立国之初，北部边疆地广人稀，于是汉、唐王朝分批次、大规模有序向北部边疆移民，充实北部边疆，壮大北部边疆的劳动力。西汉立国，尤其是武帝在位期间，用事四夷，北击匈奴，曾多次从内地向北部边疆移民。从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1年前后10年时间里，西汉向北部边疆移民高达156万左右。河西走廊，“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P1620)。可见，当时北部边疆地区的移民来源之广泛。唐代，为加强边防，也在北部边疆等地进行移民屯垦。尤其是唐开元以后，允许屯田士卒携带家眷，唐政府还规定士兵服役期将满“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2]资治通鉴(卷232).唐纪四十八.中华书局,2011.(P7494)。唐太宗贞观末年，为充实北部边疆，开始招募内地汉人前来垦种[3]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中华书局,1975.(P2978)，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夏、胜、宥、丰、麟五州有户2.5724万，人口12.7252万，绝大部分应该是中原汉人移民。

汉唐时期的移民实边之举，为北部边疆的整体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内地移民到北部边疆来，同时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经验、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加快了民族融合。汉唐时期，不仅中原汉族人口因各种原因向北部边疆迁移，还有大量北部边疆游牧民族不断向内地靠近与迁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部边疆人口结构模式，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格局。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风俗习惯也成为汉族人追求的时尚。

汉唐时期，中原汉族人口因各种原因向北部边疆迁移，而北部边疆游牧民族不断向内地靠近与迁徙。这种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与迁徙，造成了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形态，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伦理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提供了更多接触与交流的机会。胡、汉之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4]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P2836)，各民族之间习俗风尚相互接受、相互借鉴，彼此同化，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融，汉、夷的界限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模糊与淡化，“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P2)。至唐代，边疆居民“胡着汉帽，汉着胡帽”[6]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P138)已成常态。

（四）和亲通婚，增进民族间交流沟通

汉唐建国初期，为重建统治秩序，恢复饱经战争破坏、满目疮痍的经济，力保国内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民众能重建家园，休养生息，故北部边疆的稳定对于维护汉、唐政府的统治显得尤为重要。但囿于国力之孱弱，不得不维持与匈奴或突厥和亲这种被动守势局面。汉初，囿于军事力量的不足，只得采取妥协政策：汉、匈划界而治，汉岁奉公主为单于妻及金帛缯絮等物，约为昆弟以和亲。和亲政策一度换取了边境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为抑制匈奴，“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P2913)，西汉王朝还遣汉家女出嫁西域，与西域诸国和亲。西汉王朝曾先后三次与乌孙和亲。汉代的和亲政策，为西汉王朝争取到了比较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以便新生的西汉王朝能腾出手来去整顿内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当然，和亲只能缓和边患而不能消除边患，并且缓和又是极其有限的。匈奴仍经常侵入西北边郡，“攻城屠邑，敺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窃”[2]汉书(卷 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P2278)，并且与内部诸侯的反叛力量相勾结。唐朝,先后与契丹、奚、突厥、铁勒诸部、回纥、西域诸国、吐谷浑、吐蕃、南诏等边疆民族进行过和亲。通过和亲通婚，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带给边疆民族，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开发。

汉、唐在立国之初国运未稳的特殊条件下，以治安国土为主，与北部边疆强大的游牧政权逶迤妥协，进行和亲通婚，目的在于“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即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等国家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实力雄厚后，便会变这种被动的守势为积极的攻势，伺机主动出击，动用国家军事力量去解决边患，这是在国家初创、百废待举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策略，比之贸然军事出击，无疑更有利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而国内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又为威慑、制止游牧民族寇掠提供坚实的保证。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策，避免与对手全面的军事冲突，为国力的恢复赢得了时间。

通过和亲，各民族间相互通婚，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多元互动，有利于将儒家思想与文化推向遐远的边疆民族区域，提升了边疆各民族对中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加速了边疆民族的儒化倾向，达到了“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3]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效果

（五）重用蕃将，培养边疆民族人才

汉唐时期，为了北部边疆的稳定，也为了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中原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任用“蕃将”来治理北部边疆，即用非汉族人酋帅或贵族为朝廷文官武将。

两汉时期，有很多匈奴人被朝廷封官加爵，景帝封义渠人公孙浑邪为平曲侯，官至典属国。西汉时期，大将军卫青部下名将高不识、仆多等皆为匈奴人。西汉官僚系统中还有来自古天竺国的人员。如宣帝时竺次以谒者身份，奉诏送冯夫人至乌孙赤谷城。竺曾在西汉末东汉初，任酒泉都尉、酒泉太守。唐朝重用蕃将的数量更加庞大，据统计，唐蕃将总人数多达2536人[4]章群.唐代蕃将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P37)。早在李唐王朝建国之初和统一全国战争中及平定边疆游牧民族侵扰战争中，就有很多蕃兵蕃将随唐军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立国之初，就重用少数民族将领，如东突厥蕃将阿史那思摩（李思摩）从征辽东，铁勒蕃将契芯何力、西突厥蕃将阿史那杜尔协助平定薛延陀，百济蕃将黑齿常之率军抵御吐蕃进攻等，这些蕃将为唐立下了卓著战功。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唐平定东突厥后，“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5](唐)吴兢.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273)，大规模任用降附的原突厥首领，开启了唐朝对蕃族降附首领大规模任用之先河。唐太宗还曾于贞观七年（633）感慨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6]旧唐书(卷 1).高祖纪.中华书局,1976.(P18)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644～674），历时30余年，来自巴东蛮、南平獠、突厥、铁勒、靺鞨、契丹与奚、高昌、九姓胡、回纥、沙陀族、高句丽、新罗、百济等诸多蕃将参加了这场战争。武则天当政年代，蕃人出身的文武官员，有姓名可考的，就不下百余人。唐中期，重用蕃将守御北边，蕃将成为唐中期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著名的蕃将有：西突厥人阿史那献，吐蕃人论弓仁，羌人夫蒙灵詧，高句丽人高仙芝，突骑施人哥舒翰，粟特人安禄山、安忠敬、安思顺，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火拔归仁，回纥人婆闰，契丹人李尽忠等，他们在战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屡建功勋，“为把帝国推向全盛的顶峰，又作出新的贡献”[1]章群.唐代蕃将研究.联经出版公司,1986.(P245)。到天宝十一年（752），全国十大节度使中，除剑南节度使外，其他“诸道节度尽用胡人”，北部边疆的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和平卢六大节度使全部掌握在蕃将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三人手中，尤其是安禄山身兼三个节度使，坐拥三镇兵权。蕃将控制的兵力超过了当时全国总兵力的80%，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其次，后来协助朝廷镇压安史之乱的重要军事依靠力量——朔方军，也是“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2]陈寅恪.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1957,(1).。

总之，有唐一代，蕃将在平定内乱、抵抗少数民族对边疆的侵扰作出重大贡献，但也导致唐中后期对边疆的控制越来越弱，出现“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3]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二.中华书局,2011.(P6895)，出现蕃将势力过大，尾大不掉，朝廷无力控制的局面。

三、汉唐时期北部边疆政治治理的效果

（一）实现了对北部边疆行政管辖，促进了边疆的发展

汉唐在北部边疆刺史部或道的设置，加强了对北部边疆郡、县（州、郡）的管控，增强了中原王朝国家“强势统治形态”的介入和渗透。郡县制（或州郡制）在北部边疆的日趋巩固和完善，不仅加强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进一步促进中原内地与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推动了腹、边互动和联系。汉代通过刺史部对北部边疆各郡的督领，唐代凭借探访使对北部边疆各州的监察，在北部边疆实施有效的行政治理，推行一系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理举措，促进北部边疆多民族居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二）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加速了边疆内郡化进程

针对北部边疆是以多民族聚居之地的情况，汉代在北部边疆设置郡县和属国、道制相互配合、共同管理的方式；唐代在北部边疆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制。北部边疆的羁縻府州管辖机构异于内地的普通府州，北部边疆的羁縻府州行政长官都督、刺史或其他各级官吏不能由汉人担任，而是由朝廷任命原来部落首领担任，并负责管理羁縻府州内部事务。各羁縻府州版籍不向朝廷呈报，无须向朝廷缴纳赋税。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设置郡县、设州置府和属国、羁縻府州相互配合、共同管理的方式，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这种双轨治理体系在北部边疆的推行，顺应了北部边疆多数民族聚居的状况，有效地预防了民族矛盾的发生，有利于北部边疆秩序的稳定，奠定了汉唐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统治的基础，加强了汉唐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的管理力度，加速了边疆内郡化进程，是中原王朝治理北部边疆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保证。

（三）改变了边疆人口结构，推进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汉唐王朝在北部边疆设郡置县、设府置州、移民戍边、边民内徙等政治治理措施，对北部边疆进行行政管辖，有效保障国家政令在边地的实施，加强了中央对北部边疆的集权统治，巩固了北部边疆的稳定，是汉唐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地区持续治理和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北部边疆逐步被整合到多民族统一国家行政管辖之下，北部边疆的范围不断扩大，推动了北部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四、汉唐时期北部边疆政治治理的历史教训

当然，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政治治理并非完美无憾，还存在着诸多失误之处，尤其是边吏所用非人，引发地方骚动。

官吏乃“民之本纲也”[1](战国)韩非著.李新纯编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P46)，边吏的责任更加重大，是边疆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此，边吏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边疆治理的成败。边疆地理环境复杂，大都是不同民族杂居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边疆治理举措能否顺利推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吏的忠诚品质与军事指挥能力。才德兼备、政绩卓著的边吏，往往其治理的区域会出现政通人和、相对稳定的善治局面。倘若边吏为刻薄寡恩、好大喜功、心怀贰意之徒，则其治理区域往往成为动乱的策源地，严重的则会直接危及到国家安全。

（一）边吏施政严苛，激化民族矛盾，引发战争

如东汉顺帝永和年间，并州刺史来机和、凉州刺史刘炳，生性虐刻，此二人“到州之日，多所扰发”[2]后汉书(卷 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P2327)，西羌不堪其扰而反叛，攻下金城郡，并联合东羌一起对抗东汉政府。永和年间的这次羌乱，东汉王朝历经十余年，耗资巨大，“费用八十余亿”[2](P2897)，在护羌校尉段熲、皇甫规、张奂等人的合力努力下被平定下去。唐代万岁通天年间的契丹叛乱，引发这场战争的直接责任者便是时任营州都督的赵文翽。其人刚愎自用，对待契丹酋长如奴仆，“契丹饥不加赈给”[3]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中华书局,2011.(P6505)，导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唐，杀死赵文翽，攻克营州，唐借助奚族的力量，历经一年半的时间才终于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康待宾之乱”，诱因也是边吏苛待归降的六胡州突厥、粟特人，“兰池州胡苦于赋役”[3](P6505)，兰池州官吏向他们索要贡赋徭役，引发粟特首领康待宾等人大规模武装叛唐活动，兵部尚书王晙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调动多路大军，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将此次反叛平息。

（二）边吏罔顾民族和平，挑起民族争端

如发生于东汉建武年间的莎车叛乱，就是因敦煌太守裴遵失信于莎车国王而引发。西域莎车国自西汉后期就与汉王朝友好往来，建武十七年（41），光武帝拟任莎车王为西域都护，决定赠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绶，但敦煌太守以“夷狄不可假以大权”[4]后汉书(卷 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P2923)为由，当着莎车王贤之面，强行夺回印绶，招致莎车王贤的记恨，数次攻打西域诸国，为祸西域30多年。直到汉章帝元和三年（86），班超出使西域，带领西域诸国军队，打败莎车，才解除了莎车对西域的威胁。汉章帝章和年间的羌乱，也是因护羌校尉滥杀降羌而激起羌人叛乱。章和元年（87），7000多羌人诣东汉金城塞降附，护羌校尉于张纡假装设宴欢迎，但却暗中于酒里施毒，诱杀酋豪800余人，后又斩杀羌人400余人。张纾的背信弃义，血腥屠杀，激起羌人的愤怒和反抗，羌酋迷唐“北招属国诸胡”[1]后汉书(卷 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P2882)与烧何、当煎等联合攻打凉州边塞。东汉永元年间爆发的逢侯叛逃塞外事件，是因为边吏杜崇和朱徽处理南匈奴事务失当，引发新降附的北匈奴20余万众“逃向漠北”。这场叛乱始于汉和帝永元六年（94），止于汉安帝元初五年（118），经过近24年时间才最终平定这场叛乱，是南匈奴内附后发生较早且影响较大的一次恶性事件，对东汉北部边疆造成极大的震动。唐代孙佺，也是这类边吏的典型代表，他在担任营州都督期间，为立战功，挑起事端，出兵擅自讨伐奚人，破坏了唐与奚多年的和平局面，引发了唐与奚之间一次大规模战争。

（三）边吏贪污腐败，故意挑起边疆战事以中饱私囊

唐代有很多边吏利用职权之便，欺压被安置的少数民族。唐代，北部边疆地区因山高路远边吏的贪渎行为非常严重，“边臣疆吏的腐化与颟顸，直接导致了唐中晚期的边事糜烂”[2]方铁.从南诏与唐朝之关系看唐朝治边及其边疆官吏.边臣与疆吏.中华书局,2007.(P37)。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13）就有大臣指出因边吏因贪腐，“河西、陇右由兹困敝”[3]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中华书局,2011.(P6791)。唐后期，内迁陇右和鄂尔多斯一带的党项，因唐朝边镇将领的贪暴，对党项的强取豪夺，引发唐与党项之间的民族矛盾，造成祸乱不断。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夏绥节度使田缙，私用军粮“强取党项羊马”[4]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P470)，招致党项部族的强烈反抗，夏州党项遂“屡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5]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中华书局,1975.(P5263)。连身为皇帝唐宣宗也意识到党项叛唐症结之所在：“党项叛扰，推其由，乃边将贪暴，利其羊马，多欺取之。”[6](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P17)延州党项人也“多因官吏贪克，失于恩信”[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646).论延州事宜状.中华书局,1983.(P8)，强买党项部族的牲畜，而对唐朝边将进行武力报复。“至开成末，（党项）种落愈繁，富贾人赍缯宝鬻羊马，藩镇乘其利，强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为乱，至灵、盐道不通。”[8]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中华书局,1975.(P6217)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唐朝后期北部边疆边吏与党项部族之间进行不对等的贸易，加重对党项的压迫和剥削，党项与各方镇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党项人大规模兴兵叛乱，一度阻碍了灵、盐州的交通要道。

结语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设置行政机构，采取羁縻政策，徙民杂居，和亲通婚，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等政治举措进行政治治理，推动了北疆地区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进程，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一定的殷鉴。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汉唐统治者自身阶级本质的限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疆危机，更不可能真正实现北疆的良好、有序治理，其政治治理注定会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边吏的任用方面。边吏的政绩和素质与边疆和平与稳定密切相关。才德兼备、忠于职守的边吏往往能够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而欺压百姓，品行恶劣之徒往往会引发边疆的动乱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