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晓宇

近年来，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扶贫的模式也变得多元化。其中，信息扶贫变得越来越重要，扶贫信息的传播也变得举足轻重，因此众多的信息扶贫工作者都对扶贫信息传播现状及如何优化进行了研究，期望实现精准有效脱贫。鉴于此，本文基于2019年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的脱贫攻坚第三方监测评估工作，以全椒县四个乡镇共92户贫困户（2019年拟脱贫48户，已脱贫44户）和一线扶贫工作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调研资料，以此为参考研究目前扶贫信息的流动现状及优化策略，并主要探讨以下的问题：双向传播模式下扶贫信息的流动现状是怎样的，有哪些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针对出现的问题有哪些优化路径？期望本研究的相关结论能为精准扶贫战略下的信息扶贫问题提供参考，从而提高信息扶贫成效。

一、双向传播模式下扶贫信息流动现状

20世纪50年代初，施拉姆和奥斯古德提出了双向传播模式，它是指存在着反馈和互动机制的传播活动，在双向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传者构成一种分享信息、不断产生信息交流的关系，双方在对信息进行解释、传递的过程中一直相互影响，角色不断变化，在信息反馈过程中，传播者成为受传者，受传者成为传播者①。扶贫信息的传播也是一个双向传播的过程，它包括政府主导的扶贫信息的自上而下传播和贫困户为主体的扶贫信息的自下而上传播两个方面。前者以政府和扶贫工作者为传播者，贫困主体为受传者，由此实现扶贫信息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后者主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贫困主体除了传播扶贫信息，也会提供扶贫措施效果的反馈，在这一过程中，贫困主体就成为传播者，政府和扶贫工作者则成为受传者。扶贫信息在这两种路径中流动，达到双向传播的效果。

（一）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扶贫信息流动

1.传播结构：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传播

目前，扶贫信息的传播主要呈金字塔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三个层次组成，最高的决策层和最低的操作层之间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多重结构②。落实到扶贫工作中，与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的则是市县、乡镇、村级这三个级别的扶贫工作者。就帮扶信息传递而言，它以市县扶贫工作者－乡镇扶贫工作者－村级扶贫工作者纵向流动传递为主③，经过三个节点再传递到贫困户手中。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传播主体的身份都不同，决策层的市县扶贫工作者是传播者，管理层和操作层是媒介，贫困户则是受传者。同时，每个主体接收的信息内容和信息量也不同，信息容量会随着节点的增加而衰减，低一级的扶贫工作者所获信息量总是比高一级的少，因此，作为最终信宿的贫困户接收到的信息容量最少。虽然这种传播模式有利于扶贫信息的有序正常流动，但是在这一模式下，作为最需要帮扶信息来落实工作的村级扶贫工作者接收到的信息容量却最少；同时，这种传播模式相对封闭，不能实现与其他领域的信息共享，也会使扶贫工作者们更注重纵向传播而忽略了部门间的横向交流和共享。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扶贫信息的传播效果，降低了脱贫工作的效率。

2.传播主体：信息能力不断提升，易忽视传播效果

扶贫工作者的信息传播能力对整个扶贫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开展，各级扶贫工作者的工作经验逐渐丰富，信息处理和传播能力也不断提高。在全椒县，扶贫工作者为每一户贫困户制定了扶贫措施清单，用于详细记载每一户每一年度参与的扶贫政策、享受的优惠，便于农户了解和第三方评估；同时，扶贫工作者还会集中收集、整理每一个农户的贫困信息，然后登记入册，形成纸质、电子两个版本的贫困户资料，实现政策清晰化、数据透明化、资料保存长久化。这些行动不仅能让农户直观地了解自身的脱贫情况，也便于外界核实政策落实状况，使信息扶贫工作更加有效率。

政府主导下的扶贫信息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在这一模式下，上下级间的纵向交流变成重点，而帮扶信息在贫困户层面产生的传播效果易被忽视。其明显表现为，部分贫困户对某些扶贫措施的全称、具体用处、实施意义等都不清楚，例如，对于“四带”产业、土地流转和各项医保这些措施，他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全都是政府搞好的”“每年都有钱到账”“看病不花钱”，而关于它们的名称、使用途径和效用度等并不了解。

3.传播内容：信息繁杂，缺乏针对性

在传播扶贫信息的过程中，扶贫工作者往往会向众多农户传递统一的医疗、教育、资金和产业等扶贫信息，内容繁杂且数量大，缺乏针对性，很难与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技能相匹配。就“四带”和小额信贷这两项措施而言，常出现要么每一户都享受、要么每一户都不享受的现象，特别是小额信贷，上一年度集体参与，下一年度集体不参与，没有根据每一户的具体资金需求落实政策。农户需要的信息类型受其所在地区、所属民族和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类型等因素的影响④，帮扶工作者这种缺乏针对性、个性化的传播行为，极易造成资源浪费、资源抢夺等现象，使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户得不到帮助。

（二）贫困户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扶贫信息流动

1.传播结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参与式传播

在以贫困户为主体的传播模式下，扶贫信息在贫困户和扶贫工作者两个信息节点之间流动。贫困户主要进行两方面的信息传播：首先是向村级扶贫干部提供自己的贫困信息以及帮扶信息效果的反馈等，再由村级扶贫工作者向上传达，进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扶贫信息传播；其次是将自己获得的帮扶信息传播给其他人。在这两个过程中，人际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渠道。农村的经济水平、地理环境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人际传播成为他们日常交流的主要方式，与其他的传播方式相比，依附于乡村社会人际关系进行的信息传播更易让农民接受。农户凭借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参与基层扶贫信息传播，他们的身份由受传者转变为传播者，既将贫困信息和传播效果向上传播，也会让帮扶信息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内扩散。虽然这种模式重视效果反馈，有助于实现有效传播，但是它传播面狭窄，容易让农户陷入“信息茧房”，固化其现有信息面，不利于提高他们的信息量和信息广度。

2.传播主体：信息意识不断提高，信息能力较低

调查中发现，很多贫困户都表示会通过电视新闻、微博关注、订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定期了解与扶贫有关的信息，同时也会主动询问帮扶责任人或者身边信息量丰富的亲人、朋友，以加深自己对各项脱贫措施的了解。有的农户还表示会通过帮扶措施清单去核对自己享受的政策是否有遗漏。农户主动获取信息的行为是他们意识到信息重要性的表现，也侧面说明贫困主体的信息意识正逐渐加强，这些都是信息扶贫工作开展多年取得的显著成效。

虽然农民们的信息意识不断提升，但是整体信息能力仍然偏低，主要表现在辨识帮扶信息困难和对帮扶信息利用率低这两个方面。就住房改造这一扶贫项目而言，由于其在实施时需要农户事先垫付款项，扶贫款到账有一定延迟，受自身知识量和思维的限制，农户们在面对这一情况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由此产生不信任的心理，质疑政策效果，拒绝参与住房改造，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这一政策的使用率。这就导致信息产品在传播中由于信息受体不会利用，而出现了一种有传播、无利用的现状⑤。

3.传播内容：碎片化、类型单一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农户的表达能力较弱，在传播过程中很难完整地传递信息；同时，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农户的主要表达手段，信息经过多级传播后易被污染。因此，贫困户传播的信息大多碎片化严重、可信度低，这也是许多村级扶贫工作者接收到的贫困信息零散、真实性不高的原因。此外，因为“知沟”的存在，农户本身的知识、信息量并不丰富，他们传播的大多是他们从上一级传播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内容单调，主题也不新颖。就帮扶信息而言，他们熟悉并且传递的多是住房、饮用水、五保或低保、教育资助等帮扶措施，对于光伏扶贫、电商扶贫、“四带”产业和就业培训等新型扶贫措施的谈论和传播就相对较少。

二、双向传播模式下扶贫信息的流动现状成因分析

（一）贫困户身陷“贫困文化”困境，难以“自救”

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于1956年提出了“贫困文化”这一概念。“贫困文化”理论认为，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穷人的家庭维系、性生活、居住方式、生计选择等都遵循着明显不同的习惯，虽然他们在社会关键机构中丧失地位，但本身仍持有甘于贫困、缺乏抗拒的意识，丧失奋斗拼搏的动力和意愿⑥。刘易斯将“贫困文化”的特征归纳为：文化地理的封闭性和排斥性；文化特征的代际传递性；文化取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贫困个体的自卑和懦弱⑦。这一理论对于解释贫困人口辨识帮扶信息困难和对扶贫信息使用率低有很大帮助。扶贫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作为贫困文化持有者的贫困户受文化取向保守和落后性的影响，在面对一项新的政策或信息时内心自我评价比较低，没有自信去接受新事物；同时，由于存在着文化地理的封闭性和排斥性，乡村地区的人们习惯固步自封，与未知的新政策相比，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长时间以来坚持的习惯和经验，于是排斥新政策和信息。这都会造成贫困人口日常信息存量少，信息分析和处理能力差，最终导致整体信息素养偏低。

（二）扶贫工作者被压力束缚，选择性传播

1947年，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把关人”理论。所谓的“把关人”就是指具有让某一东西进来或出去之决定权的个人或团体。卢因基本上从人自身的心理因素来分析影响“把关人”的因素，并主要归结两个方面：一是认知结构；二是动机，包括选择的价值判断，需求和要克服的干扰或障碍⑧。在扶贫信息传播过程中，各级扶贫工作者就扮演了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受工作绩效、上级考核和外界评价等压力的影响，扶贫工作者在传递信息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有选择地上传和下达对自己工作无害的信息，力求将潜在的风险降到最小。这一点在小额信贷政策的推行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部分村级扶贫工作者会因为小额信贷存在还不起贷款的风险而在宣传上持消极态度。虽然这种做法是出于各方利益的考虑，但是选择性地传播信息会使扶贫信息容量发生衰减和被污染，从而造成各信息主体间的“解码”和“释码”出现误差，最终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三）信息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阻碍信息有效传播

中国农村目前仍以农业发展为主，信息产业缺乏，信息市场难以形成，进而导致农村整体信息环境差。同时，薄弱的信息基础设施更是从渠道上阻碍了乡村的信息传播。据观察，在全椒县贫困地区，家里已联网、有电脑的不超过十户，智能手机的使用也限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虽然大部分家庭都有电视，但是都重娱乐，真正通过电视了解扶贫信息的农户很少。传播渠道单一、新型媒体不普及、通信信号差、网速慢等不仅限制了地区内扶贫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其他社会力量对扶贫工作的参与。因此，目前乡村的信息扶贫多是政府单兵作战，整个扶贫系统缺少与当地的教育、医疗以及金融等机构的联系沟通和信息资源共享，常出现“信息孤岛”的现象，这些现实都会影响扶贫信息的快速、有效流动，延缓扶贫工作进展。

三、扶贫信息双向传播的优化路径

（一）发挥贫困地区“能人”作用，打破“贫困文化”困境

乡村社会深耕于熟人圈结构，因此以贫困主体为重要行动者和以熟人关系为关键节点的人际传播在扶贫信息流动和扶贫事业行动者网络中作用突出⑨。作为贫困文化持有者的贫困主体们更习惯于相信熟人传递的信息尤其是“能人”这样的信息源。“能人”们不仅可以成为贫困人口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还能扮演“把关人”的角色，帮助村民完成信息筛选⑩。通过访谈发现，村里部分男性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感兴趣，并有长期收看的习惯，因此，可以让这些人担任起“能人”的角色，发挥其作为意见领袖的作用，将自己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信息传播给其他农户，增加他们的信息获取量。除此之外，“能人”也在一线扶贫工作者入户传达帮扶信息时帮助其与农户沟通，讲解和劝服农户，从而保证扶贫信息的传播效果，因此利用好“能人”在扶贫信息双向传播上的作用至关重要。

（二）设立培训机构，提升扶贫队伍的思想境界和抗压能力

扶贫部门可针对本地扶贫工作需要设立帮助扶贫工作者树立正确工作理念以及提升其抗压能力的机构。首先，扶贫部门可通过机构形成一套针对扶贫工作者的思想教育课程，实行有规律的宣传培训和心理疏导，帮助扶贫工作者转变扶贫理念，摒除顾虑，变压力为动力，完善整个扶贫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次，可以通过提升扶贫工作者的信息素养帮助其减压。可将扶贫工作者按照其信息素养能力的高低划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针对三个级别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案。比如，高级信息员可以让其进入高校学习，继续提升其信息处理能力，中级和初级信息员可以采取“在职教育+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信息理论基础和技术能力，这样可以快速提升扶贫工作者对扶贫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能够熟练运用掌握的技巧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以此一定程度缓解工作压力。

（三）优化农村信息环境，加强贫困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要想优化农村信息环境，培养农户的信息思维，鼓励乡村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必要途径。扶贫工作者可以利用“双创”的环境，鼓励贫困地区的人们积极创业，重点扶持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电商产业的发展，从而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通过良好的信息环境不断提升农户的信息素养。

除了改善信息环境，也要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广播、电视和报纸这样的传统传播方式，还要大力充实计算机网络和无线通信设施的建设，实现贫困地区的网络全覆盖，为新媒体等新型传播渠道进入农村提供便利。同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镜像等信息技术联通扶贫部门与教育、医疗、金融等机构的数据、信息动态共享，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扶贫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遇到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真的状况，也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创造了机会。

四、结语

扶贫先扶智，唯有做好农村地区的信息教育和传播工作，提高农户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的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本文基于扶贫信息双向传播的探讨，希望引起业界对目前扶贫信息传播效果不佳的反思，同时引起社会各界对信息扶贫的重视，集聚全社会各方力量优化信息扶贫策略，提高脱贫工作效率，实现精准扶贫。

注释：

①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②孟广均.信息资源管理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08.

③郭蕾.信息生态视域下精准扶贫中的信息服务研究[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19.

④龚立群，李芳.建立面向本地的农村社区信息平台——新疆农村信息服务对策[J].图书馆论坛，2015(11):77-82.

⑤曹玉平，黄萍莉，刘淑琼.信息贫困视野下的武陵山片区信息减贫对策研究 [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03):32-37.

⑥李壮，陈书平.贫困文化论与非均衡治理——对“等”“靠”“要”扶贫现象的成因解释[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128-134.

⑦熊利英.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J].求索，2004(02):133-135.

⑧黄旦.“把关人”研究及其演变 [J].国际新闻界，1996(04).

⑨张学波，马相彬，张利利，郭琴.嵌入与行动者网络：精准扶贫语境下扶贫信息传播再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09):30-50+126.

⑩郑素侠，张天娇.“小世界”中的信息贫困与信息扶贫策略——基于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的田野调查[J].当代传播，2019(04):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