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航

新冠肺炎疫情的陌生性和早期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全社会范围恐慌和不安的增加，公众的心理也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和有关自身健康信息的关注度急剧上升。复旦大学2020年2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4872名受采访者中有72.5%表示自己对疫情信息十分关注，38.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利用超过3个小时的时间来关注疫情信息②，因此人们对健康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有着较高的要求。然而在此次疫情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有效、有益和有用的，诸如“双黄连可以有效治疗新冠肺炎”“新冠病毒可通过气溶胶传播”等似真似假的消息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信息生态。同时，还存在着很多专业的医学类知识人们看不懂、理不清的现象，人们可信任的对象只有钟南山院士、李兰娟教授和张文宏医生等少数意见领袖，这些现象无不显示着我国专业的、民众普遍信任的健康传播人才数量较少，权威可靠的医学传播人才更是稀缺。基于此，站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进行反思，培养兼具专业医学知识和科学传播思维的人才乃是重中之重。

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健康传播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从健康类信息传播的人员角度出发，这一时期的健康类信息传播具有如下问题。

第一，专业人员发声较少，权威信源稀缺且单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钟南山说”成为民众行动和决策的最信任指标，甚至有微博网友表示：“只有钟老的话才能让我们安心。”钟南山院士在此次疫情中几乎成为“事实”的代名词，使得权威信源几乎唯一化。社交媒体时代下众声喧哗，虽然大量的网民和传播机构也在共同建构疫情发布的信息墙，但是除了钟南山院士，只有李兰娟、张文宏、丁香医生团队等少部分人员或团队可以充当意见领袖，其他医学人员或媒体人员的发声被无视或被减弱。

第二，媒体工作者欠缺医学知识，医学人员缺少传播思维，健康类信息传播效果未得到充分发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专业的健康传播人才非常稀缺。一方面，部分媒体工作者欠缺医学知识，单纯的新闻学背景不足以应对现实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很多时候更是在无意识中发布了不专业甚至虚假的信息。学者骆正林曾指出，造成新闻失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者业务不精，缺乏堵漏能力③，例如“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消息就由《人民日报》发出，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抢购浪潮，后被证明是谣言。另一方面，部分医学工作者缺乏科学的媒介素养和传播思维，难以将晦涩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去讲述给民众，民众理解效果较差，违背了知识传播的初衷。

第三，综合型健康传播人才稀缺，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缺少统筹规划和宏观传播的意识。在社会的敏感时期，信息的畅通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的情绪。在此次疫情中，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相较于2003年非典时期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和飞跃，但是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国综合、专业的健康传播人才依旧匮乏，从业人员在信息发布和传播的过程中也缺少全局性的思维和意识。疫情初期，从业人员未能重视疫情苗头，未能及时向社会公布早期医务人员发出的病情预警，也未能及时向民众传授普及个人防疫知识，最终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和蔓延，这实际上暴露了相关人员缺乏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敏感度。另外，在疫情的高峰期，相关人员也缺少对民众意见的收集和研读，缺少对民众诉求的及时反馈和解答，最终造成了谣言满天飞、辟谣赶不上传谣的现象。

二、后疫情时代的健康传播人才培养建议

“武汉解封”这一信号的发出预示着我国的疫情总体上得到了控制，我国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站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分析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并针对未来的行业发展和社会需要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第一，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培养医学知识和传播思维兼具的综合型人才。从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来，随着新闻业向着纵深方向发展，专业型、复合型的新闻人才成为社会发展和时代所需，具有单一新闻传播学背景的人才逐渐在业务实践中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例如财经新闻记者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素养和商业思维，体育新闻记者更需要精通某一运动领域的知识。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缺乏医学知识的新闻工作者往往无法准确传达信息的核心意义，造成受众理解的偏差，导致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媒体甚至可能会成为假新闻的生产商，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从医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将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大众至关重要，健康传播的科学性不应成为专家的孤芳自赏和刻板言教，而要与人的思维和行为、与人性结合起来④。人才乃是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北京大学医学部率先在全国设立了健康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点，以培养“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的人才”，整合自身资源，培养复合型的健康传播人才。同样的，其他有条件的综合型大学也可以通过整合和建立跨学科的合作平台来汇集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⑤，以促进健康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培养健康传播领域的储备人才。

第二，以人为本，树立“健康传播的主体是人，出发点是人，目的也是人”的职业理念。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将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健康类信息的高潮，人们对健康类信息的需求不仅在于数量的多少，更对信息的质量、可读性和普及度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健康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传播工作日常化的理念，“健康中国战略”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⑥，健康知识不应该是为了对抗疫情而兴起的短暂潮流，将健康类知识的传播常态化，深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使人们成为自己的“健康哨兵”，有利于全社会范围内健康态度的端正。其次，要做到对人类健康的全面关切。健康传播不仅仅要关注与疾病、医疗和卫生等相关的知识，更要着力于对一个全面、完整且健康的人格的培养与涵化，要帮助民众建立健康自信的人格，提高民众对内在健康和外在健康的双重关注，培养民众全面完善的健康素养。另外，在社会处于风险高压的状态下，及时公开信息至关重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需要扩大信任储备，在社会环境敏感复杂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往往难以理解其运行机制，政府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在促进社会系统和组织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民众不理解、不信任、不明白的情况，因此破解信任迷宫对政府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来说应是首选策略。在类似于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传播人才应该要及时预判社会的风险等级和民众的普遍情绪，以民众的知情权和合理诉求为要务，联合政府和权力部门等机关，及时向社会公开信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增加社会各界互信资源的流动，增加民众在社会敏感高压等特殊时期下的必胜信心。

第三，为健康传播中的重点人群画像，避免特殊群体二次边缘化的状态。后疫情时代，我们要及时回顾与反思在以往的健康传播中最容易被忽视和遗忘两大群体：老人与留守儿童。社交媒体时代，掌握发声渠道意味着掌握注意力资源，然而，作为“媒介无感人群”，老年群体和留守儿童群体在经济和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下，在互联网世界中处于“失声”状态。在此次疫情中，特别是在疫情的初期，老年群体由于接触信息较慢，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迟钝性，不能及时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且对相关防护措施嗤之以鼻；而随着国家宣传力度的加大和亲朋好友的劝说，老年群体又体现出了盲目惊慌和过度防护等状态。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健康传播人才应该采取对应的办法举措，例如和社区、村委会等老年人群敏感机构合作开展老年健康知识讲堂，加强社区公示栏、村子广播站等媒介平台对老年群体的宣传精准度，打破老年群体信息获取速度慢、渠道单一等问题，营造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知识“文化反哺”。留守儿童群体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留守儿童往往和家里的老年人居住，在老年群体媒介素养和健康素养都较为低下而又缺乏中青年一代及时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缺乏积极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的能力和理性培养健康意识的思维，以至于陷入无人教、无人管、无人问的境地，很容易在健康传播领域造成边缘群体的二次边缘化。因此，健康传播人才应该多多关注这一易忽视群体，秉持着全面惠民的态度，打好留守儿童的健康传播攻坚战，譬如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和短视频平台，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健康类知识，绘制儿童类漫画对留守儿童的集中区域进行分发，等等。

三、结语

健康传播是在新闻报道专业化的现实性、医学传播普及化的必要性和人们健康意识崛起的客观性的多重动力下兴起的，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健康传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对优秀的、专业的健康传播人才的需求也愈发紧迫。站在后疫情时代，吸收经验与教训，培养既具有扎实的医学知识又具有科学的传播思维的健康传播人才至关重要。

注释：

①王帆，郑频频，傅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健康传播与健康素养[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20(01):3-4+9.

②王一，高俊岭，陈浩 等.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公众媒体暴露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复旦学报(医学版)，2020(02):173-178.

③骆正林.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9.

④胡百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J].国际新闻界，2012(06):8.

⑤罗军飞，周雯娟.依托综合性大学加强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的健康传播人才培养 [EB/OL].融媒研究，2020 -03 -24.https://mp.weixin.qq.com/s/ZwOJOTwwR-oo1bSD2tX4Iw.

⑥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7/15/content_5409492.htm?tr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