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颖

(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222)

电视剧《都挺好》是由姚晨、倪大红、郭京飞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于2019年3月1日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首播。该剧在播出过程中以及播出后形成了较为广泛而持久的话题讨论，诸如原生家庭之殇、重男轻女、养老问题等，甚至连取景地都爆红。堪称2019年的首款爆剧，亦可称之为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阿耐的同名小说，堪称跨媒体叙事比较成功的范例。所谓跨媒体叙事是指：一个跨媒体故事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平台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新的媒体文本都对整个跨媒体故事做出独特而有益的贡献。理想的跨媒体叙事是每一个媒介形态都发挥最佳的功能。跨媒体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协同讲好故事，各取所需，取长补短。小说为电视剧提供了好文本，电视剧则增强了小说故事的传播力，基本做到了“都挺好”。

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跨媒体叙事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方面的变异，在对这些变异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小说和电视剧两种艺术媒介在叙事上的差异，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电视剧叙事的特点。与小说叙事相比，电视剧叙事体现了更多元的文化诉求。电视剧即时地以影像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受众面要比小说大得多，对于人物、情节、情景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比小说更苛刻、更丰富。然而，多元的文化诉求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故事观赏性的同时，也导致电视剧在文化品位上出现了瑕疵。

一、从小说到电视剧叙事的变异梳理

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的过程[1]。小说和电视剧都是讲故事的艺术。相较于大而化之的小说与电视剧的比较研究，电视剧在对小说的跨媒介改编过程中，在跨媒体叙事过程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变异，可以比较有效地探讨小说和电视剧在本体属性上的差异，从而更有效地进行电视剧本体艺术特质的探究。

从阿耐原著小说《都挺好》到简川訸执导的电视剧《都挺好》，在叙事上的变异情况大体如下。

(一)矛盾冲突的尖锐性

小说《都挺好》开头交代了从20世纪走来的一个中国式普通家庭的格局，父母辈是“50后”，儿女辈是“70后”。一对夫妇(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和医院的护士长)，三个孩子，两室一厅的房子。大儿子苏明哲清华大学毕业，申请奖学金留学美国，家里为其置办行头已然是捉襟见肘；为了省钱，让二儿子苏明成报考了离家较近的复旦大学；更为了省钱，和班主任商量后将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儿保送到本市一所重点大学，断送了她的清华梦和出国梦。三个优秀的儿女，一个强势的妻子和一个懦弱的丈夫，看上去都挺好。然而，苏母的强势和重男轻女，从断送女儿的梦想开始就埋下了深深的家庭隐患。为了苏明成赢得娇俏女友，苏母将两室一厅的房子进行了装修，拆掉了苏明玉放在客厅的床；又为了给苏明成买婚房，将两室一厅置换成了一室一厅。明玉不愿意在父母房间打地铺，索性连寒暑假都不回家了。苏明玉不仅和母亲争锋相对，对二哥苏明成也总没好脸色。从18岁开始，明玉不花家里一分钱，一年只回三次家——父母生日与春节。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家庭矛盾，也是亿万个中国家庭都可能多多少少存在的，属于俗语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范畴。而经之所以难念，根源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诸如苏母的强势、苏大强懦弱性格背后的自私、苏明哲循规蹈矩不谙世事的天真、苏明成心智不成熟的幼稚、苏明玉在处理问题上的强势冷漠等。所以，小说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展示的矛盾冲突不是尖锐，而是喧闹。犹如一群刺猬在抱团取暖，客观效果上造成了诸多的彼此伤害。也许，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剥离道德说教后的亲情的真实面目。

苏家这种喧闹的生活，进入电视剧后，通过变异情节的推进，展示出的则是尖锐的矛盾冲突。诸如苏家有四间老屋，为了大儿子苏明哲自费到斯坦福大学留学，卖了一间；为了二儿子苏明成找工作卖了一间，为其买婚房又卖了一间。女儿苏明玉只能和父母挤在一间房子里睡觉。为了省钱，母亲通过找关系让苏明玉被迫读了师范学院。苏明玉犹如灰姑娘一样从小到大受尽欺凌，小到复习资料的欠缺，大到人生选择的受阻，于是18岁的明玉毅然决然与家里决裂，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直至苏母去世。又如苏明成和苏明玉的关系，在小说中“明玉心中一直腹诽明成眼见她无处容身，却依然涎着脸摊手问父母要钱，一直到直接或者间接地把她逼出家门。因为明成做这些事的时候已经成年，不存在无知的可能，所以她无法原谅明成”[2]13。而明成则认为：“这个妹妹从来对他没好脸色，那么多年看下来，早习惯了，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2]16。兄妹二人关系是不融洽，但并不是电视剧中那种如仇敌般时时处处的剑拔弩张。至于火葬场的冲突和明玉挨打也都是事出有因，而不纯粹是苏明成的无端挑衅。再如电视剧中的苏大强为了对抗儿女们的反对，继续与保姆之间的黄昏恋，卖掉了购置不久的新房，遭遇挫折后还闹着跳江，搞得人仰马翻。而在小说中，苏明玉用晓之以理的手段，很容易就粉碎了蔡根花的结婚梦。从小说到电视剧，诸如此类的情节变异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很多。限于篇幅，兹不赘述。变异的情节推进展示的矛盾冲突异常尖锐，目的是营造强烈的视听冲击效果。

(二)人物性格发展的戏剧性

小说以人物的生活环境为基础，顺着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来塑造人物形象。如小说中的苏明成从小受到苏母过多的呵护，外表玉树临风，阳光快乐，内在心智却极不成熟。结婚了，还啃老，且啃得煞有介事，理直气壮。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能考上复旦大学，还找到了一份薪资不错的做外贸的工作。苏母的突然离世，让失去了庇护的苏明成的性格弱点赤裸裸地暴露于家庭和职场，以至于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工作，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他最终却选择了逃避，逃避到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去写博客。也只有在博客世界里，敢于承认明玉是“天使”。而对未来的生活则充满了恐惧，有一种无所适从的颓废：“路很难走，打开市场不容易，转型也不容易，开门七件事也不容易，什么都不容易。可最不容易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个人踽踽独行的苦。”[3]318小说中苏明成性格的发展相对真实可信。而电视剧中的苏明成，在性格的刻画上却极具戏剧性。电视剧开头，苏明成是社会上概念流行语“妈宝男”的刻板对号者。他考不上好大学，找工作、买房子都是苏母一手操办；他对妹妹出言不逊，对父母油嘴滑舌，不明事理，胡搅蛮缠。因而，电视剧前半部分中的苏明成，成了观众痛骂的对象。苏母去世后，他盲目投资失败，生活一地鸡毛。而经历了系列生活的变故之后，主动与妹妹明玉和解、道歉，并从挫折中站了起来，申请去非洲两年。电视剧后半部分的苏明成，逐渐被塑造成一个“浪子回头”的典型。

苏明玉的性格发展，从小说到电视剧，也表现出了戏剧性的变异。小说中的苏明玉，由于对家庭那些不快乐的记忆，不愿意与苏家有更多的来往。苏母的去世，让她被动地卷入与苏家的是非中。而苏明哲的家史写作，又让她意外得知自己出生的耻辱。无论她是不是苏大强的女儿，都是耻辱。于是，小说结尾是这样描写明玉与苏家人的关系的：“亲情是捡不回来了，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她不寄予厚望，也不恨之入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和石天冬幸福就行了。”[3]329除夕之夜吃坏了肚子的苏大强，因无人照料，被明玉和石天冬接到了公司安排的海边别墅里，“反正明玉从没拿那儿当家”[3]328。电视剧中的苏明玉，不满意母亲让她上师范学院，不满意家里没有自己的床铺，18岁离家，开始独立，直至苏母去世，10年未曾回家。然而，苏大强理财被骗6万，明玉自掏腰包以示安慰；为了给苏大强买房，明玉又慷慨借给朱丽20万；还帮着失业的苏明哲找到了工作；最后居然为了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苏大强而辞职，担当起了为父亲养老的重任，还与苏明哲、苏明成和平相处。亲情回归，合家欢，大团圆。明玉的性格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反转。

苏大强的性格同样也是如此的戏剧性，从开剧的懦弱、胆小、自私，到渐渐进入各种“作”，最后却渐渐悔悟，直至在阿尔茨海默症折磨中，居然想起来明玉没有练习册。所不同的是，苏大强的戏剧性变化靠的是非正常手段。

(三)审美趣味的世俗性

从小说到电视剧，两种艺术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对明玉物质生活条件和处事能力的极度夸张。小说中的明玉，虽然是个自我奋斗的成功者，但是并没有像电视剧中那么阔绰和出手大方。小说中的苏明玉除了为母亲买了墓地之外，并没有为苏家提供过额外的一分钱。虽然有一栋别墅，但在性质上属于没有产权的宿舍，城里的房子也并不大。而到了电视剧里，明玉不仅出手大方，在城里的房子也是环境优美，面积超大，装修阔绰。苏大强曾带着自己的老友十足地炫耀了一番。有网友为电视剧中的苏明玉估算了一下资产，接近千万。作为成功人士的苏明玉，不仅有钱，能力还超强，借着到美国培训的机会傲视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哥，甚至还可以帮他找到工作。而苏明玉在小说中还没有这样的超能力，培训也只是到北京，也没有为哥哥找工作。电视剧中对苏明玉物质生活的渲染和超强能力的赞美，在审美趣味上极具世俗性。这种世俗性由于价值观上的扭曲已经滑向了庸俗。干销售的苏明玉比钻研技术的苏明哲更能找到存在感，而这种存在感就是有钱。

(四)价值观传达中的意识形态性

小说在叙事上更注重对人性的探索，因而，在价值观上体现出一定的乌托邦色彩，而电视剧在价值观上体现出的则是意识形态的立场。德国的思想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一种思想形态，都是要超越现实的。在这些超越现实的心态当中，有些是要打破社会现存秩序的，是乌托邦的思想；有些要维护现存秩序，是意识形态思想[4]。小说中每个人的性格及其生活都可以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形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5]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苏母的强势、苏父的懦弱、苏明哲的天真、苏明成的幼稚、苏明玉外表的冷漠、老蒙的花心、石天冬的粗糙等，每个人虽然不是十恶不赦，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温暖可能有，伤害却不可避免。尤其是对苏母行为与性格的刻画，更是极为复杂。她的强势是苏家所有问题的根源，而她本身却也是受害者，也值得同情。她为了自己能够转正，娘家的兄弟能够进城拥有城市户口，做出了肉体上的巨大牺牲。因此，才有明玉身份来源的不清不白。当明玉得知自己是父母分居后的产物，便有了属于她自己的直觉般的怀疑：“她又想到一个更可能的可能。天晓得，她是不是妈在外面不小心怀的野种，为掩人耳目，又死活将丈夫拖回家制造既成事实。”[3]129并且一再表示这种可能性，如“蔡根花不认识明玉，见到高高瘦瘦的明玉更是与苏大强对不上号”[3]126。“可她忍不住看看化妆镜里的自己，又看看后面父亲的脸，越看越无相像之处，她连自己是不是苏大强的女儿都还没搞清楚呢。看来她只有糊涂到底了。”[3]329所以，小说中的苏明玉最终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从苏家脱离了出来：“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她有好多人爱她，石天冬、小蒙、老蒙，还有柳青。她现在的心态……可能与新年一样，也是全新了吧。”[3]329连苏明哲也认为明玉与苏家的关系：“或许，桥归桥路归路还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3]181而到了电视剧里，明玉就是苏大强的女儿。虽然曾经有过很多不愉快，但明玉最终辞职照顾苏大强，亲情回归，阖家欢乐。电视剧的处理显然是意识形态倡导的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中，“和谐”虽然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但是“家和万事兴”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人性的层面对家庭关系的重新反思，带有打破现存秩序的乌托邦理想。正如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所认为的：“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6]113“尤其堕落的，是因此则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6]106鲁迅先生的眼光是令人敬服的。

二、电视剧叙事的多元文化诉求

从小说到电视剧改编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可以看出电视剧叙事的多元文化诉求。

(一)对电视剧视听艺术特质的尊重

电视剧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具代表性和普及性的艺术，如果说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杂剧、明清有小说，那么几乎可以说当代有电视剧。电视剧具有“视听兼备、声画结合、时空自由的叙事优势，长篇幅、大容量、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手段多样的体裁优势，以及家庭观赏性、每日连续播出的传播优势”[7]。电视剧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殿堂中，在中国广大老百姓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都挺好》从小说到电视剧有些层面的变异，可以从对电视剧艺术特质的把握中找到答案。如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戏剧性等。电视连续剧的“连续性”是其本体艺术特质之一，因为只有连续性播出，才能吸引观众进行持续性的家庭观赏。因此，为了满足持续性播出的要求，电视剧必然要以情节的曲折性取胜，而曲折情节的推进，必然会伴随矛盾冲突的发生，且这种矛盾冲突还不能太过平淡，甚至必须做到尖锐，才能更好地吸引观众的目光。电视连续剧长篇幅、大容量，总体布局上有故事发展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在具体剧集的推进中，也必须在局部保持故事的起伏状态，起伏状态中必然蕴含冲突。电视剧《都挺好》将小说原著后半部分苏明哲写家史和苏明成写博客的线索性情节全部删掉，而用苏大强患病进行了大规模替换，因为“写作”这种心理活动更强的情节无法在电视剧里得到有效的表现。

在具有尖锐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推进中，人物性格发展变化也会保持一定的起伏状态。在情节的起起伏伏中，性格变化便具有了戏剧性。苏明玉、苏明成、苏大强都有性格起伏变化的大起大落。这是电视剧艺术特质的必然性选择。

(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

《都挺好》从小说到电视剧有些层面的变异，也可以从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中找到答案。如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变化、人物性格复杂多面性的砍削、人性暗面的消除等。

电视剧中苏明玉性格的强行变化、苏明成的“浪子回头”、苏大强父爱的复苏等，很大程度上是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靠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电视剧是教育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父慈子孝，是家庭成员必然要遵从的道德规范，人性的暗面在道德规范面前必然要被强行照亮。

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多面复杂性在电视剧中也被砍削成单一层面。小说中强势的苏母是一个问题家庭的制造者，但她用无爱的婚姻为自己和娘家换取生存的保障，用肉体为弟弟换取城市户口，她同时也是个受害者。而电视剧却将苏母出卖肉体这种不道德不光彩的行为删除了，只蜻蜓点水地交代她曾经为了爱逃离过。所以，电视剧中的苏母被塑造成有担当有作为的强势母亲，显得积极而正面。电视剧中的老蒙也是一个被砍削掉多面性格的人物。他有能力有事业能包容，像慈父一样给了苏明玉情感的抚慰和事业的成功。然而，在小说中，他同时有着数目不少的莺莺燕燕们所组成的二奶、三奶……十足一个花心老男人。电视剧中正面人物绝对不容许有这样的生活作风。小说中的苏明玉在对石天冬的欲迎还拒中，与柳青保持着情感上的暧昧。女强人的表象下包藏着一颗病态的心灵。总之，她并不完美，却大体真实。而到了电视剧里，苏明玉则成了一个能包容一切的大女主，透过电视剧，清晰可见的则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男权视角。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者桑德拉· 吉尔伯特和苏珊· 古芭指出：“在男性主导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妖妇则表达了男性对某些不肯顺从、不愿完全为男性牺牲的女性的厌恶之情。”[8]

(三)对大众世俗审美趣味的迎合

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9]。大众覆盖了以市民阶层为主干的几乎各个阶层，大众文化的目的是满足他们共通的日常休闲或娱乐需要。他们是对商业语境下工业生产制造的艺术品进行消费的消费者。电视剧从制作到播出，必须要依赖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的投资是以回报为目的的。因此，电视剧拥有的观众越多，回报越多。也因此，迎合更多的观众是电视剧商品特质的必须。

要迎合足够多的观众，就需要寻找大众审美趣味的最大公约数，而在诸多的审美趣味中，世俗甚至是庸俗的东西永远都有最广泛的受众。比如唯美到肉麻的爱情、俊男靓女、物欲横流等。因而，电视剧《都挺好》自然也不能免俗。

苏明玉和石天冬的爱情，是电视剧的一大看点，两人因身份地位的差别所导致的情感张力和唯美爱情，极有看点。石天冬潇洒帅气的外表，着实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苏明玉也是亭亭玉立、潇洒大方。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而在小说中，石天冬并不那么帅气，也不那么优雅，而是个块头很大、肤色较黑、浑身散发着厨房味的汉子。在苏明玉看来：“石天冬显然是个没情趣的人，不是她的理想。她需要有人带她这个不会生活的小呆瓜感受五光十色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品味佳肴。”[2]267“与石天冬聊天没意思，除非把自己逼成一个弱智才会谈得高兴。”[3]6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入婚姻，主要是石天冬承担了苏明玉的疗伤工具。当她被苏明成打，又从苏明哲家史写作中得知了自己的耻辱身世之后，明玉的内心世界极度需要安慰：“她这时很想石天冬这个正常人能在身边陪着她，她好像个阴气极重的女鬼急需阳气拉扯一把，否则无以回到人间。”[3]138但是苏明玉的真实情感状态是：“在她心里，恐怕柳青不知道比石天冬重多少。但是恋爱，她敢找柳青吗？”[3]200

另外，电视剧中对石天冬精湛厨艺的展示和色香味美食的展示，也是一大亮点，对大众味蕾的调动极有作用。这也是观众的看点之一，很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观看行为。

电视剧中对最世俗甚至已经到了庸俗地步的大众趣味的迎合便是明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作为大家眼中的明总，自然收入不菲，住别墅、开豪车。而这一切又带有灰姑娘逆袭的快感。而小说中，一再强调苏明玉的豪车和海边别墅都是公司的，只拥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且市区房子的面积也并不大。

三、备受诟病的电视剧文化品位：虚假

电视剧《都挺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率，然而，它却并没有脱离当代国产电视剧的普遍问题——虚假。

首先应该提出的就是电视剧播出到26集之后在叙事上的转变，渐渐抛弃小说原著的后半部分，开始向苏大强父爱回归、苏明玉亲情复苏、苏明成改邪归正的“团圆结局”转向。而在这部剧的豆瓣评论里，热度最高的当数“编剧千万不要给我大团圆”[10]。电视剧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观众的诉求，还是一意孤行地“大团圆”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6]195-196与小说的敢于正视现实相比，电视剧则显得虚假：一种刻意达到的、掩盖了内在矛盾的、平庸和谐式的虚假。

其次，与小说在情节展示和细节刻画方面的真实性相比，电视剧显得脱离现实，所谓现实题材却不现实。诸如苏大强夫妇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培养三个孩子已然是捉襟见肘，怎么能够坐拥那么多老屋？另外，苏母居然能通过找关系让苏明玉上了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岂是找关系能上的？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民众大概并不知道像电视剧中这样的情节到底在哪里存在？这些情节严重脱离社会的现实环境，显得虚假。

小说中苏明玉被打后，连夜找律师设法当夜就把苏明成送进监狱，明显是通过动用社会关系，这是对法律的亵渎。连他们的大嫂吴非都觉着：“这个家，一个比一个恨。”[2]215刻画是比较敢于写实的。而在电视剧中，明玉被打，吴非报案，明玉被送往医院，伤情鉴定等一切都没有做的情况下，穿着睡衣的明成就被警察抓走了。电视剧的这种刻画显然是虚假的。

最令观众无法相信的是苏明玉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苏大强，辞掉了工作。苏明玉靠着近乎抹杀女性特点的奋力拼杀，才有了眼前游刃有余的生存状态，才可以慢慢抚平内心的伤痛。因此，事业可能是苏明玉生活的百分之九十，而百分之五归石天冬、柳青等爱他的人，剩下的百分之五才用来应付苏家的各种纠缠。她的辞职，观众都认为不值[11]。事实上，这也是电视剧极为虚假的地方，因为生活毕竟不是童话。

所以，观众总是会说：“这是发生在电视剧里的故事。”言外之意，看电视剧如同看戏，不要当真。

电视剧作为最接地气的，最没有被外来思想洗礼的、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也最能反映中国老百姓的所思所感所想。因此，电视剧之于中国大众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我们的电视剧还如元杂剧、明清小说一样，靠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靠着世界委实足够光明，苦难也是天降大任前的磨练，实在是缺乏正视的勇气的。电视剧不能再游走于光怪陆离的生活表面了，应该沉下去认真做一番思考，创作出反映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人真实面目和真实情感的作品。

另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很多，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所以电视剧的未来应该是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的分众创作、分众传播，这样才会有利于电视剧创作的突破。全面兼顾，各种诉求都想表达的电视剧，最终让人感受到的则是浮光掠影式的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