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格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6)

羌人本为“西戎牧羊人”，后发展为定居岷江流域的山地民族，他们既是一个古朴尚美的民族，也是一个与自然相融的民族。羌绣色彩运用惊艳，构图纹理精巧，元素内容丰富，充分彰显羌族妇女的心灵手巧，更体现着羌族民众对美的自由追逐[1]。在千年历史更迭中不断传承发展，与本民族生活、信仰、习俗的碰撞交融，产生了自身强烈的独特烙印，成了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与羌人生活最为密切、最能与现实世界对话的羌文化遗产[2]。千年古羌文化的气韵在羌绣中无声流淌，作为羌文化的代表，羌绣被认为与湘绣、苏绣并驾齐驱的刺绣名品，成为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朵奇葩[3]。

一、羌绣价值

在从古代到现代的千年转变过程中，羌绣作为历史长河岁月洗尽铅华后的特殊瑰宝，符号化地黏合了自身民族文化记忆，其所反映的自身民族特色与传统对手工技艺，表达文化思想等方面有着重要传承价值。

(一)民族文化价值

从“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身居岷江上游的羌族，其自身千年以来的迁徙和衍变，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物质状态、政治氛围等同频共振，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小聚居社群模式。受制于交通和地形，寨与村、村与乡、汉与羌处于长久的条块分割状态，客观上拒挡了外来文化的浸润影响，也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民族文化要素。而且作为一个没有自身文字的少数民族，羌族通过口授、记忆、服饰、建筑等多种形式，共同结成了羌人民族认同、文化信仰、观念内涵、精神记忆的牢固纽带。因此，头帕、长衫、坎肩、围腰、飘带、挎包、鞋面等服饰上的图案纹样，已不仅是为了装饰美化的要素存在，更凝结着民族文化情感内涵，不自觉地构建起民族符号代表地位[4]。

羌绣所彰显的原始色彩，在历史维度上映现了其母系社会的地位差异。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羌族受到汉族影响，也逐渐拥有了嫁娶的概念，虽然嫁妆和彩礼内容大致对等，包括银筷、银碗、银镯等贵重物品，但有一种是女方所独有的，那就是羌绣。羌绣已然是羌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个羌族妇女都精于此，她们在14岁左右便要经受严格的训练，也是从这刻开始，羌族女孩们开始准备自己的羌绣嫁妆，这也是衡量一个羌族妇女聪明才智的重要标准。绣品越多，越能反映她们的勤劳、聪慧、纯朴与艺术才能。羌族妇女对羌绣的独占性，婚恋中的议价性，以及针线、图案在内的元素使用，都反映了其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

羌绣所使用的图案样式，在人文维度上体现了其自然崇拜的信仰本位。羌族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主要是其所聚居区域大都位于海拔相对较高之地，云层绕山贴地的景象四处可见。这样的自然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具有自然崇拜和朴素美感的羌族人民，将所观白云形状，不断推陈出新、加以改进，逐步发展为现在的云云鞋纹样[2]67。再如，“羊角花”所承载的神话传说，根源于“羊角花”自身的色彩效应与象征多子的特质，其图案样式的选择原因，在一定程度与汉族先祖一样，在自然中找寻生存与繁衍发展的可能性因素，认为万物有灵，以类似于对“蛙”图腾的自然崇拜，寄托着羌族人民留存于上古花图腾崇拜中的朴素“生殖崇拜”。

羌绣的独特，在文化维度上反映了其纯真朴实的民族特质。羌绣已然不是纯粹的装饰品，在羌族群众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巧夺天工的手艺之下，羌绣凝聚着情感、反映着思想、体现着文化。羌绣总体较为朴素，但审美的价值极高。。羌族民间长诗《羌戈大战》《羊角花的来历》，通过“鲤鱼仙子”与“放牧少年”的叙事构架，以及“脚踏白云老人”与“戈基人”之间的战争传说，沉淀着羌绣的寄托指向，所传递出的美好、期望与纯朴一览无余。羌族妇女通过羌绣提升自己的外在之美，流露出内心深处的理想与追求，同时也被作为爱情信物而大受追捧等等。羌绣集艺术与实用于一体，是羌族人民对真、善、美追求的具化和象征[5]。

(二)自身工艺价值

羌绣的色彩比例协调，艺术感深刻。如羌绣代表“云云鞋”，用色率直、质朴、温和，从视觉上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幸福感。纹样色彩的选择搭配趋于多样化，以整个鞋身作衬托使得鞋面色彩大方富丽而有序。“云石社”底色有红色、白色、蓝色等多种色调，但大都以深红色为底，上绣浅红色、粉色或黄白色相间的羊角花纹，这些颜色也是羊角花卉本身的固有色。其中所突显的尚红习俗，同汉族一样皆有同样的文化内涵。现代羌人，新娘出嫁的嫁衣盖头是红色，绣花鞋是红色；新郎褂也是红色，新婚后，新郎腰带是红布或红绸。青年妇女、少年儿童都喜欢穿朱红、紫红、水红色的长衣。老年妇女的寿衣也有一件是红色的。因此，“云云鞋”多用红色布料衬底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火红文化贯穿着羌族服饰艺术，羌绣中对于“红”的色彩运用，极具文化价值内涵，并寄托了吉祥如意欢乐美满的寓意[6]。

针法运用生动，层次感丰富。羌族刺绣制品多以粗布、锦线缀成，黑底白纹，对比强烈，用于头帕、围腰、飘带、衣领、衣角、鞋面等处的装饰。不同的羌族村寨制作出的挑花刺绣作品，其针法风格与方法有些细微的差异。在羌寨中较普遍的挑花刺绣技艺和针法主要有“十字挑”“串挑”“编挑”三种，羌族挑花刺绣针法除多采用挑花外，还有纳花、纤花、链子扣与平绣等[7]。挑花精巧细致，纤花和纳花清秀明丽，链子扣刚健淳朴、粗犷豪放。这些针法经勤劳的羌族妇女灌注于绣品，表面光滑、平顺、细腻、齐整，线条粗细均匀、松紧适度，节奏变化强烈，生动厚实、充满灵性，栩栩如生。

纹案构造得当，意象感强烈。羌绣构图抽象，造型夸张，布局缜密，寓意吉祥，饱含羌文化独特风格，羌绣彩绣造型浪漫夸张、构图活泼灵活、线条韵味十足、色彩鲜艳无比、对比强烈色相差异很大，将功能、审美、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羌绣的图案条理与反复构成秩序美，对称与均衡构成静态美，节奏与韵律构成动态美，对比与调和构成整体美，比例与尺度构成对比美。其中，羌绣素绣古朴典雅、简洁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线造型，素色同一，穿插变化惟妙惟肖。

(三)市场经济价值

一是随着近些年“文化自信”的崛起，后物质时代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及古风文化的风靡复兴，不断推动许多中坚消费者的审美发生民族性、本土性、古老性回归，包括羌绣在内的各种中国绣品因其自身民族元素的古朴印记，在自由商品市场中的地位逐步凸显。目前，不少羌绣制品盯住中高端需求端进行设计创新，在现代艺术设计师手里，融合着民族与现代风格，独特的元素构图形成了不一样的时尚产品，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喜爱[2]68。

二是绣品功能上的实用性。羌族的挑绣结构完整、物象突出、色彩绚丽、工艺精巧，起到了美观的作用。羌绣在羌族群众的服饰中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围腰、衣襟，还是鞋底、鞋帮等，精美的绣品都随处可见[5]114。通过对一些地方进行反复走针串线，以增强身着衣物等饰品的耐磨性和耐用性，便于日常劳作生活使用。羌绣美化了羌族的服饰和生活，绣品中那些细密的针脚，增强了衣物的耐磨性，艺术的唯美与生计的实用，就这样完美统一于羌绣之中。

三是旅游产业上的一体性。四川茂县、汶川等地，在“5·12”灾后重建后，旅游者络绎不绝，仅十二五期间，汶川县就接待游客达2943.6万人次。而这些地方，最重要的旅游特色便是羌建筑、羌文化、羌风貌。“购物”环节是进行过旅游的证据与纪念，也是绝大多数旅游人群的必选过程[8]，羌绣作为“能带走”的当地特色纪念品，与旅游产业紧密相连，各种凝结羌绣元素的钱包、卡片、钥匙扣等，成了绝大多数游客的必然选择。

二、羌绣的现状与危机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羌绣被正式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9]。虽然经历了千年的传承和洗礼，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随着当今工业文明的冲击，羌绣的基础变化巨大，而且自身定位局限性窘境未被彻底扭转，在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之下，羌绣的传承创新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与危机[10]。

(一)传承上“断档”

物质基础的变更，导致原材料的减少。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汶川5·12地震之后，在对口支援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同时也有部分羌族群众被异地安置在其他地方，人群之间的流动也更加频繁，这样巨大的物质基础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多面而复杂的。传统农耕文化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一定冲击，大量的土地被用于经济附加值更高的作物，其中茶树、果树等在市场推动和政府主导下逐渐占据了主体地位，再加上羌绣日常需求和市场需求的萎缩，共同导致了原本生产棉麻的土地不断萎缩。

精神生活的变化，导致手工业者的减少。教育的普及与不断跟进，使得不少羌族人民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异地搬迁等扶贫方式，也促使部分羌族人民脱离原有地理人文空间，进入汉文化中心环境。即使在建筑上和部分服饰上依然还保留着民族文化的特质，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与大文化范围交融、碰撞。原有的熟人社会被逐渐打破，加速走向融合。此类种种，都使得不少羌族人民在日常服饰上、生活上已经与汉人同频共振。在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原本从事羌绣的手工业者，裹挟于市场经济浪潮，奔向了更能改善生活水平的行业。

文化观念的变迁，导致接班人的减少。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都对羌绣采取了许许多多抢救性保护的措施，包括扩大非遗传承人的补贴享受范围，对于羌绣产业进行政策和资金扶持，组织人员开展集中技能培训，以及建设非遗展馆场所等方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羌绣品牌趋向萎缩的颓势。但是，更需要注意到的是，在社会经济不断交融发展过程中，因受到文化观念变迁的影响，以“财富”为核心的价值导向甚嚣尘上，有部分从事技能培训人员，也仅仅是因为每天100元的补贴而来；羌绣产业链条的发展不够、拓展不广，让从业者看不到有预期的美好未来；羌绣手工作业的烦琐复杂，也让一些人望而却步。上述的问题，给羌绣的传承带来了“后继无人”的危机和影响。

(二)需求上“内卷”

在形式上具有同质化倾向。旅游业的逐步发展，及市场化步伐的迈进，共同推动着羌绣制品的商品化销售。但由于手工业者故步自封的惯性思维理念等因素影响，使得在绣品本身上的自我创新较为缺乏，无论是纹理、图案、走线等形式，依然局限于传统制品，每个景点、每个店面，所出售的绣品的形状、样式、种类、甚至摆放，都成了一个个“模板”复制品。虽然，从表面上欣欣向荣、遍地开花，也确实灌注了羌人文化的灵魂；但是，类似于当前各地古镇景点的建设和打造，日渐趋同的内部追逐，陷入了同质化的困境，这样的现象也导致了景区绣品的销路窄化、销量弱化，造成了自我竞争、内部相倾的尴尬局面。

在内容上出现小件化扎堆。一方面，手工制品制作要求高、精力耗费大、时间使用长，小件化的绣品以及羌绣元素制品成了“便利”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旅游人群其收入消费观念、旅游纪念品采购理念等作用下，使得市场主体需求也集中于小件化物品上。因此，羌绣制品在内容上也无奈地出现了文旅制品的“通性病”，都极容易往首饰、香包、钥匙扣等小件商品上聚焦。虽然价格相对较低、脱销较为容易，但是其附加值同时也比较低，促使整体羌绣制品利润率不高，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手工业者和产品企业的积极性和持续发展能力。

在受众上限于本土化口味。一方面，旅游业发展作用于绣品的发展，受制于当地旅游业人群主要为四川本地的特点，当地大多数羌绣品牌企业以及个体手工业者的绣品制作，都倾向于迎合四川本地旅游人群；另一方面，饱含羌绣元素的各类制品，其需求主要还是依托于本地羌族群众的采购，因此在创造创新上没有足够的动力活力，艺术感、时尚感的羌绣制品并不多，其受众范围也局限于少部分人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生活的不断交融，使得羌族需求人群也在逐渐流失，对羌绣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三)创新上“掉队”

羌绣内容上的“零碎”，使得其要素不统一，创新创造基础较为薄弱。就针法而言，其称呼上就显得五花八门，可谓是“隔山一打扮、隔水一语言”，整体归类都无法做到真正统一。目前，已知的针法基本上可以归为三大类16种针法，再细分下去，则有67种针法。同时，除了针法以外，这样的问题也广泛存在于羌绣的元素、纹理、图案等内容中。如此繁杂的羌绣元素，如果没有理清其中同性的规律和门类，既会在传承上带来难度，也会因为没有能够体现羌绣自身特色的共性针法，缺乏对于是否为羌绣制品的统一判断标准，而使得在创新上找不到方向和路子，牵制约束着文创的步伐。

羌绣整体支撑条件相对较弱，起步慢、发展晚，创新创造在市场中认可度不高。羌绣的民族性，既有其优质的文化禀赋，但其偏居一隅的民族特质，使得与湘绣、粤绣、蜀绣、苏绣“四大明绣”相比而论，市场认知中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除了受众群体的局限性，羌绣品牌的真正打开，在事实上源于“5·12”汶川地震后的抢救性保护传承。虽然，近些年来不少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以及社会人士都逐步在羌绣中给予关注、投入支持，但其时间经历上起步发展晚的先天不足，市场化要素参与融合度还不够高，进而影响着羌绣品牌在创新上的深度和广度。

羌绣人才在规模上体量小、结构上不合理，以及培养周期长、人才留不住等因素，致使创新创造的活力不足、持续输出能力较低。受到羌绣源地地域经济条件影响，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冲击等客观条件，再加上羌绣本身对从事者有着羌族文化、针法技能、设计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要求，在人才吸引和传承上“望而却步”者居多，同时外出生活工作的趋势使得大量人才不断流失，导致了整体人才队伍体量支撑力的不足。其次，存量人才中，拥有精湛技艺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大，且受教育水平不高，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相对较弱；而拥有市场经济嗅觉的年轻人，在对羌绣技艺的掌握以及羌文化的理解上又显得不够深入；同时，这两类人群之间的沟通“鸿沟”没有完全打破，共同导致了“两张皮”现象，羌绣创新创造的活力难以充分释放和激活。

三、羌绣文创路径的方向选择

品牌文创是当今大多文化产业的重头戏和潮流，尤其是以“故宫”为代表的系列文创方式，扩大了品牌在市场和受众中的认可度和辨识度，使之取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羌绣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羌族文化的瑰宝，在“5·12”汶川地震后，通过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努力，挖掘整合了许多基础性素材，宣传扩大了羌绣品牌的影响力和受众度。但同时也要看到，无论是羌绣的传承与创新，还是羌绣品牌的衍生和溢价，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境与挑战。因此，必须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借势而起，在当下文创产业蓬勃发展之际，为羌绣抢占一席之地。

(一)打造优势基础政策支撑

羌绣品牌作为一个相对式微的绣品，如果仅仅依靠其自身能力突破各类障碍，显得举步维艰。羌绣品牌文创的基本盘，需要政府部门出谋划策，给予多方面的积极政策支持，以 “精准输血”推动绣品更为顺畅地走向“自我造血”。

加大对羌绣要素基础架构的整理扶持。羌绣的生命根植于羌族人民，其民族长时期分散化聚居，导致了羌绣各类要素的纷繁错杂，无论是这些要素本身，还是对于这些要素的命名和称呼，都亟待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的全方位整理。一是对羌绣元素的整合。搞清楚哪些植物、动物、事物属于羌绣元素范畴，比如羌绣元素中最鲜明的代表——“羊角花”，一旦绣品和各类文创制品使用此类元素，就能够突出地彰显其羌绣底蕴。二是对羌绣针法的统一。当前对于针法基本可分为三大类16种针法，再细分下去，则有67种针法。过于庞杂的针法并不易于传承，更不易于在文创过程中进行使用，有必要找出这些针法的普遍规律，进行科学的“合并同类项”，既能提高“绣娘”等手工业者的培训效率，也利于羌绣品牌文创的便捷实现。三是对羌绣构图的梳理。任何元素的组合，都需要一定的构图实现。目前，羌绣的构图方式较为多元，学术界、教育界，即使包括最近出版的羌绣教材中也没有对构图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这一方面也应该是未来亟待大力投入进行梳理的重要领域。

加大对羌族群众基础教育的资金扶持。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教育是育人的根基，人是文化传承的基础。目前的羌族群众，尤其是“绣娘”等手工业者，在文化程度上相对较为欠缺，进而制约着民族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推广。再者而言，羌族群众是文化的持有者，是羌绣基因的携带者，其应当是羌绣绣品及文创产品的最佳代表性人群。而对于羌族群众基础教育的资金扶持，能够稳步提升整体人群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有助于突破视野观念的束缚，增强对于现代市场化经济的融入感和追逐能力。

加大对羌族旅游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民族品牌的文创效应，有赖于民族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的有力构建。近年来，随着国家以及四川省对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大力支持，羌族聚集地的文化产业也借着这股东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铺设的密集推进，各类旅游景点的全面打造，以及楼堂馆所的修缮改造，都对羌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发挥着不同的积极作用。这一方面，虽然羌族聚居地区在旅游文化产业建设上吸收借鉴了不少其他成功景区的有益经验，但由于速度和效率优先的目标管理观念，也使得旅游文化产业的建设上有了“同质化”的倾向，自身文化特色相对不够突出，与羌绣绣品以及文创产品之间的布局还不够紧密，这是下一步羌文化主题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建设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二)加大多元人才培养力度

人才是关键、是基础，更是重要支撑。羌绣的发展，其文创产品的持续衍生，需要大量的人才作为要素支撑，在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等方面，必须集中精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打造多元人才培养使用矩阵。

建设宣传人才“新方阵”。现代市场中的热销、畅销商品都离不开宣传效应的大力加持，尤其是近些年4G技术的普及与5G技术的发展，手机终端宣传生态圈蓬勃发展，“流量为王”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质，尤其是以抖音、快手等平台掀起的直播、带货、软广等，成了各种大小品牌商品宣发的聚集地。因此，羌绣品牌所需的宣传人才，必须围绕新媒体模式特征进行精准孵化，突出现代媒体传播规律、文案策划流程要点、拍摄编导与构图剪辑等重点领域，进行全方位的人才选拔、专攻精练和对口使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搭建平台、成立政府-学校共建机制等模式，系统性开办专项培训班，科学规划设置学习课程，妥善安排实地实习实践等配套办法，为羌族文化宣传以及羌绣品牌打造不断输送强有力的宣传人才队伍。

厚实设计人才“供应链”。如何迎合大众审美，如何进军高端需求产业，如何嵌入广大商品市场，如何推陈出新等等，这些是羌绣品牌文创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都需要符合民族文化产品制造要求的优秀设计人员参与其中。羌绣品牌的设计人才，需要服装设计、包装设计、平面设计等基本素养，同时也应具有对时尚文化、潮流趋向等要素的敏锐嗅觉，更不可缺少对于羌文化的认知以及羌绣针法、构图、纹理等元素的全面掌握。其中，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探索出了“匠师结合与校企结合”的“产学研”一体化、流程化人才培养路径。这一方面，既需要政策进行引导，让参与设计者“有利可图”，推动人才进得来、留得住；也需要构建多维的设计人才培养输送模式，无论是“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还是“师徒相授”的教学模式，或是“兴办专项培训”进行职业技能补充的方式，都必须聚焦“可持续供应”这个要点着力进行顶层设计。

打牢手工人才“基本田”。手工作业是羌绣的灵魂与根，也是最直接、最原始、最本真的体现方式，任何时候都不应轻易放手。前文中已经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手工人才增量缺乏、存量流失等问题，单纯从单向的补贴补助，很难打开手工人才培养的瓶颈。因此，首先需要加大对非遗传承人认定、鉴别工作，目前就茂县而言，各级文化部门认定的传承人仅为8人，师父少则徒弟少，这一方面有必要加大认定鉴别的比例和人数，同时在年龄梯次结构中应考虑吸纳中青年人群进行补充调节。其次，需要调整提高对非遗传承人的职业补贴，州、县级补贴分别为每年3000、2000元，只能体现荣誉性托底补助，建议下步可考虑与“出师”人数挂钩进行补贴，提升传承人传帮带的积极性主动性。再次，需要着力推动整个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带动手工人才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目前，以四川茂县为例，从事羌绣的“绣娘”等手工业者，其平均月收入为1500左右，这一水平略高于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远远低于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没有羌绣产业的整体效益提升，手工人才的流失趋势也难以得到逆转。

(三)深化整体产业链条建设

羌绣文创的活力和动力来源于其品牌价值的不断溢价，以及可持续、能循环上升发展的整体产业链打造，其自身的长期发展不可能永远依靠政府等外力的长期投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羌绣品牌的文创也必须坚持用市场的方式走出自己的路。

注重当代大众审美观感和视角。商品的成功出售，在于其使用价值的充分体现。当下许多名胜古迹都在文创上不断推陈出新，也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典型案例，小到卡通手机壳、迷你钥匙扣、多彩围脖带，大到玩偶、书画、模具，各式各类一应俱全。而这些承载文创产品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约而同指向最广大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精神品位，同时兼具一定的实用性、随身性以及可玩性。同样，羌绣文创产品的创新发展，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单一表现形式，应尽可能跟随市场消费者潮流而动，实现文创产品“周边化”，以达到受众普及化。

构建精神文化生活多元化需求。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广告宣传效应作为现代商品的内在需求，也是羌绣文创所必须选择的重要建设路径。从消费主义视角来看，商品的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羌绣文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需求端“供给侧”的构建。当下，故宫、兵马俑等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均强势联合微信等平台，制造寓教于乐形式化的小程序，其中有VR参观体验、小游戏开发、“寻找历史中的自己”等应用，不但吸引了不少人进行沉浸式体验，更间接让参与者的朋友圈成了广告平台。而在这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或多或少地激发了潜在受众群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冲动，这也是羌绣品牌文创所需要着力投入的重要方向。

深度开发市场经济全要素领域。古典文化、民族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交融，能够迸发神奇的化学反应。目前，羌绣的色彩与图形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应用到了商品包装之中，其突出的厚重感和地域文化感，能够彰显不一样的时尚性，因此在市场中收到较多的青睐。此外，羌绣在现代家居软装中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年轻的羌族群众，在对自身新购住房、安置住房进行软装时，对羌绣元素的现代化改造应用比比皆是，既让自身家居的民族文化性得到体现和保留，同时又不缺乏对于现代时尚性的追求。因此，只要羌绣文创设计对于构图、元素、色彩以及纹理图案等元素，进行恰如其当的运用，融入市场，就能够为产业发展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兴，文化强民族强”。羌绣作为中国羌族文化中的瑰宝，凝聚着传承宝贵精神财富的基因，是文化自信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源泉。同时，羌族聚居地带，多数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基础条件较差的地域，当地人民群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道路上，其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关注这一群体的发展问题。

笔者在参与多项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曾多次深入羌族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对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急切的紧迫感、危机感，同时也参与地研究了羌绣品牌的传承价值与意义、创新发展的路径探寻，期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其中，为羌文化的保护和繁荣汇集智慧支持，为羌绣品牌的普及化、市场化以及高端化出谋划策，同时也期望羌绣从业者能够早日实现“生活越绣越富裕，日子越绣越甜蜜”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