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静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电影或电影业……是人类交流、企业实践、社会关系、技术潜能与技术体系的一套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系统。”[1]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放映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环节，对于影片文化意义的实现和电影商业目标的达成，占据着重要地位。

可惜的是，相比起对内容生产和内容本身的大量研究而言——艺术学学科下的电影研究对此贡献尤巨——对电影放映的研究则显稀少。放映被认为是技术性环节，对放映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其经济属性与产业价值，对放映员群体的历史变迁、角色转换的系统考察不多。近年来，学者开始逐渐重视放映员群体在具体历史语境下政治和社会角色的呈现和变迁，比较有代表性的，张新科将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分解为“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几种社会角色[2]；刘广宇对四川江津新中国成立后的放映制度和放映员角色进行的分析[3]，徐霞翔对五十年代江苏省农村电影放映员的角色分析[4]，郭建斌对“大三角”地区农村放映员由“体制人”到“社会人”的角色变迁之分析[5]。

20世纪末，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农村电影网。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提出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试图以国家投入的形式恢复农村电影放映；之后，随着国家采纳数字电影技术平台革新，在农村恢复和发展电影放映的思路出现了新的政策话语和实践形式。在放映制度设计上，新的农村电影放映制度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思路，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国家投入放映设备，购买版权，并享有完全产权；将放映任务向市场招标，并支付补贴。

随着新时期公益电影制度的建立，新一代流动电影放映员群体开始出现。一方面，虽然人事关系和政治身份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放映员迥异，新时期流动电影放映员作为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职业资格、工作规范、职业角色需要予以相应规制。作为一个复兴的职业门类，也需要建立起一套与职业实践契合的，包括职业角色、职业道德、职业典范在内的职业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大多出身农村的新一代放映员，其成长历程恰逢“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个体化转型”[6]，又更多出于逐利动机入行，未必能全然领受传统的放映员职业话语。

笔者先后在2010年和2011年夏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丹巴、甘孜、乡城、稻城五县进行实地调研，搜集资料、访谈电影管理、放映人员近四十人，先后两次跟随放映队巡回放映。

本文在实地调研资料基础上，呈现新时期放映员对于职业角色的认知和职业期待，分析现阶段放映员职业建构和职业角色领受之间的关联。

一、康区新一代流动电影放映员的构成

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流动电影放映员相比，新一代流动电影放映员的来源复杂，职业意识也各有不同，从我们在康区的调研看，现时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来源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原来电影公司的放映员，在恢复电影放映后重拾旧业。他们有的在公办队后期有下乡巡回放映的经历，有的招工后就只是在县城影院放过电影，没有流动放映的经验。比如，在甘孜州重新回到放映员队伍属少数，到恢复电影时，大部分老放映员都退休或是另谋出路了。极端的比如稻城县电影管理站，当时在编12人，现9人退休，1人调到政府开车，放映员岗位只有2人。

第二类放映员，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录聘用的电影放映人员。有一些80年代的个体放映员，或者在当时有过放电影经历的人，凭借其经验和基础，在招录农村放映员的时候会占一定优势，因而被聘上岗。

由个体放映员转入的也不多，通过招聘上岗的专任放映员，其实大多以前没有放映电影的经历，只是因为他们有自有车辆，也愿意通过放电影来获取收入。加之放电影都是在晚上，可以被视为一个较为理想的副业来经营。正如放映员L所言，“放电影要比种地好一点儿，算是打工、找副业。也比较省力，有些活路要下更大的力气。”比如放映员J原是丹巴县城出租车司机，他把放电影视为一个挣钱的机会和副业，“白天可以继续开出租，把电影机放在车上，到晚上再去放电影就行。”(1)J：丹巴县太平桥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

聘用制的放映员通常是体制外的社会人员，很难通过放电影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撑。比如按照丹巴县的补贴标准，一年一个放映员的放映补助大概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去掉汽油钱和(可能的)雇工费，劳务收入大概是一万元。因此电影只能成为他们副业，他们同时还是货车司机、小超市老板、小商贩或者短工，或兼而有之。

第三类放映员，被称为放映员甚是勉强，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广电部门或乡上的临时工，放电影通常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甚至不知道有放映补贴。这种类型的“放映员”组成了数字电影发展较为滞后的甘孜县的主要放映队伍。比如甘孜县广电局临时工、电影放映员S：“广电局局长让我老婆在这儿守门。他们这儿车子没得人开，开不来车子的人多，就喊我临时地来开车。我的活儿多，第一就是开车子，第二就是下乡放映电影，再线路上出问题我还要去。晚上要放新闻，转播《甘孜新闻》。新闻放完了要放录像。大概晚上1、2点钟才能放完。……我是临时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必须做，他们也喜欢喊我。哪怕我自己有事我也放着，要去先做工作。”(2)电影放映员S访谈。S，甘孜县广电局临时工，电影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9日。

正如S所说，“机器方面我就是喜欢”，他很快熟悉了放映机的操作和电影下载的工作，甚至还承担了区上放映员的培训工作。比如同为东谷区的临时工的X就是向S学习的操作数字电影放映机。“我是区上的驾驶员。区上有主任，副主任，装武部部长，还有几个干事。我是区上招的驾驶员，现在只是临时工，但是过段时间要考试，就要转正了，我已经在区工委干了4年了。广电局下来的时候，我会汉语汉字，叫我负责放电影，安排四通达村的村长来辅助我。7月28号拿到的机子，下午S教会我怎么操作，晚上好多部队、干部、村民，提前庆祝建军节。晚上就放了《红河谷》《巧奔妙逃》，音响特别好，他们都说想看。”(3)电影放映员X访谈。X，甘孜县东谷区区工委临时工，电影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20日。

第四类放映员是公务员充任的放映员。作为乡上负责电影放映的正式工作人员，放电影只是他们作为宣传文化广电员的众多工作的一种。“宣传文化广电员一部分由原来乡工作人员担任，后来甘孜州举行了统一招考，又补充了一批。文化广电员每个乡至少配备一人，管理上接受乡委乡政府，宣传部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管理。”(4)G访谈。G，S县文化旅游和广播影视体育局局长。访谈时间，2011年7月29日。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放映员，是德格县的独创，被赠雅号“副县级放映员”。德格县电影管理站把放映任务直接交给5个区工委，由各个区工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农村电影放映员。这些区工委主任均是副县级干部，有政府配车，通常是区工委主任带着他的助手，在下乡做他们本职工作的同时，顺便放映电影。德格县电影管理站站长开玩笑说：“自己只是一个科级干部，但是所管的放映员均是副县级干部。”[7]

二、新一代流动电影放映员的职业角色与职业认同

新一代放映员来源之杂芜，出身之迥异，使得我们几乎很难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予以分析。在这里，我们权且以“体制内/外”来对其放映员职业角色进行描摹。

体制内的放映员，包括了电影管理站的在编放映员和区、乡公务员充任的放映员。他们基本上认为电影放映就是宣传，是党的“惠民”政策的体现。尤其是那些“兼职”放电影的基层干部和领导，他们大多承担着其他，尤其是宣传工作，因此更多视“放电影”为工具而非目的。如作为兼职电影放映员的德格县区工委书记们，他们的首要身份是基层负责人，因此“每次放电影之前，都要讲一些其他工作方面的事情，有时还要把为什么要放这样一场电影的来龙去脉讲给老百姓听，讲完之后才开始正式放电影。”(5)对D县兼任放映员的区工委(副)书记的访谈资料。郭建斌提供。

X县Z乡乡长K在乡宣传员借调到县宣传部以后承担了放电影的工作，他在挖虫草和捡松茸的季节会和工作人员一起上山去放电影，因为“能够减少聚众赌博和打架斗殴的情况。”(6)X县Z乡乡长K访谈。访谈时间：2011年8月4日。

体制外的放映员，包括了社招的放映员和政府临时工充任的放映员。他们身上明显体现出一种对模糊身份的焦虑。一方面，虽然他们理论上没有什么明确的“公家人”身份，但持有并使用国家委托的数字电影放映机，通知村长配合观影等等这些操作性环节，都让他们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与国家权威存在联系。因此，他们对流动电影放映的看法自然与国家要求的一致。

社招放映员Z说他去放片子的时候，年轻人会要求他放生活片，他回答说“我没有，这是国家的宣传东西，你们要看的那些到县上去看就对了。我只有这种解释，年轻人不喜欢打仗的，喜欢看恋爱的那些，我的主要目标就是中老年人。”此外，科教片的放映也承续了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传统，对放映员Z来说，也是认同自己“宣传员”身份的一个原因。“科教片，有《农村食品安全》《近亲结婚的危害》，我必须放给他们，必须给他们解释。我们村子就有(近亲结婚)，表哥表妹这种。但是少得很，很少。但是还是有必要要放。里面有些娃娃奇形怪状的那些，看了他就不敢了噻。还有《农村食品安全》，说马铃薯，洋芋嘛，生了芽的不能吃，高原上生了芽还吃的有。最近两年市场丰富了，内地菜拉进来的多了，以前洋芋吃得多嘛。”(7)乡城社招放映员Z访谈。访谈日期：2011年7月29日。

正是这种事实上的“代表”国家，却又没有明确的身份来代表国家的尴尬，构成了社招放映员的身份焦虑，他们大多寄望都在人事制度的阶梯上勉力地寻求一个更稳定的位置。

社招放映员和县、区、乡机关中由临时工充任的放映员冀望通过放电影摆脱临时工的身份，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放电影对这些放映员而言，首先是一项他们承担的政府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与他们以往承担的其他政府工作，如开车或者拉电线相比，显得更为“重要”，由此他们相信，自己比以往更接近改变身份的目标。“广电局的人手不够，我就当临时工，一个月有900块钱。……说老实话，这么一个大的小伙子，一个月900块，我们这儿是很少有这样子的。……我的活儿多，线路上出问题我还要去，电影方面我还要去，是这样子给我安排的，只有900块钱。但是我觉得只有900块我还是安逸，当时娃娃还怀得起，我也没想啥子，放电影，说老实话，到乡下去放得又远，开车子回来有些路又撇(差)，有呢水泥路有，有呢水泥路没得，危险害怕。……现在有个娃娃了，想出去挣些大钱。早点想自己找点出路。……这儿做嘛，要买个养老保险，工资涨点点，再苦再累也愿意干。不要说是正式工嘛，合同工也可以，临时工嘛随时让你出去就得出去。”(8)S：甘孜县广电局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9日。

社会招聘的电影放映员则希望能够从短期合同转而签订长期合同；对他们而言，职业认同的主要障碍是职业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无法将放电影作为事业来经营。“只要解决了我们的待遇问题，怎么要求我们都行。只要专业放电影，我就不干那些副业了，踏踏实实地放电影，沉下心来放电影，我就成了电影人了。我现在就好像是给人家当保姆一样的，就是抱着那个机器去放一下，哪天不放了就把机器交回去。只是暂时托管一下，孩子养大了也不知道是谁的。如果给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长期干，那我也能有个长期的规划，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有新的认识，也有新的态度。……现在连个中长期劳务合同都没有，放得再好，哪天说不要了就不要了。责任书是一年一签，一年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是我老了之后怎么办。”(9)L：丹巴县水子东谷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

放映员职业身份的背后甚至还包含了更为复杂的意义，农村电影放映员冀望通过放映员的职业身份同时完成从农民到城里人的文化身份的转变。“我觉得退休后可以拿到我们现在放电影的补助，也就是一年一万多块钱，我就可以干了。那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果我是签了合同的人了，那我的生活和城里人的生活应该差不多吧，在城里的中下等的水平嘛。”(10)L：丹巴县水子东谷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

起初我们以为乡上兼任电影放映的正式工作人员应该没有类似身份方面的压力，但事实上，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对于改变身份的渴望，丝毫不逊于前两者。在我们调研的几个乡，电影放映员的流动性都很大。几个现任放映员有着巧合的经历，都是由部队转业的城镇兵，被安排到乡上任广电宣传员。他们都有着行政工人的身份，在这个人事阶梯上，考公务员似乎是他们必然的目标。

第三代放映员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公家人”身份带来的经济保障和身份优越性，因此，在他们各自的身份起点上，冀图与一种更贴近的方式吸附到国家之上。而从国家的角度看，购买公共产品的思路已经明确地表示出政府不再愿意延续以往的方式，为电影放映人员付出额外的福利报酬。一方试图依附，一方奋力割离，这种关系构成了新一代放映员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流形态。

三、新一代电影放映员的职业之路

讨论职业的专业化程度的意义在于，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8]。

本文使用职业(occupation)一词，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电影放映员无论从其职业特征，还是职业发展进程而言，还远没有达到，哪怕是迈向专业的道路。自然，从事放映员职业需要专业技能、也存在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尽管这种规范和标准在历史发展中或张或弛。严格说来，新一代电影放映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职业意识。

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与建国初期第一代放映员的职业意识做一对比分析。根据我们访谈的多位20世纪50、60年代从业的放映员，我们认为，建国初期放映员的职业角色内化更多来自三种因素的辅助，一是党的宣传者的荣耀身份带来的社会认可，二是放映活动本身的价值体现，即新奇的电影形式受到群众欢迎的满足感，三是与恶劣自然条件搏斗的情怀和与淳朴老乡结下的情谊的情感感受。

与第一代放映员不同，新一代放映员先天就缺乏将职业角色内化的有力因素。

首先，新一代放映员的体制外人员身份，使其虽然向往，但实际却与国家之立场没有太大的共享基础。因此，也就不具备荣耀的官方身份的光环。

第二，电影对观众而言已经失去了源自活动影像之新奇的吸引力，而流动电影的放映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引发对作为奇观的电影的消费快感，因此放映工作本身能带来的价值感比较有限。有些放映员描述了观者寥寥的尴尬：“人少的时候坐在那里太不舒服了，孤单。看看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好像自己给自己放一样。……有时放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就问自己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放电影，放着很无聊，好像自己给自己放，那还不如在家里面放，不必要跑那么远去放。”(11)J：丹巴县太平桥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看的人少)，没有成绩，好像就是在挣钱，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们心里的感觉，没有成就感。机器坏了，完不成任务就没有钱了。……观众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传播者，但是观众走完了，传播给谁呀？观众多的时候定位就清楚，观众少的时候定位就模糊了。……冬天的时候看到最后就是两三个，三四个，只剩下几个朋友了，陪着我们，帮忙的。他就问你什么时候结束，不说什么时候完，就说“结束”，就是想帮忙收了。”(12)L：丹巴县水子东谷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

第三，通过交往获得情感满足的可能性也衰减了。放电影需要通知和动员村民观看和选定场地(现一般在村级活动室)，放完电影需要村领导签字认定；再则，悬挂屏幕、抬机器等准备工作都需要至少两个人以上才能完成，这些都需要当地的村委会予以配合。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下，丧失了体制内身份的电影放映员反而需要集合更多的社会关系和资源来完成工作。“很多时候，村领导说你们可以不来了，你们来了我们也麻烦，我们要负责组织老百姓，还要负责给你们安排场地，协调场地、组织人员，你们可以少来几次了。”(13)L：丹巴县水子东谷放映员，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

电影放映的实践本身难以产生独立自主的价值，新一代放映员很难通过其他渠道来纾解身份渴求、经济激励不足所带来的焦虑，也因此加剧了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张力。

在我们的访谈中，从州到县的电影管理部门经常将新一代放映员与老一代放映员相比，对其“素质”多有微词。“(第一代放映员)把这一辈子的黄金时代，最精华的时候都奉献给电影事业，对电影不是养家糊口，而是对电影有一份真正的热爱，和现在的放映员不一样。有些放映员，肯定存在这个问题，虚报，他图的就是场次补助。但是以前就不是这样，一场1角钱，他图什么，完全就是靠就是一份信仰，这种思想素质，对工作的真正热爱。”(14)Z：甘孜州广电局干部，访谈时间2010年8月9日。

但是，“信仰”也好，“热爱”也罢，无论是作为话语体系，还是作为群体认知与情感共识，都需要整体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语境的支持。

结 语

新时期的数字电影放映制度遵循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公共管理思路。这种思路体现出国家对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基本定位：一是电影放映属于国家职能下需要提供之公共产品；二是存在第三方力量有能力和意愿提供这种产品；三是国家认为相比第三方执行，由政府部门来直接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缺乏效率；四是国家认为包括外包、监督在内的交易成本低于双方执行效率之差异。这种治理思路的转变，意味着，在电影市场化和基层治理方式变迁的背景下，电影放映员应该更多被视为文化技术人员。

而新一代放映员，似乎更多地遵循着制度惯性，将其职业角色和职业期待更多领受为“宣传者”。与此同时，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激励和相应的职业保障，缺乏稳定的职业定位和清晰的职业规划，职业意识模糊，职业认同不高，职业焦虑较为明显。

理论上，作为一种市场化改革的工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优势在于使公共组织形成规模经济，规避高额劳动力成本，以激励手段实现有效竞争[9]。仅从甘孜州的调研情况来看，这种社会购买制度构想的实施存在难度，有些地区将电影放映重新纳入基层政府职能机关的常态工作内容，反映出电影放映市场化发育和电影放映员的职业形成还需要与基层治理改革配套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