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红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党的十九大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做出了重大调整，习近平指出，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1](P26)。应当如何看待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新发展？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党的建设形成了自身的历史逻辑，由于政党属性、政党方位和政党组织规模等因素的合力推动，党的建设从单维度发展到双维度。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政党方位以及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党的建设在方法的单维度上发展，最终确立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的成熟。新中国建立后，政党方位从革命转向长期执政后，政党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方位下的政党属性的认识日益深化，促使党的建设在方法和方向双维度上发展，方法上日趋完善，明确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方向上明确政治方向，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最终实现方法与方向的双维统一。

一、理论基础：影响党的建设的因素

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所进行的自我完善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功能，相互作用，形成党的建设系统并不断发展演变。这一系统的演变是诸多因素的不同组合、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外部表现，政党属性、政党方位和政党组织规模以其不同的特征和组合对党的建设系统产生了多重影响。

首先，政党属性对党的建设具有方向性影响。由于世界政党现象的复杂性，政党属性的划分有多种标准和复杂的类型。以政治理想、理论指导、价值取向为标准，政党的政治属性可分为革命党和执政党。革命党持有发展的历史观与宏大的政治理想，对现实政权采取批判的态度，主张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具有阶级的先进性与鲜明的革命性，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政治理想。与革命党不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的政党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以获得执政地位为最高政治理想，主张对现实政权的维护。政党对自身政治属性的定位不同将决定政党的不同发展方向，革命党以革命性为其发展方向，而西方执政党致力于获得选举胜利。政党发展方向的不同又进一步对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内容、方法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属性的归属对党的建设具有决定意义。

其次，政党方位对党的建设的目标与方法具有重要影响。政党方位是一个客观与主观相互影响的要素。从客观来看，政党方位就是一个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地位，也就是外部环境的综合。在西方政党理论中，影响政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多种因素，爱泼斯坦认为包括“选举权的扩大、社会结构、宪法规定的行政部门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联邦制程度以及选举办法等”[2](P28)。帕尼比昂科则认为：“有两个始终‘相关的环境’是选举领域和议会领域。这两个领域的面相产生了对政党组织最重要的一些影响。”[3](P237)从主观来看，政党方位是政党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认识，反映出政党的自主意识程度。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变迁就是从革命向长期执政的转变。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方位分为革命与长期执政两大类型。此外，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方位的认识能否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主意识。不同的政党方位以及政党自主意识对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法产生一系列深刻影响。

最后，政党组织规模对党的建设的内容与方法也具有重大影响。组织规模是指政党的大小，包括党员数量、内部组织的数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是政党存在、活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组织规模的变化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组织保障。“政党组织规模的大小与其战斗力的强弱有着内在关系。党员数量是政党力量的显示符号，没有数量的保证，政党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4]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小型组织规模发展到革命胜利时全国性的大党，再到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具备巩固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健全的组织结构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本组织要素，当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大党治理的问题。在党的建设中，政党组织规模对党的建设的任务、内容、重点都产生重要影响。

政党属性、政党方位和政党组织规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不同组合，促使党的建设的方向、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发生动态的转化与变迁，展现出自身的历史逻辑与规律，党的建设也就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二、革命的政党方位：党的建设方法的单维发展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处于革命的政党方位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方法问题。因此，政党属性、政党方位以及政党组织规模的演变组合推动党的建设在方法的单维度上不断发展变化。

(一)小型革命党的建设方法：以组织建设为中心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少，党的一大时，全国只有党员50 多人，而且党员发展缓慢，组织机构不健全，在中国社会和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很有限，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小团体”[5](P913)特征，这样的小型组织规模难以适应革命的政党方位。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1922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6](P91)的建设目标，力图扩大自己的组织规模和组织影响力，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

在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的进程中，“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6](P379)，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建设。由于组织问题主要是党员人数过少，党的建设的主要方法就是扩大党员队伍，发展党的组织。陈独秀特别强调：“党员数员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我们必须懂得‘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这一原理。”[7](P635)1927 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将“党的建设”单列一章，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全体党员大会、各级代表大会、各级党部机关、党的组织系统等方面的规定。这充分说明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党员队伍和完善组织机构等组织方面的工作，可见当时小型组织规模对党的建设的内容与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以组织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得到了巨大发展，到党的五大时，党员发展到57967 人[8](P237)。但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不仅在于党员人数的扩大，更在于理论的成熟和组织的巩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9](P610)，对革命的政党方位还没有深刻认识，革命党的自主意识尚未充分激发。这就造成党的建设主要限于党组织的发展，而没有重视党组织的巩固，导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失误，这成为后来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组织规模扩大初期革命党建设的方法：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错位

中国共产党经历大革命的锤炼，党员队伍逐渐发展壮大，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群众的党了”[10](P48)，组织规模的扩大为适应革命的政党方位奠定了初步的组织基础。但是，这只是政党自主意识的组织前提，党的建设还需要形成与政党方位相适应的内容与方法。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政党方位有了新的认识，但还尚处于早期的混沌状态，其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内容与方法的新探索与困境。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挫折之后，开始既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也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建立布尔塞维克的中心思想”[10](P532)。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两大重点，这就扩展了党的建设的内容，初步回应了革命的政党方位以及组织规模扩大后对革命党的建设要求。然而，思想建设虽然得到重视，具体方法却发生错位。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要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必须在党内及指导机关中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成分，同时充实无产阶级成分，这就将党员成分问题看作是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的唯一因素，建立坚强的组织和巩固党的思想就都归结于“党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原来只重视组织的扩大，发展到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这是对党的建设内容的重大发展。但存在的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并没有跟上内容发展的步伐，而是仍然用原来改变组织成分的办法来进行思想建设，形成“唯成分论”的狭隘方法。这就造成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的严重错位，从内容上看是重视思想建设，但实际上仍然是组织建设的一套方法。这种内容与方法的错位，一方面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与革命的政党方位、扩大的组织规模和革命党属性三者结合相适应的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组织规模扩大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型组织规模状态，未能有效回应革命的政党方位以及大的群众性革命党在党的建设方法上的要求。党的建设演变对政党方位与政党组织规模变化的低回应性，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党的建设收效甚微。

(三)全国性的大型革命党建设方法的成熟：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进行自身建设，要直正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必须深刻认识自身所处的政党方位，形成革命党的自主意识，实现外部革命环境与党的建设的高效互动。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处环境的特殊性给党的建设造成的极大困难，认识到一味地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是不现实的，与组织成分相比，思想问题更具有根本性。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1](P77)因此，毛泽东十分注重党员思想教育问题，强调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这也就找到了思想建设的正确方法，让思想建设直正回归了思想领域，而不再是不切实际的只强调党员成分，思想建设终于实现了内容与方法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性的革命党有效回应革命的政党方位的新方法，因而成效显著，能够在革命环境中不断发展。

抗战时期，为适应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大力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规模。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 万多发展到50 余万[12](P643)，“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9](P612)。组织规模的扩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当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提出了巩固党的重要任务，即在组织规模扩大的基础上，“要建立一个大而精的党”[13](P214)。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9](P602)，这是与革命党的属性、革命的政党方位以及全国性的大党规模三者相适应的建设目标。为适应全国性大型革命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党的思想建设，形成系统的整风理论与方法。整风运动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自始至终强调党员的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4](P875)毛泽东将过去方法上的错位纠正过来，用思想建设来解决组织上的问题。经过整风运动，党的建设最终形成了科学布局，即“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15](P330)。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明确了思想建设的双重价值，思想建设不仅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且是党的建设的首要方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才是思想建设的完整内涵。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形成鲜明特色，即“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16](P161)。党的建设方法完成了从以组织建设为中心到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即方法问题得以有效解决，是政党组织规模、政党方位以及政党属性在党的建设上的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范围的大型革命党在革命的政党方位下政党自主意识的首次觉醒，实现了革命党的全面成熟。

三、长期执政的政党方位：党的建设方法与方向的双维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方位从革命转变为长期执政，革命时期形成的党建体系被带入执政环境中，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中，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党的组织规模发展迅速，旧的党建体系与政党方位以及组织规模的新状态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要求党的建设做出回应，形成新的平衡。

(一)党的建设方法维度的新发展：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与此同时，党的组织规模迅速发展。2018 年，党员总量突破9000万名，比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的448.8 万名增长约19 倍[17]。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必然带来政党治理上的难度。两方面的因素相结合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方位和政党组织规模作出科学判断，由此推进党的建设方法的新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强调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持续更新思想建设的内容与方法，推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和思想教育不断创新；另一方面，长期执政方位以及超大型组织规模对政党制度化形成持续推动力，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将制度建设作为重要的党建方法。1980 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8](P333)从此，制度建设的各项改革逐步深入。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P46)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巡视制度，加强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等，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为其他各方面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契合了长期执政的政党方位以及超大型组织规模对政党制度化的要求，思想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又起到了保障作用，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党的建设的方法适应政党属性、政党方位和政党组织规模组合的变化。江泽民明确指出，“ 制度建设必须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20](P95)。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21](P149)。可见，党的建设在方法维度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发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处理党的建设方法问题已十分娴熟，能够根据政党方位和政党组织规模的变化及时调整党的建设方法，使二者实现新的统一。总之，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是长期执政方位下党的建设在方法维度上的新发展。

(二)党的建设方向维度的凸显：从方法矛盾到方向矛盾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政党属性十分明确，革命的政治方向也从未动摇。因此，尽管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一直以来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都不是这一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党的建设变迁也从未涉及革命党属性的变动，而是在方法上的单维演进，总体来说，方法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成效。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改革开放后形成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方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效解决了方法问题这一主要矛盾。但是，方法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随着政党方位从革命向长期执政转变，社会上出现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革命党与执政党之争随之出现。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将政党属性与政党方位相混淆，企图用政党方位的变化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属性。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革命具有多种内涵。革命既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也指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16](P172)也有学者指出，“我们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来说也是革命”[2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是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命，实行改革开放也是革命。从政党属性上看，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习近平深刻指出，“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23]，“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24]。这就将政党方位和政党属性作出了明确区分，长期执政的政党方位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政党属性。

政党属性直接决定政党方向，政党属性的改变将会直接导致党的建设方向的改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革命党属性的否定必然导致淡化政治、忽视政治的倾向，“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25]，致使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26]。革命党与执政党之争反映出方向问题逐渐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27](P188)。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21](P52-53)，有力回应了各种错误认识。可见，方向问题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统领党的建设所有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三)党的建设方向维度的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由于方向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又开启了在方向上这一维度的发展，并经历了三个阶段，总体趋势是党的建设的政治性越来越重要。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 世纪90 年代，思想建设一直处于党的建设的首位。如前所述，革命时期形成的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被继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强调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1989 年，江泽民明确提出，“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20](P94)。1994 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28](P5)。而且，把“加强党的建设，要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29](P103)这一原则列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阶段，进入新世纪之后到党的十九大之前，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了首位。2001 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了党所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30](P282)。此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长期执政方位下面临的各种考验和危险。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①，不断强化思想建设的政治性，要求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进入新时代，方向问题更加突出，习近平继续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7](P174)，“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27](P172)。

第三阶段，由于方向问题日益成为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在前期不断重视党的建设的政治性的基础上，将此前使用的“思想政治建设”区分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并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从而实现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新发展。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在于方向问题，要求全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准政治方向，“目的是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25]。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正如习近平强调，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31](P322)。

党的政治建设首要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属性、政党方位与政党组织规模组合的重新判定基础上自我认识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自主意识在长期执政方位下又一觉醒，形成了革命党属性与政党方位转变后的新的嵌合体系。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32](P222)。至此，党的建设完成了思想建设首位到思想政治建设首位，再向政治建设首位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这一次不再是方法的演变，而是由于党的建设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方向问题成为根本性问题，形成党的建设在方向维度上的演进。

四、方向与方法的统一：党的建设的双重维度

纵观历史变迁，党的建设显现出单维发展到双维发展的变化趋势。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属性与革命的政党方位相契合，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是方法问题，其演进表现为方法的不断调适，从以组织建设为中心，中间经历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的错位，最终确立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党的建设在方法维度上的演进实现了革命的政党方位下全国性的大型革命党的政党成熟。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长期执政的政党方位转变后，党的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因此，党的建设演进一方面表现在方法维度上的完善，即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化进程，发展成为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从原来的方法问题逐渐转变为方向问题，这促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适应政党属性、政党方位与政党组织规模相互关系的新变化，在方向维度上不断强化党的建设的政治性，经历从思想建设首位到思想政治建设首位的发展，最终在党的十九大上将思想政治建设区分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确立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

党的建设在经历了以上变迁之后，实现了方法上的完善，更明确了方向上的要求，发展到党的十九大就完成了方向与方法的双维统一，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1](P226)。这两句话明确表达了党的建设的双重维度，前一句是方向维度，后一句是方法维度。在方向维度上，就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为党的建设规定正确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党的政治建设就成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在方法维度上，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1](P63)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化进程，将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方面建设之中，二者同向发力，都指向政治建设，形成方法的合力。以方向为根本，以方法为基础，方向与方法双维的有机结合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内涵。至此，党的建设进入到方向与方法相统一的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九大之后，党的建设在方法和方向的双重维度上更加积极互动，相互交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党的建设的各领域都纳入制度建设的轨道，提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坚持依规治党等要求。党的建设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指向，具有的鲜明方向性和政治性，在方法上则体现出思想建设制度化的鲜明特点。

总之，在政党属性、政党方位、政党组织规模的合力推动下，党的建设通过内容、方法、目标与方向等多方面的调适发展，不断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主客观的统一与平衡，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主意识的发展，并外显为党的建设在方法与方向上的不断发展与相互适应，最终形成双维统一。党的建设的双维统一反映了长期执政方位下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建设的科学性与全面性，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逻辑。

注释：

①江泽民、胡锦涛均有相关论述。例如，2000 年1 月20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江泽民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48 页)2000 年12 月26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江泽民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77页)2000 年11 月12 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四个如何认识”研究班第二期上海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思想政治建设。”(《胡锦涛文选》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4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