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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风险应对的重要论述研究

2020-02-22张建华刘秦民

社科纵横 2020年9期
关键词:总书记时代发展

张建华 曹 越 刘秦民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有大跨步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众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发展速度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发展弊病共同存在的复杂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应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风险时,始终抓住主要矛盾、突出中心,经受住了重大风险考验,形成了独特的反映新时代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一、形成了科学系统的风险认识论理论

“备预不虞,为国常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木桶理论”警告全党并且要求全党把底线思维作为全党开展工作的红线,并注意加强防范一切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做出科学研判,肯定了我国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并且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期,但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的错误。正是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远的战略视野,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指导我们不断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深化了对抵御各种重大突发事件规律的认识,形成了科学系统的风险认识论。

(一)应对社会风险的根本之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选对道路无比重要,它是党的生命线,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当时直实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诉求的道路,成功抵御了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五位一体”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P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历史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走出的一条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它植根于中国沃土,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它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做出深刻认识和判断,从而解决了新时代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性课题、发展性难题,为抵御新时代的社会风险提供了新的指向。针对如何走好这条路,如何走得更坚定,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底线思维观点,那就是决不能走与历史性发展相背离即改旗易帜的歪路,也不能走被实践证明了的毫无生气实质是倒退的老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是对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误解的少数人的一种警醒。因为始终不渝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让中华民族70 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大跃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奇迹。

(二)应对社会风险的发展动力:毫不动摇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当前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这种发展阶段要求打破原有的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体制机制,这种要求被具体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要求,全面的深化改革意味着在改革的深度与广度的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变革。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观点,这种改革不是小修小补,而是深度打破现有的格局,击碎现有的部分不合理制度,因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落实到实践中,那就是逐渐弃用的“增量改革”的思路,因为这种变化思路不符合直正的改革思路。改革势必要与既得利益集团所形成的旧有的格局与制度形成正面遭遇,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风险不仅包括对新的社会发展境界的开拓,也有来自旧有的格局与制度形成的包夹,因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风险较之先前的部分改造的改革形态,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趋势。改革风险客观上与发展的具体形式、具体样态、具体内容难以全面掌控的关系密切相关,这种由于发展内容、形式过于丰富而呈现出的未知性,意味着在改革实践中必然出现形式多样的风险。然而由于这种改革的路向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发的,而是朝向更美好的生活直实的发展,因此,在守住这一前提下,改革的风险来自具体的形式选择问题、具体的样态选择、具体的内容呈现,这种风险不是对改革的全面否定,而是在应对改革风险时,对具体改革形式、方法、内容的调适,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性。所以对于改革风险不应当无视、否定、拒绝,而是应当正视它,同时以防范和治理现代化的方式应对它。在正面应对社会风险时,面对新的社会风险因素尤其是非传统威胁安全因素涌现时,我们不能被动接受社会风险的考验,要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式、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基础,为防范和迎击社会风险做准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重大风险一旦发生了而又扛不住”“国家则会遭到重大安全威胁”[2]。尤其是在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第一个百年目标重要战略期叠加的当下,更具动态性、复杂性、非传统形式的风险也将会展现出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改革,更是内容、措施的改革与基本目标的调适,也就是说不仅要坚定人民幸福、惠及民生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及推进持续性经济结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防范风险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底线保障,也是前提条件,如忽视、漠视、回避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风险,那么有可能会放大社会风险的不良影响,甚至阻滞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民生幸福也会受到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的观点是辩证的,他曾经明确表示“发展和风险是同时存在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要在筹划发展路径、内容、方式时,就将风险防范机制嵌入其中,想到发展就要想到风险,推进发展和风险防范辩证统一于具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认为“面对突发事件和风险我们必须扛得住、过得去”[2],这种风险防范不是临时应对,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对风险源头的把控。

概言之,以发展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与风险防范是一组辩证关系,改革向纵深挺进意味着风险的防范要在发展中的背景、发展的源头中去把握。正如邓小平的观点,“胆小怕事的做法将会使改革失去机会”。如果片面地割裂推进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改革的机会,错失发展的机会。

(三)应对社会风险的发展依靠: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从任人欺凌到实现强起来的直接原因,在人类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任何政党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我们创造发展奇迹的密码,是我们最可靠的依赖。然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制度和规则不够健全导致党内个别分子的贪腐问题等。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防范党内腐败的风险。腐败风险虽然是非本质的问题,但是如不加以防控,便会脱离人民,而防范腐败的风险,关键还是在于建设党、发展党,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来打牢党的政治基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的历史节点,对党在新形势下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警示,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强调党必须从四个方面直正“硬”起来,即硬在本质,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先进。这就很好地诠释了全面从严治党之“严”,因为党内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很多,这些问题会影响党群关系,影响党的纯洁性和生命力,全党同志要警惕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防控这些典型的腐败风险,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伟大斗争与加强党的领导结合在了一起,指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是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复兴梦、创造伟大事业的直接路径。可以说,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对其抵御执政风险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开创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风险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风险观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攻坚克难、励精图治,破解了新时代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难题,准确预测和判断新时代可能会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他在多个场合提到风险可能会在我们诸多领域产生,如生态领域、执政领域、金融领域、社会领域等方面。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改革向纵深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一些传统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例如生态环境危机等,同时一些非传统的风险因素也逐渐凸显,如果忽视这头发展中的灰犀牛,那么这些非传统的风险因素甚至会影响发展事业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风险观,发展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展示了新时代如何识别风险和怎样防范风险,如何化解风险的“历史性”重大课题。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基本方法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实践论和唯物史观都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路线,不是固定的,而是依照当时当地作为具体革命路线选择的依据,“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248)。换言之,应恢复事实的现实性,一切都从客观事实开始,并在实践中去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率领全体中国人民突破思想上的枷锁,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姓“社”和姓“资”的争论中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这个过程显现了党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直面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具体性、现实性。新时代,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不会比以前少而只会更复杂、更艰巨、更严峻。新时代的中国已进入了从主要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到既要解决“发展起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要回应在发展起来以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望的需要。既要稳定还要提高存量,更要提升质量。站在新时代的新高度上,习近平总书记依然认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应对目前存在的一切问题。依据新时代发展的客观趋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两步走”的战略,以具体的战略回应了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思想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党员必须认直学习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物质决定意识,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我们所有的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正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在新时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理解、新应用和新阐述,并且从全新的角度判断新时代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问题,未雨绸缪。这里再次显现了防范风险与推进发展的辩证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防范风险这两者的矛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得到了缓解,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优良传统又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跨越。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防范社会风险的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世界具备二重性,即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重性,二者相互作用,存在张力。人们的物质世界变得极其富裕,但少数人的精神却变得极其贫困,整个社会出现精神懈怠之现象,这里所讲的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其精神实质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近些年来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交往频繁,具有独特性的各国文化、价值观念频繁相遇,呈现出交流、对话、融合等不同形式的交流。然而,在这种趋势中暗藏着资本主义国家借由文化交流向其他民族国家输出价值观,以影响该国民族,造成一种植入价值观的侵蚀现象。他们制定“攻心战”的策略,把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面对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范本,向中华民族推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随之而来的是盲目从外、全盘西化,奢侈腐化的消费观念逐渐影响了我国传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试图割裂传统道德认同,引发思想上的不和谐因素,长此以往,会危及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文化自信,甚至腐蚀中国人民的斗志。有鉴于此,党中央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以重振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的深刻认知,显现了精神治理的重要性,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去遵循它,使之扩大影响,以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促进新时代中国的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奠定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群众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关切的现实性表达。马克思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带领无产阶级发动社会革命,其关键在于他们的根本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矢志不渝坚持这一价值理念,他对人民群众的直切的关怀,融汇在共产党人奋斗目标的实践中,体现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上。中国共产党赢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关键,在于党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尊重与维护上,人民的积极性由此被激发,汇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洪流当中。但是,一些内源性腐化风险,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信任,也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如果一个执政党长期和人民群众相脱离,那么这个政党一定“会被人民所抛弃,因为它失去了其力量的来源,就必定会失败”[4](P368)。因此,新时代如何防范化解执政风险,关键还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放在心上,将服务人民落实到行动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5](P40)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使得中华民族更加接近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担当与责任,成功克服了前进道路上各种形式的风险,得以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沉着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重大突发事件和系列风险,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其中,以科学辨识、回应新时代风险问题,推进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极大地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

(一)总结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整个社会发展作出准确判断,着眼大局,面对国内外一些常规的风险事件进行了防控与指示,对一些非常规的风险因素,也通过思想建设、党的建设等方法作出了前瞻性的防控。他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辨识出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新的问题呼唤新的对应、新的解决,正如马克思当年对于问题与时代发展的关系的观点,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6](P289)。也就是说,时代之问借由哲学家的总结,显现了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要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矛盾,必须把握当前工作的要点,明确基本任务,辨识问题,认知问题,破解问题,抓住时代发展的关键矛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更为富裕的要求,这种需要不是局限在某一领域,而是广泛分布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中。就我国发展实际而言,具体呈现在两个突出的维度:一方面凸出问题在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于整体发展诉求的跃迁,发展的现实与发展的诉求之间的差距加大,因而,这种不平衡不是局限在部分行业、部分领域,而是一种社会平衡发展的普遍诉求。另一方面凸显的问题在于发展的不充分。如果说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同部类、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那么发展的不充分就是历史纵向维度上,对发展的深度和高度的诉求。针对这种诉求,国家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以实现中国智造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抓住了现实维度和历史维度阻碍发展的问题,并且将这种对发展问题的洞察落实到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当中,引领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飞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风险防控的人类共同担当

在西方文明及“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资本主导的逻辑”这三大根本性支柱的西方标准下,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持续性增长,反而陷入困境,这种困境展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领域。经济领域的问题表现为实体经济空心化,政治领域体现为政府调控乏力,社会领域表现为贫富的极端差距,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核心内容与直实意图的鸿沟愈发明显,显著的虚伪性呈现得更直接。在这个背景下,风险需要呼唤更具力量、更多主体来参与防范与化解,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勾画了一条国家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路径,展现了对于世界发展大势的科学认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为了把世界建设成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体,我们要不断完善各种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地区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从而消除战争和冲突。各国要直诚相处,坚持沟通,世界矛盾和风险就可以有效避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人类抵御风险的更大的自主性、自觉性更好地发挥出来的建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包容普惠、和平发展作为主轴,力图将人类共同抵御风险的智慧、勇气、力量汇聚起来,构成一个非常严密的体系,它为化解世界矛盾和风险,引导全球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找到了出路,贡献了智慧。这是一种与西方文明具有本质差异的新的全球发展之路,彰显了我国抵御风险世界的新路径与推动世界发展的新路向。

(三)及时提出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

目前,我国正处在两个重大历史交汇处,这二重交汇体现在,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变动频仍,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并且威胁的时空领域和内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破坏性更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正在经历着伟大的斗争和伟大考验,这当中“我们正面临着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5](P381)。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新境界迈进的过程中,各种伟大斗争将会不断展开,中国所面临的可控或不可控的风险因素也将会持续增多,国际上如近来的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日益尖锐,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和贸易摩擦的压力将越来越严峻。因而,越是在接近目标达成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越是将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始终作为全党全军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7]

概言之,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领,以对我国现实发展条件的把握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洞察,对当前我国安全形势发展作出新的判断并积极回应,创造性地提出国家安全的整体概念,指出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我国未来国家安全发展的道路,为我国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谋划布局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有利于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与世界格局持续变动的交往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为今后我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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