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红色文化在我国具有特定政治内涵和价值意义，是培养国人文化自信的奠基石和铸魂育人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20年来，学者们对红色文化进行了宽领域、多视角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大致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等同于“革命文化”。这种观点把“红色文化”局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突出强调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军队与国民党领导的政权、军队的性质的不同，强调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文化的“革命性”。[2]第二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等同于“爱国主义文化”。这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的理解拓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范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凡是体现爱国主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第三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等同于“先进文化”。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文化的先进性角度来认识红色文化，如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具有先进性。[3]对事物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是认识和研究该事物的逻辑起点和前提，如果我们对红色文化的认识不一致，就必然造成使用混乱。比如说，在我国红色文化的形成时间到底是从1921年起算、还是1919年，或更早的1840年等等。要想厘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文化的本质属性来重新梳理一下红色文化的本质和特征。

一、红色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成果

从本质而言，文化是人的活动及其成果。[4]也就是说，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文化。人们为了满足各种需要，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作用于他人或他物，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精神文化、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等等。但是由于每个民族、群体的思维以及身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其所运用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所形成的文化也各不相同。再者，文化具有群体性。“文化一定不是个体性的东西，只有当个体性的思想、行为、成果成为群体性的东西时，才能成为文化，文化必须是超个体的群体性的东西。”[5]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或群体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和行为方式。[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博厄斯说，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始终是具体民族（群体）的个性文化。无论这个民族或群体多大多小，都会拥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质文化，而这种文化是用“红色”来进行称谓的。

红色本是一种代表颜色的语言文字符号，但是被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便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意义就是人对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为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7]符号与意义之间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具有自由性和随意性，一种意义可以由多种符合来表示，而一种符号可以表达多种意义。红色本身是一种颜色符号，后来被引申为热情、激情，但是从《共产党宣言》诞生之日起，红色别被赋予了新的社会文化意义，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工人运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实践。1864年第一共产国际成立时，“红色”就成为其标志性符号。后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所创立的苏维埃政权被称为“红色政权”，所创建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苏联红军”，所举的旗帜被称为“红旗”，所创办的期刊被命名为《红旗日报》《红色战线》《红色战士》《红星报》等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支，理所当然地用“红色”来表达政党的身份、性质和价值，如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党成立之初就是红色的。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最初没有使用“红色”称谓，如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使用“国民革命军”称号，秋收起义时使用“工农革命军”称号。到1927年底广州起义时，开始使用“工农红军”称号。1928年4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把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定名为“红军”，随后，毛泽东、朱德把其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0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决议时，正式使用“红色政权”这一概念，用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8]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红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入民心，它代表着一种维护天下穷苦百姓利益正义和革命力量。自此，“红色”便正式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渊源，成为流动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里的血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内在基因，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因此，从本质而言，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群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践中所创造的由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精神、行为构成的特殊文化形态，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9]

红色文化的本质被厘清后，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红色文化形成的起算时间应该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算；红色文化没有下限时间，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权存在，红色文化就存在，并且不断被发展、完善和发扬。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革命文化是专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些精神特质、政治本色和优良作风等文化形态；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则显得复杂一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范畴更广泛一些，既包括红色文化，还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等等；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先哲们创造的，一直流传于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它就像基因一样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液里。经过时代的变迁，又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红色文化中，很容易能够观察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和影子。

二、红色文化是一种理论意识文化

“无论何种文化事物，均由意识与物质两种因素构成，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形不成文化事物。”[5]意识是文化的精神内核，物质是文化的外在形式。根据文化对他人或他物作用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意识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技术文化。意识文化强调的是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起主要作用的文化，即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在这类文化中，意识占主导地位，物质处于被支配地位，外在的物质是为意识服务的。根据意识文化形成和层次，分为社会心理文化和理论意识文化。

社会心理文化是较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作用直接而重大，自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调节着人们的行为。主要有两种方式形成，一是自发形成。社会成员在改造世界的意识活动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想法、意向、思潮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整理加工而成为深奥的理论，但确被多数人接受、认可，成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社会情趣、社会道德、社会价值、价值观念等等。二是由理论意识文化转化而来。理论意识文化是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由少数的理论家在社会心理文化基础上进行创造、加工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科学、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等。它在改造人们思想、指导人们行为、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更加深刻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意识文化很难被大多数人普遍理解、接受和认可，成为直接指导人们行为的力量。它必须通过一定方式的转化，转化为社会心理，才能成为指导人们行为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这说明，理论意识要想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巨大力量，必须通过某些转换方式，让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

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群体创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在改革开放时期主要表现为抗洪精神、非典精神等等，形成了一系列“红色文化精神图谱”。在这类文化中，红色精神是占主导地位的，红色实物是为红色精神服务的。例如长征文化，其核心就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长征途中形成的意识性成果。而在长征过程中留下的标语、文字、革命遗址、革命遗物等物质性载体，是为长征精神意识性成果服务的。通过对这些物质性载体，能够集中展现出红军突破湘江、四渡赤水、过草地、翻雪山等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精准和集中表现出长征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红色文化属于理论意识文化。它要想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直接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力量，就必须要通过某种形式的转换和传播，成为社会心理，掌握人们的心灵。

三、红色文化传播的主要路径

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最大特点就是后天的学习，而非先天的遗传。教育、媒体、旅游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三种主要方式。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社会成员通过学校教育，学习和掌握相关的理论、技能、道德、法律等各方面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发展。媒体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通过报刊、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获得大量的外界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从而调整自身行为来适应社会。旅游主要是通过参加旅游活动，获得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文化信息，丰富自身阅历和经验以适应社会发展。人们通过这三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理论意识文化被不断地“传播与被传播”，逐步形成大体一致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也自然而然地转为社会心理文化啦。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意识文化，要想在普通人民大众之间进行有效传播，必须合理运用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红色旅游这三种路径，把这种理论意识文化转换为人民群众容易理解的社会心理文化，有效掌握人们的心灵，进而作为一种普遍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

（一）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传播红色文化的主要途径。一般而言，从3岁一直到18岁成为一个社会公民，都是在学校进行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学校教育的主体是老师，通过老师对道德、法律、党史、国史等理论意识文化的解读，让受教育者都能够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知识，形成自己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和价值判断，进而转化为社会心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力量。这种转换途径的优势主要在于学习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劣势主要在于很难做到精细化教育，即针对每个学生的认知特点做到有的放矢的教育。

（二）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是传播红色文化的另一主要途径。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电视、网络、新媒体等新型大众传媒，成为人们接触和获取外界信息和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主要渠道，而且涉及的信息非常大，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大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所不包。比如，我们通过手机终端就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了解和学习所需要的各种文化。这些文化被用文字、图片、视频、3D动画等各种符号来表现，适合各类群体阅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拿大学者M·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这种文化传播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方便、快捷、高效以及信息量大，通过媒介技术，把大量文化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判断。而劣势在于相关文化讯息真伪难辨，今天，这种由媒体掌控的“拟态讯息环境”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脱离“真实客观环境”，成为一个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独立王国”。我们国家应充分利用和管理好媒体，采取新的技术手段，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红色故事改编成影视作品、3D游戏、歌曲等等，有效传播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把红色文化转换成大众心理，成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正在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个主要途径。文化传播效率的提升除了传播媒介技术影响外，人口流动和迁徙频繁度和规模化也可大大提升文化传播效率。随着飞机、高铁等快速交通工具技术的发展，人们参与红色旅游的规模和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2004年红色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红色旅游产业发展迅猛。据统计，“目前全国革命红色文化专题博物馆和纪念馆808家，与近现代重要革命直接相关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可移动文物49万件套。我国登记革命旧址、遗址333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7处；抗战文物3000多处，长征文物1600多处。”[11]红色旅游接待规模从2013年的7.85亿人增至2017年的13.24亿人。而红色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传播过程，东道主通过建构“红色文化传播情景空间”，让旅游者在相对真实客观的环境中与红色讲解员进行对话和交流，学习、了解和体验红色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因此，红色旅游文化传播的社会效应越来越明显。作为理论意识文化的红色文化，通过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旅游方式，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成为一种直接指导人民实践的社会心理文化。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论意识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应该坚守和践行的主流社会观念和价值体系。但是，作为理论意识的红色文化不会自然而然的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认同和践行，它需要一种转换或有效传播路径，使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进而作为一种普遍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要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2]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