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强，李 杰，刘金菊

（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社会动员力是动员主体基于某一特定目标、激发出社会成员行动参与的能力。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能力，与中国革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在世界各国执政党开展社会治理领域，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建设已经成为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经验，持续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一中国经验的凸显，吸引了诸多中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开展了持续研究，随着对这一话题研究的推进，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开始萦绕于学术交流过程、使话题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困惑与争论。中国共产党缘何会有社会动员力？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的生成是否合法、是否符合伦理常规、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情感需要？透过现象找到其本质的原因，进一步挖掘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机理，成为尤其需要探索的重要话题。在此基础上，探索党的社会动员力在新时代更获优化的现实路径，这对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三重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是建党以来多种因素交织的产物，其力量生成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有厚重的社会实践因素。从合法性、合伦理性与合情感性此三重逻辑展开思考，探索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生成基础，是挖掘党的社会动员力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视角。

1.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立足之源

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为何会发生、为何会产生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所带来的社会力量是否合法？回到这一元问题上去，从“合法性”这一出发点来探索其本原，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之举。只有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是一种合法的力量，其行动开展才获得了基本的立足点。

从古至今，判断一种政治统治是否正当，都得要从执政者掌管政权的合法性谈起。从柏拉图描述的充满正义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勾勒的秩序井然的“优良城邦”中都有论及。执政合法性根本指向就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简而言之，就是政治权力是否得民心。它是基于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与认可，它“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因此，合法性被看成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中的政治权威表示认可并愿意拥护政治权威来承担政治义务时，这一政治权威就赢得了合法性；反之，如果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公众的怀疑甚至否定，那么其社会动员和执政能力将会迅速减弱甚至倒退，政权就会出现危机[2]。

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与执政价值是其获取开展社会动员合法性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此在群众心目中树立的超凡魅力，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日起，就确定了其“人民性”的根本立场，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用浴血奋战和摸爬滚打的艰苦卓绝获取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转而由革命党上升为执政党。正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一样，党的社会动员力的合法性亦是历史与人民给予的。它源于社会公众，也属于社会公众。所以，社会公众对某个政党的认同、支持与服从，是其开展社会动员的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其政党道德信念的传输、通过革命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示范，执政合法资源的供给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得到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认同感油然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合法性体现在更多方面，除了共产党执政期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这一主要来源，同时还有中国共产党主导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执政为民的清廉形象，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都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合法性基础。

2.合伦理性：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道义之基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生成是否符合伦理常规？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生成的伦理考察的核心在于这一政治行为的生成过程是否基于“善”的道德基础。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放到伦理学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看待，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阶段的执政地位、增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合法性，以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均有积极的作用。仔细审视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其伦理性基础（亦即其“合道德性”基础）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动员力。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公正，政党的社会动员自然也框限在这一政治范围之内。在中国社会，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亦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理论基石。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出于维护广大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维护国家的主权意识，其建立一个新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主张，为其获取了群众的认同与支持，成为共产党在革命动员阶段社会动员力的根本来源。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党必须负起执政的责任，坚持公平正义，维持社会秩序。只有秉持公正正义理念的公共权力发挥才能够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个程度上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大众的各种正当权益。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3]。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正是由于有了正义这一基础，才使得其有了力量之基和力量之源。公平与正义是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普遍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达成人民的普遍愿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党的执政伦理的意蕴所在。社会动员力是一种基于执政党与人民的交换基础上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能拿出何种来换取民众的同意与支持，这是个核心问题。赵汀阳指出，“无论对于人际关系还是事际关系，正义可以反映为逻辑的等值关系或者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原则。[4]”由此可见，正义正是在这一等价交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能呈现给社会大众的交换筹码。当前，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体制的转轨与市场经济的转型，触发了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广泛地惠及人民，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诉求。党的社会动员议题确立均是依此内容而展开，它的生成过程自然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所带来的力量。

其次，基于执政党道德自觉的社会动员力。政党的道德自觉，是指政党超越一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精神与使命感，以及基于这种道德精神与使命感的政治实践[5]。“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一个拥有高度的道德自觉的政党，其社会动员力必定得到相应的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自觉，它表现为夺取政权过程中如何执守其道德理念、取得执政权之后如何坚守其政治理想，并将理想化为现实的自觉。一方面它要求政党有高度的道德自律，一切行为均在宪法法律的框架范围；另一方面它要求政党能够合理地处理权责关系，既行使权力又承担责任，同时还要有效地进行利益表达以及合理地利用道德权威。其一，坚守执政理想与社会动员力的生成密切关联。自建党伊始，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被确定为其执政伦理的基本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成为了我们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想，使其源源不断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种种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守执政理想、时刻不忘初心的政党，这种执著的理念追求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自觉，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其二，政党本身高度自律与社会动员力的生成密切关联。政党的自律性越强，其合法性越能得到认可，社会大众愿意相信和拥护这样的政党统治，从而其社会动员力也就日渐加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是以严格的纪律自律来换取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的，从革命战争时期艰苦的条件下“不拿群众一根线、一粒粮”，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守纪律红线、不与民争利，正是这种时刻不忘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用高度自律的执政形象换取了其社会动员力的日渐增强。其三，政党的道德自觉还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将执政权力与执政责任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是执政党道德自觉的体现，也是其社会动员力生成的基础。执政不仅意味着掌握公共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权责的统一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强调使命意识、强调担当意识，执政党道德形象日益凸显，执政道德权威俞益根深蒂固。

3.合情感性：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共意之识

随着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自尊意识的逐渐增强，政党面对市民社会的权力边界日益缩小，依靠硬权力来开展社会动员的方式已经完全不能被大众所接受，依靠情感来建立关系、维持联系，更能自然地唤起每个社会个体的主人翁责任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过程是一个刺激动员对象的“需要”的过程，这种需要涵括动员对象被认同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生存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生成，也应强调其情感性基础。不是动用暴力与强权、而是通过激发情感的共鸣就能使得社会大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这就是情感产生作用从而促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生成过程。

情感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政党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交往与接触，往往会在特定的情景下映射出大众的情绪表达或者情感共鸣。马克思也非常肯定情感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力量，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一旦对某一个固定的对象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之后，就会激发出对这一固定对象的激情与热情，从而产生推动人的行为的动力。依靠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情感的支撑来实现对社会群体的管理，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社会治理模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根本在于民众的心理选择，集中表现为一种情感倾向。民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基本诉求。而如何获得“民心”？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德治”，在“王权”的实施过程中更加注重“王道”，以此来获得民众的情感性支持。

中国共产党首先获得了群众的情感性支持，然后才赢取了革命的主动权、赢取了在中国的执政权。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的历程中，其社会动员力的获取主要是来自于群众的情感性支持；在当今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仍然不能忽略中国民众对执政党的情感性支持。道德情感与法律规范从来都是作为统治者管理百姓的两支重要要素相互区分又紧密联系，在现实生活中维系着社会人心这支天平的平衡。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社会动员必定构建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没有认可、不得民心而强行开展的社会动员是不可想象和让人难以忍受的。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情境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动员共同体”，在这个有着共同利益与价值追求的共同体之中，社会民众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平等地针对执政党所动员的具体内容展开辩论，最终中国共产党将整合后的民意上升为具体的社会动员的规范操作，而维系这一“动员共同体”的关键纽带在于获取民众的情感性支持。

二、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优化的三重路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社会动员力建设如何更获优化？这是时代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要着眼于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把握好党的建设的新要求，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强化党的社会动员力的生成基础，切实提升执政能力、始终牢记职责使命、赢取民众情感共鸣，是新时代党的社会动员力更获优化的重要路径。

1.自律修身，加强政党自身建设切实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动员力的生成主体，是社会动员的发动者。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党在社会发展中发动的社会动员才会更加有效。在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应做出相应的变革与完善，维护党的执政形象、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绩效，才能更好地引导新时代党的社会动员力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坚决治理权力腐败，维护党的执政形象。治理权力腐败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要条件，是捕获民心的重要基础。坚决治理权力腐败，要求党员干部加强自我主观世界的改造、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的行政权力面前，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7]；同时要引导党的领导干部认清权力的来源，这是治理权力腐败的关键一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社会动员，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运用公权力发动民众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展的社会动员过程，就是在不断合理规划执政权力使用范围、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努力探寻一条长治久安的治国理政之道的过程。引导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抵御腐败是在当前形势下维护好党的执政形象的重要一环。

其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党的执政绩效。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表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的直接指标。经济增长的指标直接决定着社会成员对执政群体的支持程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效果，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起点上攻坚克难的任务日益艰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深化改革的任务俞见繁重。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领导人民以改革开放为原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实现社会经济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再次，创新社会治理，改善党的执政方式。社会治理方式是执政党与社会和人民相互之间的一种交往、相处方式。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的主体性、激发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人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效能感，从而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克服了物质资源匮乏的障碍，在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的状况下获取了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与有效参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模式。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动员式治理已然不是主流，但是探讨新时代党的社会动员力这一话题，依然与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度，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不忘初心，加强执政道德自觉始终牢记职责使命

首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是维护社会成员平等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前提。公平正义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认定，也体现了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把握。习近平强调“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社会文明越发展进步，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就会越高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手扶正义之剑，肩扛公正天平，将公平正义的理念贯穿于执政的全过程，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应该逐步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制度公平，建设社会公平的保障体系，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美梦成真的机会”。

其次，坚定执政理想信念。新时代党的社会动员力建设过程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不遗忘、不偏离、不背弃革命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价值追求，通过党的理想信念建设来传达、引导人心向上的力量，从而达到整体的人心向上的状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就要牢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早已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要牢记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使命，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当前，这种价值追求集中反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这个话语的提出，一方面更加明确地展现了党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也突出地表达了党在新时代的战略性愿景，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感召力和鼓舞力。

3.务实为民，时刻不忘为民谋利赢取民众情感共鸣

首先，构建共意基础，引导社会成员政党认同。构建社会共意是执政党社会动员力建设的重要一环，共意的基础必须通过认同来实现。执政党的社会动员力是执政党赢取社会成员信任与支持的一种能力表现，社会动员力的获取，需要执政党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兑现承诺的能力得到民众的认同和信任，引导社会成员服从执政党的执政权威，信任执政党的发展理念，支持执政党的价值追求。积极加强党的政策诠释与宣传，使党的各项决策深入人心，充分地被人民群众理解、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仰坚定、敢于担当、善于学习、勇于纠错、求真务实的党，无愧成为中国人民的政治核心。当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于人民的选择、执政绩效与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维护党的权威就会成为其自觉的愿望。只有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的政党认同，人民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行为产生思想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其次，加强勤政亲民意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正是党的无私无畏、勤恳执著的精神，获取了百姓的支持；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依然要保持勤政为民、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才能攻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道难关，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兑现党给人民的承诺。在勤政过程中，同时要努力做到亲民、爱民，保持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指数，已被列为党的执政目标的重中之重。全面把握美好生活的真正内涵，充分了解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积极耕耘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生活的社会土壤，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尊严与权利，中国共产党才能确保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尊严。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伦理性、合情感性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也不会一劳永逸，它的建设需要不断根据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转型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持续发力，需要它在法理面前具有权威、在伦理面前具有道义、在情感面前能够引起共鸣。深入探索和把握党的社会动员力的生成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党的社会动员力建设和有效开展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