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艳

（攀枝花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引言

旅游开发使地缘偏僻边远、经济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村寨迅速融入通过对既有饱和时空改造拓展和对新时空探索塑造的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中。无论旅游发展与否，民族边缘社区的社会文化都会裹挟于这种现代化的网络系统中，在与“他者”文化碰撞与接触中，形成了一个既不全是该文化又不全是他文化的混杂的“第三空间”[1]。在这一空间格局中，注定会使原本边界清晰的地方越来越多地处于与“他者”身份、文化以及实践的不断协商与妥协中[2]。作为处于这一空间承担政治、经济、环境巨大嬗变主要载体的当地居民，他们既是旅游影响的切身感受者，也是变革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更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只有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真实感知，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才能减少旅游开发与居民间的冲突，从而使乡村旅游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既有研究发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既有支持也有反对[3]，而影响的主要因素集中于居民参与旅游决策、从旅游中的获益程度和对旅游主导控制等方面[4]。而地方衣恋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也多从外来游客或“他者”文化视角下，展开基于群体或个体空间感知或社会环境维度的研究，较少有学者从民族地区旅游地居民角度开展对文化原真性和地方价值感知的系统研究。鉴于目前研究的缺乏与不足，在中国“文化适应”和“文化创新发展”理论背景下，有必要关注和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文化变迁下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与行为，从而不断激发当地人对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对地方的归属感和眷恋感，以便更好发挥少数民族群体在旅游发展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成为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在文献回顾基础上，以文化真实性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为支撑，构建旅游地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地方依恋与旅游支持度关系的整合模型，深入探讨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其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机制，从而拓展并明晰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支持度研究的文化机理，以期为民族地区旅游管理实践提供抓手。

一、理论基础及模型构建

（一）文化真实性理论

真实性（Aauthenticity）最早是由美国戈夫曼（Goffman）首先提出来的。1961年，布尔斯延（Boorstin）在《镜像：美国伪事件导览》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关于旅游中“真实性”问题的思考，1973年麦坎内尔（MacCannell）提出“舞台真实”也就是东道主为使景观、事件、场所等客体显得更真实而进行的舞台化处理。由于当初麦坎内尔并未对真实性做出界定，这就成了后来学者对真实性概念争辩之源，并随后掀起了旅游学中关于真实性问题的研究热潮。因其本身的复杂性，40多年来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和研究从未停止过，但也从未能达成统一。

真实性又被称作原真性或本真性，出于学科偏好和主观判断差异，导致对真实性概念的定义出现见仁见智的不同表述。戈龙博（Golomb）曾言，“由于多语境与多层面的运用，真实性是个难以定义的概念”[6]。泰勒（Taylor）揶揄道：有多少人就真实性著书立论，就有多少种真实性定义[7]。真实性在《新韦伯学院词典》中对其解释有三重内涵，即“原初的、真实的，可信的”。但在遗产学中若将其译成“真实的”则明显会缺失“原初”性内涵，因此，在遗产学中一般将其称为“原真性”，而旅游学中，强调作为旅游主体的游客旅游体验时更多称为“本真性”，而强调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客体真实与否时更多称为“真实性”。旅游学对“真实性”或“本真性”的运用多缘于旅游文化商业化或商品化问题，旅游主体体验的真实动机与旅游客体“失真”“仿制品”“伪造品”“虚假化”等“欺骗”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展开。

以往文献主要从游客体验视角感知旅游真实性[8]，着重站在旅游者角度展开对旅游地体验“真”与“假”的分析之中。对居民眼中旅游真实性感知的研究微乎其微。Croes将影响居民真实性感知的因素划分为经济获益、发展优先权和居民价值观三个维度[9]。Zhu Y认为表演性真实是居民基于身份认同上的文化实践和地方实践，是真实性的表现形式[10]。Intosh认为居民真实性感知是其与外界世界互动中构建起来的基于物理环境、个人记忆的整合，是一种动态与进步的文化观[11]。卢天玲认为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影响居民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关键因素[12]。张文萍研究发现居民真实性感知与旅游获益程度正相关，同时居住年限对居民真实性感知也有显著性影响[13]。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城镇社区、都市历史街区、文化遗产地等居民的感知情况，而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居民的文化真实性感知的研究则更为匮乏。真实性并非仅存在于旁观者眼中，不仅仅是游客的真实性，旅游地居民不应该被隔离在感知主体之外，他们对真实性感知也有着自己的体验与表达，而且随着外界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文化真实性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维的线性概念，更是动态的[14]，因此探索民族旅游地区居民对真实性内部共性感知就成为完善旅游真实性研究的重要环节。

（二）地方依恋理论

地方依恋是人对地方的一种积极情感，是Williams在环境心理学中最早提出表征人对自然界或地理空间的一种情感关系，是人主观上对地方的一种感知，侧重以“人的心理”为落脚点进行人地关系的研究。随后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也分别介入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但人文地理学主要侧重从“地方属性”研究人地关系，社会学主要侧重地方象征意义对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影响。由于不同学科研究侧重点不同，致使地方依恋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地方依恋是近20多年来国外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研究的热点[15]。

现在学术上惯常使用的地方依恋的定义是由Hidalgo等人提出的，即地方依恋是指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以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这个地方，并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心理状态[16]。也就是说人因对特定地方的认同或归属而产生出基于地方环境氛围的一种情感表达，这种情感不是他人的，是自己的，当然经历共同熏陶也会升华为一种集体的理解和共识，即依恋的主体是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而这种特定地方既可以是社区或居所等惯常环境，也可以是游憩地、旅游地、朝圣地等非惯常环境，既可以是地方社会、也可以是地方资源要素或地方空间。当然人们对居所这类惯常环境更容易产生强烈的依恋感。因此，地方依恋既包括人们对地方的一种情感与认知，也包括希望与情感依恋的地方保持邻近距离的一种行为[17]，而且有研究表明，人与地方的这种依恋关系不但会远远超越地方资源的功能属性对人的吸引，而且会使人在该场所中的行为更负责任。莱恩（Lane）认为“如果人们对一个地方充满热爱的话，他们就会停止对快速增长和短期回报的追求行为”[18]。

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居民的地方依恋问题。Kaltenborn等通过对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城镇中当地人和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性质以及依恋强度比较研究后指出，无论政策制定还是管理中都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与特定地方之间的关系[19]。Lee等对瑞士阿尔卑斯山村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的地方依恋的差异，发现游客的地方依恋主要形成于对休闲活动的体验中，而本地人的地方依恋主要与生存和社会相关并形成于日常生活中[20]。Ortiz等探讨了邻里女性基于公共空间利用的地方依恋形成过程[21]。Smith研究了圣华金三角洲地区大规模变化对当地村民地方依恋的影响[22]。Ngo等研究发现城乡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差异使新型农民产生不同的地方依恋[23]。而国内对居民地方依恋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唐文跃等研究指出地方依恋会增强居民对现有居住环境的保护意识，但会对其迁居意愿产生一定的阻力[24]。保继刚等研究指出旅游适度商业化对本地居民的地方依恋有积极促进作用，过度商业化最终会导致地方依恋的中断[25]。事实表明，地方依恋理论是认识人与地方情感关系的有效工具。

二、研究假设

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是旅游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一种态度，居民支持程度越高越有利当地旅游发展[26]，所以居民对旅游的认知和态度对旅游业的发展和提升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特别是以民族文化作为主体资源的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原真性特征是当地的核心旅游吸引物，是其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旅游发展与地方民族风情的原生态和居民独特生活方式的原真性保持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居民对地方的依赖或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受居民对本土文化原真性感知的影响，同时又会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2：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对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人的态度和行为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27]。在地方依恋与态度和行为构成的后果效应的已有研究中表明，地方依恋的变化也会引起个体旅游支持行为和资源的保护态度及行为的变化[28]。Dogan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与地方依恋的强弱有密切关联[29]。张朝枝等研究指出地方依恋会增强居民对当地旅游企业的社会责任感[30]，从而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31]。唐晓云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发现古村落居民对文化影响感知越强烈，对社区发展的评价就越强，其支持或反对旅游开发的行为倾向就越明显[32]。史慧颖认为少数民族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汇、碰撞和融合过程中，不同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情感的状况与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是密切联系的[33]。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恋对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是模型相关变量的题项测量，主要包括：文化原真性感知量表、地方依恋量表、旅游支持度量表。文化原真性感知量表采用自行开发的本土化量表，共6个题项，量表开发过程以及适用性问题已另外成文投稿。地方依恋主要参考William和Vaske[34]、尹立杰等[35]的研究，使用6个题项进行测量。旅游支持度采用Oviedo-Garcia等[36]和Nunkoo等[37]研究中使用的4个题项进行测量，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量表进行测量。

（二）数据收集

本文以位于四川理县境内最著名的桃坪羌寨为例，进行以问卷调查为主，以深度访谈为辅的调研方式，于2019年2月间在该村寨现场完成。本次调研共发放378份问卷，回收371份，其中有效问卷330份，有效回收率为87.3%。在330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的性别构成中男性（58.4%），略高于女性（41.6%）。71.9%的调查者年龄在35-60岁之间。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对建构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首先对数据分布的正态性特征和量表内部的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量表题项数据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3，峰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8，符合正态分布规律[38]，适合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考估计。同时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大于0.7，说明问卷题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四、数据分析

（一）验证因子分析

利用SPSS21.0软件，对测量模型的信效度进行检验，以保证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各观测变量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477-0.904之间，t检验值在0.001水平上均显著。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793-0.841之间，均超过0.7的阈值。3个测量模型的组合信度（CR）最低为0.811，大于0.6的检验标准，而平均方差抽取值（AVE）也均大于0.5，从整体上看，本研究测量模型具有良好信度。采用AVE的平方根与潜变量相关系数检验测量模型是否具有区分效度。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潜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显示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采用极大似然法对结构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进行分析。SEM输出结果显示，介于 1-3 之间。CFI＝0.914，GFI＝0.926，NFI＝0.907，TLI＝0.918，IFI＝0.927，均大于一般适配值 0.9。RMR＝0.058，RMSEA＝0.041，均小于一般临界值0.08。PNFI＝0.812、PCFI＝0.746，均大于0.5，可见模型具有良好的简约度。从整体上看，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标准，表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可用来验证研究假设。

至此，本文提出的3个假设：即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正向显著影响地方依恋（β＝0.533，P＜0.001，t＝5.458）；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恋正向显著影响旅游支持度（β＝0.429，P＜0.001，t＝4.232）；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正向显著影响旅游支持度（β＝0.186，P＜0.001，t＝3.955），均得到数据支持。

（三）影响效果分析

通过数据输入结果得知，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产生的直接影响效果为0.533，对旅游支持度产生的总影响效果为0.415，其中直接影响效果为0.186，间接影响效果为0.229。可见，文化原真性感知通过地方依恋对旅游支持度的间接影响大于其对旅游支持度的直接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居民是构建民族地区文化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真实性构建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顾及并加强真实性建构中当地人对旅游真实性的解读、主张与诉求，不但弥补了现有居民作为真实感知主体缺位的问题，而且通过学术话语的表达，有利于使其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找到一条适合本民族传统的族群发展道路。

（2）原真性文化感知是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前因变量，会影响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文化原真性感知越高，当地居民旅游支持程度就越强烈。而且通过访谈发现，居民眼中的真实性可能是对原物主导下的一种基于历史与文化再现的维护与尊重，也可能是对本地区、本民族被认可、被传承的一种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的关注与强调，即便该传统在历史上并未真正出现过，但在当地人的心中它是真实存在的，是被普遍认可的。因此，制定基于居民视角下的具有真实性感知特征的景观保留与再造方案，尽量作好村寨“原汁原味”风貌的维护，使民俗资源在文化保护与价值体现的平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3）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度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度均产生直接影响，但对地方依恋的直接影响更显著，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主要通过地方依恋间接产生，而且这种间接影响大于其对旅游支持度的直接影响。这说明尊重并培养居民的地方感是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举措。因为村寨对居民而言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其祖祖辈辈以来生产、生活与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他们共同享受祖先庇佑与恩泽的家园，也是其血脉得以延续的精神与情感的寄托，是他们根与灵魂的归属。因此，在旅游开发视角下探究当地人对“地方”的认知、情感和空间策略[39]，不仅丰富了地方依恋理论在现代性和真实性语境下的个体视角，而且也是民族村寨开发、管理和保护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讨论

（1）目前民族村寨居民对文化真实性感知的判断并无一个统一的、客观的评判标准，但现有真实性感知评价标准中经济因素无疑是个重要考量指标，其原因是受外来文化冲击不断进行文化重构的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一直都处于“既真实、又不真实”的文化迭代中，但居民希望通过旅游开发提升其生活水平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无法超越经济因素的文化真实性评判得出的结论，注定是有失偏颇的。但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保障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获得较为满意的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宾默尔曾说：“经济上的利己性是决定人的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而所有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因此，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必须完善旅游收入分配机制，保证居民在旅游开发中获得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收益至关重要。

（2）美国学者路易斯曾说：“‘传统’在经济的边缘地带才会存活”，这是民族村寨物质水平滞后性与文化价值性的真实写照。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虽然不是回归传统本身，但也不能指向以实现资本增值为目的利润获取上，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会造成传统文化由“文化富矿”朝着“文化荒漠”方向飞奔，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种具有极大消解性的力量。它不仅会消解村寨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还会摧毁他们对自身家园的敬意与爱戴，使原本的安全感、归属感、凝聚感和认同感逐渐被焦虑感和失落感所取代。因此，要十分警惕和避免为了获取眼前经济利益，漠视文化发展规律，缺乏对文化敬畏的、割断历史文脉的过度商业化行为。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那么民族文化不会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最终必将走向衰落与消亡。只有在保持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寻求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合理路径，在未来旅游中获取更大收益才有可能实现。

（三）研究展望

（1）文化真实性感知具有很强的内隐性，因此要进一步洞悉和挖掘民族地区居民真实性感知的维度和内在过程，进而对居民真实性感知背后蕴含的价值观进行归纳和提炼，并对代表和影响其真实性感知的关键内在心理要素的构成及其生成机制进行总结，从而使该方向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

（2）真实性的判断不仅取决于客体的内在属性，而且取决于特定的情境和特定的感知者[40]，也就是说，无论是否为客体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对真实性的评判标准既受事务本身的原真性影响，又会受环境以及判断主体主客观偏重尺度的影响。因此，构建一套基于外界变化的、动态的、多元的民族地区居民文化真实性感知的评价方法与评价机制，就成为今后这类问题研究的拓展方向、参考视角和有益探索，从而会使该问题的研究更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