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明洁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中国民航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00）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差距日益缩小。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对西方世界繁荣景象奋起直追的同时，西方中低产阶级被抛在了这种表面繁荣之后，他们的收入没有随国家经济增长而增长，生活水平与生存环境并未发生真正改观。随着失业率的日益升高，底层家庭的收入水平随之一落千丈，民众生活满意度日趋下降。然而究竟是谁分享了繁荣的果实？繁荣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这种繁荣始终伴随着收入不平等危机，因而呈现出一种脆弱性。在近日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挑起贸易战以及美国名校录取丑闻曝光，多位名流富豪遭起诉事件相继出现后，很多人指出全球化是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全球化并非后者的真实动因，对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策的不公平、垄断、腐败及对权贵与富豪的包庇，社会各阶层固化等才是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的症结。若西方国家没有危机意识，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危机背后的缺陷问题，那么西方社会繁荣的泡沫终将破灭，不平等危机的裂痕将日渐加剧。

本文从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出发阐述由其引发的诸多危机问题，从理论上剖析了这种危机背后隐藏的资本主义惯性缺陷，最后从实践角度探讨了重构西方平等繁荣社会的路径选择。以下将从收入不平等的现状着手，逐步分析相应的危机、根源以及重构的进程。

一、西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现状及危机分析

据OECD收入数据库资料统计，西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情况自2000年（最早年份）到2015年（最近年份）间普遍有所上升，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趋势的西方发达国家里，美国排名第一，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分别位居第六、第九和第十二。[1]可见，不平等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普遍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收入和财富的双重不平等领域。

其一体现在收入不平等层面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美国收入前10%人群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70年代的不足35%上升到2000-2010年的45%-50%。欧洲2010年私人总财富价值约为4-6年的国民收入。[2]英国收入不平等研究专家安东尼·阿特金森也在《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指出，2013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百分比高达46%，1%顶层收入人群薪酬与中位数薪酬百分比为20%，前十分位人群薪酬与中位数薪酬百分比为48%。[3]同年英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35%、13%、40%。[3]不仅如此，自2009年来，95%的收入增长全都来自上层1%的人。他们享受着过去10年18%的收入增长速度的同时，底层人群的收入却在下降，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收入水平下降尤为明显，他们比40年前这类人收入少了40%。

其二从财富不平等层面来看，财富作为收入的累积从侧面映射出西方收入的不平等。根据2019年最新的《福布斯》全球财富排行榜，高居榜首的富豪们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前三名分别是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的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以1310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居全球榜首；肄业于哈佛大学的微软董事比尔·盖茨，以965亿美元排名第二；接下来是“股神”沃伦·巴菲特，以825亿美元排名第三，与六代以来传承沃尔玛王朝的沃尔顿家族的900亿美元财富值相近，这个数字与美国底层30%的人的财富总和相当。然而与这几位富豪相比，美国大部分普通民众储蓄几乎为零，相当一部分人储蓄负值，靠举债维生。

从收入口径看，美国社会顶层1%的人吞噬着美国年收入的25%。从财富角度来说，这1%的人执掌着美国40%的财富。综上足见西方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但不平等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拉丁美洲那些曾遍布不平等的国家，近年来出于政府对不平等的重视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收入差距都逐步减小并迈向相对平等的繁荣社会。而西方国家却放任不平等日益恶化，深究其原因，不平等并非全球化的副产品，它是有缺陷的政策制度和经济文化的产物。日前西方国家各阶层收入不平等现象严峻，底层民众饱受经济歧视、教育匮乏和就业无门之苦，甚至他们的人身安全、医疗保障都被差别对待，不平等遍布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下我们将针对这种现状从机会、结果、信任和道德四个维度分析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危机问题。

（一）收入不平等引发机会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往往同机会不平等相伴，机会不平等又与生活满意度下降结伴而生，由此容易引发社会暴乱动荡，滋生重重危机，而西方社会机会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就业两个层面。

1.教育机会不平等。在美国，几乎有1／4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西班牙和希腊这个数字是1／6，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还未及1／10，父母的低收入使其下一代几乎与优质的教育资源绝缘。世界银行对于近年来初等教育接受程度研究表明，2011-2016年之间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国家超过75%的儿童上学前班，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这一数据是1／3和1／5。《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上过学前班的儿童在小学的出勤率和成绩都比较好。[4]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拉伊·切蒂关于美国大学入学率与学生家长收入研究显示，2008-2012年美国家庭父母薪酬与其后代读大学的概率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综上足见父母收入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直接影响，教育机会的有偏，将严重拖垮下一代前进的动力，彻底击毁底层群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阶梯。

2.失业率居高不下。据统计，截至2018年，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由低到高依次是德国3.4%、美国3.9%、法国9.2%、意大利11.0%和西班牙16.1%，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4%。[5]西方这种高失业率与失业人群家庭收入密不可分，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指出，在富裕社会里，贫困本身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的能力残缺。在收入域里之相对剥夺可产生能力域中之绝对剥夺。[6]富裕家庭孩子能读更多书，他们的家庭有条件让他们去丰富阅历。而普通家庭孩子则面临诸多困境：如没有大学文凭，注定前途渺茫。即便拥有文凭，也多半会被卷入失业潮。此外，在雇佣这个竞技场上顶层人群可凭财富获得更多就业机会，而底层人群却机会难求。这种不平等的就业机会造成的高失业率会带来巨大经济代价，有史为鉴，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升至18.2%，带来的GDP损失是其总额的30%。[7]持续的高失业率使工人精神涣散，家庭关系紧张，经济社会冲突动荡。

（二）收入不平等带来结果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源于收入分配的有失公正，区别于公平分配强调的按劳分配，公正分配更注重分配后结果趋同。由此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凸显在富人享受更优质医疗和生活环境上，而低收入群体生病无钱就医且生活在嘈杂混乱的环境中无暇顾及维持生计以外的内心修养的提升等。如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未实行全民医保，其医疗保障体系覆盖率和质量可谓双低。这致使富人享有高质量医疗设施和药品，穷人却鲜有机会接受定期体检和预防药物。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公司和保险商人为了获取垄断利润合力拉高药品价格，畸高的医疗费用使普通民众放弃定期体检和求医治病。此外，贫困人口生活在较差的生活环境中，其下一代将难以接受良好人文环境的熏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会直接受到影响，致使成年后的他们更容易步入歧途，走向违法犯罪，这种结果上的不平等将伴随他们一生。

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曾说：机会结果的不平等相互催化并且最终导致经济疲软。反过来，如果政府为穷人提供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将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精英；向失业群体提供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增加的劳动报酬会创造额外税收；为穷人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劳动产出比会更高；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将有益于降低违法犯罪率。不难看出，平等的机会才会带来发展的机遇，平等的结果才能助推社会的繁荣。

（三）收入不平等引发信任危机

收入不平等危害中最难以弥合的是它给西方带来的严重信任危机。如近日德国大众汽车被曝光的排放丑闻并非源于汽车质量本身，而是企业伦理与道德出现问题，使整个德国严谨、诚实的国家和企业形象都受到严重伤害。[8]其结果导致大众公司丧失了公众对其品牌的信任，而信任危机将使其品牌汽车销量持续降低，公司利润因此长期受损。不仅如此，经济传统有史以来一直低估信任的价值，亚当·斯密曾说，我们更应该去相信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而不是追求集体利益的善心。但完全利己行为会导致信任缺失，如果信任荡然无存，契约社会将无法运转，经济体和政治体将土崩瓦解。经济社会良好运转的条件是成员相信其运转机制是公平合理的：当底层人们知道商业贷款人推销给他们的金融产品不过是榨干他们血汗钱丰实自己腰包的利器，认识到银行高管滥用信任进行欺诈和操纵市场的恶行，看到国家对富人征税比对自己征税还要少，获悉富人可以将巨额财富移至海外甚至不用交税时，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们会看清金融界的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有偏性，他们会选择不再相信政府和国家。由此可以说，收入的不平等催生了富人群体的垄断和特权，这种特权的滥用使经济社会人人自危。

（四）收入不平等背后的道德危机

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科菲恩曾公开声明：那些购买了银行产品的人都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应当知道高盛有办法也有动机设计出一些有可能会失败的产品，他们也应当知道高盛有手段也有理由制造信息不对称。布兰科菲恩作为银行高管，代表的不仅是国家精英，亦为高收入群体，他却能语出惊人，堂而皇之地享受从底层民众“剥削”来的高薪不说，还如此“义正言辞”。国家以优质教育资源培育精英，赋予他们高薪和特权，旨在让他们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能力来治理国家，提升全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全民共享国家发展硕果。然而这些国家的宠儿学有所成后却违背良心，为了私利而向低收入群体推销掠夺性贷款致使广大底层民众丧失仅有的住房而无家可归。这让我们看到高收入群体背后的道德缺失，不得不说这是隐藏在收入不平等背后的一场道德危机。

二、西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之根源探析

我们已从不同维度分述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危机问题，如果说危机问题是西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病灶”，那么资本主义的惯性缺陷才是其体系内真正“病因”所在。接下来我们将从政府、市场和教育理念上的缺陷探析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性危机。

（一）政府失灵

一个国家底层民众对政府怀有天然而深厚的信赖，然而西方国家政府在诸多民生问题上却没有发挥应有效力，因而政府失灵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重重危机，这也折射出西方国家制度和法治上的缺陷问题。

1.经济制度缺陷。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并非源于经济规律，而是经济制度缺陷所致。一是税收政策偏向富人。目前西方国家富人的收入所得税税率低于贫民。此外，富人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利得，近年来政府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该项税率，变相增加了富人收入。政府表面是通过减税来弥补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失灵”，实则加深了穷人的比较劣势，没有很好发挥税收对平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作用，放任不平等继续恶化。二是实体经济逐渐萎缩。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产业集中度显著提高，实体经济日渐萎靡，金融业欣欣向荣，经济出现结构失衡。此外，金融创新产生的利润无非是虚拟泡沫，制造业创新才是国家经济走高的真实动力和源泉。工厂中实现的产品和技术创新，不仅能提高生产率，带动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能降低失业率，帮助低收入群体致富，为平等社会的建立带来机遇。如果实体经济萎靡，经济会缺少创新活力和发展机遇，危机会初露端倪，繁荣将行之不远。

2.政治制度缺陷。经济制度缺陷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腐败。近年来西方国家上流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团体，它使政治跨边界向经济延伸。利益团体使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超出弥补市场失灵和纠正经济失衡的边界，操纵着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它使本应增加公共资源投资的政策变成了减税和股份激励，本该振兴实体经济创造更多就业的政策变成了金融业的放松管制。政府要员接受来自企业、工会和商人的捐助，随时听命于他们的私人利益诉求，企业家则用金钱购买政策。集团内部相互保护包庇，对外部人则嗤之以鼻。对内，只有内部成员才能成为下一届政府议员候选人或商业合作伙伴。对外，他们建立起的坚实壁垒增加了底层民众和草根企业家创新创业的艰难程度。财富带来权力，权力能攫取更多的财富，这是利益团体的存在初衷，亦是收入不平等的政治根源。

3.法治乏力。法治一向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标识，它本应保护弱者维护社会公平，然而，西方国家的法治只实现了部分人的公正，使收入不平等升级。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首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使高风险从投资银行转移到商业银行体系，而后者是应被隔离于高风险资产的，因为它的资金储备来自中低产阶级的血汗钱。其次，反垄断法没有发挥效力，银行-信用评级机构相互勾结形成了一种垄断力量，而法律却对此无视。最后，减税和降低银行利率政策鼓励民众放弃储蓄，用房产抵押换取风险系数未知的金融衍生品，该掠夺性行为最应受到法律的惩罚，却没有一项法律指向这种罪行。综上，法治在各个环节的乏力使社会不平等螺旋升级。

重重危机让我们看到，收入不平等背后的腐败正在扭曲发达国家的政治逻辑，当制度给权贵以特权时，却很少有人会因此恶行而付出代价，富人因此更妄为地剥削穷人。经济、政治和法律的不平等环环演进，使危机扩散得更快更深更广。

（二）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产生的前提是市场存在失灵，如果市场机制完美无缺，那么政策制度的存在无异于画蛇添足。市场失灵一方面源于其自身机制缺陷，另一方面来自新兴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价值之冲击。

1.市场机制缺陷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第一，透明度的匮乏。市场透明度高能使资源得到合理化配置，经济运行更有效。但资本市场的逐利性使它尽可能限制自身的透明化。逐利性使上市公司高管不惜歪曲数据来提高股价获取激励分红，使信用评级公司通过内部运作将低评级粉饰成高评级，这种数字造假增加了信息的不透明性。第二，监管机构的失效。“新自由主义认为没有国家管制的市场会更有效率，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没有国家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9]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承担监管经济的职责，它的放松管制为富人操纵游戏规则，牟取暴利提供更广阔空间。无数事实表明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因为它们素来喜欢通过内幕交易和掠夺性贷款等手段剥削他人，市场的自由化暴露其机制缺陷，带来的是不平等的危机和繁荣的坠落。

2.高科技带来的达尔文法则。高科技会使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价值积弱，加速收入不平等危机的扩张。达沃斯论坛上机器人发展前景研究指出，2020年前，高度自动化将导致全球15个主要工业国家的51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其中成本低、劳动力密集型岗位居多。据普华永道预计，至2030年将有超过30%的英国岗位可能被机器人替换，美国和德国数据分别为38%和35%。高新技术的产生让商人们将更多资本投入资本密集型市场而非劳动力密集型市场，因为在前者中，以机器替代人工将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这使企业对中产阶级和蓝领的需求越来越少。这是一场高科技带来的达尔文法则：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大量低技能人员被市场淘汰出局，给传统劳动力市场价值带来巨大冲击。当资本在追求规模经营时，将淘汰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失业作为市场自由化的后果，暴露出市场机制缺陷，说明市场失灵也是收入不平等危机的根源之一。

（三）教育理念缺陷

相比政府和市场失灵，教育理念缺陷是收入不平等危机的深层诱因。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抚育人才的土壤，国家的教育理念对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一国的教育理念只有倡导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利他思想，才能实现其国与民的共同繁荣和长足发展。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由于教育理念的缺陷，使其社会上充斥着狂热的拜金文化与自利心理，这是引发收入不平等产生并持续恶化的根源。

1.拜金文化加速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法国总统夫人丹尼埃尔·密特朗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了法国的拜金文化，她说：“今天的制度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金钱是导师，金钱决定着一切。”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是靠金钱驱动的，这种拜金驱动的社会文化源于教育理念中只注重引导学生向成功迈进而缺乏对其树立奉献精神的倡导。这致使时下越来越多的人才面临就业时受“拜金”文化的驱使会选择高回报的金融业，放弃真正创造国民财富的制造业。而作为精英首要责任应是服务国家，奉献自身实现大我之集体利益，而非受拜金文化驱使着眼于小我私利。正是追求私利缺失奉献精神的短视催生寻租行为，使不平等现象在“拜金”文化的温床里迅速扩散，染指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拜金文化作为教育理念缺陷的产物是收入不平等危机的核心驱动力。

2.自利心理导致无视不平等。近几十年来西方发展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十几岁的孩子时刻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学校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其言、其行无不出于一种自利心理，这源于西方国家教育理念倡导的精英意识。遵循这种“精英”逻辑，学校产出的是在方方面面追求第一的精英“产品”，但他们缺失了团结友爱的美好本性。这是西方文化教育理念的缺陷，亦是教育对学生道德层面引导的匮乏。当这样的“尖子生”走向社会成为治理国家的“精英”时，秉承唯我独尊的惯性思维，做出唯利是图的寻租行为，对底层民众的水深火热无动于衷也就不足为奇。可见，教育理念的缺陷性其实是收入不平等演进的深层根源。

三、重构西方平等繁荣社会的路径探索

以“穷人的经济学家”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说：“要使社会安排具有合理性，就伦理要求而言，须在某个极为重要的层面对所有人给予起码的平等考量。”①阿马蒂亚·森指出，所谓“平等”往往是通过对比两个人在某个方面是否具备相同特征（如收入、财富、幸福、自由、机会、权利或需求的实现程度等）来判定的。[6]由此，足见平等对社会安定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采取了公平的政策制度时，它实现繁荣崛起就不是难事；反之，当这些政策制度有偏时，就会产生不平等的分化，引发底层民众的不满，社会会动荡不安，经济会陷入漫长危机。因此西方亟待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不平等危机的化解是实现繁荣的前提。上文我们已分析了收入不平等的表层危机以及惯性缺陷的深层危机，下面我们将拨开层层的不平等危机探寻西方平等繁荣社会的重构之路。

（一）有为政府构筑平等繁荣之路的基石

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弥补市场失灵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上，它通过看不见的手把握着国家发展命脉。一个有为的政府是重建平等繁荣社会的基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说，对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这些美国迫切需要的领域投资才能振兴经济，告别衰退迈向持久增长。因此，有为政府需实现如下三层目标：有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有效制定经济政策以及营造公平市场环境。

1.有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首先，有为管理要求均衡分配教育资源。教育给青年人带来机会，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桥梁。针对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政府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高校招生程序透明化，实现全程公开；二是招生政策应杜绝凭关系“走后门”，同时避免性别和种族歧视等；三是实现社会全面监督。其次，有为管理要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医疗资源的分配最应实现公平，因为看病就医是一项基本人权，生命权不应该与支付能力挂钩。目前西方上层群体享用优质医疗资源，而底层民众却负担不起基本医疗费用。对此，政府可加大向医疗机构的投入，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最后，有为管理可以通过培训帮助就业。政府在降低失业率方面也可以很有作为，如增加对员工的职业技术培训或在高校引入学徒制，这可以有效帮助就业。综上，政府的有为管理有助于消减不平等的危害，为平等繁荣奠定基石。

2.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大多数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议题都着眼于再分配问题。征收遗产税将有助再分配公平，避免财阀统治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国家遗产税收入与政府总收入比都呈现大幅下降态势。然而鉴于西方不平等危机的演进，这种趋势应当被及时叫停。因为巨额财富的获得要么得益于运气，要么动用垄断力量，况且大多数富豪的子孙后代几乎毫无应得巨额财富的作为。就像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说，让巨额财富世代相传“是对整个社会巨大且真正的伤害”。此外，应提高资本利得税，因为税收应该鼓励辛勤工作，反对投机与寻租。设置金融资产税也不失为良策，因为富人财富更多集中在股票等金融资产。种种经济政策都有益于促进社会平等，而平等的阳光可以穿透危机的阴霾带来繁荣和美好。

3.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一，限制金融业行为与规模。对金融业“去监管化”导致的寻租行为是收入不平等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加强监管金融业应该作为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点。首先，应该切断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慷慨援助，限制其举债经营规模；其次，限制银行业务范围，实现透明化管理，使低收入群体远离高风险产品；再次，对金融机构重新布局，将其重组为规模更小、业务更简单的单元，使其专注于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最后，进一步健全全球化监管机构，避免富人转移资产进行偷税避税。第二，有效执法。司法体系应维持公平伸张正义，法官需要遵循法律准绳做到执法必严。但当前法官以钱权为准绳执法。对此，一要做到司法程序简单透明化；二要保证司法公正，严惩利益团体买通法官行为，杜绝司法腐败；三要拓宽诉讼渠道，保证底层民众能够实现法律诉求和援助。以有效执法来杜绝腐败、伸张正义，为经济社会创造公平市场环境。

虽然市场机制缺陷会产生收入不平等，但市场力量可以由政治力量来重塑，尽管我们永远无法根除不平等现象，但我们可以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为公众提供更多平等，因为平等和谐的社会远比两极分化要更加健康、持久和繁荣。

（二）美德助推危机向平等繁荣跨越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说：“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11]，足见美德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迈向繁荣的道路上，有效的政策制度体现为一种强制力，而美德则是社会治理廉价而有效的软实力。美德的缺失是不平等日益扩大的根源，美德的普及能填平贫富差距的裂痕，促进平等社会的构建。因此，附加了“美德的繁荣”才是平等社会构建之精髓。

1.重建信任的美德。离开信任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将无法进行。信任是合同和交易的基础，从选举到立法，它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构成了支撑共同体的基础和共识，它促进了民主进步，维系了社会稳定。当信任的地基不牢时，经济活动的大厦将濒临坍塌，社会纷争和矛盾也会自发而生。因为一旦将国家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信任纽带土崩瓦解，很容易产生整体的分崩离析。收入不平等导致出现信任危机，而这种危机加速社会两极分化就是最好写照。弗朗西斯·福山说：“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12]金融危机使民众对金融业等服务机构的信任丧失殆尽，所以它们急需用行动重建信任的美德，这或许是西方国家走出信任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是重构平等繁荣社会的“粘合剂”。

2.灌输储蓄的美德。在加尔文学说中，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数量是上帝眷顾的标志。储蓄是一种美德，它能以节约财富形式帮我们维持生存基本保障，助我们走出财富不平等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6.8%，世界平均储蓄率21.5%，而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美国居民储蓄率为7.6%。低储蓄率加重美国两极分化、扩大其贫富差距，延缓其经济发展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正是储蓄的美德让中国免受危机的侵袭，也是借贷消费的观念使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陷入了长期经济低迷。今年新冠疫情冲击下，截至四月美国失业率高达14.7%，①2020年5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4月失业数据，今年4月美国的失业率为14.7%，4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减少2050万人，创纪录最大降幅，前值减少70.1万人。非农就业人数就是非农业就业人数，是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非农数据的好坏反映了美国的就业以及宏观经济状况，数据的好坏对资本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大规模的停工停产使得很多人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失业金的领取进一步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因此，西方国家要想恢复经济运行，可以把储蓄利率提升到合理水平，提高居民储蓄意愿，缩小财富差距才是走出不平等危机的长久之计，它虽以短期阵痛为代价，却能带来持久繁荣。

信任和储蓄这两种美德通过推动观念进阶，使社会精英关注并致力于社会平等，穷人注重财富积累，将缝合收入不平等裂痕，助力人类社会实现美好经济、制度文化、美好生活和环境。

（三）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之中国方案借鉴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现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欣然富足，中国的成功经验亦可以为西方社会走出不平等危机，实现平等繁荣提供一种借鉴选择。

1.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平等共繁荣。前文指出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危机正在日益扩大，权势贵族和精英人士通过各种手段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自己“敛财”，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事实表明，完全的利己行为终会导致矛盾与冲突，滋生腐败和不平等危机，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和谐。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富人与贫民实乃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告诉我们，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12]因为共同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好归宿，共繁荣才能从根源上消弭西方社会不平等的裂痕。

2.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宽平等繁荣道路。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项鼓励创业创新的政策面向全体大众，足以见得中国政府对草根阶层力量的高度重视，其原因有三，一方面，草根阶层可以通过创业创新实现自身脱贫致富、收入增长；另一方面这将有利于打破阶层壁垒；最后，创业创新还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将反助于平等社会的构建。因为增长率的长期低迷、经济活力和工作满意度的降低多半都是创新率下降的“产物”，长期下去会导致经济衰落，甚至政府运作效率低下，不平等危机恶化。该创新激励政策在增加创新数量的同时激发创新潜力，为草根阶层创业提供良好政策环境，该项政策创新亦可为西方国家从不平等迈向平等繁荣社会拓宽渠道。

中国政府秉承着同呼吸、共命运的理念，通过制度改革进行民生建设，带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实现了国民共进。可见很多时候不平等是一种政治选择，并不是必然的结果。

四、结语

由西方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危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潜在的危机，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应时刻警惕这些潜在的问题。比如由收入不平等引发的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对于我国广袤而贫瘠的农村来说，相较于城市先进的医疗和优质的教育，农村的百姓就很难得到定期的体检和公平的教育。如果政府不在政策上及时针对这两个重要领域的不平等现状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给予照顾和考量，将延缓我国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对不平等危机的深刻认知将是构建全新经济体系的机遇，西方收入不平等危机源自政策制度、市场机制以及教育理念的惯性缺陷，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有为政府和重建美德携手拯救这场危机，同时，中国经验中优良的政策、进步的革新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呈现了一种方案选择。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化解西方收入不平等危机，危机的化解会带来平等公正，当社会从不平等走向平等时，它会实现从危机的阴霾向繁荣美好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