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

一、 问题的提出

如今，相比“亚太”，“印太”是一个更为流行的概念。就此，有国外学者甚至评价认为，“亚太时代”在客观上已经宣告终结，世界开始迈入“印太时代”。(1)Michael Wesley，“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n Literary Review，May 4，2011，pp.6-7.“印太”概念的盛行，从原因来看，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家地缘战略学者、政府高级别官员以及官方战略与外交文件频繁提及和高度重视“印太”有着直接的关联。

作为一个在地理上比较典型的“印太”国家，澳大利亚虽非“印太”概念的首倡者，但对“印太”地区概念颇为热衷。正是澳大利亚学者从维护其国家安全的角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度提出“印太”这一概念，认为这一地区的权力均衡和战略均势有益于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2)Rory Medcalf，“Pivoting the Map：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Lowy Institute，November 21,2012，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ivoting-map-australias-indo-pacific-system.虽然澳大利亚学者后来没有抛弃“印太”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也不时被学者提及，甚而作为澳大利亚外交官内部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印太”概念在2010年以前总体上并没有得到战略学者和政府太多的关注。直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澳大利亚人才重新找回并开始重视“印太”概念的地缘战略价值。(3)Melissa Conley Tyler，etc.，“Australia Re-Discovering the Indo-Pacific”，New Delhi，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May 5，2012，in Rajiv K.Bhatia，etc.，ed.，“Indo-Pacific Region：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rospects” (New Delhi:Vij Books India Pvt Ltd，2014)，p.42.在澳大利亚的视野下，现如今“印太”已经成为该国的战略利益所在，而“印太”海域海上通道的安全与稳定事关澳大利亚国家的安全、繁荣与福祉。(4)Rory Medcalf，“In Defenc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Map”，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4，2014，p.472.美国的推动是“印太”概念从一个地理名词发展为地缘政治概念及日渐盛行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看来，“印太”这一区域聚焦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而对美国持续维护全球霸权有着显著的战略重要性。(5)Hillary R.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2011，pp.57-63.因而，美国在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日益转向“印太”的态势下，不得不对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关键地区，进行积极的前瞻性重点战略布局，主动发展和改善与“印太”弧线上有关国家的伙伴关系。(6)Kurt M.Campbell，“Asia Overview：Protecting American Interests in China and Asia”，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 DC，Mar 31,2011.而步入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是对亚洲政策进行了调整，目光不再紧盯“亚太”，而是明确转向聚焦“印太”，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7)Mark J.Valencia，“What does a‘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ctually Mean?”，The Diplomat，March 30，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3/what-does-a-free-and-open-indo-pacific-actually-mean/.至此，“印太”战略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美国地区政策的核心。“印太”概念的盛行正值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步入第二阶段，而印度在这一阶段以空前活跃的姿态加入到亚太地区进程中及期待扮演重要的战略角色(8)赵干城：《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及意义》，《当代亚太》2007年第8期，第12页。，因而这一概念对印度也颇具有吸引力。在印度政界、学界和军方学者看来，“印太”不仅契合印度一直以来追寻在东南亚乃至更广阔空间内的地缘战略利益，有益于印度诉求和利益的正当化(9)Shyam Saran，“Mapping the Indo-Pacific”，the Indian Express，October 29,2011，http://archive. indianexpress.com/news/mapping-the-indopacific/867004/.，而且促使印度着眼于“印太”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海上合作关系。(10)David Scott,“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Indo-Pacific’”，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9，No.3&4，2012,p.165.与此同时，“印太”概念也引起了日本的共鸣，符合日本历来追求基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或“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设想。

在这一情形下，“印太”在国内外学者或者观察家看来，基本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二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澳大利亚、日本与印度在内的“四国联盟”。同时，当学界在讨论地区其他国家“印太”政策的时候，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四国联盟”也构成了分析的最关键背景。正如学者总结认为，国内学者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基本持有批评和怀疑态度。(11)刘胜湘、辛田：《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论析》，《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55页。这就意味着，“印太”一词在国内目前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的“印太战略”所覆盖。美国的“印太战略”虽然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并不符合“印太”本身的内涵。而从结果上来看，聚焦于美国的“印太战略”而忽视“印太”本身的内涵可能使地区国家因难以拟定正确的应对之策而陷入地缘战略困境。因而，对于“印太”内涵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慎重的政策话题，有其理论价值，更有现实意义。

二、 “印太”研究成果评述

“印太”如今成为一个热词，虽然与美国等国的“印太”战略或构想有关，但是二者却不是等值关系。“印太”概念的确构成了美国等国“印太”战略或构想的地缘基础，但美国等国的“印太”战略或构想却并不足以覆盖“印太”概念。因而，“印太”概念的本身内涵也与美国的“印太”战略有着明显的不同。

国外学者对“印太”的研究与观察比较早，但时至今日，他们对于“印太”的看法也不尽然相同，既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也有差异性乃至相反的意见。在总体上，国外学者对“印太”概念盛行与“印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情势变化间的紧密关系实际上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而“印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印度等地区新兴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方面影响力的扩大。这既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对“印太”概念高度重视的原因，也是一些学者构筑“印太”地区内更广范围参与和合作的基础。例如，澳大利亚学者普利亚·查科(Priya Chacko)在文章中分析称，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印度的“东向政策”促使“印太”地区形成较为紧密的贸易、投资与贸易往来关系,而正是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紧密度的提升成为“印太”得以提出与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12)Priya Chacko，“The Rise of Indo-Pacific：Understanding Ideational China and Continuity”，Australi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68:4，p.443.又例如，潘诚兴(Chengxin Pan)则将中国的崛起及地区秩序的演化归纳为“印太”概念兴起与广泛传播的根由。(13)Chengxin Pan，“The‘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4，March 2014，p.455.这就是说，他们对“印太”的讨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也即中国崛起及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博弈和角逐逐渐主导着地区战略与安全格局。(14)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76页。而在这一情形下，中国难免成为“印太”概念光照的重点国家。

但是，他们对“印太”概念的理解同样也存在着差别。这样的差别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印太”概念是否包括中国;二是“印太”概念的提出对于他们国家自身及其与美国关系的影响。针对“印太”是否包括中国，与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偏向于将“印太”发展成为一个旨在制衡中国的概念与框架不同，澳大利亚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视中国(而非印度)为一个更具“印太”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不应也难以被排除在“印太”秩序之外(15)Rory Medcalf，“In Defenc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Map”，p.472.，因而更加希望将“印太”构建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就此，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曾在文章中认为，中国与“印太”框架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发挥相互参与协同作用，并促使他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16)[澳大利亚] 梅丽莎·康利·泰勒等：《澳大利亚与印度在“印太”认识上的分歧》，钟爱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第138页。在“印太”概念提出后，学者与部分官员对“印太”是否能够促进自身利益及保持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持有差异较大的看法，有的认为“印太”对自身利益的促进是主流，例如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家的学者。澳大利亚学者清晰地认识到，“印太”概念很好地描述了澳大利亚作为连接“印度洋-太平洋”的海洋地理中心枢纽位置，也有助于增强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中心性地位。(17)Rory Medcalf，“In Defenc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Map”，pp.471-472.印尼学者不仅有大体类似的看法，而且还认为印尼可以在“印太”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18)Luhut B.Pandjaitan，“Indonesia Ready to Take on Bigger Role in Indo-Pacific” ，The Straits Times，Feb 15，2018，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indonesia-ready-to-take-on-bigger-role-in-indo-pacific.而针对第二个层面，有人认为，“印太”的提出及随后开展的合作将促使地区国家获益(19)Patrick M.Cronin，“Trump ’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allenge”，The Diplomat，November11,2017.，另有人认为，由于美国奉行“优先”政策，“印太”并不可信，具有很强的模糊性。(20)See Scott D.McDonald，“Wanted：A Strateg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The National Interest，August 7，2018.因而，国外学者对“印太”的观察紧扣“印太”的地缘事实，也客观地展示了他们对美国“印太战略”战略的怀疑性观点与看法。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印太”概念的关注及相关文献成果的出现始自2013年。关于“印太”，国内学者的研究和聚焦大致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印太”的概念(21)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5-22页；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第29-40页。，其二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与日本等国“印太构想”的战略含义(22)韦宗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地缘战略影响》，《世界政治与经济》2013年第10期，第141-155页；夏立平：《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32-51页；宋伟：《试论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与战略路径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3-22页；余芳琼：《“印太”语境下的印度东向外交》，《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2期，第52-64页；朱清秀：《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够成功？》，《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第103-112页等。,其三就是“印太”概念对中国的影响。

针对“印太”概念，国内学者一般有三种具有差距性的认知。第一类观点认为，“印太”的出现与如今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例如赵青海在文章中认为，“印太”作为地缘学概念兼具经济概念、“印太”强调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因素是“印太”崛起的主要基础。(23)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页。而他同时在文章中否定了第二种看法，该看法认为“印太”是一个生搬硬造的词汇，来自“别有用心”者的臆造。(24)金灿荣、苏浩等在媒体访谈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可参见金灿荣：《“印太”概念背后的美国动机》，《环球》，2013年第2期；苏浩：《谁才是印太地区“破坏性力量”？》，《解放军报》2018年2月2日，第4版。第三种看法介入二者中间，他们虽然认识到“印太”的出现与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变化有关，但同时也强调“印太”的地缘属性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该概念已经蜕变为美国、印度、日本共同创造的集体性认识，成为三国合作的黏合剂；是美印日三国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战略聚焦点的立体空间体系。(25)许娟：《“印太”语境下的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95-98页。针对第三个层面，赵青海认为，“印太”概念有可能淡化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及放大中国在周边海上活动的影响，进而有可能促使该地区针对中国的小多边机制的形成，因而他强调我们必须对“印太”概念中包含的对华制衡与防范心态有所警惕(26)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0-22页。；而其他学者在分析中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强调了“印太”概念内含的对华制衡战略思路及短期内对华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因美、日、印等国的“印太构想”，“印太”实际上在国内学界研究中呈现出“污名化”特征，而“印太”内涵的本身因学者们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批评与怀疑态度并未得到太多学者的解释。

由此来看，“印太”概念依旧存在不确定的成分，总体处于战略思潮阶段，如何塑造“印太”秩序及构建一个开放而有效的地区多边架构尚且也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另一层面，针对中国在“印太”秩序中的角色，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尚有争论。不仅如此，“印太”概念的盛行虽然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与日本等国官方与学者的热议有关，但在根本上却缘起于“印太”地区中国、印度、东盟国家等新兴力量的崛起及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觉醒，因而有其显著的客观属性，而这应该是我们理解“印太”内涵的基础与根本。

三、 “印太”的概念及其发展过程

“印太”，是“印度洋-太平洋”或“印度洋-亚太”(Indo-Pacific Asia)的简称。作为一个具有地缘属性的名词(27)“印太”正式成为地缘政治的历史非常短暂，也就数十年的时间，此前作为地理名词被海洋生物学界、海洋地理学界广泛接受；而在西方殖民者看来，“印太岛民”则是他们在人种学上形容印度尼西亚人的常见描述方式之一。See Rory Medcalf，“A Term Whose Time has Come：The Indo-Pacific”，The Diplomat，December 4，2012，http://thediplomat.com/2012/12/a-term-whose-time-has-come-the-indo-pacific/.，“印太”地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不过，在此之前，西方地缘政治学者们已经隐约关注到“印太”地区概念。素有“海权之父”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曾对亚洲的问题进行过调查和讨论，马汉不仅看到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而且还特别思考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的政治觉醒和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为此，他主张亚洲北纬30°到40°之间，西起小亚细亚东到朝鲜半岛的广大狭长地带是“有争议”地带。(28)Alfred Thayer Mahan，The Problem of Asia：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66.可见，马汉主张的这一“有争议”地带在地理范围也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20世纪2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夫( Karl Ernst Haushofer)首先提出“印太”地区概念。这一概念从属于他提出的空间地缘政治学(29)Rory Medcalf，“In Defenc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Map”，p.474.， 随后除了在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地理学领域受到长期重视以外，却并未得到地缘政治及其他领域学者更多的关注。(30)Chengxin Pan，“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4，2014，p.452.

二战后，“印太”地区概念重新得到学者或决策者的间或讨论，但在2010年以前始终未得到大规模的关注。归结来看，“印太”概念战后在学界、决策界接受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下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印太”一词再度出现在澳大利亚学界针对地区安全研究的学术研讨中。(31)Rory Medcalf，“Pivoting the Map：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Lowy Institute，Nov.21,2012，第二阶段则已经处在21世纪的头十年。此时关注“印太”概念的不再局限于澳大利亚，印度的学者也加入到了“印太”概念的讨论中。(32)Gurpreet S.Khurana，“Security of Sea Lines：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Strategic Analysis，Vol.31，No.1，2007，pp.139-153.不仅如此，“印太”概念在此时开始得到外交圈等决策者的重视，在内部讨论中得到使用。(33)Rory Medcalf，“Pivoting the Map：Australia Indo-Pacific System”，Lowy Institute，Nov.21,2012，第三阶段则是2010年以来。在这一阶段，“印太”概念不但正式得到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学者的认可与重视，而且一再出现在这些国家高级别官员的讲话中，成为澳大利亚等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战略规划的核心关键词。

随着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地区崛起与竞合发展态势的加强，2010年美国战略界、决策界和学界普遍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重视。作为美国新生代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在2010年1月发表报告称，“鉴于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商业、能源与战略重要性，特别是中印两国在印度洋目前展开的战略竞争，美国应注意到这一态势并加强和印度、日本等国对话与合作，以期限制中国在海上的军事扩展，并避免与中国在海上发生对抗和维护印度洋的海上安全。”(34)Abraham M.Denmark，etc.，eds.，Contested Commons：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 (Washington ,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anuary.2010)，pp.180-191.随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更是明确使用了“印太”一词，强调这一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及认为应该加强与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在这一广泛区域的海上军事合作关系。(35)Hillary R.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2011，pp.57-63.而澳大利亚更是在2012年发布的《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和2013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确切阐述了“印太”概念及其相关构想。根据澳大利亚的构想，“印太”是一个通过东南亚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新的“印太战略弧形带”，而这个构想处在形成过程中。由此，在澳大利亚决策者看来，“印太”是一个正在出现的体系。(36)Australian Government，The Department of Prime and Cabinet，Strong and Secure：A Strategy for Australia’ s National Security，January 2013，p.17;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May 2013，pp.25-26.故而，在地理范围上来看，“印太”体系的核心区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而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印度洋至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则是这一战略弧形地带的主要区块。

“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战略概念，其发展与被接受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渐进性”的特征有两重含义：从“印太”概念来讲，这一概念很早就被提出，并非一个新创的词汇，只是它间或被提起或讨论，并长期被学界忽视和不被决策者重视；而从“印太”体系中的单元国家的角度来看，“印太”从最初仅局限于澳大利亚等个别国家安全需要，发展到如今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等众多群体性的国家均接受的概念。鉴于此，在“印太”概念提出最初，其即使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名词本身也由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间缺乏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联系而毫无意义，进而也难以得到地缘政治学者和决策者们广泛的关注。相反，由于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显著增强、扩大和交叉，这一概念得到重视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此情形下，“印太”就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缘政治名词，而是一个处于发展之中且具有显著客观地缘属性的战略体系。确切地来看，这既是“印太”概念盛行的根本，也是这一概念的自然内涵。

四、 地区视野下的“印太”内涵

印度洋和太平洋在传统的地理观念下是两个不同且分离的区域，却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及由此引致双向越来越强劲的地缘经济联系，日渐被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构成了“印太”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最根本因素。因而，“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战略体系具有显著的客观地缘经济属性。

澳大利亚虽是力倡“印太”概念的国家，但却并非“印太”概念被提上日程的关键力量。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才是关键，特别是中国在印度洋利益、战略与外交影响力的增强实际上构成了“印太”概念得以呈现的最重要因素。(37)Rory Medcalf，“In Defence of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Map”，pp.471-472.“印太”地区浓厚的地缘经济属性根本上源自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经济体的崛起，前者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新兴经济体，后者则是印度洋地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如今，中印两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已经构成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舞台上最大的闪光点和最具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38)Ashley J.Tellis，etc.，eds.，Crux of Asia：China，India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Oder(Washington 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3)，p.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凭借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率，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及“世界工厂”；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也保持着长期的较高经济发展速度，而它借力世界软件产业外包的契机逐步成为全球软件产业重要的外包中心，因而印度近来日益被外界视为“世界办公室”。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则认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实现持续超过50%。(39)刘宝莱：《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红旗文稿》2010年第1期，第4页。不可否认，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因步入深度调整期呈现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以印度为例，近些年来一直有舆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印度经济增长乏力，不仅重回高速增长道路的前景不妙，而且印度极有可能会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坠落的天使。(40)“India’s Slowdown：Farewell to Incredible India”，The Economist，Jun 9，2012，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6576;“Standard & Poor’s Warns India of a Downgrade to Junk Category” ，The Time of India，Jun 11，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Standard-Poors-warns-India-of-a-downgrade-to-junk-category/articleshow/14025360.cms.但来自印度的观察家们大多都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前景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印度的经济数据是相当令人振奋，2025年前的平均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计将达到6.4%至7.7%。(41)Anu Madgavkar,“ Rakesh Mohan，India’s Economic Hotspots”，Project Syndicate，Nov.19，2014，http://www. 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ndia-growth-clusters-by-anu-madgavkar-and-rakesh-mohan-2014-11.不仅如此，甚而有分析预测认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到2050年将以138万亿美元远超过发达经济体的77万亿美元，而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42)Uri Dadush，etc.，“The World Order in 2050”，Washington 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April 2010，pp.9-10，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World_Order_in_2050.pdf.

同时，中国、印度两大经济体在地区经济舞台中的崛起也并非孤立、分离的。这直接表现为中印两国及印度洋-西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日渐增高的经济结合度，特别是中国对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显著很强。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及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的经贸依存关系也日益紧密。相关资料显示，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较高，而中国对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印度洋地区国家也有着显著的依赖关系。(43)朱翠萍：《印度洋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1-217页。仅2012年一年，“印太”地区的双向贸易就高达8万亿美元。(44)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第17页。以此，贯穿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达到西太平洋地区主要国家的“印太”贸易网络渐趋成形，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印太”地区作为客观上发展中的地缘战略体系的地缘经济基础。

随着地区主要经济体及“印太”区域内经贸往来联系密切程度的加深，“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客观上已然在地缘安全领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整体性关系。由于经贸、资源往来关系的缘故，“印太”海上航行日益繁忙，并渐趋成为地区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根据数据，印度洋集中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而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多个战略要点分布于“印太”航线，高达40%以上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45)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Foreign Affairs，Vol.88， No.2，2009，pp.19-20.鉴于此，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指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泛地区正被“印太”航道运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6)Hillary R.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2011，p.57.这在促使“印太”地区主要国家海洋意识日益觉醒的同时，也使地区海上地缘安全呈现出两方面显著的特征。一方面，“印太”地区新兴海上力量觉醒与传统海上安全力量形成复杂的竞合关系。正如印度战略决策界的一份报告所言，美国在亚太海域的大规模军力部署、日本在海上力量发展方面的日渐活跃和强势、中国海上力量的后来居上及亚太地区其他沿海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海上力量建设的发展，“印太”海域既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又成为众多中小国家在亚太事务中谋求地位与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力场。(47)Sunil Khilnani，Rajiv Kumar，Pratap Bhanu Mehta，Lt.Gen.Prakash Menon，etc.，Non-Alignment 2.0：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Printed in India，2012，pp.12-13.另一方面，“印太”地区国家面临着复杂的传统安全挑战，而如何应对相关挑战对地区主要国家来说，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重大课题，因而这些国家间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及在其中建立信任关系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印太”地区还存在着多样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这些不仅需要得到地区主要国家共同的关注，而且需要它们建立和深化安全对话与合作关系。

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的联系和安全领域日渐呈现出的整体性，使“印太”地区主要国家不得不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对话关系。在这基础之上，“印太”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东亚峰会”(EAS)、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一系列包含国家数量不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边机制和框架。基于这些多边机制和框架，“印太”地区已经在政治层面大致具备了成为一个客观整体的基础。以“东亚峰会”为例，这一多边机制包括东盟十国和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涵盖了“印太”地区主要的国家，而以“东亚峰会”为基础就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事务展开磋商和形成制度化的规范则势必有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长久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和东盟等地区国家或政府间组织还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提出或形成了一系列多边合作关系，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印度-东盟自贸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印度洋上针对海盗的常态协调合作行动等。由此来看，“印太”地区在政治层面存在着一定的基础。

由此来看，由于中国、印度等地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及它们之间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方面存在着日渐密切的联系，“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已然具有突出的客观地缘属性，而这使“印太”的概念要远远超出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印太”战略或构想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崛起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一个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难以左右的地缘事实。

五、 “印太”概念的价值与限制

“印太”客观的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属性为“印太”赋予了地区视野下的天然而又客观的价值。这就意味着，“印太”作为一个概念目前仅仅停留在战略思潮层面，显然并不符合“印太”作为一个整体在亚洲地缘舞台上崛起的客观事实。不但如此，“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崛起的客观地缘事实在吸引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更多重视与关注的同时，也应该促使这些国家遵从与适应这个概念，并在参与“印太”地区持续一体化发展及在崛起进程中加强对话与合作。

首先，“印太”概念的价值在于促进地区国家间加强政治对话与沟通，以期进一步凝聚“亚洲意识”。印度洋和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在地理上因马六甲等海上战略要地的分割，在地理上是两个不同的海域。同时，这两个海域在人文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多样化特征。不仅如此，由于中印边界争端、南海议题、钓鱼岛争端等热点的存在，地区内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关系并不足，它们之间的对话、沟通也面临着不小的障碍。

在地缘经济层面，“印太”地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印太”一体化崛起的根本，也是地区内国家间联系日益加强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印太”地区一体化崛起中，海洋意识与思维至关重要。地区新兴发展中国家海洋意识的整体性觉醒构成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整体一体化崛起的重要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印太”表现出浓厚的海洋性，而开放、合作与竞争的思维应构成地区国家对外交往的战略指导思维和外交导向。对于沿线主要的国家来讲，加强海洋外交均是不曾遇到的课题。这意味着，沿线国家不仅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对话，使海洋发展成为合作的纽带，而且还要在积极对话中主动化解传统地缘政治对抗思维影响下的海洋纷争与矛盾关系，而沿线国家存在的地缘对抗和竞争关系的柔和化发展对持续增强海洋作为互利共赢和共生发展纽带的作用则大有裨益。(48)关于海洋外交的主旨可参阅沈雅梅：《当代海洋外交论析》，《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4 期，第45 页。显然，这不仅符合“印太”概念的要求，而且也将助推“印太”价值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与实现。

其次，“印太”概念的价值还在于促进区域合作发展与一体化，这主要彰显为区域经济协作加强、产业链对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诚然，“印太”概念的盛行与地区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为重要客观经济基础。但实际上，在现阶段中国与印度等地区国家间的经贸联系与一体化发展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印度为例，虽然莫迪政府在上台后提出了“东向行动政策”，并着眼于未来持续深度融入亚太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区域一体化，但对印度来说，长久以来印度在整个地区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分工中实际上处于边缘位置，中国和东盟国家等与印度的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并不高。(49)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72页。在地区一体化持续发展与区域性产业布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印太”概念实质上则是“亚太”地区范围在经济层面不断扩大的产物，而这一过程中，作为地区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经贸与投资联系的加强将促使生产要素在地区形成更为频繁和密切的一体化链条，进而使地区内国家间贸易、投资通道更为完善及释放出更大的产能，以及在根本推进地区内国家间的一体化关系。如果从长远来看，这更是“印太”地区持续崛起的动力源所在。

再次，“印太”概念及其开放、合作与互利的本质则有助于在复杂的地区海上地缘安全格局与环境中，实现沿线国家矛盾关系缓解及共同实现地区海上通道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印太”地区作为新兴海上力量崛起最为集中的区域，其内部既包括主要国家间的复杂的、多元的海上竞争关系，又包括需要主要国家协商处理和共同应对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印太”地区海上地缘安全，特别是经贸、能源通道的安全，事关地区沿线所有国家的共同命运。而当前，以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直接威胁着“印太”地区主要国家在海上安全利益。正如美国学者坦诚的，“印太”地区海上沿线既存在日益密切的贸易网络，也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跨国犯罪的网络。(50)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of 21st Century：Powers Play in the Indian Ocean”，Foreign Affairs，Vol.88，No.2，March/April 2009，p.13.鉴于此，在合作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实现沿线主要国家的共同安全，应构成“印太”秩序下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根本要义。

虽然“印太”概念的价值不容忽视，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印太”概念价值的彰显还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地区政治、安全、经济与文化环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而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等能够有效克服相关挑战以及摆脱相关因素的限制，将深刻作用于“印太”地区的未来发展。现有“印太”概念的战略思潮及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基于这一概念所展开的“印太”战略构想兴起过程中暴露出明显的对华制衡与防范心态是“印太”价值彰显面临的主要限制。

美国在西太平洋及东南亚-南海地区以往一直依靠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的盟友体系，而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进而形成一个横跨“印太”核心地区及环绕亚洲大陆的半月形安全体系，而日本作为北锚、澳大利亚为南锚及依赖日本与印度作为平衡中国的两翼则是这一安全体系的大致轮廓。(51)Michael Green & Daniel Twining，“Why aren’t We Working with Japan and India?”，Washington Post，July 18，201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arent-we-working-with-japan-and-india/2011/07/18/gIQAIs6gMI_story.html.这就意味着，作为印度洋大国的印度在美国地区战略及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均有显著提升。对此，印度驻美国大使尼鲁帕马·拉奥(Nirupama Rao)说，我们很高兴亚太心理地图发生的变化，其中心西移并将印度包括在其中。(52)Nirupama Rao，“America’ s ‘Aian Pivot’：The View from India”，a Lecture，February 4，2013，http://watson.brown.edu/events/2013/honorable-nirupama-rao-americas-asian-pivot-view-india.在美国的视野下，印度虽然同为“印太”地区的新兴大国，但鉴于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博弈与地缘角逐主导着美国的地区战略，其与美国在“印太”海域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相似”的威胁--中国海上力量影响力的增强在西太平洋“威胁”了美国，在印度洋则“挑战”了印度的特殊利益。(53)David Scott，“The Indo-Pacific：New Regional Formulations and New Maritime Frameworks for U.S.-India Strategy Convergence”，Asia -Pacific Review，Vol.19，No.2，2012，p.86.鉴于此，美国不仅积极称赞印度具有全球事务领导者的风范，而且极力推动印度继续深化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支持印度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54)Hillary R.Clinton，“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Anna Centenary Library，Chennai，India，July 20，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8840.htm.

对于印度来说，“印太战略”构想既为其持续推进“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提供了合理性(55)David Scott，“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9，No.3 & 4，2012，p.165-166.，又彰显印度在持续融入传统亚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和南海地区)进程中对华制衡的考虑。一方面，印度希望以此来践行所谓的对等制衡策略。正如一部分印度学者宣扬的，既然中国能够“进军”印度洋并在印度洋构筑对印度的包围圈，中国也应该习惯印度在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存在与活动。(56)Harsh V.Pant，“the South China Sea：A New Area in Chinese-Indian Rivalry”，Yale Global Online，August2,2012，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south-china-sea-new-arena-sino-indian-rivalry.另一方面，印度也期望借助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与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合作关系的增强来迟滞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步伐。对此，印度战略界学者有显著的共识，他们认为印度应在亚太地区广泛存在的多元竞争与合作关系中加强与美国、东南亚国家等的海上合作关系，以期发挥这些国家将中国拖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和迟滞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进程。(57)Sunil Khilnani，Rajiv Kumar，Pratap Bhanu Mehta，Lt.Gen.Prakash Menon，etc.，Non-Alignment 2.0：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Printed in India，2012)，p.15.

日本作为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对“印太”概念颇为热衷。一方面，日本十分重视和强调印度在其“印度”战略构想中的重要角色。在《2011-2015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政府明确指出，日本须在非洲至中东及东亚地区加强与印度等与日本在海上安全交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国家的合作关系。(58)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for FY 2011 and Beyond，Approv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Cabinet on Dec.17，2010，p.9.另一方面，日本还积极倡议美日印三方加强“外交+国防”对话，及构筑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在内的所谓“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59)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Project Syndicate，Dec.27，201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reg.，期望以此来遏制中国在“印太”海域影响力的增强及形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中心的地区海上秩序。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担忧过度刺激中国，日本所提倡的“印太”战略构想并未得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完全认可。虽然这样，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海上安全合作关系依旧呈现出程度不一的进步。鉴于此，正如国内学者分析，“印太”概念及构想几近沦落为日本围堵和制衡中国的工具。(60)朱清秀：《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够成功？》，《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第106页。

在现有“印太”概念及相关国家“印太”构想之外，东盟部分国家对华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持有的疑虑或担忧态度同样构成挑战。由于地理接近，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于“印太”地区的认知更具真实性，也感受得最快。(61)Evelyn Gohm，“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in Quansheng Zhao & Guoli Liu eds.，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Global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77.假于历史的认知和现实的不对称发展，东盟部分国家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发展持有忧虑不安心理，担心中国会成长为地区的“霸权国”。(62)葛红亮：《南海局势“失衡”下东盟的区域安全实践》，《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页。鉴于此，东盟部分国家也十分明白借助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实现对华制衡的重要性，将印度等国家视为“减少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理想平衡力量”。(63)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着眼于此，东盟部分国家在以“平衡”手段确保自身独立性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强调“印太”地区其他国家与它们有着一致的战略利益(64)Vibhanshu Shekhar，“India and Indonesia：Reliable Partners in an Uncertain Asia”，Asia Pacific Review，Vol.17，No.2，2010，p.78.，强调“印太”地区的多边合作基于东盟“中心性”，应是一个开放性、透明度和包容性高、充满合作与繁荣发展的地区。(65)ASEAN，“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June 23，2019，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可见，“印太”的价值是凸显可见的，但却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印太”战略或构想的挑战以及深受地区国家之间政治互信缺乏的影响。鉴于此，“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未来虽然或许能保持既有的持续性崛起态势，但却明显受到以中美等国大国博弈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地缘对抗的挑战。显然，这既会影响“印太”概念价值的发挥，也势必将深刻作用于“印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余 论

“印太”自其盛行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热词。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印太”的研究均存在着分歧性的看法，也有着相对一致的意见。不过，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虽然部分看到了“印太”概念盛行与地区崛起之间存在的关联，但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在总体上对“印太”持有批评性的看法或者怀疑的态度。

不过，从地区的视野来看，“印太”概念得以盛行虽直接源自于美国等国的助推，但在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印度与东盟国家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它们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鉴于此，“印太”概念的盛行实际上有其客观地缘经济、安全与政治基础，而这显然跨越了亚太与印度洋地区不同的文化差异，也超出了美国“印太”战略或其他国家“印太”构想的范畴。一旦“印太”这一概念由思潮转向战略体系的落实，它的价值将是地区一体化发展与持续崛起的关键，但是美国等国的“印太”战略或构想及地区存在的信任赤字将使“印太”的价值受到明显限制。因而，中国等地区国家唯有破除相关限制，促进“印太”价值的彰显，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不可否认，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在推动“印太”秩序时明显存在针对中国的“有选择性排除”，这些国家的“印太”战略或构想也由此包含的浓厚对华制衡、防范意味。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应该以“消极对立”的眼光或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印太”概念的内涵呢？中国是“印太”概念得以盛行的最关键因素，实际上也是未来“印太”概念得到继续讨论和“印太”价值得以实现的促进性力量。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虽然是中国首倡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一个涉及沿线国家经济与社会进步和关乎“印太”地区接下来能否保持既有崛起态势的区域合作发展与一体化框架。以海洋为载体与纽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期望在进一步串联、拓展与寻求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点和激发各方发展活力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内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共赢关系。这也即意味着，中国与沿线国家间通过加强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间形成更为密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66)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第2页。在地理上，“印太”核心区域构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地带和关键环节；在逻辑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成就及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在应对现有地缘安全风险、挑战方面的成效将成为决定“印太”地区会否持续崛起和实现持续性稳定、繁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