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云，陈 明

（1,2.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2016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是，毋容讳言，我国现阶段有关“中国化”问题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诸如思路不清、论域模糊、学理性缺失等一些较为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可以说它是远远落后于党的理论创新步伐的。究其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始终未能厘清和加以明晰，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中国化”的目的何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认为，这三个基本问题实际也是“中国化”的基础性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知，不仅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化”思想实质的准确把握，而且是对“中国化”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系统性深入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提出我们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一、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这段引文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依据，有研究者还对这一命题提出的历史语境，作出了分析考察，其中较有影响的看法有两种：一是认为受上世纪30年代我国兴起的“中国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其中的思想主流；二是认为我党提出“中国化”，主要是针对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中国化”的认识和解读，就是从上述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历史语境开始的。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党始终倡导和不懈坚守的重要思想原则，将其看作是某种特定社会思潮的产物，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有关“中国化”问题的论述中，并不存在任何“中国化”社会思潮的痕迹。第二，上述两种历史语境，无法对我党领导人有关“中国化”问题的早期探索，作出合理解释。因为，在提出“中国化”命题之前，毛泽东共产党人就已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与“中国化”问题直接相关的，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因此，毛泽东历来就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反对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并在实际地进行着“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索。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化”问题的产生，与上述两个历史语境并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化”问题的产生，必有其另外的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原因。第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中国化”问题的产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毛泽东将“中国化”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提出，只能表明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不是指它发生的时间坐标。因此，局限于对“中国化”命题出场语境的关注，而不重视对“中国化”问题产生根源的探究，难免给人以舍本求末之嫌，也无助于对“中国化”内在本质的把握。第四，近100年“中国化”历程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其合理性、正确性，而且它的发生与实现，既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仅仅靠经验所获得的，在其中必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是开展“中国化”研究必须首先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党内教条主义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而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又是与其政治目标直接相联系的，而我党的政治目标又是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对教条主义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8。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认识论问题，更具体说，它是属于在实践中实现思想的问题，即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伴随着党的一大提出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实践目标，就已经实质性地产生和存在了。”③曾祥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理论必然性[J].湖湘论坛,2018(4)：1-5。

为实现政治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即是我党领导的依据科学社会主义而展开的中国革命斗争活动。然而，中国早期大革命为什么会遭受失败呢？“城市中心论”为何在中国革命中失灵了呢？换言之，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呢？这是因为，理性认识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彻底克服了感性具体的直观性，这就是说，理性认识是能动地间接地反映对象，它从根本上超越了感性认识的界限。因此，作为理性认识成果，科学理论具有高度抽象性。作为科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同样具有高度抽象性。而从认识论来说，这种以抽象形式反映对象的科学理论，不能直接用来改造客体，因为“它不符合实践活动具体性的要求。”⑤欧阳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64。首先，实践对象是具体的。作为人们改造的对象，客观事物不仅十分具体，而且复杂多样。即使是同处西欧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其具体情况也会彼此有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与其所反映的客体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因此，不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必须要有关于实践对象的具体认识，并以此作为改造客观事物的现实依据。其次，实践目标是具体的。实践目标或目的，是主体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而提出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主体就要通过具体实践活动去改变客观事物，使实践对象发生合乎主体需要的变化。因此，对于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来说，用以指导它的科学理论，不仅要有实践对象的认识内容，而且还要有关于中国实践主体的自身需要、能力和力量的自觉意识，而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中没有的内容，是需要进一步充实的。再次，实践手段是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是通过具体实践手段改变客观事物的物质活动，而具体采取什么实践手段和实践形式，以及在什么具体条件下采取，都要受制于主体的具体指令。因此，在认识论看来，以抽象形式反映客体的科学理论，必须转化为实践主体的具体行动指令，才能对现实实践发挥具体指导作用。同样，以高度抽象性为表征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变化，具体化为中国实践主体的行动指令，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具体指导作用。由于实践的初始环节是确立实践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与我党一大提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的。正是这一实践目标的确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征程，也使“中国化”由理论问题变成了现实问题。教条主义错误就在于，它将科学社会主义抽象原则，不经任何转化就直接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在他那里既没有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内容，更没有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指令，结果以惨败告终，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伴随着党的创立、特别是其政治目标的确立而产生、存在的。这是科学理论走向实践必然发生的认识运动。正因为此，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我党提出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因此，“中国化”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发生的个别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①曾祥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理论必然性[J].湖湘论坛,2018(4)：1-5。它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抽象性和中国社会的具体性所根本决定的；不论当时国内是否出现“中国化”社会思潮，也不论当时党内是否存在教条主义路线错误，它都是会必然发生的，这是认识发展规律所使然。如果局限于“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语境、甚至将其作为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直接依据和根本原因，那么，有关“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就会偏离正确的思考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发生的，那么紧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目的或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国内鲜见有研究者明确论及，而在笔者看来，它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根本性意义。

根据认识论，人们要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实践，就必须经过构建实践观念这样一个认识中介环节，使理论从抽象走向具体。作为认识论的重要术语，实践观念是指开展具体实践之前，人们预先在思维中建立的关于现实实践的理想模型。从现有材料来看，毛泽东对实践观念已有准确理解与把握。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阐明了“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实践”，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3。即科学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问题，他所说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即是对实践观念的另一种表达。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这里的“马克思说”，即是马克思用以解读“实践观念”那段话。后来，毛泽东在论及“实践观念”涵义时，还以人民大会堂为例加以说明，说“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④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3。可见，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毛泽东理解“中国化”和批判党内教条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1。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关于“一般规律”的“总结论”，而“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⑥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不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教条主义“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⑦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9。它“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⑧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⑨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8。“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⑩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问题。”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他认为，“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⑫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1。显然，在毛泽东那里，不论是“思想中的图样”、“设计的蓝图”、“计划方案”，还是“表现形式”、“具体政策”、“策略路线”等等，都是在“实践观念”意义上使用的。在他看来，只有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方针政策，才能用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斗争活动。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开展中国革命，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而必须“创造些新的东西”，寻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形式”，制订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和需要的“中国革命的图样”，即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指令，也就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目的和根本任务，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观念。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任务，就是“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0。在毛泽东语境中，就是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观念，使科学社会主义由抽象理论，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方针政策，即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随便指出，由于“中国化”问题是围绕党的政治目标而具体开展中国革命斗争时所引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或目标，与我党确立的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目标，是有明显区别的，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却是两个不同的目的或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指向并服务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目标，但它只是实现我党政治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前提条件，而并非全部环节、全部条件。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与我党在中国开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政治目标混为一淡。

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将科学社会主义转化为中国实践的具体行动指令，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所在。那么，怎样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转化为中国实践的“具体政策”或者说“表现形式呢？对这一问题的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回答，就是通常所说的“结合”。我们许多研究者都用这个“结合”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化”思想。然而，上文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意涵，是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化，而不是“结合”。的确，毛泽东十分强调“结合”的重要性，但很明确，他强调“结合”，主要是针对党内教条主义的“不结合”而说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中国化”而言的。毛泽东既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意蕴归结为“结合”，也没有用“结合”来界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没有在“中国化”与教条主义思想之间划等号。并且，毛泽东也再三强调，对于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都要“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引出理论性的结论”，作出“理论性的创造”。因此，在我们看来，我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用“结合”解读“中国化”，甚至将二者当作同义说，实已偏离了毛泽东的本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误解。此其一。其二，我国研究者对“结合”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对“结合”表达式本身的字面涵义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语义重复”，而对于如何“结合”，即“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过程，则很少有研究者给出较系统的理论分析。

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即是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具体化的目的，在于获得它在中国实践的“民族形式”即“表现形式”，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则是“结合”。习主席也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③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因此，毛泽东思想是通过“结合”而创立的，换言之，创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手段和主要方式，则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目的与实现手段或方式，二者虽有联系，但是有严格区别的。目的是主体寻求的一种现实目标和结果，手段则是实现目的、目标，获得现实结果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它是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的。在我国现阶段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正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手段，没有加以必要的甄别与区分，将二者混为一谈，结果导致了对“中国化”问题的误解甚至曲解。

“结合”是如何实现或展开的呢？毛泽东对此也有较详细的阐发。他明确指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①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因此，“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对具体的事和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6。可见，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方针，都是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而他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实质上就是“结合”的具体展开，或者说是对“结合”的另一种表述，“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二者不存在根本性区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具体化的过程，就其实质，是主体对客体、对主体的自身需要和自身力量，对主客体关系及历史发展的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④欧阳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71。因此，“结合”或调查研究的过程，既不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实际机械式相加，也不是对二者进行简单对比，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9。可简单描述为从“社会调查→具体分析→综合结论”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认为，要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必须首先“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114。因此，“结合”的第一步就是开展社会调查，详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及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等，对涉及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作出详尽调查考察；在占有丰富材料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对每一问题“加以具体的分析”；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4-815。然后，“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3。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作出综合的“理论性的结论”。就中国革命时期而言，“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在充分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等各个方面情况及中国革命的对象、力量、路径、方式、手段等涉及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整合与综合的过程，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形式”，创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毛泽东强调的“结合”，实际上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具体转化为中国革命具体行动指令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创新过程，它既离不开中国实践主体认知能力的发展，更不可能游离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活动之外。

四、结语

以上，我们就“中国化”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不难看出，这三个基本问题实际也是“中国化”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分析表明，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具体实际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问题。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理论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加以认识，当是强化“中国化”学理性研究的重要思考方向。第二，对于“中国化”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作出明确表述和直接回应，但很显然，他已经有了较深入的思考与较明确的认识。因此，对毛泽东“中国化”思想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对他提出这一命题的历史语境的考察，也不能滞留于对他的“结合”的“同语反复”，而应从他创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方法论维度，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性研究，并为我国现阶段“中国化”理论研究，寻求启迪与借鉴。第三，对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涵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实现问题、作为实践观念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理论特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问题，等等，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认识和回答，都与上述“三个基本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如果对“三个基本问题”没有合理的认识与准确的把握，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就可能迷失正确的思考方向，而沦于肤浅、主观乃至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