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志 艳，闫 海 凌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史铁生始终是一个深沉的冥思者，在他的冥思中彰显着以残缺之躯超越疾病、超越苦难，直抵灵魂又伸展至宇宙的丰盈又温馨的人类关怀精神。在对史铁生进行研究的三十余年中，众多学者已经在各类文献中对这种精神进行了充分探讨并表示了感动和敬仰，以其为人类个体、族群自我救赎之可能性的彰显甚至人类文化秩序的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背后还潜藏着一个“务虚”的核子，正如周国平先生的评点：“他从来是一个务虚者，小说也只是他务虚的一种方式而已。”[1]史铁生所“务”之“虚”与当下学术界再度兴起的热词“非虚构写作”之“虚”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具有文学与新闻的双重特性——该类写作的具体内容立足于真实的现实事件，但与其他的虚构性文学有着基本一致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追求，只是在价值取向上更强调对历史、时代、社会和人性的挖掘。可以说“非虚构写作”和史铁生的创作都对现实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给予了极大关怀，其本质不同在于，“非虚构写作”的“虚”是“实”的对立面，而“务虚写作”之“虚”作为史铁生文本创作的素材来源和关照对象，是蕴含着强大的势、具有无限的“有”和“实”之可能性的“空无”空间，也是作家日夜巡游的心魂世界，是“不确定的真实”[2]15。史铁生通过在“虚”中否定、反思，从而发现世界新相，并对人之为人的独立精神和思考力给予肯定。“务虚”是史铁生作品中突出的语言和结构策略，更是一种思维和认知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一般到一般的新型文学投射模式，并通过偶然性的情节设置，彰显着消解文学作品对历史真实的追问、关注个体生命的历史境遇的独特历史精神和审美精神。在当今消费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同样是在史铁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探讨他以“务虚”写作为斧为刃，为人类大军开辟通往无限的道路的壮举，对于重新唤醒我们对人道主义的体悟、寻找文字的救赎力量有着独特的价值。

一、务虚：深远“空无”和心魂世界的巡查

史铁生的各类作品都潜藏着对“存在”的关注，这种独特性植根于“务虚”写作的土壤。“务虚”这一概念从内容层面上讲，是史铁生作品中投射出的广阔天地、深远时空和身处其间的人们所面临的命运、生死等普遍问题，是蕴含着无限“有”的可能性的“空无”。从更深远的价值层面来看，便是不囿于外物，从自己的心魂之中寻找文字来源，向生命之内发现生命，是对人的内在心魂力量的肯定。

“空无”是什么？“是势，强大到极点的势，因而是成为一切的可能性。”[2]149绝对意义上的“无”是不存在的，其中有“势”，甚至可以说是有“欲”，此二者的强大力量孕育着生发万物的可能，因此能指向无比丰裕的“有”。史铁生所“务”之“虚”，是一种无规定性的存在，所有显现的、出场的事物都只是从不同角度窥探、照亮这一片“虚”而显露出来的景观，那些未出场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如果要让一个存在者得到‘敞亮’‘澄明’，就必须把它放回它所‘隐蔽’于其中的无限性之中”[3]，要让一个存在者得到证明、澄清，就必须把其他存在者隐藏、遮蔽起来。史铁生作品中所投射的世界是极其广阔的，在他的笔下，现象总是可以勾连到本质，一时一地的情思可以绵延至恒常无限。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在这个园子里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得出“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4]185的哲思；他遇见一对和他一样十五年来坚持来此园的夫妇，看着他们从一对令人羡慕的年轻爱侣变成两位老人，还有热爱歌唱的小伙子、真正的饮者、眼里有琴音的中年女工程师，他从自己和形形色色的人身上看到岁月的流逝和生命的光彩；他还记得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认识到苦难是人间剧目和存在本身的需要……总之，地坛于史铁生而言，绝不是一时一地的静默的存在，亦非一个单纯的空间地点符号，它带领史铁生向宇宙终极进发，从琐碎细事和无名人物获得关于命运、生死的灵感，他的深远哲思从此事物延申到彼事物、从已出场的实在转移到未出场的“空无”。

史铁生有言：“写作，法无定法，唯一不变的是向自己的心魂深处去观看，去发问，不放过那儿的一丝感动与疑难。”[5]文学与人类的心灵难舍难分，它们都祭奠着人类未完成的梦想，又供奉着人类孤独生活中鲜活的希望。“心魂”作为一种理念，在偶然间与肉体发生融合，但不会随着肉体的毁灭而消亡。在短篇小说《命若琴弦》中，老瞎子封在琴匣里的无字药方就是这样一种“心魂”之力的象征。在老瞎子发现那“药方”其实只是一张白纸之前，他还可以拉紧生命的琴弦，永远保持盼头；而在这之后，他的心弦就断了。所谓“药方”就是老瞎子心魂的寄宿，它的存在使老瞎子能兴致勃勃地赶路，使所有的忧虑和心焦都如同欢乐，即使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心魂的存在本身就是超越理性而抵达感悟和信心的，只要心魂坚定，希望就长存。老瞎子最后回到小瞎子身边，把空白的药方交给小瞎子并告诉他要弹断更多根琴弦才可以去抓药，这一行为就是心魂的交接、希望的转移。个体生命总有陷入绝境的风险，但心魂作为精神与无限和终极相通后的产物，它不断地进行自身的超越，同时又深知这超越的无限性和永恒性。如此一来，心魂就会成为肉身甚至命运的指引，不以一己之享乐或受难而欢娱或痛苦。

在史铁生这里，“心魂”不仅是文学要表现和记录的对象，更是文学的源头，文学的书写过程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编写过程。他笔下的故事主要不是在现实空间中发生的，而是来自心魂世界的。另外，史铁生还指出，“发生在心魂里的事，似乎仅仅用‘发生’这个词就不够了，要用‘发现’。因为，如果心魂没有发现它，它就等于没有发生。”[2]23心魂是指向无限的，联结着无限的人群与痛苦，也显示着无限的希望与可能。于心魂中巡查的写作方式为史铁生的务虚写作注入无穷无尽的信仰和力量，成为他人本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来源，也由此显示出史铁生务虚体写作的核心内容——“无限”。

二、“无限”：在无界定和否定中创造

“无界定”和“否定”都是史铁生在务虚写作中表现无限的“空无”世界和心魂空间的实践性策略。“无界定”直接体现在文本中人物身份的模糊化、故事情节的游移化，及由此引发的人物与情节之间对应性、适配性的消弭，提供了一种从一般到一般、从普遍到普遍的与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相背离的新型写作策略。对于前两者，王高林和王春林在《〈务虚笔记〉：对不确定性的沉思与表达》一文中已有精到阐述。[6]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人物和情节的“不确定性”背后对二者适配性的弱化处理亦值得深入探讨。

《务虚笔记》是这种无界定性的最集中体现者，文本中所有的人物都只拥有一个字母符号作为身份象征，在某些情况下，人物的身份甚至可以相互转换。女导演N出场的时候，有这样的表述：“……在这之前、之后，或与此同时，她也可能是别的女人，比如是T，是X，比如也许很简单她就是O。没人能预先知道，思绪会把她变成谁。”[7]49很明显，作者放弃了塑造所谓丰满完整的人物形象，使他们看起来如同某时某刻偶然性的心绪的产物，这是对传统文学中追求塑造丰富充盈、有明确特色的“同一性”人物形象的巨大叛逆。这些人物拒绝“上帝视角”的统摄，他们怀拥创造者也难以琢磨的复杂心境。这种无界定的写作方式中蕴含的是作者对人类灵魂和精神自由的尊重，以及对人的自主意识的肯定。

至于人物和情节之间对应性的消弭，则见出作家对世界偶然性、无定性的深刻体察。从现实角度考虑，史铁生作为一个轮椅上的冥思者，许多行为是他难以自主完成的，残疾处境决定了他大多数时间只能通过心灵、精神的思考和诘问来探索世界，他的行为动作与自身意志是不匹配的。长此以往，自然而然就会对主体的动作行为和意志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行为不再受意志控制，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逻辑性被取消，当这种处境投射到文字中，人物和情节、情节与情节之间也就不再遵循传统的因果律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大量裂缝的存在而变得松散，意义空间却也因此得到扩展。

总的来说，“无界定”营造了一个无限充盈的意义空间，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在其中都享有高度自由，体现着这一策略的使用者对生命自由意志和人类尊严的尊重；而“否定”则来自作者对纷纭事实深沉的思考，浸润着作者恳切反思、孜孜以求，将已有的认知大厦不断推倒以持续建立新庙堂的心血。在史铁生的行文里，经常见到牵涉“否定”的句式。比如《务虚笔记》中，诗人L同文中的“我”说起的“一个美丽的位置”：“那必不能是一个从赤诚相见退回到彬彬有礼的位置。……那必不能是一个心血枯焦却被轻描淡写的位置。”[7]61再如“爱情，不是自然事件，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4]29；“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发生过的现实吗？不，那里面肯定有从未发生过的梦”[2]16；“通往非理性的信仰之路，但愿不要是无理性的”[2]152，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史铁生处，“否定”不是单纯的下定义的方略，其意义不在于批判，而在于沉思冥想，利用“不是”的句式启发人们思索其“是”，其本质是对同一性和本质论的消解。

除了否定句式的使用，否定同一性、消解本质论的另一途径为对相同事物使用不同的命名方式，构筑起动态的、开放的、均衡的概念“星丛”，其中成员相互为势，使原本混沌的概念日益清晰，并在反思-推倒-重建的轮回中，将越来越多的新意义容纳其中。史铁生的“终极视点”就是在这样动态的意义体系中，通过不同的命名方式构筑起来的：有时它被命名为“宇宙”，有时被称为“自然之神”，有时又被叫作“佛法”或者“上帝”。它们都是史铁生的概念星丛的一部分，在相互阐发和不断否定中前行，成为作家终极域中不同侧面的注脚，体现着一位眼光长远、不畏迷途、致力于为人类大军寻找永恒精神家园的诘问者对沉迷于当下的客观实在物和过分追求同一性思想的世俗精神的警醒和超拔，也包含了向残疾和爱情给予了极大热忱的沉思者对生命意义的根本——“觅”的深情呼唤。“生命是一个流，生命的意义在于觅。”[8]455“寻觅”是依靠“否定”来完成的，唯有不满足于眼下现存的结论性知识，摒弃传统的追求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尊重且肯定异质性、个体性事实经验的价值，人类的认知路途方得以无限延伸，获得生命意义和实现人性升华的可能性也来自于此。

三、“第五只眼睛”：发现新相与超越苦难

史铁生的写作之夜呼唤着“第五只眼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只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它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4]170在永远关注人类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第五只眼睛”的凝视下，心魂世界才能暂时甩脱外物世界的喧嚣，人类的灵魂、生命的意义才得以澄清。这只眼睛于一片黑暗的“虚空”中抵达人类心魂世界，寻找到人类存在的本真，完成向内寻找在白天未被发现、未被阐明的世界“新相”和帮助人类从内在超越普遍困境、建立生存依据的重要使命。

要发现世界新相，首先要明确何谓世界“旧相”。自人类话语体系建立以来，人类便执着于将自己的意志渗透与客观外物之中，试图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解释世界的根本法则。我们当今的“存在”被包围在由各种定义和范式中，这便是已经得到阐明和界定的世界“旧相”。与之相对，“新相”就是宇宙中未阐明、未界定、无秩序，具有遮蔽性和神秘感的部分，它是在“问”中产生的：“乐观地说：人可在那儿，以有限的脚步作无限的行走。悲观地说：无论你走到哪儿，前面还是无边无际的空。乐观与悲观夹击，心里难免会生出一点询问着意义的声音。”[2]145这询问意义的声音促使人类在认识、接受已有“旧相”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反思和否定，并向未知领域摸索探求，“新相”就是在摸索探求中被观察和发现的。另，现实的地理空间意义上或者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未被发现的世界实在少之又少，所谓世界“新相”实际上更多地存在于个人的心魂世界中，是在认识到已有客观性知识的局限并对其进行否定后建立起的属于个体的新世界。发现世界新相就意味着抛弃过去同一性的哲学追求和思维方式，不把外在客体等已知世界框定在一个原则之内。在“第五只眼睛”的视线里，差异性、个别性、神秘性、偶然性及其非概念性得到彰显，通向“新相”的大门被敞开，个体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也得到了尊重。“新相”作为主观的造物，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对“新相”的感悟越深，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领会越多。发现“新相”不仅是为了以主观想象世界为材料实现个体差异性的构建和为人尊严的确立，更是要在否定和思索中，确立起人之为人的本体价值。

除了发现世界新相，“第五只眼睛”还要为人类寻找超越苦难的途径，帮助鲜活的生命在黑夜中问路。外部世界的奥秘永远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都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它们一再地超越便是一再地证明着自身的无效”[4]171。但这并不是人生无望的例证，这种徘徊最终会在逼迫下催生出思考的力量，强制人们关注生命的意义，关注自身的残缺，再寻找超越残缺的方法，写作行为的意义便由此得到确立，发现世界新相、寻求生存依据的使命也是通过这一行为完成的。史铁生曾提出这样的命题：“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8]436科学和哲学致力于破除世界上一切迷障，但客观世界和人类心魂中的难题是无法穷尽的，此时便需要“宗教精神”的引领，使人们可以在知其不知时仍保持坚定的信念。文学如何才能被称为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一个明确的回答便是，它必然在人类陷入生存困境时，能够为人类提供继续战斗的动力，再锻造人类的心魂力量。当人类落入生存绝境时，实现救赎不需要科学证明，只需要信心和热爱：对目的和方向的信心，对欢乐和幸福的热爱，对救赎之路的信心，对人类本身的热爱。文学的使命就是激发这些信心和热爱，让长期漂泊的心魂找到皈依之所，让身陷苦难的人们树立起超越苦难的决心。

“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8]415，这是史铁生发出的旗帜鲜明的追问。他认为中国文坛的悲哀在于作家们对人本困境的察觉太少，那些在太阳下陷入迷茫的精神和在黑暗中号哭的灵魂没有找到突围的策略。但作家毕竟不是命运的教导员，即使面临着普遍困境，个体的人又各有各的缺陷，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虽说文学的使命包括为人类创造与生存困境斗争的力量，那独一无二的世界“新相”还是依赖个人灵魂力量去发现和挖掘。

四、偶然的碎片：历史本体的生命个体化解读

无论是无界定和否定的写作策略，还是发现世界新相的写作使命，都可见出史铁生务虚写作中的反本质、反本体先行的倾向。这种去本质化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历史书写中。同时代大多数经历过重大历史变革、对人生的起伏跌宕有着深沉感悟的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生活”[9]，史铁生则不然。我们很难以现有的理论话语对他的独特历史思想进行有效概括。史铁生的历史观可以暂时被称作“以个体生命为主体的偶然史观”，他并没有明确的“写史”的动机，在他笔下，历史不是以全面完整的宏伟图卷铺展开的，而是通过被时代巨浪裹挟推搡的个体人物的偶然性遭际，娓娓道来历史在个体生命中的翻云覆雨。

这种以个体生命为主体的历史观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对历史主体的生命个体化解读。所谓“生命个体化”，强调的是人类生命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个体行为的非规律性、偶然性。对历史本体的生命个体化解读体现为三个层面：其一，从历史本体的形成看，人类的全部活动构成了历史，并为历史的发展提供强大稳定的推动力，所以认识历史也应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出发，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其二，生命个体虽生活在整体历史语境之下，受历史影响的维度和程度毕竟各有不同，要呈现出被史书掩盖遮蔽的真实历史，关注个体生命的生活是一项有效的法则。其三，生命个体的行为动作并不完全由其意志所决定，因此历史作为人类实践行为的总和，也不能被完全看作人类意志的体现。

史铁生致力于解开上帝为人类设下的永久普遍谜题，但他的终极视点往往是直接凝聚于细小的个体生命的。在不同的主体之上，历史的存在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如《务虚笔记》中，N的父亲在动乱时期失踪，对得了失忆症的他来说，“历史”还停留在二十几年前；Z的叔叔是一个老党员，因为自己的父亲有“反动”嫌疑而被当作叛徒进行批斗，直到十年后才得以平反，“历史”在他这里写满了受人诽谤的冤屈和家人不得团聚的痛苦无奈；WR因一无印象的生父带给他的“海外关系”而无法接到任何大学的录取通知，“历史”在WR和他母亲心中是一份难以言说的罪孽和等待宽恕的期盼，是终于听懂了的“那个时代的忠告”[7]122……史铁生偏爱对生命个体的描写，关注每一个细小的生命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遭际，使人物的生活实践以一种巧妙的角度与历史发生关系，最终呈现出“人类活动创造了历史，历史又制造了人类命运的起伏跌宕”这一充满人本关怀意识的认知状态。

除了通过个体生命的沉浮来表现历史的动荡变迁，史铁生对历史本体的生命个体化解读还体现在他对历史偶然性和轮回性的孜孜表达上。一个人的诞生就是偶然的造化，其人生机遇也处处充满偶然和未知，历史作为人类行为的总和自然也被偶然性贯穿。另外，以人类整体生命的普遍性规律来看，个体生命的情思和际遇总会存在着相同的部分，出于某种意志和目的，不同的个体生命在面临相似的场景时大概率会采取相同的行为，此时历史便显示出轮回性。但是，无论是偶然性还是轮回性，历史总要等到一生命个体从某一点进入其中才能生效，否则纵然外部世界如何千变万化，于置身历史之外的个体生命而言都是无差别的。“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的确在。”[7]79可见，只有在生命个体由“一点”进入历史以后，历史对其的意义才逐渐萌生。另外，生命集体已创造的历史对生命个体而言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外在物，对生命个体有意义的历史只有与自己关涉的那部分，因此要以蓬勃的生命力积极创造自己的历史。

在史铁生对历史本体的生命化解读中，一个个模糊的符号化名字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鲜明起来，同时又因为这些故事的偶然性和和滑移性变得更加含混。真实的历史注定是一种虚妄的理想，人们习惯于通过自己有限的眼界和实在的需求来“探求”历史，实际上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行为。但史铁生又说，“断章取义说不定是历史的本性”[7]109；“写作之夜，空间和时间中的真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印象”[7]123，体现出史铁生的文学历史观中放弃追问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事实上史铁生截取历史画面中的碎片状个体生命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断章取义”。但这种“断章取义”并不是可耻的，其深处是面对宏大历史和个体细小生命的坦诚。他一方面谢绝了人类以个人、或少数或多数的群体意志来自以为是地阐释历史的做法，一方面又承认了用想象补足历史之间的空白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以偶然性为钥匙，打开了人类认识历史的新时空。

行文至此，虽对史铁生务虚写作的内容、价值和偶然性的历史观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其背后的深意和在今天的巨大潜力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正如史铁生所言：“不可到达的，才是无限。无限，只能趋向，或眺望。”[2]96要辨明务虚写作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力量，也需要在眼前的处境和永恒的变化中不断行走。在有限和无限的交织缠绕中，在对同一性的反思和否定中，史铁生以他的务虚写作为旗帜，带领人类大军在无限之途上披荆斩棘。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横跨文学和新闻学两大学科，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现实事件的新视角，促使我们对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进行更深刻的思考，那么务虚写作则从直接从生化万物的“空无”出发，紧密凝视人类的心魂世界，以其深沉的哲学气质为生活在种种矛盾和困境之下的人类构建起爱与自由的理想国。无限是永恒的行走与眺望，于是人类也必须不断思考和探索，对已有进行观察和否定、对未有进行求索和追问，这是史铁生务虚写作为我们推演出的人类生存本质，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不同时代解读史铁生作品的指导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