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慧 莹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大公调曾言:“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庄子·杂篇·则阳》)此从阴阳调和、四季更迭、安危祸福之交替现象窥探出道之规律。道的具体奥秘则孕育于言说方式之外，非一言半语可道尽其精妙内涵，这正是自然之道所富有的弦外之音与天籁之声。然而，任何的概念与意义都是与特定的时代、地域、思维方式相关联，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便不得长久。自然之道在其独有的思维模式中，展现出在文明土壤下孕育的价值判断与文明深意。自然之道不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邃悠长，更与后世文明发展颇具渊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因道家思想蕴含之广，影响至深，非一言半语可言尽。

一、“言不尽意”与自然之道

“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庄子·杂篇·则阳》)

中华传统的道家文化，以“不言之教”映照于道的明灵之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正是道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无限的深意是涌动于内心的暗流，而有限的言语却无法将人的所思所想以象的形式精确地呈现出来。“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筌”“蹄”仅为“物”之表象，而“意”则是值得深究的要点，“物色尽而情有余”，真正的得道之人，是可透过表层语言的有限性，深入其中，对玄奥的内在自然规律进行探究。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外篇·知北游》)道家所言之道正是宇宙万物中所蕴含的无限可能，亦如同“存在即为真理”的思考。道家始于先秦时期，老庄思想源远流长，其“无为而治”的理念更是显现出自然之道的文化底蕴，此与儒家“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背道而驰。儒家以“言志”作为明澈的源头活水，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被奉为人生圭臬，不同的是，自然之道为突破人为的禁锢，则体现为对功名的摒弃，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于自然状态的崇尚。正因为道家以其道为依托，无尽的情思才能蕴于自然之内，使自然之道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学，如“绝

圣弃智”，去除的是世间之“小智慧”，而寻得万物之“大智慧”。并且，自然之道并非以人为的智慧改变外部的自然或人的自然天性，从《庄子·杂篇·则阳》可以看出，大公调的论说正体现了自然之道因“言不尽意”所赋予的无限可能。

所谓“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对于空与无的境界也是自然之道所秉承的，“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杂篇·则阳》)道是超越于特殊事物的一般体现，也凌驾于有形之上的思想真谛，此非能以具体的言语穷尽自然之道的奥秘。“言不尽意”之中体现着对“不言之教”的诉求，这正是对于无限自然力量的确认。如在《养生主》中对庖丁解牛的解读，其通过道技并进的方法而达到“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进而言之，是对道的更为精确的表现，此境界并非依靠有限的知觉感受或具体的技术操作来达到，而是超越了有限的形体，以有形喻无形的方式暗示出自然之道的无限张力。庄子对有所凭借之物的排斥，如“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逍遥游》)其追求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然，因无所凭借，则可达至虚极境界，已是超出于一般物象的依附，更何况是对于表层语言形式的束缚。在任何语言形式的背后，语言与具体的社会图景相联系，语言的运用在时代的流动中被赋予应当存在的意义，是具有特定目的的沟通方式，且具有有限性，此与道家提倡的非功利的自由状态相悖。因此，道家之“言不尽意”则为自然之道的表述留有了可供商榷的余地，也为自然之道的阐释预留了想象的空间。

自然之道因“言不尽意”而变动不居，且无固定的形态。“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庄子·杂篇·则阳》)，其中体现了流动与巡回之道，道可以气的形态游走于万物之中，如尘埃、白马，此气不同于孟子之“义与道配”之凛然正气，如同“意出象外”的意境，亦如余味不绝之韵味，皆与“言不尽意”“言外之意”相呼应，正因为自然所赋予的奥秘无法完全以“立象以尽意”的方式表达清楚，对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探讨则显得弥足珍贵，似“牧童遥指杏花村”，多重意味展现了更为浩大的空间画面。

出于特定的诗教意义，语言与权力的确立联系紧密，有学者将道家思想与后现代的解构思想相连，虽然有部分文章存在着过度阐释的嫌疑，但此种思考正是自然之道对“言不尽意”的拓展与重构。自然之道的意义可在“通变”之中得以延展，在其留有余地的言说之外获得启发。如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的周作人先生，则于东方情调之中品读茶酒之道，其在《谈酒》中有云：“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1]203其认为饮酒之妙在于“饮的时候”，酒已入口，但还未喝下去之时，而在已得却并未占有之刻，才可体悟出真正的品酒之道，所谓“物极必反”，这正是在得与失之中求得恰到好处的品酒之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于生命的体认与对自然之道的领悟，则需饮者自己品味。

“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总之，对“言不尽意”的自然之道的探求，主要依靠的是个体的感受能力和个体对生命的独特体验，而非仅仅停滞在表层物象的认知，此需致力于超越于表象的有形束缚，而求得“师法自然”之道。

二、自然之道与人性关照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谓，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庄子·杂篇·则阳》)

此句表达了庄子对当世之人疏离自然人性的鞭笞，由于道家对自然之道的尊崇，当人性的自然状态遭受戕害之时，则更显愤世嫉俗之警语。在自然之道的状态下，无论是对待自然万物，还是面对自然人性，抑或是国家社稷，皆持有顺其自然的处理方式。

在《庄子·杂篇·则阳》中以讨论是否伐齐为中心，探讨了伐与不伐的根由，而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寻求虚静之道”，如何光辉先生所言：“庄子的‘无为’是建立在对于‘自然’原则遵循基础上的。因而‘无为’应该理解成不违‘自然’之为，即没有违背事物本然之性的所作所为。”[2]在面对江山社稷之时，道家以无为而治的思想坦然面对，此即以遵循自然规律表现出对于自然之道的寻求。同理，在对于自然人性的寻求上，即是不违背人的本然之性。

自然之道体现在对于人性自然的态度上，则可谈及人的自然性灵，如同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之心与自然之道在人文精神的光辉中相互观照。自先秦之后更有关于人之性灵的解读，道家思想的衣钵则传承于历史的演进之中。如在魏晋时期，文学与人性意识觉醒，由于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诟病，以礼乐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面临崩解的危机，而世人对于道家率性自然的人性自由则充满向往之情。无论是“建安七子”的风骨之音，还是“竹林七贤”的慷慨之言，皆渗透了对于儒家礼教的叛逆，以感受放浪形骸的潇洒自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其中显出高洁之士对尘世功名的厌倦；“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其中蕴含着归隐之情。并且，魏晋时期对于美的追求与憧憬，也体现了时代思想对人性的解放，《古诗十九首》可谓是开其先河，注重于描写个人的情思与感悟。其后，山水诗经谢灵运、谢眺的积淀后，展示出山水与人性的互通之意，如李健先生所言：“在人与现实境遇或社会人事自然、自由的感应过程中，现实境遇或社会人事也因人的灵明而灵明……这现实境遇或社会人事通过与人的相互感应变得通透而具有审美意义，无生命的东西似乎也灵明了。这实质上是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超越。”[3]如此说来，人成了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人与天地自然创造的万物诞生于同一母体，二者以通感的表现手法展现出绵延之情。这种融通的意境与道家的“指与物化”或物我交融的自然之道有着密切联系。又如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其讲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真挚情感，此情感并非儒家“言志”之情，而是讲求抒发人之真情实感，致力于回归人性自然。不仅如此，如白宪娟先生所言：“唐顺之的‘本色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本色说’、汤显祖的‘至情说’、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性灵说’，都一致强调抒发内心最真实、自然的感情，体现了对庄子‘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真实美学思想的继承。”[4]因此，自然之道体现在世间万物之中，天道自然与人性自然互为观照，且相互依存。

需注意的是，虽然自然之道主张恢复人性中关于天、性、情、神的自然本性，然而，在追求的方式上却有所不同，如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大放光彩，表现出世人愿回归于自然家园的希冀，但却无法挣脱现有秩序的窠臼。因此，魏晋时期所寻求的桃花之源，并非心灵的归程，仍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社会思想与政治的羁绊，其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无奈之感意犹未尽。同时，后世在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上有时也存有偏差，道家思想不是逆境中的避风港，而是不为外物所累的人生哲学，真正的道家隐者，是源于内心之乐而寻得人生自由之意。“宁生而曳尾涂中”，也不愿当“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的神龟，即便生活再为艰辛，也不愿成为外表光鲜而备受束缚的笼中野鸡。求得自然的人生，保持自然人性的心愿，是道家自内而外的体现，是对于自然人性的彰显，而如何寻得对自然人性的恰当方式，则需世人保持警惕，自内心而发出的自由、祥和、满足之态，才是对真正的自然人性的期待。

三、自然之道与人生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如上文所言，道的含义不能以有限的词语进行准确的定义，即道之能指，可指向无限的所指，并在“播撒”与“游离”中因时而定，其可以多种生命状态而存在，这是对汉字所赋予的多义性与不定性的拓展与填充。虽然一切的言语皆无法清楚地定义道的内在含义，但自然之道总是以一种平衡的、柔和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致力于对自然人性与自然生活的向往。

(一)“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于道家而言，自然之道表现在世间的一切事物中，并以自然之态、淡然之心处之于世。“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生死祸福皆是自然而然的印证。同理，人类是自然万物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所具有的同构状态，则离不开自然之道的洗涤。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天人合一之传统与敬德保民之思想，无论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或是道家的自然之道，皆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如陈鼓应先生认为：“孟子的道德心指向一种道德人生，庄子的审美心趋近一种艺术人生。事实上，孟、庄之间这种‘双峰并至，二水分流’的思想交锋，在互相辉映中又都传承着孔、老的人文内涵，他们同源而异流并不断拓展着人文传统的论域。”[5]

如上文所言，因道家不拘泥于事物之表象，不附着于有形之物的羁绊，从而对于功利之得失无所留意，因对世俗之智慧的摒弃，则不为功名与财富而愁苦。此与儒家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追求不同，儒家讲求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舍生而取义”，仁义二字则作为其生存意义的最高追求，即便是中庸思想的谆谆教诲，也表现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的调和之中，其中的“自由”是在一定规范之中的相对宽松，未脱离“有我之境”的约束。

苏东坡在其名篇《前赤壁赋》中言之，当与其友共享“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天籁声色时，对于“物各有主”，“虽一毫而莫取”，然而对于“造物者之无尽藏”，其“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可由“吾与子之所共适”。虽然苏轼力图通过审美之维来与友人共享自然，但其仍处于礼仪秩序的思考与规范之内，其中“取”与“用”二字，则表明无法脱离“名”与“实”所暗含的内在区分与功利性目的，也说明无法割舍对自然万物的物质性的依附。而道家对自然之物的态度则是以融通之思想，摆脱功利之心，从而进入审美的领域，如其以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为枢纽，以物我相融的精神追求为土壤，庄周梦蝶，不知我为何者，蝶为何者，以达意境绵绵、余味悠长的物我两忘之境，这便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文情怀，是无我之境中融通的境界。如老子于《道德经》中所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以“无”为美，则可指向具有无限性的美。祁志祥先生指出，与无形之美相比，“世间的一切，有形之美都是有限的美，而且都是由‘无’统含、派生出来的美，因而不是真美、至美。”[6]这是在互通之间所展现的和谐融洽的奥秘，而此境界则指向另一境界，能指不断指向所指，环环相扣，并无本质与终极，这便是超然于“有我之境”，而又与“无我之境”相融洽的情致。

当然，对于以上分析并非为辨别儒家与道家在思想上的高低贵贱，而是在比较中更好地说明各派学说所提供的宝贵思想源流。由此，可展现出道家思想可赋予生活的内在感动力量，其更切合于人性自然与生活自然的舒适之感，并试图摆脱外在的形式附着，达至“无我之境”，直面于对自然之道的寻求，从而回归于生活之道的愉悦与轻快。总之，自然之道在空白的无限延伸之中感受生命的张力，帮助人们寻回自我的初心。

(二)自然之道与生活之态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庄子·杂篇·则阳》)

老子曾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些对立的现象在道家的思维方式中可融合为一种平和的思索状态，此为世人对于世间规律的认知与探寻，也是沧海一粟的短暂生命对于人生的体认。道家所向往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可通过“涤除玄览”“心斋”“坐忘”的途径达到“解衣般礴”“指与物化”的境界，相比于儒家之道，自然之道所呈现的生活态度是轻松而自然的，且更为符合人性发展的生存之道。

鲁迅先生曾言:“花开花落两由之”，此即为尊重自然之规律，不做不必要之强求。《二十四诗品》中有言：“真予不夺，强得易贫”，过于执念的人生，若被沉重所压抑，何来轻快与宁静，更无生之余地。“浑沌之死”(《庄子·应帝王》)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寓言故事意在说明若是不顾及自然之道的生存法则，最终将会自食恶果。而此道理用于人生之启示，亦是感慨良多。人生若是过于强求，则会导致人性的异化，人的灵韵就会伴随着自然之道的消逝而变得暗淡。内心的虚无源于自由精神的缺失，在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之下，人们眩晕地迷失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强行为“浑沌”制造“七窍”，而丢失了对于自然之道的本真状态。如上文所表，自然之道并非仅仅指物质性的自然，更指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与思索，但是要想达到老庄之自然之道与“无我之境”实属不易，而真正的“睹道之人”亦是凤毛麟角，并且，在老庄思想中，也不乏过于理想的成分，如“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或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色彩。但是，对于自然之道的探索，则是对自然人性与自然生活的鼓舞，更是对于美好人生的警觉与构建。如周作人先生，其以平淡冲和之态表现生活的趣味，如其所言：“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1]130-131此自然之道为世人在匆忙的尘世之中求得一份清甜与宁静，为理想型的生活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式，也为我们寻得自己的自然之道提供了参考价值。

总之，无论是对于自然人性的追求，或是“无我之境”的向往，自然之道给我们提供了通向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行方式，然而，如何寻求到自然之道的方法，则需我们进一步思索，虽方法不尽相同，但是皆为求得安心与愉悦。如朱寿桐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人生“余裕”的概念，其认为：“人应该有充分的余裕心领略大自然，领略自己身边的一切，并咂味出大自然和周围的一切所包含的可能意义，这才是活着，这才是人生，这才谈得上诗意的栖居”[7]简单而言，就是为忙碌的生活留有余地，当留有余地之时，才能为生命的韵律提供可弹奏的空间，才能为自然的人性和自由的生活规划出一方园地。

三、结 论

本文以《庄子·杂篇·则阳》中大公调的论说展开，对“言不尽意”的自然之道进行阐述，此自然之道是道家独特精神内质的展现，并对道之不可言传的原因和道的表现方式进行了探讨，揭示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融融互通的思想文化。

庄子的自然之道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魏晋时期，自然之道对世人的思想有着普遍影响，但也需注意以恰当的方式寻求人生之道。并且在明代，通过人性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自然之道的传播与发展。

自然之道不仅揭示了关于宇宙万物的思考，也在道的含义上做出了无限延伸。“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道便是“不期精粗”的体现，更是世人对自然生活与自然人性的向往，而对自然生活的体味，正如品味茶酒之道一般，需以“余裕”之心感受，为生活赢得闲适之所，此对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颇具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