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绍文

在小说中，我们首先必须面对菲利普夫妇，他们给人印象最深，似乎也令人鄙薄。但是他们真的只是虚荣、贪鄙、冷酷，甚至唯利是图、人见人恨吗？还是瞧瞧作品中的实际人物形象罢，而不是纯粹的政治解读。

首先，他们很实在而节俭。菲利普夫妇小职员而已，“刚刚够生活罢了”。面对这种生活状况，该夫妇既有切肤之痛，又只能节俭，甚至吝啬，故“家里样样都要节省”，不敢答应人家的宴请，日用品是减价的甚至旧货，长裙自己做，布料讨价还价。丈夫请吃牡蛎，妻子甚至阻挠，虽然理由冠冕可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可谓当家方知油盐贵。有人以此评论妻子爱慕虚荣、吝啬赌钱，也许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腰不疼。家境本来困窘，难道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吗？

其次，他们多幻想而非贪婪。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了，尤其是处于困窘境地之人，谁不会向往美好甚至异想天开呢？生活拮据的菲利普夫妇更不例外。特别是接到兄弟于勒的来信，知道这个曾是“败家子”的兄弟发财了而且还将补偿自己的时候，夫妇乃至全家欣喜若狂，喜出望外，渴盼不已。这难道不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吗？如果一个人特别是贫者面临天降横财的希望无动于衷、淡然处之，那么这个人可以说不是傻子就是圣人。拮据的生活压抑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现在对身在异乡的据说发财的兄弟存着一点阿Q式的幻想，难道就有罪过吗？难道这样的人就是贪婪自私、灵魂污浊吗？

再次，他们也有不少可贵之处。第一，对兄弟的容忍。兄弟是单身汉，作为兄嫂没有丧尽天良地巧取豪夺他应得的遗产，即使后来打发他去了美洲，也是按照当地的惯例，迫不得已。这也许不是贪鄙冷酷之人所作所为，笔者不敢想象世间存在这样的人：他可以任凭亲友拖累自己直到无法生活。第二，他俩也极其关心子女的前途。两个女儿都已成人，因为家贫无法寻到对象，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父母十分忧愁。如果是嗜财如命、爱慕虚荣者也许要千方百计攀龙附凤，希望借此发财，正如巴尔扎克《高老头》中那位父亲一样百般宠爱女儿，一心盼着她们嫁得金龟婿。菲利普夫妇（恐怕任何人）也许存在这种想法，但在小说中却没有付诸行动，后来只是同意了一桩可谓门当户对的亲事，甚至为此欣喜不已，万分拮据的情况下竟还决定到哲尔赛岛游玩，难怪一家人去时“快活而骄傲”。至于父亲在船上请吃牡蛎，也是情理之中事，女儿喜庆，破费（小费）高兴一下，不行吗？

最后，他们势利而无奈。菲利普并非完美无暇，笔者也无意庇护，只是不愿苛求于人，主观膳断。有人认为菲利普夫妇对兄弟于勒富而爱、穷而恨，从而评判他俩唯利是图，贪鄙冷酷。笔者不敢苟同，以为言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认为相当势利而已。在金钱和亲人、现实和亲情、可耻和光荣面前，菲氏夫妇选择了前者，固然是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出此下策，但毕竟因此而丧失部分美好的人性。所以，对菲利普夫妇的选择，我们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但肯定无法永远原谅。

直面菲利普夫妇，我们真的无法嘲笑，更不会憎恶他们，我们同情而悲哀。因为他们是迫于生活压力的美好人性的失落者。这样的人物绝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何地何时都可能出现的。

与菲利普夫妇比较，于勒隐隐约约，角色多多：败家子，发财者，老流氓，流浪者，孤独者，等等。不少论者认为他的结局咎由自取，自食其果，不值同情。但细究之下，此人虽有年轻时的荒唐，但他后来身上却也有着动人的美好人性，值得同情，甚至可敬。

第一，年轻荒唐。于勒出身可以，但恶习不少，成年以后，不但未能成家立业，而且“行为不正”，肆意挥霍，把自己应得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且“大大占用了兄长应得的遗产”，最终只得远出流浪。这年轻时的荒唐其实为他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第二，曾经“辉煌”。于勒后来也许悔过自新了，所以不久竟然发财，而且写信回家表示补偿兄嫂，当然发财也可能只是于勒的美好幻想，并向自己的兄嫂撒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于是他由一个败家子竟然成为了“一个正直的人”“有办法的人”“善良的人”，并且给兄嫂全家带来了“唯一希望”“福音书”。可惜后来不知怎的又“一文不值”。

第三，善良倔强。联系文本，有例可证：其一，勇于悔过，意欲赔偿兄嫂。于勒可以说是被逼出门，但他在外发点财后便写信回来表示补偿兄嫂。这是一个忘恩负义、薄情寡义者难以做到的。虽然后来因为破产而未付诸行动，但其情可贵。其二，为人着想。细读于勒第二封信及联系后文，可知他这时已经破产，但他还担忧兄嫂为己操心，故写信安慰。这种为人着想的品质确实可贵，也很动人。其三，穷困潦倒，自食其力。于勒在外确实辉煌一时，但很快破产，但他没去偷、抢，也不愿回到兄嫂身边，既不是“一个贼”，也不是一个“老流氓”，而是做水手，卖牡蛎，而且长期如此，是一个自食其力者。有意思的是在船上于勒大约也发现了兄嫂，但他没有做声。

由此可见，同菲利普夫妇比较，于勒虽然曾经荒唐，后来处境狼狈，但他善良、倔强、不愿重新拖累兄嫂，自食其力，身上闪烁着一些美好人性。可以说，于勒是一个生活、人生失败的美好人性坚持者。他的遭遇启示后来者人生并不平顺，往往坎坷多难，但能坚强面对于人无害，也许令人同情，其实也令人可敬的。

一般论者认为，“我”在作品中只是一个线索人物。其实笔者以为这个人物不可忽视，作者设此人物用心良苦，大有深意，可以说是作品主题的寄托者。

首先，“我”的存在，使作品中的故事具有了双重评论角度。成人角度：作品的人物特别是菲利普夫妇和于勒进入了世俗的目光之中。菲利普夫妇因兄弟贫富变化而态度变化，似乎显现了一种唯利是图的嘴脸。而于勒是一个年轻荒唐后来狼狈的生活失败者。儿童角度：以感情来衡量人事。故在“我”的眼中，菲利普夫妇生活拮据、痛苦不堪，无可奈何，辛酸不已，而于勒就是孤苦的流浪者，是我日夜思念的亲叔叔，而且不会因为贫富而改变。显然，前者是一种金钱现实的眼光，后者一种感情纯真的角度。

其次，在作品中“我”是一个完整的发展的人物形象。论者一般仅顾及作品中小时候的“我”，实际上在作品的首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课文《我的叔叔于勒》其实已被掐头去尾，笔者以为不妥。因为这首尾的保留不仅关系到叙事手法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作品主题的开掘，特别是影响了对作品中“我”的评判。故去掉首尾，作品黯然失色，故应保留原来首尾）中，“我”已是一个成年人。小时候“我”耳闻目睹父母的辛酸生活、叔叔的昔日荒唐故事，却始终保持一颗纯真可贵的童心，更是一颗爱心，闪耀着美好人性的光芒。但更可贵的是从作品首尾部分可以看出“我”长大后仍然保持了那些美好的人性。他说对这个故事“一直记住不忘的”，他难忘的仅仅是故事吗？不是的，他难忘的是童年辛酸的生活，父母的无奈，叔叔的愁苦。但他并没有长成他父母那样的人，他有时竟给讨饭的五法郎，只是一种普通的施舍行为吗？显然不是，是爱心，是怀念，是忏悔，是对美好人性的呼唤。由他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判定作品中“我”是一个永远保持美好人性的人，完全不同于他的父母，也不同于于勒。而这正是作者匠心所在。作者借助这个人物形象呼唤美好人性，希望我们都能永远保持这种美好人性，而抛弃人类贪鄙虚荣、冷酷自私的兽性。

除塑造人物形象以外，作者以“我的叔叔于勒”作为题目，笔者也以为大有深意，特别是有力凸显作品主题指向，可谓画龙点睛：其一，悬念作用。如上所言，于勒是这篇作品的关键人物，起悬念作用。

其二，对比作用。在作品中，于勒在兄嫂等人眼中一时是“坏蛋”“流氓”“无赖”，一时是“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一时是“贼”，却永远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暗示了作者的倾向：批判世俗中人们的势利，赞扬美好的人性。

其三，暗示作用。“我的叔叔于勒”，多么亲切，多么温馨，多么平常，又多么难得！但在作品中，于勒在人们看来是可恶、可怜的，不仅外人鄙视，甚至亲人也抛弃他，多么悲惨，人们连猫狗都喂，难道连一个生活的失敗者、社会的弱势者都不能容忍吗？但是作者安排了一个“我”也只有一个“我”对于勒发自内心深处地充满了爱，难道不值得读者重视吗？也许读者以为小孩自然如此，大了未必。但作品中，后来“我”长大了，显然还是那样一个充满美好人性的人。作品中人物关系是现实的，残酷的，令人失望的，但是作者多么希望人们能够形成一种和谐、温馨的关系，强烈地呼唤着人们尽力保持着美好人性。

综上所述，阅读小说作品，不能总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要知人论世，用心用情，紧贴文本，深入解读，才能有所见地，有所收获。所以，这篇世界级短篇杰作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通过对辛酸而不得不势利的菲利普夫妇、坎坷而终于坚强的于勒、可敬而永葆爱心的“我”，这三个看似分裂实则聚合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和对画龙点睛般的题目的巧妙凸显，充分表现了美好人性的极其宝贵，深情寄寓作者热切盼望人们相互亲爱、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作者通联：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