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海涛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外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习仲勋同志在担任地方及中央领导工作时，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包括党派、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统战思想，其中包括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

1. 正确把握党外知识分子在统战工作中的定 位是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基石

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都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知识分子在各项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问题也日益显现。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虽然得到了有力贯彻，许多人却对于非党知识分子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引起极大争论。其中最大的争论是知识分子是否属于统战的对象。

1982年11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编后语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属于统战对象。”[1]从实质上而言, 这是对于统战对象的错误认识，其将统战对象简单地等同了剥削阶级，忽略了统战对象的多样性，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乱。早在1979年, 邓小平同志即有“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论断[2]。1981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对象大致可分为十个方面，其中第三个方面是“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并且指出这一方面“是大量的”[3]。《光明日报》的编后语显然未能准确理解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也不符合胡耀邦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对象的论述。针对这一问题，中央统战部经过认真研究后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报告请示，“报告中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非党知识分子又是统战对象，因为他们同共产党之间是党与非党的联盟’的观点”[1],习仲勋对此作出批示，认为“统战部提出的意见是对的”[1]。

为进一步把握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要求，1985年，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第一次以如此高规格的会议第一次探讨统战理论工作。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方面强调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着重谈到了进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问题。习仲勋认为，要推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一方面要对我们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4]。这次会议对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诸多启发性问题,“知识分子既是依靠对象又是统战对象问题”即是其中之一[5]。

通过以上实践及理论上的探索，习仲勋从理论原则上解决了“党外知识分子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之一”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确了党外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中的定位，逐渐澄清了推动新时期统战工作向前发展的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切实抓好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是党外知 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抓好党外人士的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6]。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教育战线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指出要做好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首先“要抓紧专案复查工作”,强调“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本单位发生的案件一宗宗、一件件查清落实，凡是那些诬陷不实之词，都要统统加以推倒，错案、假案、冤案要坚决纠正，公开平反，彻底昭雪”; 其次，要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根据工作的需要，教师听报告、看文件必须给予照顾”, 建立“革命的尊师爱生关系”,“恢复教师的业务职称, 建立教师提升的正常制度。建立尊师重教的关系”[7]。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有关指示，在广东省省委的领导下，省委统战部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认真细致地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全省约4万名教师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8]。至1978年底，全省“右派分子”的“帽子”全部摘掉，同时，其中的知识分子也陆续得到安置；随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也逐渐得以平反，知识分子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全面恢复[9]。如东莞市在20世纪80年代初，给47名高、中级知识分子提升技术职务，晋升为工程师66人、农艺师24人、兽医师5人、主治和主任医师82人、讲师12人、会计师2人、国家级裁判1人、特级教师1人；全县195名党外高、中级知识分子中，百分之百都晋升工资，其中有70%以上先后提高工资两至三级；绝大部分的高、中级知识分子都改善了居住条件；有4户13人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农村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并对符合就业条件的人员适当安排工作；有5人解决了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对全县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作一次全面调查，凡每户每人（包括直系亲属）每月基本生活费不足30元的，都进行补助。仅1983年，就对72名高、中级知识分子给予补助，总金额2850元[10]。

除了领导广东省率先展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以外，习仲勋在主管统战工作期间，还负责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特别是在1983年，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委派负责召集和领导了落实政策小组的工作，为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4年初，习仲勋负责召集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以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是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习仲勋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但是, 就全国来说，发展很不平衡。”[6]1985年，习仲勋又在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虽然在新时期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来衡量，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仍然有不足之处”。其中，在落实政策上,“还抓得不够得力”, “有的地方和单位不顾大局, 不顾党的纪律，不顾党的利益和影响，对落实政策拖着不办，甚至采取抵触态度。有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落实政策只停留在一般号召，而不是亲自干预，抓住不放,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7]。在习仲勋的领导和常抓不懈下，落实政策的工作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1986年年中，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过去的种种遗留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关键而紧迫的任务。在这一时期，习仲勋投入大量精力，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极大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及历史上一些错案的恶劣影响，极大地向前推进了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3. 团结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是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团结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成为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目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习仲勋深刻指出：“我们一定要继续清除‘左’的错误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千军万马，充分发挥海内外人士的爱国热忱和聪明才智，为振兴中华，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翻两番、两个文明建设和三大任务）努力奋斗。”[4]针对以上问题，习仲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新风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1985年，习仲勋在九三学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一定要全面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发扬我国知识分子爱国的革命的光荣传统,在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中加强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4]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科教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其次，高度重视教育问题。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各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人才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习仲勋在1978年恢复工作、主政广东之初，就指出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称“教育工作搞不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就会受到影响”,而“教育工作, 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 而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7]。要发展教育事业, 习仲勋指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要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二是要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三是要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四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五是需要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7]。

最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习仲勋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重视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克服‘左’的影响，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大力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积极为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11]。1983年4月24日，习仲勋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六届人大和六届政协的人事安排，总的要求是要体现大团结、大统一、开创新局面的精神”,其中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知识分子比重有了明显的增加，提高了六届政协委员的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六届政协委员中，知识分子占一半以上。文化艺术界，五届只有六十一人，六届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科学技术界从原来的八十三人增加到二百六十四人；社会科学界从二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六人；教育界从五十九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人；医药卫生界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一人；新闻界从十二人增加到三十四人等等”[4]。各地方也遵照中央的指示,积极落实政策，进一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如广东省在1983年的省六届人大代表中，知识分子代表有265人，占代表总人数的22.5%，大学教授黄友谋、罗雄才被选为省人大六届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六届的委员中有知识分子委员303人，党外知识分子黄清渠、黄耀粲、李展、李金培等被选为省政协六届副主席[9]。以上种种安排，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70年来，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积极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贡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之一。习仲勋无论是在主政广东，还是在主管中央的统战工作期间，对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问题都非常重视，作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其在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上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