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杰拉尔德·普林斯

“后经典叙事学”这一范畴（如果不说它是“标签”的话），以及经典/后经典的区分，是1997年戴卫·赫尔曼在一篇题为《脚本、序列与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要素》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讨论到的。两年以后，在赫尔曼主编的文集《诸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角度》的导论中，这位叙事学家突显了他所提出的区别，并强调了所集纳文章的后经典性质。2005年，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在其《叙事理论史（II）：从结构主义到现在》中接受了这一区分，当然她有所调整。她在书中勾勒了关于叙事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两种讲法，并简要概括了晚近叙事学的某些趋势。因而，由赫尔曼提出的这对区别，看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令人信服地获得了主流（“历史的”）地位。[1]

在其所谓经典时期，叙事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科学促生、结构主义启发而成的叙事理论，它考察各种叙事所共同具有的，也考察是什么使它们彼此在叙事的意义上区分开来。它通过其对叙事语言（langue）而非对叙事言语（paroles）之兴趣，对“何物使得某叙事有意义”、而不是“对该叙事的意义何在”之兴趣，回指向索绪尔语言学。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获成功，它囊括了法国或法语界奠基者中最著名的代表——罗兰·巴特（以及《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这篇名副其实的宣言），以及托多罗夫（正是他创造了“叙事学”（narratologie）这一术语并在《〈十日谈〉的语法》中将其界定为“叙事的科学”[2]）、热拉尔·热奈特（他也许是所有叙事学家中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