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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小号用户心理探析

2020-02-09刘之源

新媒体研究 2020年20期
关键词:圈层

刘之源

摘 要 文章通过对13名微博小号用户进行深度访谈,结合小号的各类用途分析了这一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在语境消解的情境下,用户愈发难以协调面向不同交往群体的多重身份、管理自我的多重形象,因而诉诸小号将模糊的社交语境边界重新划分清晰。但用户通过这一策略获得的自由感是相对且暂时的,平台功能的机械性和用户灵活的交往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小号的存在也是一定程度上对圈层间分化现象的映射。

关键词 微博小号;印象管理;语境消解;圈层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0-0043-04

1 研究背景

以用户为节点的人与人的连接是构成各种互联网应用的核心要素[ 1 ]。在社交媒体广泛渗透的今天,用户的使用行为往往与其所处的线上和线下社交关系网络密切相关。故通过社交平台的用户行为,可以洞察用户间的人际关系特征和相应的社会心理。

微博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交平台之一,经过逾10年的发展,微博用户的使用行为也随平台功能的不断更新而趋向多样化,使用小号即为其中的一种。“正常使用一个账号的同时,在该社交网站注册另一个账号作其他用途”[ 2 ],后者即所谓的小号,相应地,较为常用或较早注册的账号俗称“大号”。从一般用户到娱乐明星,“大号+小号”的使用模式并不鲜见。在社交平台使用小号这一现象近年来已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小号的存在往往较为隐秘,尚未有研究结合微博的社交属性和人的社交关系对其进行充分探讨。故本文希望探究人们如何使用小号,并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分析这种行为的成因和影响。以小号为切入点,理解技术使用者如何在日常社交实践中构建出自己的使用逻辑,能够丰富对社交媒体用户心理与行为的认识,也有助于反思人与平台技术的相互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13名微博小号用户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微博小号用户的行为及其心理,以期能够从用户在自然情境下的具体行为实践中,发现其中内在的心理规律。

由于定性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追求能够向大样本推广的普遍性规律,而在于对基本社会过程的本质解释,故本研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式,选取较为典型的微博小号用户作为访谈对象。根据李亚伟对200个微博小号用户人口统计特征的分析,女性用户占比达到89%[ 3 ];《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在20~29岁年龄段的使用率最高,达77.3%[ 4 ]。结合上述整体统计结果,并考虑到年轻女性群体具有较高的网络参与度与微博使用经历,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也较为理想,因此最终选择了13名20~24岁的女性微博用户,她们均在过去的三个月内登录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使用的、并非大量购买用于充当“水军”的微博账号。

3 研究发现

3.1 多面自我形象的主动展演

不同于公开性较强的普通微博账号,微博小号往往因被用户刻意隐匿,用途也更显独特和多样,但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小号以发表原创博文或转发为主,大号则更多地用于接收与浏览信息。从参与层次这一维度上看[5],用户对小号的使用更加积极、参与程度更高。综合受访者的回答,可以将各个账号的具体用途整理如表1。

移动网络与社交媒体为人们对自我形象的整饰和管理提供了技术可供性[ 6 ],微博的个人主页便是用户得以陈列与塑造自我形象的平台,而同时使用两个甚至更多账号则意味着拥有了“分饰多角”的可能。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对大号和小号的用途作了有意识的区分,例如受访者R和N,她们都会在微博小号上发表大量关于自己所喜爱的明星的内容,而大号则“从来不发”(R),甚至于“不会关注”(N)她的偶像。

而“我”的各种样貌该如何在各个账号间分配、各个角色的形象间为何存在如此清晰的界线,则与每个微博账号所处的社交情境、面对的不同社交对象直接相关——多名受访者均表达了她们对于自己大号“粉丝”的考虑,并对他们对自己可能会有的看法进行构想和推测。其中,受访者B与W习惯于使用微博小号记录自己的恋爱心事,并刻意控制自己不在有较多熟识的人的大号上“秀恩爱”:“怕大号发了朋友们看了实在是视觉疲劳……(小号博文的读者)都是陌生人的话,我反而不太在意他们怎么想”(B)、“我觉得经常在大号上面發,经常秀恩爱,就挺讨厌的”(W)。此外,用小号追星的受访者H、Y与R也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不愿朋友们被过多打扰”的期望:“因为追星会转发大量的东西嘛,大量关于明星的微博……这个其实让朋友看不是不可以,但是就觉得太频繁了会打扰到他们,怕你们会……啧,心里会有抵触的感觉。”(R)同样地,曾使用小号进行备考打卡的G和N也不愿意让熟识的人看到这些信息:“不想让大家看到‘哇,这个人好上进好鸡血的样子,哈哈哈。”(G)

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会试图站在他人的角度,想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并期望通过管控自己的言行,使他人对自己形成较为积极的知觉和评价,维护良好的交往关系。在上述访谈中,四名受访者都用了“怕……”或“不愿……”的句式,这意味着尽管她们所担心的情况并未实际发生,仅是一种设想,而做出这种设想的依据恰是来自于平时与“一般化的他人”的交往经验。虽然线上交往对象似乎由于空间的阻隔而并不直接在场,但用户同样会为他们“画像”,想象自己的博文内容、点赞痕迹乃至关注人情况将会被哪些人看到、他们又会如何看待自己。这种设想不仅仅指向关注自己的粉丝,更包括其他可能潜在的读者。

因此,面对不同的交往群体,“我”所呈现的形象也不尽相同,而区分大号与小号正是用户增加自身对于多面形象的控制感的一种策略。在某一账号中发表什么内容、不发表什么内容,都是希望得到特定群体成员的认同、与之维持良好关系的实践方式。

3.2 社交语境的消解与被动重建

尽管可以将使用小号看作一种管理多面形象、获取他人认同的主动策略,但外在的情境性因素也使得这种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被动色彩。

研究发现,用户并非在进入微博这一社交平台之初就开始兼用多个账号,而是在使用了3~5年的大号之后才逐渐转向另一个新账号,这恰恰反映了用户在微博平台中社交关系网络的演变:受访者普遍表示,在最开始使用微博的一段时间中,“粉丝”几乎由“很好的朋友”“闺蜜”等少数关系紧密的同辈人所组成;随着使用程度的加深,微博社交圈可能渐趋泛化、关注者的构成日益复杂,“粉丝”演变成一个由多个细分群体构成的集合。作为不追求太多粉丝流量的普通用户来说,“涨粉”似乎是一种困扰:“不认识的人好多啊,就感觉跟微信一样,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有朋友,有不联系的人,有曾经的同学,无关紧要的人,但是互关了也没办法取消关注了是不是?”(W)“大号现在关注你的人越来越多,它变成一个公开的朋友圈,所以在那个上面,你发的东西性质可能就更加趋向于朋友圈了。就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自我表达的平台了,对 吧?”(N)

尽管微博比微信朋友圈更易实现基于弱关系的大范围传播,但对于多数普通用户而言,其最初在微博中的社交网络仍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网络高度重合、是线下的交往圈子“虚拟化”[ 7 ]。多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用朋友圈来类比她们的微博大号,以形容一种由强关系构成的社交圈逐渐涌入大量弱关系交往对象、使得私人领域逐渐公开化的过程[ 8 ]。

社交圈的扩大,意味着原本多元异质的信息接收者被扁平化在同一个层面,这便是Marwick与Boyd提出的“语境消解”:自我形象的呈现取决于人际语境线索与情境语境线索,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交往对象和所处的社交环境,采取不同的印象管理策略[9]。而当原本与“我”有远近亲疏之分的密友、家人、同学、同好网友、点头之交乃至于陌生人,一律无差别地成为我的“粉丝”,人际语境线索便被模糊了。在这种情形下,用户往往疲于做过多权衡与协调,故而索性划分“大号”与小号,重建起社交情境的边界——这一行为像极了“向水面投入一粒石子、水波一圈圈扩散开来”的过程,在微博用户的网络社交实践中,仍然可以窥见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的影子。例如H提到自己曾在高中同学聚会中与一些多年未联系的同学互换了微博与微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大号里发了太多太多各种辱骂和不满之类的东西了,然后就有个同学来跟我杠,我就感到非常不开心,所以就躲到小号里去了”。H将自己与这名同学的关系形容为“比不熟的熟一点,比特别熟的还不熟一点”,“我怕在大号还会有人像这种,对我发的东西有一些错误认知,以至于他们对于我这个人也产生什么错误认知。”

在社交语境模糊的背景下,对于远近亲疏差别的注重不仅表现为用小号“发表”特定的博文,还体现在用小号“浏览”他人的个人主页。受访者G和Q坦诚地提到自己会用小号来“视奸”一些人,这个独特的词汇意指: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浏览他的发言、关注与被关注、点赞记录等历史记录,且尽量不留下痕迹——不关注,不评论,不点赞。2017年,“微博故事”功能上线,用户可以在“故事”中分享短视频或照片,其他用户只有点开才能查看故事的具体内容,发布者也可以查看到访客记录[10]。“因为微博故事会留下访客记录嘛,所以需要看不出身份的小号。就是看一些关系其实很远的,或者前男友的前女友现女友之类的,算不上朋友,但有好奇心看一看他们的生活。”(Q)“我也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真的就是好奇,但是为了避免人家出现什么奇怪的想法,把我看成奇怪的人,还是用小号比较方便哈。”(G)

“视奸”这一点尤其体现出微博相比于微信朋友圈的公开性,也凸显出用户在其中面临的矛盾:一方面想要维持初入微博时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交环境,另一方面却因平台本身的开放性,拥有了更多“被观看”以及“被他人观看”的可能。在这种情境下,处在“并发式、多线程”连接中的个体不得不借助小号,以求实现与不同对象的恰当互动、维持较好的社交质量。

3.3 暂时且相对的自由

综合访谈结果,用户均或多或少地从小号中得到“自由一点”(L)乃至“肆无忌惮”(X)的体验。借由小号,用户得以在不同的社交语境中相互穿梭。即便没有粉丝、不与他人互动、看不到任何直接的读者,小号也是一个能够安放许多私密情绪情感的“日记本”,却又能比写日记或“仅自己可见”等更加秘密的记录方式带来更多“发送的快感”(W)、抑或“一种倾诉的感觉,虽然没有人看,但是我会觉得我在倾诉、我在吐露。”(R)当切换到无人知晓的小号、编辑文字、点击发送,明明不愿为外人道的心事却被送入到公开的网络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人们对于微博的依赖:尽管当社交平台网络中的个体想要寻求暂时的独处空间,却也仍然未脱离平台功能本身,可谓处在高度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中。

然而,小号的存在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不仅限于微博这一平台,而更加成为一个泛化的概念。在对N的回访中得知,她一年半前只拥有4个广告账号粉丝的追星小号,如今已成为超过1 000名粉丝的综艺娱乐视频自媒体,因此她现在又拥有了第三个微博账号。对于她来说,从前的小号事实上变成了大号,而她仍希望有“一个没人关注的地方”,来“记录自己平时的一些感受、一些思考”。除前文所述的微信朋友圈,国外照片类社交应用Instagram也被三名受访者提及,如受访者W表示:“ins是个超级超级精选的朋友圈”。当并非“朋友”的人逐渐涌入微信朋友圈,她们选择用微博取代朋友圈原本的功能,与亲密好友的交流和互动转移到了新的空间;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前一种情形又在微博重现,这使得她们或申请新的微博账号、或向其他社交平台转移。如此一来,微博也曾经是相对于微信朋友圈的小号,Instagram则是相对于微博的小号。“小号演变成大号、又转向新的小号”,驱动这个循环的,正是用户人际传播的需求与社交平台大众传播特性间的矛盾——人对社交语境和所相应呈现的形象的需要是灵活、动态的,而平台所设定的好友关系则是机械、固定的[ 1 1 ]。

此外,借由小号获得的自由感往往也仅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中。例如,受访者Y与K分别拥有5个与14个专门用于追星的小号,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飯圈间界限明晰、甚至存在冲突的现状。“我属性比较杂,别人只有一个号的可能是唯粉,我本来就搞CP又搞团,饭圈又严格,所以有两个唯粉号一个双担号一个团号了,剩下的都是做数据的。”拥有最多小号的K在访谈中使用了大量来自饭圈亚文化内部的语言,解释了她的“博爱”与饭圈的“严格”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诸如抽奖、免费门票或线下见面等粉丝活动,往往只有该明星的唯粉(只喜欢该明星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参与,而CP粉(同时喜欢该明星与其他人的组合)与团粉(喜欢该明星所在的组合整体)则不能获得该资格。K表示:“有些福利需要审核属性的,如果转的东西太杂了就不通过了,就会造成明明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但是因为不是唯粉就领不到这个福利,就很惨,还要被骂,太惨了。”对此,H也曾为了参与类似的粉丝群体活动,做出过同样的妥协:“这万一谁点进我那(微博主页)去,说我是其他什么什么人的粉丝,到时候我很害怕吵架的!”于是,为了获取实际的物质价值、避免因自己不那么“纯粹”的身份特征受到某些群体成员的攻击和排斥,她们只得适应这套规则,在不同的小号上扮演出多个“只喜欢某个人”或“只喜欢某个组合”这样具有纯粹单一喜好的角色。

就此,我们可以用一堵堵墙来类比小号的存在:用户往返于各堵墙所区隔出的不同房间,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向不同群体时所呈现的形象;虽可以暂时停留在某堵墙内,与这里的成员舒适地相处,却也无形间使这些墙愈发坚固,致使每个房间之间愈加隔离、不同房间中的各个群体间的分化愈加严重。从这一点来看,“类聚”与“群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个体在得以与相似群体抱团取暖的同时,也意味着增加了不同圈层之间的隔阂;而人们在网络中的文化实践和思维方式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实际生活中的群己和群际关系,形成甚至增强对于某些群体的刻板成见。“我知道大家觉得‘追星女孩好像不是什么好词,所以我跟室友说我那几个微博是追星用的,很烦的,没必要关注,她们就也不会问什么的。”Y无奈地说。

4 小结

本文通过对13名微博小号用户进行深度访谈,结合用户在微博中社交关系的动态演变,分析了使用小号这一行为的两方面成因:其一,是为了维持与他人的良好社交关系,主动将部分内容发表在小号上、向他人展现自己形象的特定一面;其二,则是随着微博社交网络的扩大,社交语境渐趋模糊,多重身份间的协调、不同自我形象的维护出现困难,这使得用户被动地降低对微博大号的参与层次,并收紧对其中内容的自我审查。

移动互联时代的社交空间中,“语境消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平台的机械性和用户灵活的交往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恰是这种矛盾促使用户不断进行着重建语境的尝试——无论是使用微博小号、设定朋友圈的可见权限、还是转向暂时较为私密的小众社交应用,都是用户通过调整自己的技术使用行为,以适应新型在线社交秩序的表现,这种“反连接”的社交减法不失为一种新的网络素养和未来社交产品的新方向。

同时,小号现象所折射出的圈层间分化也值得注意。小号固然为人们提供了与同好交流的高纯度环境,但群体内部的同质恰与群体间的区隔乃至冲突相伴而生,从小号获得的自由感只相对地存在于其暂处的圈层中。从平台技术产品设计的角度看,如何能让社交应用更适应人的社交关系需要、促进不同群体间的对话、理解与包容,仍有待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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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升栋,余洁.社交网络用户非常态使用行为分析[J].青年记者,2017(7):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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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度中国观察.2017 凯度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EB/ OL].(2017-06-07)[2020-07-09].http://www.199it. com/archives/600059.html.

[5]王娟.微博客用户的使用动机与行为——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46.

[6]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2018(1):56-62.

[7]赵高辉.圈子、想象与语境消解:微博人际传播探析[J].新闻记者,2013(5):66-70.

[8]洪杰文,段梦蓉.朋友圈泛化下的社交媒体倦怠和网络社交自我[J].现代传播,2020(2):76-81,85.

[9]Marwick,Boyd.I tweet honestly,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context collapse,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J].New Media & Society,2011,13(1):114-133.

[10]微博故事帮助.什么是微博故事[EB/OL].[2020-07-09]. https://kefu.weibo.com/faqdetail id=20450.

[11]吕冬青.微信朋友圈“语境消解”的定性研究[J].编辑之友,2016(8):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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