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洪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数字货币面世奠定了基础，Facebook提出的Libra（世界通用数字货币）项目，向世界各国的法定货币提出了挑战，倒逼各国央行加速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未来，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诞生还面临哪些障碍？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三大驱动力推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区块链研究院研究员杨东认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有三大驱动力。

第一大驱动力是，现有的电子支付系统实际上占据了支付的主流地位，现金的使用大为减少，不仅导致支付工具与投资工具相混淆，而且中央银行无法全面掌握支付数据，支付机构通过支付数据可能会形成数据垄断。同时，电子支付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各家机构提供的电子支付服务相互不能转化对接，给用户带来了许多不便，需要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予以解决，比如微信不能与支付宝对接等。

第二大驱动力是，技术的发展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受激励于数字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技术创新，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支撑下，构建更大规模的清结算系统成为可能；同时，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丰富的可变性，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设计出不同的类型，适应不同的场景需要，更可以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需求设计其他模式的分布式账本，更好地适应法定数字货币体系的特征。

第三大驱动力是，Facebook提出的Libra项目同时具备电子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部分特征，在保留数字加密货币全球性特征的同时，通过引入背书资产使得价值更加稳定易用，将给中央银行带来更大的挑战。Libra宣告了一种更加便捷、低成本的非主权货币模式，该项目如若成功，将极大地排挤法定货币的使用空间，对法定货币的运行造成一定冲击，并且获得大量的支付数据。对此，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不仅需要对Libra进行监管，更需要通过法定数字货币实现法定货币体系的数字化，以与Libra这样的项目相竞争，各国央行均开始考虑自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即由央行直接主导的一种数字化支付工具，以期实现发行和交易的便利化，进一步降低成本。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背景和目的，也决定了法定数字货币必然具备的性质和所采用的底层技术。

“数字货币的基础设施属性决定了其由国家发行的必要性。”这是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郝毅所持的观点。

郝毅表示，政府是最适合发行数字货币的主体，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信用背书是信用货币实现价值功能的最稳定保障；另一方面，数字货币时期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大投资，私人公司建设基础设施必然会把这部分成本加入到货币流通过程中，对实体经济造成额外负担，且可能会出现由几家私人公司通过技术先发优势、恶性补贴等手段垄断市场的情况，不利于支付市场的竞争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前景一片光明

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法定数字货币，或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有四方面好处：一是节省现金流通的成本，二是强化支付系统的公共属性，三是为数字资产交易提供端对端的可靠支付工具，四是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银联董事长邵伏军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有三大好处：

第一，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的手段。现在的货币发行方式，因为发行以后对货币流通缺少有效的实时监控手段，基本上是通过统计和估算。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将使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并在数据脱敏以后，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分析，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且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同时，央行数字货币也能够有效地在反洗钱、反恐融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有利于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水平。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货币数字化，而且还能通过与智能技术的结合以及智能合约的设计，较好地解决交易双方的信任、信息流与资金流同步的问题，这个优势能够大幅度简化传统金融机构间比较复杂的交易流程。

第三，切实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从货币最基础的支付功能来看，通过运用法定的数字货币，可以使法定货币的流通网络出现极大的扁平化，实现支付系统底层全面的互联互通，大幅度减少兑换的环节，提高跨境资金的流动性，解决传统的跨境汇兑在链条长、到账慢、效率低等方面的问题。

“法定数字货币具备数字货币的属性，基于代币（Token）的底层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郝毅说。一是数字货币可以传递价值或信息，利用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票据结算、跨境支付等场景，大幅提高系统效率；二是数字货币更有助于数据的搜集和获取，为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三是数字货币预留了智能合约端口，高效串联起融资、生产、销售等环节。

郝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将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对于没有电子支付体系的国外经济体来说，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营将推动整个社会由信用卡支付向电子支付迈进，无论是从交易便利性还是从交易安全性看都是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由于信用卡的支付结算体系需要消费者频繁触碰公共的金融基础设施（如POS机、ATM机），疫情的暴发加大了其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国际清算银行（BIS）针对此情况在今年发布的工作论文中，初步探讨了未来使用央行数字货币降低支付过程中病毒传染概率的问题。

还有关隘需要打通

尽管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条件日趋成熟，“但从法定数字货币角度来看，它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邵伏军说。

第一，技术实现还有一些难度。法定数字货币在理论上拥有很多优势，但受制于当前的技术水平，确实还难以实现对海量货币的实时数据采集、监控和分析，也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可编程操作。

第二，国际间协调的难度也是一个问题。各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协同，在现有汇率形势下存在难点。法定数字货币推出以后，协调的难度会更大。正如各国支付市场的监管，各国间的差异很大，各国研究数字货币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大不相同，目前，有的国家是支持的，有的是观望的，有的则明确禁止。

第三，基础准备方面也有一些困难。从顶层设计来看，法定数字货币将对各类金融业务、金融服务的底层运作逻辑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它在金融体系的全面应用基础准备方面，目前来说还是严重不足，既缺乏相应的底层运作规范，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比如说是不是匿名、是不是计息等等这些基础问题都还在探讨中。

邵伏军同时认为，从商业数字货币角度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看到的商业数字货币的方案，从根本上说依旧是代币，难以真正作为货币存在，它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是信任的问题。价值稳定是货币被接受并普遍流通的前提。目前商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如果是商业联盟，发币的原则和基础都是商业信任，缺少稳定透明的运行机制，是不是会存在超发的情况，是不是存在不足值的发行，其本身兑付的流动性怎么样，储备资金是不是挪用？这些确实还存在疑问，也存在风险。

二是技术管控的风险。区块链技术，除了在高频交易处理与快速响应效力方面的瓶颈以外，商业数字货币还涉及亿万客户信息，面临客户隐私泄露的风险。同时，商业货币的匿名性对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方面也提出了挑战。

三是产融结合和垄断的风险。大型科技平台的发展，不断扩展着其业务范围，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出现新的产融结合局面，催生垄断。

四是货币政策与外汇管理的风险问题。商业数字货币出现以后，一旦它的跨国运营影响到各国法定货币的流动性，影响到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主权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弱势国家资金的流失、反洗钱等措施的失效、货币政策的失灵，对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体系带来的影响和风险也是很大的。

杨东认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法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采用以部分取代现钞货币的法定货币新形态，因而法定数字货币与现有法定货币体系的关系急需厘清。”杨东说。现行法和理论通说认为货币财产权是具备法偿性和绝对支付能力的特殊物权，但是，法定数字货币既难以成为物权客体，也难以具备法偿性。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与目前通行的货币法律性质相关理论和立法实践发生了明显冲突，导致法定数字货币难以顺畅进入法定货币体系中。

为此，杨东建议：“应将法定数字货币理解为对中央银行的特殊债权，并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修改。”

考验监管水平

DC/EP的发行和运营涉及一系列监管安排。相较于DC/EP的安全运营，监管部门更关心其安全性、稳定性和在反洗钱等打击犯罪方面的效果。目前，技术创新已走在监管的前面，与金融科技相对应的监管科技还在持续探索中。如何充分利用DC/EP的技术优势，弥补DC/EP可控匿名下潜在的监管漏洞，将是未来监管部门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郝毅认为，数字货币以下几方面考验着监管水平。

一、监管DC/EP要避免超发风险。确定的DC/EP技术路线图是运用“双层投放”机制，在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这套结算体系中暂时无法实现实时清算。在两次清算之间，商业银行是存在超发DC/EP可能性的。如何控制商业银行超发的限度与清算场次的次数，是未来监管部门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二、DC/EP在技术上更有利于反洗钱，但需加强对弱匿名性账户的限制。DC/EP数字货币技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洗钱等违法活动进行监管：第一，对货币交易流程进行全程监控，完整记录下每一笔交易，有效解决目前洗钱活动链条繁杂隐秘，需要大量人工进行甄别的弊端；第二，央行等监管部门对DC/EP的控制力要加强，一旦某账户被认定为用于洗钱等违法交易，央行可以先行暂停这部分DC/EP的支付功能，增强对潜在洗钱活动的干预能力；第三，DC/EP可以更好地将生成数据对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平台，人工智能可以利用DC/EP产生的大数据进行不间断的学习，提取洗钱活动最新行为轨迹，改善当前反洗钱系统存在的自学能力不强等问题。

但DC/EP为方便无账户群体开展数字支付，设置了其与银行账户的松耦合，提供无需绑定账户的数字钱包，具有一定的匿名性。对于弱匿名性账户来说，央行现有技术手段对其控制力较低，只能达到冻结账户的效果，无法追踪到账户背后的使用者。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最大限度降低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率，可以在匿名账户开立时对交易金额、交易笔数等进行限制。

三、DC/EP在跨境支付上需要监管进行取舍和平衡。区块链技术是数字货币的重要优势，在跨境支付、境内大额票据结算等应用场景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技术优势，提升结算效率。但区块链的分布式结构和金融监管中心化要求是一对“天然”的矛盾。金融监管要求支付清算过程中实现KYC（认识你的客户）和反洗钱功能，这些职能在区块链环境中将遇到由商业银行向交易双方转移的过程，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如果为了满足现有监管要求，就需要在区块链架构中的每一个Block（区块）加上监管功能，这又将大大降低区块链的效率优势。

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郝毅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一是加快DC/EP试点及相关研究工作，尤其应当考虑如何应对金融结构的变化。微观市场主体如何将DC/EP与商业银行数字化轉型结合起来，整合前、中、后台业务，迎接数字化时代？监管部门如何引导非运营机构的商业银行合理进行金融创新，保持行业竞争力？如何抑制运营机构过度利用先发优势，导致市场竞争缺失？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是积极与其他正在研制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进行合作，提前布局跨境结算业务。2019年，Libra横空出世，瞄准的就是这个拥有130万亿美元规模的大市场。目前，跨境支付市场交易结算速度慢、成本高，而数字货币天然具备克服这些局限的技术优势。我国应当在跨境支付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形成法定数字货币的“联盟”。在跨境支付领域占据主动权，应对Libra的挑战。

三是探索监管科技在DC/EP场景中的应用。智能合约是数字货币的一大特色，也是DC/EP预留的功能，利用智能合约进行监管一直都是监管科技的重要探索路径，应当借助此次DC/EP试点的机会，进行智能合约监管的尝试，在监管科技上有所突破，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经验。

尽管法定数字货币的诞生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只不过是孩子出生前的阵痛，法定数字货币走入我们日常生活是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