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写日记是我睡觉前的必备“功课”，若事务繁忙没空写或忘了写，抑或太累“写不动”，那么第二天也得补上。“日记”二字于我来说，是真正的每日一记。

自1982年开始，一晃，这日记已写三十七年之久。

三十七年来，我只是默默地记着，从未想过要为写日记这件事写点什么。直至接到素不相识的康健先生约稿，这才动了“梳理”之念。

我找出以前写的日记，虽几次搬家，从湖北公安县到黄石市、武汉市，再到厦门，辗轉多地几千里，所幸全都保存着。最早的日记在于积累素材，提高写作水平。那时，我在湖北省公安县师范学校念书，文学正热遍全国，一篇作品“走俏”，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受此“蛊惑”，也就“摩拳擦掌”，想在文学方面好好干一番。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立志”吧！但受“文革”之害，读中学时大搞“开门办学”，基础差，底子薄，怎么办？当年我十九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便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攻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二是写日记积累素材，二是笔耕不辍写小说。可见写日记，属于我立志的“系列工程”之一。

查最早的日记，始于1982年5月2日，写了近两页，七百多字。而这最早的日记本封面，写有“所经、所见、所闻录”字样，记人叙事，线索明晰，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且描写细腻，颇具现场感。显然，我在如实记录生活、积累素材的同时，也将写作艺术融入其中。我最初的日记，可视为提高文学水平的“练笔”，算得上作品的“胚胎”。感触较深就形诸文字，否则便不动笔。这样断断续续地记了一个月，自1982年6月1日开始则每天都记，直至今日，一天不落，从未间断。

日记的载体与形式，早年用笔记本，每年少则两三本，多则四五本。后来改为市面流行的记事台历，每日一页，事少三言两语，事多两面都记写得满满当当。用记事台历，出差最为方便，外出几天，就带上几页，睡前唰唰写上几笔。多用钢笔，墨水时而蓝色，时而蓝黑，用得最多的是碳素黑色;偶尔也用圆珠笔，蓝色、黑色的都用过。而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就弃笔改用电脑了。

其实，我从1994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但一直就没想过用电脑写日记。使用电脑好处多多，但也有缺憾：一是出差时不可能将其带在身边;二是电子文档易失，有时还会误删。改用电脑，主要受厦门市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江林宣的启发。他退休后受聘于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在我所在单位临时办公，且就在同一间办公室。他不仅用电脑写日记，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我写日记，读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从未想过示人，因此性之所至，信马由缰，且笔迹十分潦草，可能只有我自己才认得出看得懂。老江的做法不由得引起了我的思考，个人所见、所想及所经历的一切，与时代密切相关，就此而言，日记既是个人的、私密的，也是大众的、社会的。其时，我出版的作品引来不少评论，借助日记，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认识与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深刻。从某种角度而言，日记就是我作品的底稿。

日记纯属个人行为，会受喜怒哀乐的情绪左右，也有一叶障目之虞，但我下笔时，总是本着一颗真心，如实道来，绝不造作、篡改乃至造假。否则，对学历史出身的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况且，当初也没想到示人，纯粹写给自己看的东西，有必要“曲笔”吗？当然，自从改用电脑后，想到也许有一天会供人阅读或研究，就没有以前那么放得开了，便有了详略取舍，个别不愿提及的事情或有意不记，或点到为止。但只要记录在案，就必须真实，这是我写日记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励志，是我写日记的重要内容之一。“天下一曾无二曾”，作为曾子（曾参）后裔，其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几乎融入了我的生命。每天睡前写日记，其实也是一种反省，回忆一天所为，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将没有做好、做到位的方面列出，不断告诫自己，约束自己，促进自己。时间一长，这种砥砺便成了习惯，某件事做错了或没做好，我会马上反省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买书、读书、写作占去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因此，这三方面的内容，约占日记的十分之三。自1982年开始，我长期不懈地购书，从书店购买，托友人购买，汇款至出版社邮购，近些年大多从网上购买。所购书刊三万多册，大多记录在案。我读到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时，也要在日记中写下心得体会。如果一本书阅读时间较长，在持续的过程中，遇感人或拍案之处，也会随读随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创作，我最看重的是构思。我写作的速度较快，进入状态，每天可达万言。而构思却十分漫长，有的作品会拖几年甚至十几年，构思不到位绝不动笔。一旦成熟，便列出详细的创作提纲。这一构思和写作过程，也会在日记中有所提及。

日记对个人来说，所记是大事，于他人、社会而言则微不足道。我常买菜购物，因收入有限，不得不精打细算，记下书价、菜价及其他物价。这些从口袋一点点掏出去的费用，对我本人有着切肤之感，于他人而言，则是一些没有情感与意义的数字。但是，收入的多少与开支，物价的上升及涨幅，也可折射出社会、时代、群体以及物质、经济、金融的某种特质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