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超 祁晓冰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兴起，诞生于这一时期的《伤逝》，以女性性别压迫为主题，深刻反映了当时女性身体和生存空间解放受到束缚的现状，同时，鲁迅先生在文本中也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性命运及女性解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探讨了男女平等的可能。

关键词 ：《伤逝》 空间 女性主义

《伤逝》是鲁迅先生创作于1925年的一部手记形式的中篇小说。作为一部以女性命运为主题的小说，《伤逝》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对小说主人公子君的爱情悲剧、女性形象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期，空间理论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为性别压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拟从性别空间入手，通过子君形象分析解读《伤逝》中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性命运及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

一、走出家庭：子君身体的解放

列斐伏尔指出，全部空间发端于身体。身体是探讨一切空间的前提，是权力运作的第一场所。因此，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探索应始于身体，而女性身体空间的解放也应成为女性解放的第一场所。

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在《中国妇女》中所言：女人只不过是功能性的、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她只拥有躯体、性、生殖的物质特性。在《伤逝》中，子君虽然生活在父辈亲戚——自己叔叔家，但却努力挣脱自己躯体从属于男性的传统观念，力图打破女性所代表的物质特性。子君明确提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并用行动表示自己拥有躯体的自主权。子君所说的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女性试图挣脱传统观念，自己掌握自己身体主动权的宣言，换句话说，子君认为她的身体可由她自己自由指挥，而不再受禁锢于她的叔叔。子君自己驾驭着这副身体冲破罗网，不顾他人的眼光，“镇静地缓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毅然决然地与涓生走在了一起。

同时，女性身体的解放亦是女性性的解放，女性不再受制于传统观念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认同的可与之发生两性关系的对象。子君与涓生的同居是女性性解放的重要表现。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来自社会与男性的双重性压抑。这表现在，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性权利只被限制在婚姻之内，非婚姻性性行为是被嚴格禁止的，如果一个女性被发现存在非婚性行为就要被扣上“荡妇”的帽子，遭到社会甚至原生家庭的抛弃。而子君与涓生所进行的婚外性行为形式——同居，就是对传统女性性压抑的颠覆反击。与此同时，女性的两性平等意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女性自身不再完全受制于男性，当子君被涓生告知自己已经不再爱她时，子君并没有像当时社会大环境里的大多数女性那样，选择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而是选择离开涓生。

但女性性的解放仍不等同于完全的身体解放，身体解放的关键在于身体产生的能量，男女间力量的差距仍是阻碍女性解放的一大障碍。列斐伏尔指出：“掌控着能量的身体、生命体，创造或生产了自己的空间。”男性作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在社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产生的能量远远大于女性，女性从身体上到精神上都处于服从地位。同时，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也能从子君身上看到当时女性身体解放的不彻底性，《伤逝》中涓生因为性别的缘故，其身体产生的能量就大于子君，在两人接触之初，子君就是一个臣服者的形象，子君对涓生的教导唯命是从，处处让自己服从于涓生。也正是由于这种男女之间力量的差距，涓生始终觉得高子君一头，即使他对于两人在一起的勇气远不如子君，对他人的目光甚至“全身有些瑟缩”，但在心理上仍然自觉高于子君。在生活困难时期，涓生思考的全然不是二人如何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而是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本可以一个人远走高飞的，“生路还宽广的很”，只是由于怜悯子君自己才没有舍弃她。而子君则由于这种潜意识里的男女能量差距，选择了完全依赖于涓生。比如，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并没有完全独立，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托付于涓生，他们的生活开销全部依赖于涓生工作的工资。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明确指出：“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女性解放的基础必须是经济的解放，而子君迫于经济原因（或其根本不具有经济独立意识），在指出自己的身体属于自己之后，又在根本上使自己的身体属于了涓生，也正是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子君在离开涓生后回到了父亲家，由身体从属于夫权变为身体从属于父权，归根结底身体并未取得彻底解放，所以说女性身体的解放必不可缺乏经济基础（经济可视为是能量的重要表现形式），否则不可行。当然，客观而言，即使存在上述诸多的局限或者说弊病，子君所发出的“我是我自己的”独立宣言，在那个时代仍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二、走向都市：子君生存空间的解放

女性解放发端于身体解放，最终来到地理空间。随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都市的发展，女性生存空间随之发生了转变。

女性空间的解放首先表现为女性活动空间流动性的增强。子君脱离家庭，选择与涓生住在一起，便是流动性增强的表现。同时，她也敢于挣脱传统文化中对女性做出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桎梏，去会馆学习涓生教授给她的新思想，并与涓生在一起。子君不畏惧他人的眼光、议论，与涓生一起逛街、找房子，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公共空间之内。对于子君的走出家庭、走出传统，整个社会环境投来的都是“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这些眼光使得涓生都不由得全身瑟缩，可以看出女性即使可以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其地位仍得不到承认。其次，当得知涓生不爱她之后，子君敢于回归原生家庭空间，这种地理空间的转换在当时也具有深刻的进步性。

女性空间解放也表现在女性开始出现在家庭空间以外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工作领域），但家庭空间仍是其活动的主要场所。我们在《伤逝》中可以注意到，子君作为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并未进入工作空间，而是与涓生同居后仍处于家庭空间之中，“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即使后来涓生失去了局里的工作，她也仍未做出自己外出工作的决定，“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见得很凄然”——她只是脸色凄然地面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以致涓生觉得子君“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即使是新女性子君也难于迈出外出工作的那一步，而是将自己的重心放在喂油鸡、喂阿随、蒸馒头、煮饭等家庭琐事上，将自己封锁在家庭空间之中，在涓生忠告她自己不吃也罢，不必如此操劳时，子君神色反而凄然，这也许是子君自幼在原生家庭中接收到的传统思想作祟，认为自己就是要伺候涓生的日常饮食。子君的退缩最终使涓生感到厌烦，导致他们感情的破裂。子君空间解放的不成功，与她的性格、自幼在原生家庭受到的教育有一定关系。同时，笔者认为这也与同居后涓生对子君教导的疏忽有很大关系。涓生没有利用子君对自己的崇拜进一步督促子君的思想解放，而是迷失在对子君的占有中。之后子君离开吉兆胡同回到叔父家，标志着其由一个拥有相对自由的家庭空间回归到原生的封闭家庭空间，标志着子君空间解放的彻底失败，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时代女性生存的状态。

三、文本构建下的女性解放

细读《伤逝》我们可以注意到子君与涓生获得新知识的前后次序问题，文中提到的新知识、新道德是涓生讲与子君的，涓生是作为一个“灌输者”“造物主”存在的，而子君则是“被灌输者”“被创造者”。在涓生对子君灌输洗脑自认为成功后，即子君向家人提出“我是我自己的”时，他产生了“说不出的狂喜”，并认为“……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通过鲁迅先生这一段的描写，不由得使我们产生联想：涓生是真的爱子君吗？笔者认为，在涓生的“狂喜”之下不仅仅是对于自己获得爱情的喜悦，更多的是出于发现自己将子君改造成功后的狂喜，是造物主创造出新物品一般的狂喜，而在造物主（涓生）眼中，他所创造出的物品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涓生对于子君，除了喜欢之外，更多的是潜意识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欲。这也就可以解釋为什么二人同居之后，涓生就不再对子君进行新思想的教育了，在二人产生矛盾后，涓生对子君态度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原来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转变为“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大半倒是为她”的抱怨。同时“造物主”涓生也无法忍受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来自其他事物的挑战，子君的爱应是全部属于“创造”出她的自己，所以当自觉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巴儿狗和油鸡之间”，涓生多次抗争和催逼，终于使油鸡们成为盘中餐，但这也使子君失去了一个心理依托。面对子君失去油鸡的伤心，涓生丝毫不予理会，只是感慨子君“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即使杀掉了油鸡，涓生也放不过阿随，将它埋在了西郊的一个土坑里。处理掉油鸡与阿随，使子君失去了枯燥生活中唯一可以缓解迷茫的途径，为二人分手埋下了祸根。

结合上文，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涓生与子君是那个时代影响下的男女青年的缩影，鲁迅先生在文本空间内不仅写出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剧，更是影射了那个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弊端。鲁迅先生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身体和空间解放受到束缚的现象，同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文本中以一种平等审视的视角极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平等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罗婷等.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鲁迅.鲁迅小说选集[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6.

[3] 路程.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的身体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5（4）.

[4]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 者： 刘鹏超，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祁晓冰，伊犁师范大学教授。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